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长征途中女性如何应对爱情、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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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前红军的长征是一个时空广袤的大舞台，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25军四支队伍中，都有女红军的出色表现。
中央红军：女性参加长征要体检男女两性之比为2700:1
中央红军离开红都瑞金西进的时候，共有8.6万多人，随队而行的女红军有32人，男性和女性的比例约为2700:1。
这32位女红军都是有案可稽的，她们是：蔡畅、邓颖超、康克清、贺子珍、刘英、刘群先、李坚真、李伯钊、钱希均、陈慧清、廖似光、谢飞、周越华、邓六金、金维映、危拱之、王泉媛、李桂英、甘棠、危秀英、谢小梅、钟月林、吴富莲、杨厚珍、肖月华、李建华、曾玉、刘彩香、丘一（益）涵、吴仲廉、彭儒、黄长娇。
经过组织批准的名单只有30人。这就意味着她们之中有两位并不是经组织批准参加长征的，而是自己偷偷去的。这两个人中，可以肯定有一个是曾玉，另一位就说法不一，无从考证了。
那么，究竟符合什么条件的女性才能参加长征呢？
当时中央内部规定了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是共产党员，思想政治上绝对可靠；第二必须有独立工作的能力，会做群众工作；第三身体强壮，能适应艰苦的环境。符合前两个条件的女性，就会接到去苏区医院体检的通知。
共有100多位女红军成为拿到体检通知的幸运儿。但经过医生一番严格的扣诊、听诊、验血、照X光等一系列检查，身体最终合格的只有20人。另外没有经过体检、或者说不需要经过体检就直接列入名单的10位女性，是中央苏区党政军领导的红25军有“七仙女” 四方面军有妇女独立师
红25军、红二、四方面军对参加长征女性的遴选，并不像中央红军那样严格。
中央红军出发一个月后，红25军也告别了大别山区。从鄂豫皖出发的近3000人中，只有周东屏、戴觉敏、余国清、田喜兰、曾纪兰、张桂香、曹宗楷7名女性，她们的职业比较单一，都是随军医院的护士，男女之比约为428:1。因为职业是“白衣天使”，人们称呼她们为“七仙女”。
1935年11月19日，任弼时、贺龙率领红二、六军团（后合编成红二方面军）离开湘西开始长征。行列中的女性有李贞、陈琮英、戚元德、陈罗英、马忆湘、周雪林、蹇先任、蹇先佛、曾纪（红）林、胡越强、张四妹、伍秋姑、石芝、马积莲、范庆芳、杜玉珍、秦金美、朱国英、张金莲、尹菊英、李智等21名女性。她们有干部、机要员、宣传队员、护理员、炊事员等。她们没有单独编队，也没有统一的组织，而是被分散在各个单位。参加长征的女红军，以红四方面军为最多。
1935年春天，红四方面军突破嘉陵江西进时，队伍中有2000多名女红军，主要集中在妇女工兵营、方面军总医院、剧团、妇女独立团和妇女学校等单位。其中妇女独立团人数最多，约1200余人。1935年2月，独立团扩编为师，人数最多时达2500多人。妇女独立团和独立师是人民军队历史上最早的成建制的团以上女性作战部队。
红四方面军的女性因为参加了战斗，人数减少幅度较大。其中1936年2月在翻越党岭雪山的时候减员最多，妇女独立师仅剩下1000多人，不得不恢复独立团的建制。部队沿途又吸收了一些妇女（包括少数民族妇女）加入，到达陕甘宁时，女性恢复到将近 2000人，其中的1300人被编成妇女先锋团，随西路军西征，在河西走廊血战100天之后，最后只有不到300人活着返回陕北。由于人数众多、牺牲太大，这里无法一一列举出她们的名字。有的女红军根本没有留下名字。走，抑或是留？对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女性来说，是党组织的考验。对于每一位参加或者被留下的女性而言，走与留关乎着她们未来的命运。
