从祈福文化到幸福指数：我看见了幸福-----郜毛德推荐

　　福到了

　　文/谭山山小秘

　　“新年快到了，福田来了，也就是‘福’来了。”这是2007年12月28日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在北京大学演讲的开场白。岁末之时说“福来了”，福田此举非常讨喜。

　　对中国人而言，经过几千年的浸淫，“福”已经成为一切美好事物和谐的集合，同时又是一种现实的存在，是社会生活必须面对的东西：健康是福，平安是福，长寿是福，食得是福，甚至吃亏也是福。好消息是福音，好居所是福地，好相貌是福相，走桃花运是艳福，连发胖也是发福。在中国人的逻辑中，自身要惜福，对他人则要不吝祝福。汉民族喜欢说“恭喜发财”、“大吉大利”，哈萨克民族的即兴祝福则感性得多：“春天来临，人间有了繁荣；春雨飘洒，人间五谷丰登。穷汉乐也无穷。如今是母鸡孵出小鸡的日子，心头的忧郁也无影无踪。”不管何类祝福，可以说，古往今来中国人对福的追求、企盼都是一致的。

　　“福”是一种美好愿望

　　古代人靠天吃饭，所以特重祈福，风调雨顺才能五谷丰登，才能生存下去。在此基础上，祈福逐渐发展成为一套完整的符号体系。祈天是帝王的事，三跪九拜，祭天祀地，以求江山永福；簪缨世家如《红楼梦》中的贾家，在自家宗祠祭拜祖宗，祈求合家团圆、家业繁盛；升斗小民没那么多讲究，但也要循例拜拜灶神，给点甜头塞住他的嘴，让他“上天言好事，下界降吉祥”。

　　《说文解字》解“福”字：“福，佑也。”只要有神灵保佑，就能逢凶化吉。所以祈福看重的是心意，祈福的对象、形式倒在其次。除夕撞钟108下是祈福，放风筝也能祈福，大观园中的小姐们放风筝，最后把风筝放走了，祈愿去了林姑娘的病根儿。再比如在湖南常德桃花源景区“摸福”，祈福者闭上眼睛去摸福寿碑上的“福”字，摸没摸到都有说道：两手摸到福，叫“洪福齐天”；一手触及，叫“福如东海”；触到石边，叫“福星高照”；如果触不到，没关系，叫“福在身边”。

　　而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五福”说法，最早见于《尚书·洪范》：“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长寿、富贵、身体健康且心灵安宁、有美德、不遭横祸而善终，这是中国人对“福”最早的具体阐释。至于后来演化为“福、禄、寿、财、喜”，则更符合世俗的要求，心灵安宁、有美德属于对精神层面的更高要求。

　　“福”是一种生存状态

　　正如《中国福文化》系列书的作者殷伟所说，一部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人们孜孜追求福禄寿喜财的历史。也因此，祈福作为中国人生活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频频在各种文字记载中出现。

　　比如拜月祈福。最著名的当然是唐明皇和杨贵妃，“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西厢记》中，崔莺莺在后花园烧香祈愿道：“此一柱香，愿化去仙人，早生天界。此一柱香，愿堂中老母身安无事。此一柱香……”没说出口的那句话被红娘一语道破：“愿姐姐早寻个姐夫。”而在《三国演义》中，因为貂蝉的月下一拜，祷告上天愿为国家分忧，由此有了后面一大段精彩文字。

　　祈福的时、地不拘，形式更是五花八门。像《红楼梦》中，贾宝玉逃席拜祭金钏儿，就在尼姑庵中的井台上焚香默祝，拜是拜得不伦不类，但心意拳拳。这倒和林黛玉的拜祭观相合：“这王十朋也不通得很，不管在哪里祭一祭罢了，必定跑到江边上来做什么？俗话说：‘赌物思人’，天下的水总归是一源，不拘哪里的水舀一碗，看着哭去，也就尽情了。”曹雪芹还借贾宝玉之口说，最恨那些俗人不知来龙去脉就胡乱盖庙供神。这其实反映了中国人对于祈福实用主义的一面，不管什么神什么灵，求了再说，有没有效果且两说，心理安慰作用其实更大。

　　这也是老百姓对待苦难的一种调适方式。尽管不断有学者对这种自欺欺人表示质疑，比如冯骥才在《100个人的10年》一书前言中说，“小百姓习惯用抹掉记忆的方式对付苦难。但是，如此乐观未必是一个民族的优长，或许是种可爱的愚昧”；但敢于直面惨淡人生的勇士的下场是不妙的，作为小百姓还是寄希望于从祈福中得到慰藉，比较现实。

