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服务行业整体上不成熟的根源

在中国由于没有科学的议会制度，使得中国大部分决策过程是不太民主的。使得中国的服务行业整体上不科学和极端的不成熟。例如，在中国以人为本的观念尚未完全形成的时候，中国的证券市场是为国家工业的发展筹集建设资金的。中国股市当时国家最初的政策，都是向国家机构和当时的国营企业倾斜的，明显有利于企业的发展，主要是为中国的企业筹集发展资金搭建的平台；而不是像世界其他国家一样，为了有钱人的资金或闲散资金入市炒作获利。在这一点上，外国的股市是保护投资者利益的，而中国的股市是保护融资者利益的。这实质上欺骗了老百姓，不管老百姓有没有钱兼。结果，所有大型的国营企业，不管需要不需要资金，都拼命上市圈钱，只要可以圈到钱，就不管是挥霍也好、随便盖酒店楼堂馆所也好、拍脑门，上一些没有经过严格论证的失败项目也好等，再也没有人去过问了。可能某些个人通过这些项目发大财，国家遭受重大损失，企业亏损，甚至停牌、退市以至最后上市公司倒闭等等再也没有人管。股民遭受重大损失，没有人来承担法律责任。然后是重组、兼并等等黑幕，甚至是许多大型国企最后变成私人公司，买壳上市，进行新一轮的投机，和新一轮的圈钱。普通股民的利益根本无人过问，上市公司不管盈利还是不盈利，都不分红，分红也是增持新股，进一步套股民的钱。所以，几年下来大部分股民总平均是亏损的。
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曾发表文章指出，当前，中国证券市场对实体经济贡献甚小；其在中国所起的最主要的作用，是拉大贫富差距。当前，我国股市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信息灵通人士”，充分利用“信息不对称”，疯狂掠夺缺乏可靠信息来源的普通股民；二是利用由特权所攫取的“原始股”，大量占有普通股民的财富。当前我国约有5800万股民，其中约有10%的人群，是股市上的获利者。为什么中国证券市场融资的实绩如此之低？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证券市场本质上是一个投机市场。一些研究者认为，证券市场上的换手率是衡量股票市场投机性的重要标志。例如，1996年，美国的股票市场换手率是52%，东京是27%，韩国是91%，伦敦是58%，香港是54%，泰国是30%，新加坡是40%，台湾是243%，而上海是591%，深圳是902%，这也就是说，每年换手9次！在中国的股市里，股民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傻子，他们不可能永远在股市里亏钱，所以股民对炒股的兴趣越来越低，许多人退出了股市。导致虽然中国经济高速的发展，可中国股市却反其道而行之，越来越低迷和萧条，股市一落千丈，无论谁也救不起市来，使国家急需的巨额建设资金从股市中蒸发掉。当前的中国证券市值已达到GDP的70%，亦即已高达6万至7万亿之多。但是，10年来企业从股票市场筹集的资金累计仅约4000亿元，2001年的融资实绩还不到1000亿元。理论上，“上市是企业融资成本最低的一种方式”，因为是虚拟增值吗，而实际上，“在中国证券市场上融资比从银行贷款、发企业债券成本更高”。无论谁、无论他出于什么目的，只要损害了老百姓的利益，最终受害的还是国家的利益。股市的最大目的应该是，让参与炒股的老百姓赚钱，只有老百姓赚到钱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炒股，才能把股市炒热，才会产生虚拟的资本升值，老百姓手里有了钱，才可能真正拉动消费市场、促进经济增长，企业也可以从炒得火热的股市中顺便融到资金。我们不能够把本末弄倒置了，老百姓特别是中小股民不能赚钱的股市永远不会真正的热起来。
西方国家的股市是由于股民投机有钱兼而自然形成的，也就是说西方国家的股市是为了股民有钱赚而存在而发展的。他们的股市的所有政策都是向股民倾斜的和从保护股民利益出发的，对上市公司的要求和监管都是十分严格的，所以才会吸引大批的公司和个人红红火火地去炒股。这是中国股市与国外股市的本质的区别，也是中国与西方人权观念的根本区别。在中国政治体制不作必要的改革的时候，官商勾结黑幕重重，所有有利益的事情都是暗箱操作，任何对股市利好和利空的信息，肯定会被泄露，只有少数人从中得利，而大部份中小股民信息非常滞后和不对称，只能靠那些拿大公司好处过活的所谓专家的骗子们任意去误导；普通老百姓进入股市的唯一作用就是往里面添钱。