中央红军和红二方面军、红25军中随队而行的女性，除个别脱队以外，绝大多数都安全到达了目的地，其中相当部分日后都成了党、国家、军队以及各行各业的领导；而那些留下来的女性，则命运多舛。红四方面军中的女性则刚好相反：出发时2000多名，平安到达陕北的只有300多人。
中央红军经过批准参加长征的30位女性中，有10位是直接进了名单的，她们是重要领导人的妻子。如李德、博古、周恩来是当时的“三人团”，他们的妻子肖月华、刘群先和邓颖超在其中，中央苏区创始人毛泽东、朱德的妻子贺子珍、康克清，当时中央各部的负责人李富春、凯丰、李维汉、邓发、毛泽民的妻子蔡畅、廖似光、金维映、陈慧清、钱希钧也在其中。这10人中，肖月华、康克清、金维映、钱希钧身体没什么大问题；而邓颖超患有严重的肺病，身体虚弱，她自己曾提出留在苏区不给部队增加麻烦；刘群先于长征前不久，头部在国民党的空袭中被弹片击伤，从而导致了流产；贺子珍、廖似光和陈慧清已经怀孕，在长征中还生了孩子（周子昆的爱人曾玉就是因为怀孕而没有被批准参加长征）；蔡畅患有严重的胃病，体检是过不了关的。 不过，这10个人也有她们必走的原因。她们担任着比较重要的职务：邓颖超时任中央局秘书长，蔡畅是江西省工农监察委员会主席，刘群先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长，金维映是军委武装总动员部副部长，陈慧清是闽粤省委书记，贺子珍是军委的机要秘书。点评：女性奇迹 辉煌表现
参加70年前长征的女性人数，红一、二方面军和红25军都比较明确，共计约60名；红四方面军确切的数字已经无法统计（因途中常有增减），最多时为2500人。那么参加红军长征的所有女性应该不足3000名。
对参加长征的女性，无论是领导人、党史战史学家、文学艺术家等都不吝惜赞美之词。确实，她们用鲜血和生命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妇女运动史上的奇迹；同时，也挑战了女性在恶劣环境中生存的极限。
长征给她们提供了舞台，她们在这舞台上创造了伟大和光荣，并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留了辉煌的一页。
长征中的女性也有着人间的七情六欲，她们中有许多已经为人妻，而且正值育龄，她们渴望着与自己心爱的人有爱情的结晶。但无休止的征战和恶劣的自然环境，却把女性神圣的权利变成了一场噩梦。
由于当年的物质条件和科学水平所限，遍查红色革命根据地的史料，均没有发现关于避孕和节育的记载。因此，在最不合时宜的时刻来到人间的婴儿，就成了最无辜的受难者，他们的母亲，也就成了付出巨大代价的最令人心碎的母亲。 为让产妇顺利分娩 阻击的战士付出了生命长征出发前，中央红军做了严格规定：路上谁也不准带孩子，不论职务多高。这体现了决策者的一个基本判断：此次西征转移的时间，不会比怀孕生育的周期更长。所有参加长征的母亲都把孩子留在了根据地。
始料不及的是，一些生命已经在母体中孕育。十月怀胎，瓜熟蒂落，而长征的终点却还遥不可及。
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和邓发的妻子陈慧清是最先体验征途分娩和骨肉分离之苦的女性。
在红军渡过赤水河后的一个雨夜，贺子珍在路边的茅屋里临盆。警卫员用平时洗脸兼盛饭用的脸盆给婴儿洗了身子，据说第二天用来打饭时，盆沿儿还沾着血迹。孩子寄养在老乡家的时候，带队的董必武特意留下了30块大洋、两块烟土和一封亲笔信说明情况。贺子珍不久就在空袭中被炸伤，身上中了17块弹片，一直到去世时体内仍残留着弹片。
同样在过赤水河之时，陈慧清也分娩了。由于难产，她疼得在地上直打滚，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用骂丈夫的方法减轻痛苦。长征过云南的时候，邓发曾让她留在当地百姓家，她没有答应：这里没有群众基础，语言又不通，留下就意味着死亡。
