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前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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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勃列日涅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4）
一位名叫济金的论者同样既讲成就，也讲问题。他在《勃列日涅夫是社会主义的敌人》一文中说，尽管改革年代多数人都把勃列日涅夫时期看做停滞时期，但是苏联的经济状况证明情况完全相反。他说：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建了十六亿平方米住房，这相当于1980年苏联全部住房的44％。一亿六千万人分到了新的住房。在军事上与世界上最发达和最强大的国家美国达到了势均力敌的程度。苏联一系列关键性和高技术部门，诸如航空、造船、金属加工、动力工程等，居于世界领先地位。高速进行了道路建筑，快速发展了住房公用事业，对犯罪活动进行了严厉的打击。正是在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小汽车生产急剧增加。几乎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藏书--这在西方也是罕见的现象。他接着说，“与此同时，存在着停滞”，它“发生在精英身上，在社会的思想道德气候上”，许多人对“克里姆林宫的老人们”多少年来一直高谈阔论党的作用感到厌烦，许多迫切的生活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这一点给人民群众造成“苏维埃制度具有根本缺陷的印象”，引起了他们的不满。他还说，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愈来愈根据“对上级领导人个人的忠诚”作为选拔干部的原则，“上层本身几乎没有变化，而在它下面立即形成了一个不负责任的名利之徒的阶层”，而在上层人物当中“自上而下消灭社会主义的思想最终占了上风”，“在这样的条件下必然会有戈尔巴乔夫掌权的结局”。因此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死亡和苏联的覆灭，在很大程度上是勃列日涅夫集团和他本人的“功劳”。与利加乔夫相比，他对勃列日涅夫的错误和失算及其产生的后果看得更严重些。
上面讲的是最近俄罗斯舆论界对勃列日涅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看法。那么普通人民群众是什么态度呢？2006年12月9～10日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会在44个联邦主体的100个居民点询问了1500人，有61％的人认为勃列日涅夫执政年代是安居乐业的时期，17％的人不那么认为。在问到如何评价这位总书记的历史作用时，50％的人认为他在历史上起了积极作用，16％的人认为他起的是消极作用。调查时，还向被询问者提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提到勃列日涅夫时你产生哪些感情、思想和联想？有2/3的人做了回答。他们说得最多的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生活得很好，大家都有工作，比较富裕。14％的人觉得这是“黄金时代”；8％的人说，提到勃列日涅夫，他们就产生“最好的回忆”、“非常好的联想和感情”，认为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特点是稳定、有秩序、平静；3％的人怀念那个时期；3％的人称勃列日涅夫是“好人”，“杰出的领导人和经济管理人员”，“强有力的政治家和领袖”；2％的人提到免费教育和公费医疗；1％的人提到巨大的建筑工程、富裕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1％的人谈到低廉的物价；1％的人谈到苏联那时是伟大的强国。总的说来，反面的议论要少得多。6％的人称勃列日涅夫时期为“停滞时期”，说“全国处于停滞状态”，是一个“泥潭”；5％的人说他们产生很不愉快的联想：“讨厌”、“恶感”、“厌恶”、“没有什么好的东西”；2％的人想起了“商品短缺，货架空空”；1％的人对总书记本人提出批评；1％的人指出他对奖赏的爱好等等。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民众对勃列日涅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看法和评价基本上是与舆论界人士吻合的。