鉴于中国的股市现状，积重难返，再长期维持下去没有多大意义，还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应该推倒重来。这并不是说将上海股市和深圳股市整个推倒，这样会给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太大的影响，这没有必要，而是把他们的管辖权下放给上海市和广东省，让他们自己来处理，进行改革也好、放开搞活也好、自生自灭好，只要别再让老百姓往里面扔钱就好了，让市场来决定。在第三地，中国再重新开一个全新的股市，比如在北京，建立普通的股市也好，或者建立纳斯达克式的高科技风险投资股市也好，由实际情况来决定。让长期等待上市的几百家甚至可以是上千家大中型公司集中上市，包括那些等待上市的非流通股。总之，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越多越好。上市公司定价越低越好，最好统统在两三块钱左右，给股票升值留出足够的空间。而且一开市就是一个国际资金直接可以进入的国际级股市，所有运作按国际标准进行、聘用国外的高级股市经理人，甚至可以考虑干脆购买国外现成股市。我想，新的股市一定会出现类似中国股市在深圳第一次开盘的火爆场面，而且会一路上涨维持很长时间，只要小心维护，就可以带动整个中国股市和金融市场重新火爆起来。吸取以前股市的所有的经验教训，建立全新的运作机制，建立严格的监督机制和信息披露机制，由国际知名的财务公司对上市公司进行严格的监管。当然，这种严格公开的监管制度的建立，前提条件是中国进行必要的政治体制改革，不然的话，中国的股市永远是黑幕重重、腐败严重。
其实，中国证监会只要把好一个关就可以了，就是打算上市的公司上市的头几年里，如果不能让股民赚钱、到年底不能给股民分红，就不准他上市；已经上市的公司，如果发现它严重亏损，先查他的信息披露是否及时，如果发现他有欺骗股民的事实，应首先让他清偿中小股民的利益的前提下，才能让他退市，并给以重罚。加大上市公司这一侧的上市成本和上市风险性，使那些不是因为的确有好的项目、好的专利、好的市场前景的产品，确实缺少资金的大型公司，你追着它，它都不敢轻易上市。因为上市公司不仅从股市中融到资金，同时还增加了责任和义务，如果经营不好，不小心坑害了股民，搞不好要使自己倾家荡产。市场经济是讲究公平原则的，股市无论对于股民或者是上市公司都应该公平对待。证监会的脚色，应该是股民与上市公司之间的裁判，并成为小股民这样一个弱势群体的代言人，起到类似股民协会性质的组织的作用，维护股民的利益。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维护国家及国有大公司的利益。伤害了中国股民，也就是害了中国股市。只要你能够使中小股民平均起来有钱赚，保证你股市能够火起来，炒到充满泡沫为止，大家都有钱赚。
另外，中国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上市公司也是有问题的。我们知道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正在进行中，大部分国企在体制上是有缺陷的，充满了蛀虫和漏洞。只要有少数人有好处，就不再按正常的经济规律办事，所以，由这样的主体构成的中国股市必定也是畸形的。还由于中国的上市制度是明显的有利于企业和大公司的，即有利于筹集资金一方。所以中国的股市无法让外国公司真正进入中国股市，只要他们一进入，就会出现把中国股民口袋中的钱洗劫一空的局面。中小股民处于无人保护的可怜局面。实际上，如果中国的股市不能允许外国公司上市，没有把它搞成世界性金融中心的远期目标，中国的股市就是炒得火热，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的作用也不大。因为中国企业的融资主要通过银行，中国的虚拟经济炒得过高、经济泡沫太多，反而会影响中国经济的稳定性和中国制造业等实物经济的增长。和中国股市相同的还有中国的保险市场、中国的专利市场甚致中国的银行业，都是只收钱不保护交钱者利益的，甚至是坑害他们利益的。外国人进入这些领域，都是很容易获得暴利、并损害中国公司和老百姓的权益。