产妇的宫缩和追敌的枪声一阵紧似一阵，董必武派人告诉断后的红五军团董振堂：女红军正在生孩子，请他务必顶住。董振堂命令一个团的战士勇猛阻击，顶了两个多小时，直到生完孩子才撤下来。有的指挥员不理解：为了一个婴儿，牺牲这么多战士值得吗？董振堂说：“我们革命打仗，不就是为了孩子的未来吗？” 第一位女将军为什么终生没孩子贺子珍和陈慧清接近预产期的时候，李贞和甘泗淇正在任弼时的主持下，举行着简朴而又热烈的婚礼。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1.7万余人从桑植出发开始长征。李贞身为六军团组织部长，此时已怀孕3个月。组织上动员她留在根据地，她哭着要求随队，表示爬也要跟上红军，保证不增加部队麻烦。果然，配给她的勤务兵被她派到前线，马匹送给了伤病员，帐篷则与其他战友共用。
1936年7月中旬，部队进入茫茫草地，草地没有净水，也没有给养。过度劳累加上营养不良，使怀孕7个月的李贞早产。
产妇没有营养补充，没有奶水是必然的。小生命含着干瘪的乳头饿得哇哇直哭。热心的战友们送来了破衣服做尿布，送来了他们自己也舍不得吃的青稞面，但这无法解决根本问题。还没走出草地，这个可怜的小生命便夭折了。
孩子夭折、产后虚脱、疾患侵袭，重重打击使李贞倒下了，她常常昏迷不醒。艰苦生活严重摧残了她的身心，这位后来新中国第一位被授军衔的女将军一生没有留下孩子。
即将分娩的女性指挥着部队突围
红四方面军中参加长征的女性最多，经历最为曲折复杂，面临的生育问题也最大。究竟共有多少女性产下多少婴儿，没有人确切统计过。
张琴秋早年在上海读书期间，结识了浙江同乡沈雁冰（茅盾）和他的弟弟沈泽民，并于1925年11月与沈泽民结婚。沈泽民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中央委员，后担任中央住鄂豫皖分局书记、鄂豫皖分局常委兼鄂豫皖省委书记。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苏区之后，他被留下打游击，1933年11月底因肺病加疟疾而病逝。
沈泽民牺牲后，张琴秋同方面军政委陈昌浩结了婚。长征途中她也怀了孕。1937年1月下旬，西路军总部直属队遭到敌人伏击，身为政治部组织部长的张琴秋却腹痛阵阵，快要分娩了。她是忍着剧痛，顽强指挥部队突围的。后来孩子也没有留下来。
在卫生和医疗条件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人们常说妇女生孩子是一只脚跨进地狱之门。长征中的产妇，恐怕大半个身子都已经进了死亡之门。产妇是如此，孩子更是如此。据掩埋过孩子遗体的红军战士回忆，孩子死去的时候，小小的拳头基本上都是紧握的，仿佛表达着对这个世界的不满。 活着的婴儿 是年龄最小的长征参与者长征中也有个别婴儿幸运地活了下来，并且跟随父母完成了长征，他们成了年龄最小的长征参与者。
红二方面军的长征队伍中，有一对漂亮的姊妹花，姐姐叫蹇先任，妹妹叫蹇先佛。姐姐嫁给了贺龙，妹妹则嫁给了副总指挥萧克。姊妹俩本是名门闺秀，姐姐还是湘西革命根据地第一个女红军，1929年就参加了在当地打游击的贺龙的部队，成为部队的文化教员，被贺龙尊称为“蹇先生”。1935年11月，部队出发前20天，蹇先任生下了一个女婴。此时恰好前方传来胜利的捷报，姨夫萧克给孩子取名为贺捷生。
二方面军长征采取了休整一段再跃进一段的方式，因此个别婴儿被允许携带行军，小捷生就是被母亲用布带绑在怀里，随队出征的。有时一晚上要转移七八次，掉队就可能被俘，蹇先任背着女儿在漆黑的夜里翻山越岭，身上跌得伤痕累累，衣服被荆棘划得破烂不堪。怕女儿哭声大招来敌人，母亲就把婴儿用布裹在胸前，只要孩子一哭，就用奶头堵住孩子的嘴，有一次孩子被憋得脸色青紫，母亲真是心痛如刀绞。