在调查中还问被调查的人，他们希望把勃列日涅夫时期生活中的哪些特点移植到今天来，哪些特点不希望见到，有2/3的人做了回答，结果是：14％和12％的人分别希望把免费教育和享受公费医疗放到今天来，11％的人希望能实现充分就业，9％的人希望价格低廉，7％的人希望能得到像样的工资和养老金，6％的人希望能得到免费住房。特别要指出的是，13％的人提到能有过去那样的稳定和对明天的信心。在说到今天不希望见到过去的哪些特点时，18％的人提到商品短缺、排长队和发票证，6％的人提到缺乏言论自由和其他自由以及政治上的强制，3％的人不希望有“铁幕”，2％的人不希望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和实行平均主义”。尽管多数人认为勃列日涅夫时期是“旧日的好时光”，但是把它与今天相比时，只有41％的人认为它好于今天，而认为今天更可取的人占31％，前者的优势并不明显。而在问到是否可让国家回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去时，只有36％的人赞成，反对者却占42％。《俄罗斯报》就此调查结果发表了题为《我们喜欢，但不愿意》一文，说俄罗斯人怀念社会主义，可是选择资本主义。这说明俄罗斯人的心态是矛盾的。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矛盾的心态，值得深思。
二
根据以上所说，勃列日涅夫时期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又有严重的失误以及由此产生的矛盾和问题，因此笼统地称之为“停滞时期”，可能不符合实际；而把它叫做“黄金时代”，也未免言过其实。于是卡拉-穆尔扎提出是否可称为“黄金的'停滞'”（“золотой'застой'”）的问题。这个说法比较费解，而且问题不仅在于名称。如果再仔细考察一下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8个年头，那么可以发现，前期与后期有明显的差别。前期显得比较有生气，取得的成就比较突出，后期则死气沉沉，许多消极现象大多出现在这个时期，或者这些现象前期虽已存在，但到后期变得更加严重。俄罗斯早就有人提出存在两个勃列日涅夫的问题。曾任《真理报》总编的阿法纳西耶夫说：我头脑中有两个勃列日涅夫，一个是1976年夏季以前，即在他身患重病之前的勃列日涅夫；另一个是那个夏季以后的勃列日涅夫。前一个勃列日涅夫是一个精力充沛、活跃、有所作为的人……后一个勃列日涅夫则是一个重病缠身、不爱活动、少言寡语、不善思索的人，他的敏感和感伤达到了病态的程度，尤其喜欢阿谀奉承、贪图荣誉、奖赏和礼品。被称为“安德罗波夫和勃列日涅夫的终身顾问”、曾担任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所长的阿尔巴托夫也说：“我所知的勃列日涅夫有两个：病前的和病后的。”他进一步解释说，“这并不是说一个是好的，另一个是坏的”，他具有“内行的机关工作人员固有的一切通病”，但也有“超出大多数人之上的若干才能，他善于倾听意见，就任之初对自己的能力有清醒而不夸大的估计；政治上的谨慎和持重，刻意回避冲突、尽可能通过协商谋求和解--对外政策方面如此，对内政策方面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而“疾病使身上的优点逐渐枯萎，接着是大部分消失，而缺点则迅速发展起来”。曾担任苏共中央某部专家组组长、多次参加过苏共中央重要文件起草的鲍文的说法也与上述二人相似，他说：“我知道两个勃列日涅夫--早期的和晚期的。”根据他的了解，早期的勃列日涅夫比较谦虚，从来不羞于说他有不知道的事，可以和他争论，可以说服他，他不摆首长的架子，比较平易近人。晚期的勃列日涅夫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他有病，因而爱生气，听不进反对意见，不再参加文件的起草，常常一个人待在别墅里，只让少数几个人去见他，特别喜欢勋章、称号和赞扬。这就是说，疾病不仅使勃列日涅夫身体变得虚弱，而且思想上和精神上发生了重大变化。 如何看待勃列日涅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5）