　　祈福与洋节的Crossover

　　祈福既然是一套完整的符号系统，自然需要传承。这些传统，在“破四旧”时毁掉一大批，老辈人死了一茬又一茬，又毁掉好些。在这种背景下生长的 60年代、70年代生人，本来就对那套繁琐的祈福系统不甚了了，因而在改革开放国门开放之后，他们几乎是以迫不及待的心情投向了圣诞节、情人节这些洋玩意儿。

　　以北京为例，1995年以前圣诞节对北京人来说还是很陌生，即便有高级酒店操办圣诞晚宴，参与者也是老外居多，中国人绝少参加。而到了现在，北京没有一家高级酒店会放过圣诞节，大多数酒店在五六月的时候就开始筹划圣诞活动，到12月就全面进入圣诞季，到处充斥着避都避不开的圣诞氛围。现在过洋节的风气更盛，国人不仅过圣诞节、情人节、万圣节，就连只有美国、加拿大人才过的感恩节也不排斥。更有些年轻人坚持，如果一定要过节，那就只过这两个节：圣诞节和情人节。

　　有些学者因此忧心忡忡，觉得西风压倒了东风。于是先是有十博士联名倡议慎对圣诞节，接着有学者提出应该将春节列为申遗对象，以抢救濒于灭亡的传统春节民俗。学者们其实错怪了洋节。洋节的风行，一方面是中国人对传统节日的自我摈弃，比如都说“冬至大如年”，但除了在广东等少数省份，又有多少人一定要过冬至？另一方面，中国人对于洋节持实用的拿来主义态度，像圣诞节在西方是一个和家人团聚的、类似于我们的春节的节日，但在中国，圣诞节成了玩乐节、血拼节，情人节同样如此。所以有评论说，世俗的中国人甩掉了洋节的文化内核，使它们成为时髦的集体狂欢的凭藉和载体。或者换句话说，就是为自己的快乐找一个出口。

　　于是，将传统的祈福形式和洋节crossover的天才尝试出现了。在广州的大学城，大学生在平安夜当天放孔明灯祈福，还引来了围观的市民，因为有市民从来没看见过孔明灯。在海南三亚的南山旅游区，专为情人节推出撞吉祥钟、系心愿带、抱佛脚、以观音为媒情定南山的活动；在杭州的万松书院，七夕花灯祈福活动被操办成了一次单身女性Party，参与的女孩把QQ号写在花灯所附的心愿卡上，祈祷早日遇到意中人。而受到圣诞老人从烟囱里冒出来的启发，有江苏的民俗学者建议把传统的灶王爷打造成中国版的圣诞老人，重过“灶王节”。归根结底，中国人已经把洋节当成自己的节日来过了。

　　如何量化幸福

　　和“福文化”一样，“幸福学”、“幸福指数”都是近年来才出现的新名词，不过中国人理解起来并无障碍：不就是传统的“福”嘛。可以说，人的终极目标就在于追求幸福，以往人们是通过祈福的方式去获得，是被动的；现在则通过经济学的、计量的方式去把握和创造幸福，是主动的。

　　在幸福学(Hedonomics)研究者、美国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教授奚恺元看来，幸福学是一门研究如何将幸福长期最大化的学问，他发现，人们往往高估钱的重要性，许多人以为钱多会使他更幸福，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但这个道理，中国人早就懂了，那就是“福”应该是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结合。《尚书·洪范》所描述的五福，一方面是物质层面的富贵、长寿，一方面则是精神层面的心灵安宁、有美德，而二者的和谐集合才是“福”。即便在后来五福被世俗化为“福、禄、寿、财、喜”，“财”的位置也排得很后，并不是幸福与否的决定性因素。

　　奚恺元教授的贡献在于，他是最早将“国民幸福指数(Gross National Happiness，简称GNH)”的衡量方法引入中国的学者之一。从2004年开始，他就和《瞭望东方周刊》合作，对中国城市进行幸福指数调查研究。而山东省委党校的邢占军教授则早在2000年就开始着手幸福指数测量表的制作，从2002年起主持幸福指数测量工作。在邢占军教授看来，幸福不幸福是个人的心理体验，幸福指数则是一种执政理念。他认为，近年来有很多地方政府将提高老百姓的幸福感纳入政府工作报告，政府领导人不仅要重视GDP和财政收入，更要管一方百姓的幸福指数，这是件好事。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则从2004年起每年一次在全国展开幸福指数调查，根据零点的调查结果，最有钱、最穷的人不是最幸福的，小康的人最幸福；大城市、农村的人不是最幸福的，中小城市的人比较幸福。也就是说，“不多不少”的人最幸福。奚恺元教授和《瞭望东方周刊》合作的中国城市幸福指数调查，杭州连续三年被认为是最具幸福感的城市，和零点的调查结果互为呼应。

　　总而言之，不管是传统的“福”观念还是现代的“幸福感”等新词，古往今来，人们对幸福的追求不会变，为人民谋福祉也仍然是国家职责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