蹇先佛在松潘草地生下了一个男婴，姐姐蹇先任亲手接生。李伯钊把自己仅剩的一点粮食送给了产妇，自己却饿得差点走不出草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蹇先佛担心拖累萧克和部队，就带着孩子走了8天，到了中央所在地保安。
二方面军在阿坝地区进入草地时，任弼时的妻子陈琮英快要临产了。趟过一条齐腰深的河之后，受到凉水的刺激，她的孩子在苗家的羊圈里呱呱坠地了，任弼时为女儿起名“远征”。分娩过程极不顺利，幸亏接生的中央红色医院院长傅连暲医术高超才转危为安。这对夫妻共生育了9个子女，其中5个都在斗争环境中夭折失散。任弼时把采到的野菜，嫩的留给陈琮英，老的留下自己吃。
点评：母性伟大 艰苦难忘
廖承志在长征胜利30年之后，根据自己亲眼所见，画了一幅长征中母亲给新生婴儿喂奶的画，送给女儿廖茗，并附言道：“你们是在温暖暖、软绵绵的温室中长大的，千万要警惕，不要忘了本。”
女性分娩之痛是暂时的，但通过长征所表现出来的母性之伟大，却是永恒的。长征中牺牲了无数生命，却又是为了解救更多的生命，女红军们的艰难生育同样也体现出这一点 两万五千里长征，关键在于行，其他可以说都是围绕行。除了走路，女性同男性一样，还要面对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吃饭、穿衣、睡觉等等。这些女性她们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呢？
行军速度慢曾引来不满
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女性，准备时间并不充裕。在一些女性的印象中，来不及做什么准备就匆匆出发了。
她们每人带15斤的东西，其中包括5斤粮食。所有的东西被打成一个背包，外加一个挎包，里边装着几件换洗的衣服和简单的日用品，每个人的腰带上还挂了一个搪瓷缸，走起路来叮当作响。
她们与男红军相比，随身带的东西并不算多，但她们的行军速度慢，依然达不到要求.本来对女性随军就有偏见的男性，对她们拖后腿颇有微词也就不难理解了。
速度慢也不能全怨她们，她们所在的干部休养连几乎集中了所有老幼病残。
最初的长征途中，她们享受到了别人享受不到的礼遇：规定好的行军序列不允许任何人插队，但却可以为干部休养连一路绿灯，就连中央领导也不例外，站在路旁向她们行注目礼。 坚决“不得8块钱”
女红军的行军队伍分了又合，合了又分，过了遵义之后，就不再会因为行军速度的问题受人诟病了，人们更关注的是，她们如何在恶劣的条件下生存下去。
邓六金长征到贵州时患了痢疾，两天不到就走不动路了。领导劝她留在老乡家养病，她坚决地说：“哪怕是死，也要死在队伍里！”
当时有“8块钱”之说：实在走不动的伤员，按规定给8块光洋寄养在当地老百姓家里，后果往往是被杀被抓，或因伤病得不到治疗而死。因此，女红军的行军口号朴素而简单：“不掉队，不带花，不当俘虏，不得8块钱”。
曾给康克清当过警卫员的女兵罗坤年仅13岁，她带11个红小鬼外出宣传，回来时部队已北上。这十几个女孩子组织起来追赶，沿途靠乞讨生活，又躲过野兽袭击和人贩子，战胜了疾病、饥饿，历时3个多月终于追上部队。
藏族女红军姜秀英的脚趾被冻坏了，为了跟上行军队伍，她从老乡家借来斧头，毅然把溃烂的脚趾砍掉了。
最头痛来例假 “三寸金莲”过雪山
在行军途中，女红军的衣食住行几乎都是原始标准。阴雨天被淋得像落汤鸡，在严重缺水地区脸上又常蒙着一层灰尘。恶劣的条件使得女红军的性别意识淡化。她们最头痛的是来例假。当时在敌人的尾追下部队不停地赶路，尽管腹部绞痛、两腿发抖，但捂着肚子也得一步一步往前挪。住宿时，三五个人挤在一起，还要躺在潮湿的土地上。女红军危秀英居然练出了站着睡觉的本事。
四方面军担任妇女运输连连长的王泽南，是一位裹着小脚走路的女性。在过雪山的时候，她曾唱过这样一首歌来鼓励其他红军战士：“裹脚要用布和棕，包得不紧又不松。到了山顶莫停留，革命道路不能停。”最后，她硬是凭着“三寸金莲”征服了千山万水。牛皮鞋底做成“一菜一汤”