根据了解情况的人的回忆，勃列日涅夫的病情是逐步加重的。曾先后担任卫生部第四管理局局长和卫生部部长、被称为“御医”的恰佐夫在他的回忆录《健康与权力》里说，1957年勃列日涅夫的心脏出现过小的变化，不过只是一个病灶，从那时起没有发生过心肌梗塞和中风。外界关于他患心脏病的传说不确。1968年8月，他在与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谈判时突然语言不清，浑身无力，第一次发出了中枢神经系统机能弱化的信号。从1973年春天起，开始周期性发作，而且由于过量服用安眠药而变得愈来愈严重。1974年11月勃列日涅夫到远东军事基地与美国总统福特会晤时再次发病，从此一蹶不振，无法正常工作。如果在时间上做一个大致的划分，那么从1964年10月到1974年10月这10年是他身体健康或基本上健康、尚未丧失工作能力的时期，而从1974年11月到1982年11月去世的8年，他基本上是一个病人，已无法坚持正常工作了。
曾在苏共中央机关工作过的布尔拉茨基根据自己的观察，在回忆录《领袖与谋士》一书中对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不久的表现做了一些描述，他写道，当时勃列日涅夫能经常征求其他领导人的意见，给人以“平和、安详、和蔼可亲的印象”，中央书记处或主席团讨论问题时，他“几乎从来不第一个发言，让所有愿意发言的人先说，自己注意地听着，如果意见不一致，宁愿先把问题放下，再做研究，同大家商议后重新拿出来审议”，不过“在决定干部问题时，采取的是截然相反的做法”。亚历山大罗夫-阿根托夫把他与被赶下台的赫鲁晓夫做了比较，然后说道：勃列日涅夫也是一个贪图名利的活动家，但是要谨慎得多，不大自信和自负，比较喜欢听取别人的意见。不怕当众向别人请教……他也像赫鲁晓夫那样狡诈，但是看来在实现自己的意图时前后比较一贯，比较稳重，不大喜欢把自己的情绪和意图一下子显示在大家面前。当然，这个人要宽容和有耐心得多，甚至对人们怀有好意（在一定限度内）。但是他表现出的这种使人感到高兴的善意也是不无算计的……我们看到，布尔拉茨基主要讲了勃列日涅夫的表现，而亚历山大罗夫-阿根托夫则进一步揭示了他的某些性格特点。
勃列日涅夫在上台之初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没有足够的威望，地位不稳固，因此在努力培植自己的势力的同时，表现得谦虚谨慎和有民主作风，以争取更多的盟友。他甚至在小圈子里说：“领导人需要威信。请支持我吧。”自然这时他比较能够与别人合作，在领导层较快地形成了由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三人组成的被称为“三驾马车”的政治核心，党和国家的机器运转得比较正常。1964年11月16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把州、边疆区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合并的决议》，恢复了被赫鲁晓夫搞乱的政治体制。1966年4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三大撤销了1961年二十二大通过的关于干部按比例定期轮换的硬性规定，这对在一段时间内稳定干部队伍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不过到后来也产生了消极影响。在经济建设上，勃列日涅夫亲自抓农业，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从1965年开始实行柯西金主持的“新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一系列大规模的建设工程陆续上马，其中西西伯利亚油气田的发现和开发，对此后的经济发展一直起着重要作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即第八个五年计划（1966～1970）的顺利完成，给全国人民以很大鼓舞。这个五年计划被称为“黄金的五年计划”，在这五年间年均生产总值提高74％，建设了1900个大型企业。到1975年，苏联工业总产值已达到美国的工业总产值的80％，而农业总产值则达到了85％。到这时，苏联已成为欧洲第一经济大国，而在世界上则仅次于美国占第二位。军事力量的增强，使苏联成为可与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大国。与此同时，大力抓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住房公用事业。随着生产的发展，居民的生活水平有明显的提高。整个国家出现了上面多次提到过的、目前许多俄罗斯人所怀念的社会稳定和生活有保障的局面。应该说，其中有勃列日涅夫的一份功劳。