中国保险业最初建立的目的和股市一样，也是为了筹集资金，是为了救灾和救助而筹集资金。总之，是为了赚钱而不是为承保人真正提供保护，实际上成为纳税的另一种补充形式。这种资金过大范围的挪用，对于普通保俭人来说是不公平的，甚至是违法的。再加上中国体制上的问题和黑箱操作，严重地损害了被保险人的利益，使得大多数中国的保险人没有从保险中得到明显的好处，参加保险的人越来越少，使得中国保险业的发展受到了阻碍。比如，一条参加过保险的海船，每次在海上遇到风浪，丢几个救生圈或者一两个救生筏是常有的事。而船方会向保险公司报上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各种各样的损失，然后就请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来吃饭，“洗脚”、“按摩”等，商定拿到保险赔付款后的回扣比例，于是船方总可以拿到大大超过损失的保险赔付。类似现象，也同样地存在于涉及上亿元资金的大款相救灾索赔的项目上，严重地影响了人们参加保险的积极性。由于中国保险业的垄断经营，钱太容易赚了，那些在盈亏线附近的利润的和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医疗、养老等等保俭根本没有人愿意去做，只能国家包起来做。而国家的财力是有限的，对社会的稳定、安定及市场消费的信心，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严重制约了经济改革的进一步发展。
和中国股市一样，中国也没有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专利制度。我们的专利制度几乎是照抄国外发达国家综合性的版本。它没有考虑我国的具体情况，并不适合于像我们这样的具有转轨背景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不利于中国发明的主力军：普通中小型发明的发明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国的发明者会发现，他们不但要用他们的智慧和才能辛辛苦苦地搞发明，他们还要用他们的全部财产去做样品，去做推广，而他们中绝大多数，最后都落得两手空空的地步。一项专利的申请、代理费和样品制作费最少也要一两万元，然后就是推广，参加一个展览会都要几千和上万元，专利保护的头三年里各种推广费用最少要好几万块，而中国不成熟的技术市场，各种盗版和侵权行为泛滥。只要他看明白了，他自己马上就会去作、去生产，决不会来买你的专利。你要和他打官司，那是绝对得不偿失的。实际上，中国这么大，小规模的生产你根本不可能发现。在专利推广和中介的市场上，更是鱼龙混杂，问题多多。许多公司更是把专利发明人作为市场来开发，从他们身上骗取专利推广和中介费用。这里，不乏中央一级的知名的大的媒体和报社，索取不等的专利中介和宣传费用，但几乎从来没有转让成功的信息反馈。每个专利发明人，每年可收到几十甚至几百封以各种各样理由要钱的信，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是骗钱的，比如谎称你的专利在国外某发明展获奖，交钱就可以拿奖、你的专利被国外某公司看中，要交几千元或几万元作专利资料翻译或评诂的费用，有的就直接和你要钱作为在网上和展览会上代理推广的费用，有的则为你出书，如什么《名人大全》拉，《发明家大全》拉等等，这些情况下，只要你给了钱都是有去无回的。
各种展览会也是只收钱不管效果的，大部分展览会设在组织者愿意去的旅游胜地，并不是发明者愿意去的中小型工业集中的城市；有的展览会只管卖摊位，根本没有去做宣传，所以开展后根本没有人来看，于是只好参展商间互相之间看看算了。或者展览城市组织当地的中小学生来看一看，也算没有冷场。多数展览会上评奖也是交钱就评，奖项变得毫无意义。那些公费参展的单位，参展人员第一天发资料发名片，第二天报评奖资料，第三、四天展位上已无人，或请私人展位上的人代为照看、代发资料，全都参加会议组织者作为创收而组织的旅游项目去了，第五天拿到评到的奖项就开始撤展，只是苦了那些差旅费、展位费、会务费、展板费全部要自己花的个人发明者。许多展览会组织者只顾收钱，根本没有认真准备，展位大部分卖不出去，干脆招一些小贩来卖东西，把展览会搞成集市，或让几种不相关的展览加在一起进行，很少有需要技术的厂家来看这种展览，所以发明人花钱不少却没有任何效果。