长征之初，吃的问题并不突出。出发时大家都带足了干粮，在人烟稠密区获得食物也比较方便。1935年初，红军在贵州猴场过阳历新年的时候，女红军们还炖了一大锅菜，做了糯米糍粑，大家美美地吃了一顿。在晚饭后的篝火晚会上，还有从当地杂货店里买来的花生、瓜子享用。
但女性在过草地的时候，无一例外地领略到了自然环境的严酷。女红军汪荣华回忆道：“深秋来临，寒风凛冽，我们身着单衣，在无垠的沼泽地里行军，两脚泡在又臭又冷的水里，粮食越来越少，不几天，我们就把刚进草地时带的一袋青稞面和一块鸡蛋大的盐巴吃光了。大家只得吃野菜，有的把脸都吃肿了。最后连野菜也不好找到，只好找来一些牛皮，把皮上的毛烧掉，用水煮着吃。”
如何使牛皮鞋底成为“美味佳肴”？乐观开朗的女性编了一首歌来传唱：“牛皮鞋底六寸长，草地中间好干粮；开水煮来别有味，野火烧后分外香。两寸拿来熬野菜，两寸拿来做清汤；一菜一汤好花样，留下两寸战友尝。”
女性在“牛粪里刨食”
她们为了生存，甚至从牛粪堆里拣粮食吃。女红军钟月林、钱希钧和谢飞三人在一家藏民宅子里嚼着苦涩的野菜，细心的谢飞发现楼下牛粪堆里夹杂着一些没有消化掉的麦粒。起初她们还有点嫌脏，但饥饿的滋味更可怕。她们顾不上牛粪上还爬着蛆虫，开始拣麦粒，很快就拣了两三斤。她们把麦粒拿到河边仔细洗干净，然后放到锅里去炒，金黄的麦粒就变成了美味的食品。
过草地的时候，一位男性红军指挥员曾经提出要用半块香皂来换谢飞手中的一把熟麦粒，谢飞没有换，而是白送了他一把。
她们几乎什么都吃过，茴茴草、松菌、清水煮树皮、草根、皮带、皮帽。有一次，李伯钊把刘少奇采来的野烟叶子当成萝卜缨子，吃掉后差点中毒 “欢迎尼姑革命”
长征的女性一个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头上长满了虱子。彭德怀曾开玩笑说：“无虱不成军，没有虱子的不算长征干部!”无论男女，无论职务高低，宿营时都有一项“功课”，就是捉虱子，谁也不笑话谁。徐特立还编过“捉虱舞”，亲自表演。
女性的长发是肯定不能留的，因为在作战时要防止被敌军认出是女的，也因为卫生问题。女性营养不良，第二性征没有了，住宿到女房东屋里，还会闹出误会。曾经发生过女红军宽衣解带，让当地妇女“验明正身”的事情。一些女性干脆剃成光头。她们平时戴着帽子，休息时一些调皮的男战士偷偷将她们的帽子揭掉，大喊“尼姑，尼姑”、“欢迎尼姑革命”，女性恼怒和尴尬的神情，变成男性开心的笑料。
点评：正视事实 女性伟大
长征中的女性有着耀眼的光彩，却也有些人遭受到不公，但这些绝不会有损于她们的伟大，也不会有损于长征的伟大。
遗憾的是，以往关于长征的著述中，或者受史料局限，或者出于“为尊者讳、为贤者隐”的善意，对女性的不尊重鲜有涉及。
是继续隐瞒还是正视这些事实，拷问着治史者的良知。
在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的今天，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让这种遗憾再持续下去？通过长征中妇女的经历也可以看出，要消除对女性的不尊重，使妇女在社会上得到彻底解放，确实需要经历很长远的历程！ 长征中，除红四方面军外，其他几支红军部队都没有妇女作战部队编制，她们多被编在后勤、卫生分队，主要从事机要、秘书、卫生、党团妇女工作。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可以回避直接的战斗。
红四方面军编内的妇女独立师占了长征妇女的绝大多数，妇女也是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康克清：朱德身边的神枪手
中央红军中的女性不多，她们没有多少机会直接参战，但还是学习了刺杀、射击等本领。如康克清在红军中有“女司令”的威名。毕业于瑞金红军学校的她原本打算领兵打仗，但组织上让她留在朱德身边，负责起朱德的保卫任务，因为她还是个身经百战的神枪手。