根据医生和警卫人员的回忆，勃列日涅夫病情加重后，语言发生障碍，有时说话吐字不清，思维能力衰退，丧失自制能力，性情变得暴躁易怒，行动缓慢，上下楼梯显得比较困难。为了缓解病情而服用安眠药，结果上了瘾，有时缠着医生要他多给几片。见《明天报》2004年第49期。他本来有吸烟的习惯，发病后医生开头进行限制，后来干脆禁止他吸烟。有时他烟瘾发作，忍耐不住，便叫警卫人员在他周围抽烟，使他哪怕能闻到烟味。有时他乘坐的车开过来，一打开车门，一股股烟雾随着他冒出来。他甚至在会见外国客人时也叫身旁的翻译点起烟一边吸着，一边朝他的脸上喷烟。一个国家领导人公然在外国客人面前这样做，说明他无法控制自己，不顾什么“政治影响”了。
尽管勃列日涅夫说起话来前言不搭后语，但是他作为领导人在许多场合又非说话不可，有时还要作长篇报告。当然，即使是在得病前，他在历次代表大会、中央全会上作报告以及在其他重要会议以及各种庆典上发表讲话时，也是照写作班子准备的稿子念的。得病后，当然还是按照老规矩办，不过有时不免拿错了稿子，却照念不误而自己没有发现。1981年秋，在阿塞拜疆加盟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际，勃列日涅夫来到巴库授勋。秘书班子给他准备了不同会议上讲话的稿子。在召开庆祝大会时，忙中出错，给了他一份在另一次会议上的讲话稿。勃列日涅夫专心致志地和慢条斯理地读了几分钟，完全没有理会后台有人对他的提醒，最后他的助手只好来到台上，扯了扯他的袖子，递给他另一份稿子。这时他才明白过来，笑了笑，对听众说：“同志们，这可不是我的过错！……”这句话引起了一阵笑声，有的人甚至鼓起掌来。这给严肃的庆祝大会增添了几分喜剧色彩。如何看待勃列日涅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6）
勃列日涅夫得病后，他身边的人不仅照例要给他准备长篇的讲话稿，而且要为他接见各界人士和外宾准备“会话条”，到时候由秘书或翻译根据谈话进展，把这些事先用大号字印好的条子递给他，由他“照本宣科”。如果是礼仪性的会见，这样的条子还比较容易准备；而如果他要与外国领导人会谈，那么准备起来就比较困难了，需要根据讨论的问题准备一大摞条子，甚至需要估计可能出现的情况，准备几种不同的答复。根据著名外事翻译苏霍德列夫的回忆，1979年6月勃列日涅夫在奥地利维也纳与美国总统卡特举行会谈时，事先秘书班子估计到卡特对某一个问题可能会有宽窄两种提法，做了相应的准备：如果卡特提的问题比较宽，那么勃列日涅夫就需要把整个纸条念完；如果提得比较窄，只需要念前半部分就行了。结果卡特提的问题比较窄，苏霍德列夫把纸条的后半部分划掉，递给了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念到被划掉的地方突然回过头来大声问翻译：“怎么，后半部分不需要念吗？”翻译为了让他能听得见，只好也大声地回答：“不需要，列昂尼德·伊里奇。”这样的场面在外交谈判时可能是难得一见的。
关于勃列日涅夫的这些表现一传二，二传三，迅速流传开来，出现了不少关于他的笑话。一个笑话说，勃列日涅夫听见有人敲门，赶紧从口袋里“掏出”会话条，念道：“这是谁呀？”另一个笑话说1980年莫斯科举行奥运会，勃列日涅夫手里拿着印在带有奥运会标志的纸上的讲话稿念道：“○！○！○！○！○！”旁边的人低声对他说：“这不是'○'，而是奥运会的五环标志。讲话在下面！”还有一个广泛流传的笑话，说的是勃列日涅夫在机场迎接撒切尔夫人，他照着稿子念道：“亲爱的和尊敬的英迪拉·甘地夫人！”助手低声提醒他欢迎的是撒切尔夫人。勃列日涅夫不理，又口齿不清地念了一遍。助手急了，想要纠正他，他生气地说：“我自己也知道这是撒切尔夫人，但是这里写的明明是英迪拉·甘地夫人！”一般说来，人们知道勃列日涅夫有病，他们只是觉得他的某些表现滑稽可笑，说这些笑话并无多大恶意。
然而更为严重的是，勃列日涅夫成为病人后性格发生了变化，为人处世与发病前有了很大的不同。上面提到过，勃列日涅夫本来有待人宽厚、平易近人的一面，但也有虚荣心重、贪图名利的一面，不过在理智比较健全的情况下，对不好的念头和想法能够自我克制。后来神经系统出了毛病，失去了自制力，加上这时他的地位已经得到巩固，他的任何愿望都能得到满足，于是他的性格中一些不好的东西得到了恶性的发展。
他虚荣心强的缺点突出地表现在喜欢获得各种勋章和奖章上。就所得勋章和奖章的数量来说，恐怕他超过了任何领导人和其他名人，在这方面创造了一个不大容易打破的纪录。他逝世后为他送葬的行列里，手捧他的勋章和奖章的军官多达44人。后来他的遗孀把他生前所获勋章和奖章交给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勋章处。根据历史学家罗依·梅德维杰夫的说法，他获得的各种勋章和奖章的总数为200枚，而勋章处登记的数字为114枚，其中包括列宁勋章8枚，金星奖章4枚，金质镰刀和锤子奖章1枚，红旗勋章1枚，十月革命勋章2枚，胜利勋章1枚，卫国战争一级勋章1枚，红星勋章1枚，等等，还有大量外国的勋章和奖章。