所以中国的专利实施率是非常之低的，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转让出去，大多也都是入不敷出。而三年以后，专利发明者会突然发现自己面临必须放弃专利的选择，因为专利维持费会成倍地增长。实际上，中国专利的大部份是在专利申请第三年后，由于交不起专利费用而放弃的，成为不受保护的外国人随便用的公开的技术。于是，一个中等收入的家庭被自己的发明搞得几乎倾家荡产，两手空空。最可惜的是，那些非常有市场潜力的创造发明和专利项目，被不成熟的中国技术市场所扼杀。中国许多优秀的发明创造，由于没有政府的支持，个人大多数情况下是没有能力在国外申请专利的，从而也无法给中国人带来巨大的、应该有的利益，所以也极少有外国公司购买中国人的专利技术。每年中国人放弃的专利浩瀚如海，造成惊人的经济损失，令人痛心。这一不符合中国国情的专利制度，也助长了中国的不尊重知识产权的社会风气，和假冒仿造的盛行。同样也是这模仿外国人的专利制度，却可以几乎是完善的保护国外大公司在中国的利益，这些公司在中国申请的专利，每年迫使中国企业交出数百亿人民币的专利使用费，同时使中国的高技术产业遭受重大的经济损失，造成外国公司和名牌在中国市场上严重的技术垄断现状。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只有两个行业持续涨价。这就是医疗行业、和出版行业，这两个行业涨价的原因，就是因为国家统得过死。解决的办法，就是放开。比如，科学技术书籍是完全可以放开的。但是在医疗领域，在我们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以后，几乎所有的商品价格已经放开，而主要的处方药品价格却一直在国家的控制之下，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怪事，一种悲哀。说明我们医疗行业的改革特别是放开，要走的路还很长。其实，医药价格过高完全是流通领域的问题。因为中国的医院体制基本上是官办体制，所以改革相对于其他行业更落后，贪污腐败和管理上的不透明也比其他行业更多。解决的办法也很简单，就是彻底解决药品采购的黑箱操作的问题，尽快实施药品采购公开化透明化就可以解决问题。比如，建立像证券中心或者期货公司那样的大型的药品网上招标采购批发中心，所有药品的出厂价格公开在网上，各种药品的价格浮动。由于采购量的不同和供求关系即时地发生变化，药厂也可以根据网上药品的价格的即时变化而尽快安排生产，获取利润，同时也平抑药价。药店禁售处方药的方式，也是有利于大医院的垄断行为，是损害普通百姓利益的。患者的知情权也必须得到充分的保障，医院各个科室开出的老百姓看不懂的处方，必须由专门的划价窗口和翻译软件转换成老百姓能够看懂的全国统一的中文打印处方，因为，按国家规定在中国出售的商品，必须有中文标识。提高处方的透明度，并还给老百姓在医院内部药房取药和在医院外其它药房取药的选择权。老百姓凭着这个药方，可以到全国任一家药房和医院取到所需的药品。
对医药行业，政府的严格准入和审批似乎是正确的，其实这和我们的大学很难考入却很容易毕业，犯了同一个毛病。我们可以放宽资金准入，而严格药品的通过。我觉得国家可以在这个行业和对待农业的态度一样实行免税，使这个行业成为赚钱的行业，允许各种各样渠道的资金进入，包括外资和民间资金，使这个行业像房地产行业一样过热起来。鼓励有合法行医执照的人开办个人外科诊所，国家给以低息贷款与以支持。对所有各种有条件的小医院进行系统的外科手术培训，给以低息贷款配备必需的手术设备和人员，使这些医院都具备做常规手术的能力，限制大医院做常规小手术，做到只有难度高的大手术才到中型和大型医院去做，普通常规手术和急救性手术在所有的小医院里头都可以完成，并形成不同层次的收费和消费选择，鼓励普通百姓到小医院去做手术。解决现在有的地方出现的，大医院人满为患，许多小的医院和诊所冷冷清清，医疗资源不能充分利用的现象。做到不论有钱人还是没有钱的人，都看得起病，做得起手术。在全国各地的医学院校，大幅度扩招外科学生，以及各类医疗人才，使国民人均外科大夫的比例得到显著的增加。大力发展民族的医疗设备产业，遏制由于高回扣导致的大医院医疗设备的进口化、高档化的浪费老百姓辛辛苦苦赚来的救命钱的趋势，国内自行配套手术室全套基本设备。从根本上扭转医疗资源不足的现状。要想叫老百姓看病的费用真正降下来，最根本的办法是，有实力的医生和医院足够多，形成买方市场，进行有效的竞争才能使价格降下来。要想达到这个目的，一是要开放市场，二是要政策倾斜。只有这样才可能使医疗费用逐步降下来。从另一方面说，国家必须给每一个人，至少是每一个没有土地但有固定户口的城镇人，一份国家补贴的强制性医疗保险，用来保障老百姓遇到大病时有最基本的抢救和治疗，同时也可以拉动整个医疗市场。设立有抵押或有担保的医疗贷款，用以解决老百姓看不起病的燃眉之急。