1935年春的土城之战打得很惨烈，就连作为火种保留的军委干部团也投入了战斗，伤亡100多人。女战士们也被卷入战斗。当时天正下着雨，道路泥泞不堪，在地势狭窄的山坡上，身为司令部直属队指导员的康克清掩护部队撤退。子弹呼啸着从她的头上掠过，康克清拼命射击，最后子弹打光了，险些被俘，连自己的背包都被敌人夺了去。
“小钢炮”刘坚：当面顶撞张国焘
长征途中，被张国焘关押的廖承志、罗世文等人，是经过康克清的秘密调查弄清事实，然后通过朱德、周恩来与张国焘的交涉，才得以被释放的。
张国焘分裂红军南下，郭天民等人传播了红一方面军北上告捷的消息。张国焘在左路军党的活动分子会上，准备对他们进行“帮助”。素有“小钢炮”之称的红四方面军妇女部长刘坚在会上仗义执言，使郭天民等人免于遭受残酷的打击。1936年秋，在洮州召开的“西进”动员会上，又是这门“小钢炮”出面反对张国焘的“西进”计划，力主北上。敢在会上当面顶撞刚愎自用的张国焘，确实需要过人的胆识。 三大主力会师时，李伯钊在甘肃洮州遇到了代表党中央来迎接二、四方面军的彭德怀。彭德怀吩咐她设法搞到张国焘的松岗会议记录，那上边有他另立“中央”、分裂红军的证据。李伯钊与张国焘在莫斯科时就已经相识，她也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到左路军进行慰问动员，后来随四方面军南下，比较熟悉情况。她找到担任会议记录的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傅钟当即表示这个记录应当交给党中央。在会宁会师后，记录本经由她的手转交给彭德怀，张国焘的分裂错误不久得到了清算。
王新兰：11岁川妹子走长征
在长征路上，剧团往返部队演出途中，经常会遭遇反动地方武装的袭击，剧团中许多正值豆蔻年华的少女就此献出了生命。
长征中年龄最小的女红军就出自宣传队，她就是川妹子王新兰，当时年仅11岁。叔叔王维舟是中共早期党员，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也加入了共产党。姐姐王新国在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宣传委员会工作，妹妹王新兰则在宣传队当宣传员。
行军途中，王新兰身背一条线毯、腰别一把横笛，手拄一根木棍，和战友一起穿山越岭。爬雪山，她拉着马尾巴；过草地，她趴在红军大哥哥的肩膀上，从不掉队。只要有机会，她就会立在风口、路边，为战友们送歌献舞，加油鼓劲。
张琴秋：精通五国文字的红军女师长在红军作战部队中担任最高职务的女性，当属张琴秋。她曾参加过五四运动，后来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后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还是中共西北局成员中唯一的女性。
1933年，由鄂豫皖西征进入川北的红四方面军，建立了通江县妇女独立营，翌年扩编成独立团。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开始长征，独立团扩编为独立师，共有2500多人，张琴秋担任师长。她曾率妇女独立营创造过“五百农妇缴白军一个团”的奇迹，成了“精通五国文字”能文能武的传奇人物。
军史记载，红四方面军的妇女独立团在强渡嘉陵江的战役中，参加了攻打剑门关的战斗，激战两昼夜，取得了重大战果。作战的时候，女红军们用乌泥涂黑脸，剪掉长发，以防被敌人发现是女兵。
腊子口之战是妇女独立团付出较大牺牲的战斗。敌人在30米宽的山口上部署了一个营的兵力，后面又有100多藏族土司骑兵尾追。独立团的女兵和500多名伤病员被堵在峡谷之中。一个连的女红军身背大刀，手握步枪，向敌人发起进攻。担任断后的一个排女兵由副连长谭怀明率领，与100多敌兵展开了肉搏，战场上寒光闪烁，到处鲜血喷涌。经过血战，红军伤员安全通过腊子口，而女战士则牺牲了70多人，大部分人连姓名也没留下。
西路军渡黄河西进的时候，1300多名女红军改编成妇女先锋团，女战士多来自红四方面军，团长和政委是红一方面军的王泉媛和吴富莲。已任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的张琴秋也随队西征。女红军团血战河西走廊，最终全军覆没于祁连山麓，张琴秋在突围时被俘，身份暴露，被马步芳解送到南京邀功。全面抗战开始后，在周恩来营救下，她最终回到了延安。
点评：建制取消 勇敢长存
成建制的红军女性作战部队，无论是在长征史还是妇女解放史上，都留下了浓彩重墨的一笔。
她们作战不可谓不勇敢。但由于女性的生理特点以及其他种种原因，这种建制的作战部队后来没有保留下来。 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央军委根据红军时期的经验教训，指示不要再建立单独的妇女部队。长征中的“妇女独立师”、“妇女先锋团”都成了历史的名词，再也没有出现在人民军队的作战序列中。以往的组织形式虽然没了，但当年红军女战士英勇无畏的行为，已经成为一种精神财富。
参加长征的红军战士，大都在24岁以下。
男红军血气方刚，女红军风华正茂，他（她）们正面临性和爱的问题，更何况中国当时还有早婚早育的习惯。
由于环境艰苦、营养不良，女性的性生理受到严重的影响，很多人甚至连月经也停了。但女性渴望爱和被爱的天性，是压抑不住的。
长征中红军夫妻的名单
下面是一份参加长征的女性及其丈夫的名单，名单并不全面，后来也有过一些婚变。
长征前就已认识和结婚的：邓颖超－周恩来，蔡畅－李富春，刘群先－博古，康克清－朱德，贺子珍－毛泽东，金维映－李维汉，钱希钧－毛泽民，李伯钊－杨尚昆，陈慧清－邓发，周越华－贺诚，廖似光－凯丰，肖月华－李德，谢小梅－罗明，曾玉－周子昆，蹇先任－贺龙，蹇先佛－萧克……
长征中或长征后结婚的则有：李坚真－邓振询，刘英－张闻天，邓六金－曾山，刘彩香－毕占云，王泉媛－王首道，张琴秋－陈昌浩，谢飞－刘少奇，钟月林－宋任穷，陈真仁－傅连暲，李桂英－余泽鸿，张文－洪学智，周东屏－徐海东，汪荣华－刘伯承，吴顺英－马树良，谭怀明－张忠，谢觉哉－王定国，李开芬－朱良才，马忆湘－晏福生…… 在艰苦的长征途中，夫妻之间仍设法保持着深厚的关爱之情。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患肺结核不停地咳血，周恩来百忙之中常看望她，反复叮嘱保重。过草地前，周恩来高烧昏迷不醒，邓颖超则抱病守护，用冰块做局部冷敷以降低体温。
朱德和妻子康克清在长征中始终在一起，康克清不仅在生活上照顾朱德，而且还成了贴身“警卫”。
任弼时与陈琮英是指腹为婚的“娃娃亲”，在长征中也相互鼓励走完了全程。任弼时患重病，没有人抬担架，由一个战士背着他行军；陈琮英就跟在后面用双手抬着他的脚，翻过一座又一座高山。
不离不弃——长征中的爱情终于结果
长征途中，身材娇小的刘英拒绝了张闻天的求爱。她当时认为，男男女女在一起工作，根本没有两性那种感情。他们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在一起生活，有时甚至在同一张床上睡觉。大家都不脱衣服。长征到了瓦窑堡，稳定下来之后，两人才结了婚，共同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的风风雨雨。
汪荣华与刘伯承在长征中相识，在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结束长征的前夕，两人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只有一只眼睛的“军神”1972年双目失明，1973年丧失思维能力，1975年丧失生活自理能力，但却活到1986年95岁高龄。50多年的坎坷曲折，没有妻子的体贴关怀，是很难想象的。 1935年10月，周东屏在陕北永坪镇嫁给了她精心护理多日的徐海东。没有聘礼，但许多领导人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婚后，徐海东卧病在床30余年，周东屏也守护了30多年。李贞虽然因为长征失去生育能力，与甘泗淇没有一个亲生子女，但却收养了20多位烈士的遗孤，被贺龙称赞为“两个模范干部，一对革命夫妻”。