在中国，老百姓最关心的不是养老保险，因为这种日常的消费可以降得很低，一般情况下会有亲人负担。实际上只要一个人还爬的动，总是可以讨到吃喝的。最令人头痛的事是，一旦有了病，老百姓的生活就完全处在失控的状态，现在贵得惊人的医疗费用，有多少人能看的起，就算看得起也必将弄得许多家庭倾家荡产。这种由垄断形成的宰人的医疗制度不改革，将会严重影响社会的安定。同时医院为了创收给患者开过多没有用的药和不必要的检查，给中国的医疗市场和普通的老百姓有限的资金造成巨大的浪费，药物的滥用对中国人普遍的身体健康实际上是有害的。医疗走向了它维持人们身体健康的反面，医疗完全走向市场，而资本主义的市场是不讲人性和道德的恶性竞争的金钱的天下，最终被损害的是人类的自身的利益。
在医疗保险方面，应彻底取消全部医疗福利；每个人公平的参加医疗保险，鼓励大医院的医生出来开诊所；对有经验但没有执照的个人行医者，像我们对待会计一样进行强制培训提高后核发执照并由大医院进行监管。鼓励外资在国内开办医院、参与医疗保险市场，打破国营医院的垄断经营，放开医药市场，鼓励药厂公平竞争，只要做好查禁假药的工作就行。同一种药按质量大厂生产的卖100元的话，小厂生产的卖10元就可以，让消费者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来分层选择，国家不要定太高的标准。打破医药公司和药品连锁店垄断式的经营方式，首先把药价降下来，给医院造成压力。总之，让百姓住差一点的医院，总比没钱在家里等死要好。医疗消费要像商业中国营大商场与个体小商店一样，拉开消费档次，各取所需，但人人都有病可医。这就像文革其间，我们培养了大批没有任何执照的赤脚医生以解决医务人员不足，大力推广中草药以解决经费不足一样。当时，我们并没有感到看病难，只是服务态度不好罢了。如果要保留医疗福利，就由国家给每一个公民公平的参加一份最低的可累加的基本医疗保险。
中国全民体制的体育产业，也基本上是由官办的产业。这个行业的改革明显落后于其它行业，问题多多黑箱操作，以完完全全演变成一个中国耗资最大的为政治目的服务的形象工程。它不但和老百姓全民的健康水平没有明显的关系，而且还占用了全国成千上万的用纳税人的钱建成的原本是用来给老百姓用于建身的公共体育场馆；而超强度的体育训练又给成千上万的运动员造成许多终身的伤病，也打乱了他们青少年时正常的学习过程，给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以后就业带来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造成了中国的巨大的人力资源的浪费；使体育运动走向畸形，走向它普遍提高中国人民的健康水平的反面。我们希望北京奥运会以后，中国体育产业的改革也必须向世界其它国家体育产业的通常的做法靠拢，这样对于同时参加国际比赛的其它国家的、几乎完全以自费为主的运动员才公平。使体育运动产业不再那么功利，还体育运动是为了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本职。
在中国由于许多具有垄断性质的事物存在，使得许多行业畸形发展，严重背离薄利多销的现代规模经济发展规律，而是靠垄断和囤积居奇来维持某一个行业，形成许多利益集团，严重阻碍这些行业像其他行业一样的快速发展。形成许多病态的萎缩的或者说是发展不充分的行业。比如在电影行业当中，由于大的国营电影公司垄断发行业务，电影票越卖越贵，可看电影的人却越来越少。比如，在医疗行业收费越来越贵，可看得起病的人却越来越少，使许多家庭经常面临家破人亡的窘境。比如，图书行业各种书籍的标价越标越高，而真正买得起书的学子却越来越少，人们不得不转向互联网或盗版光碟等较为廉价的信息获取渠道，甚至去到地摊上去买三、五元一本的盗版书籍。在中国的平均门诊费用和看电影的费用，他们的比较价格都出现大大高于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怪事，严重阻碍了这些行业的快速发展。就像我们经常朝笑的个别小贩一样“一件衣服摆三年也卖不出去，但是一旦买出去可已吃三年。” 我想，这就是在中国不是“以量取胜”，而是希望通过以垄断价格取胜的畸形发育甚至萎缩的某些市场的现状。这其中包括医疗和药品市场、电影市场、出版市场、唱片市场等等。