很多女性的结局带有悲剧色彩
因为种种原因，也有长征夫妻并没有白头偕老，而是劳燕分飞。
结婚名单中没有列入危拱之与叶剑英，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没有维持多久。危拱之是瑞金红军学校俱乐部主任，因“托派”问题曾被开除了党籍，在军委四局局长叶剑英的努力下，她才参加长征。长征结束之后，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凡是经过长征考验的，不管历史上受过什么处分，都可以恢复党籍。于是她被恢复了党籍。后来在延安整风中，危拱之又被诬为特务，她又以自杀以示抗议（未成），后来被洗去了冤屈。新中国成立前后，她曾担任过赤峰市委书记，但不久就得了严重的肺结核失去工作能力，“文革”中遭受迫害，长期瘫痪卧床后不幸去世。
抗战开始后，贺子珍、刘群先、金维映等去苏联治病；她们的离去，或多或少都与家庭矛盾和情感纠葛有关。
金维映长着一头黑发、脸皮白净。她与李维汉于1934年在瑞金结婚，去苏联治病期间因为和苏方人员发生争吵，被送进一家精神病院进行强制治疗。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德国飞机轰炸莫斯科，金维映牺牲于战火之中。
刘群先拖着病弱的身子走完了远征路程。抗战爆发后，她同博古先后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重庆办事处工作。博古在中央苏区和长征初期指挥失误，给革命造成了很大损失，心情郁闷；刘群先与博古情感上的危机也日渐加深，她的精神终于崩溃。1939年，刘群先被安排去苏联治疗，也被送进精神病院。1941年在苏联卫国战争的莫斯科保卫战期间，刘群先失踪，从此生死不明，被认定为牺牲于德军轰炸。 张国焘：恋爱耽误时间，全靠碰运气红军队伍中男多女少，两性比例严重失调，职务比较高、年龄比较大的男性在择偶方面有着一定的优先权，这是可以理解的。
如此一来，女性就处在被挑选的地位，她们的情感因素往往被忽略，加之思想工作做得不够，有“拉郎配”之嫌，这使她们很难接受，也为她们日后婚姻的不幸埋下伏笔。
红军左右路分兵之后，身为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对朱德总司令的夫人康克清谈过这样一段话：“现在革命工作那么忙，哪有时间自由恋爱、自由结婚？红四方面军虽说吸收了不少女同志，还是男多女少。男同志够上结婚条件的，碰上哪个女同志，就可以同她结婚，不管女的愿不愿意，用不着讲什么美不美、丑不丑，有没有文化，性格如何。谈恋爱耽误时间，全靠碰运气，这就没有不公平的问题了。”
张国焘这种不尊重妇女的态度，理所当然地遭到康克清的反对。她马上反驳道：“不管怎么讲，在我们革命队伍里结婚，起码要做到双方自愿，毕竟‘捆绑不成夫妻’！”
张国焘对爱情与婚姻的观点，与《西游记》中猪八戒“撞天婚”颇有些相似，实际上就是打着“革命”旗号的“包办婚姻”的翻版，只不过由“家长包办”变成了“组织包办”。虽然今天看来荒唐，但当时在以男性为主的军旅中，还是有一定市场的。
点评：女性解放 爱情动人
战火中的爱情，往往把最真挚最淳朴的本质的美展现出来，这不是长征的点缀，而是长征的一部分。共产党人的民主革命，包含着妇女解放的重要内容，而妇女解放又包含着恋爱、结婚和离婚的自由。
无论这些爱情的结局是否圆满，都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