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一个正统的教育体系，可以开展普及的、有规模的和比较市场化的教育。中国清末废除的科考制度，实际上是二千年以来使中国的封建制度得以正常运行的优秀的选官制度。这个制度废除以后，直到现在中国也没有找到相对科学合理的选拔官员的方式，所以官员的腐败率相对于历史上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中国在一段时间内民主政治无法建立，找不到更好地选官制度，都可以考虑在创新的基础上，恢复传统的科考制度来进行高级公务员的选拔。中国取消了相对科学的选官制度，却保留了科考的考试方法并将其应用于现代教育，既影响了中国选官的科学性，也压制了中国人才教育的创造性。中国新建的教育制度却沿袭了中国考官制度的方式和构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官僚体系。国家大一统的教育制度，是这一教育缺乏竞争的跟源。没有竞争，死水一潭，特别是中国教育商品化、市场化以后，除了收费比原来高，课程越来越像就业培训班以外，与原计划经济时的教育方法、考试方法和格局无大的差别。
中国的教育产业化改革，说穿了，就是教育商业化和资本主义化，是对中国人的“有教无类”的传统的背离。实际上，也背离了一切民主的原则，在正式的录取手续上，剥夺了穷人受教育的基本权利。造成上事实上的穷人和富人在受教育的权利上的不平等，也必定将进一步拉大中国的贫富差距。在中国的学校，收费越来越高，并且收费及其混乱。出现有些城市的初中收费经常大大高于高中收费，而某些名牌的高中收费又大大高于大学的收费的怪现象，越来越多的农村学生上不起学，特别是上不起高等学校。就算上得起学，学校已经被分成三六九等，低档的中学大学录取率很低，不适应应试教育的现状，也严重背离了我们一天到晚高喊的教育平等的一切原则。教师变成了社会的较高收入阶层，学校成为当地最漂亮的建筑，而越来越多的学生，却像我们曾经痛斥过的、解放前的站在学校窗外偷看有钱人家里的孩子读书的穷人家的孩子一样，无法走进我们今天的学校。
我们要想改变中国人与西方人的差别，也就是东方人种和西方人种的差别，教育可能是唯一的手段。只有通过长期的开放式的教育，民主、人的基本权利和平等的教育，才能够改掉亚洲人在尊重个性、尊重生命和创造性方面的缺陷。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经济上和高科技方面真正赶上西方。因此，国家在允许进行高收费优质的贵族教育的同时，必须保证足够数量和质量的免费的基本的高等教育比例。国家首先在大学内部实行民主管理的改革，还应鼓励教育领域里的竞争，并开放社会办学、开放并大比例增加外国人独资或合资办学，特别是开办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之外的外国人独资的大学；不要忘了我国许多著名大学最初为外国人开办。我们要引进教育资金、教育人才和设备，更重要的是新的教育思维。国家拔一定资金给这些学校，以维持公平竞争，促使中国的教育多元化 ，特别是要鼓励真正有水平的外资和公、私立学校甚至大学中的某些专业，在中国大一统的考试体制和应试教育体系之外，招收具有培养前途的学生进行培养并核发有实力的文凭。打被实质上的垄断，使中国的教育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教育的目的应该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类知识和创造性地培养，因为创造性是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二是民主意识与社会责任感的培养，因为民主的社会秩序是人类创造性得以发挥的必要条件，也是人类能够长期稳定发展不走入歧途的前提，社会责任感则是维持社会和谐进步的必要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