多数勋章和奖章是他在晚年获得的，因为这时他毫不掩饰地表现出对勋章和奖章的浓厚兴趣，他周围的人投其所好，不断给他授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也跟着这样做。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苏联政府在他60岁生日时，首次授予他苏联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根据档案材料记载，此事是苏斯洛夫提出来的，他说：“一个星期后是列昂尼德·伊里奇的六十岁生日。我建议授予他苏联英雄称号。总书记是会高兴的。”于是苏共中央立即通过了相应的决议，交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执行。在这之后，违反最多只能三次授予该称号的规定，在已授予一次的情况下，又于1976年、1978年和1981年连续三次这样做，使勃列日涅夫这个没有建立多大战功的政工人员成为唯一的四次苏联英雄称号获得者。这种做法引起了许多老战士的不满。这还不够，1978年他又被授予苏联最高军功勋章--胜利勋章，而此勋章一般是授予战争期间指挥过大战役并取得胜利的杰出统帅的。大家知道，勃列日涅夫自己也承认没有读过马克思的书，对理论不感兴趣，没有研究过理论问题和写过理论文章，这些情况下面还要详细地讲。可是1977年11月苏联科学院却把社会科学领域的最高奖赏--卡尔·马克思金质奖章授予他，以表彰他“在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方面取得的特别具有创造性的成就”。勃列日涅夫当然也欣然接受了。所有这些做法虽然满足了勃列日涅夫病态的虚荣心，但是客观效果恰恰相反，没有提高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威望，却使他成为笑料。他被称为“勋章迷”，有人编造各种笑话来贬损他。有一个笑话是这样说的：有一次，勃列日涅夫在接受勋章后说：“同志们！有人说我给自己捞了许多奖赏，从来没有拒绝接受过。这样说不对。比如说，不久前我拒绝接受毛里塔尼亚的最高奖赏--金鼻环！”
勃列日涅夫不仅喜欢各种勋章和奖章，而且也喜欢给别人授奖。据说，他自己曾经说过：“我像一个沙皇，只不过沙皇能够赐给村庄，而我没有村庄，只能授予勋章。”他几乎给所有政治局委员和其他党政高级干部授过勋。到了晚年，他头脑糊涂到没有弄清一个人的真实身份就要授予勋章的地步。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曾任苏共中央国际部副部长、后任戈尔巴乔夫的助理的切尔尼亚耶夫在回忆录里讲过这样一件事：勃列日涅夫非常喜欢根据作家谢苗诺夫的小说改编的多集电影《春天的十七个瞬间》，看了不下20遍。有一次看到电影结尾打入敌人内部的主人公什季尔利茨接到将授予他苏联英雄称号的通知，勃列日涅夫回过头来问周围的人：“已经授予他没有？我想亲自来做这件事。”他的警卫队长里亚边科接过话头，夸奖起扮演什季尔利茨的演员吉洪诺夫来。勃列日涅夫便说：“那么为什么不说干就干呢……”过了几天，他亲自授予演员吉洪诺夫苏联英雄称号以及金星奖章和列宁勋章，完全相信这就是什季尔利茨。这种把剧中人当成实际生活中的英雄并且把苏联英雄称号授予扮演他的演员的做法，简直令人难以想象。勃列日涅夫的这些表现，不仅使人们一直看得很重的各种称号和勋章大大贬了值，甚至可以说这是对那些真正的英雄模范的贬损和亵渎。
上面说过，勃列日涅夫在战争后期被提升为少将，战后在担任总政副主任期间又提升为中将。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后，他总觉得这个军衔不符合他的身份。根据曾担任总政主任的叶皮谢夫所言，1975年的某个时候勃列日涅夫在和军队干部谈话时不止一次地说过：“人们给我写信，他们坚持认为，既然我是最高统帅，那么就应该授予我与这职位相当的军衔……一个中将不可能充当最高统帅……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社会舆论的压力很大，尤其是军人很有意见……”这实际上是假借别人的名义要求提高军衔。于是在1975年4月授予他大将军衔，一年后，即1976年5月，又授予他苏联元帅军衔，就这样，他终于圆了元帅梦。 如何看待勃列日涅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7）
当上了元帅后，他似乎还不满足。大概他认为一个领导人应该“文武双全”，于是这位文化水平不高、缺乏写作能力、自己很少写点东西的总书记希望成为一个著名作家。他约请一批特写作家和记者给他写回忆录。有幸参加此项工作的有А阿格拉诺夫斯基、А萨赫宁、В古巴列夫，可能还有А穆尔津、В阿尔达马茨基、В伊格纳坚科等人。他们写成的回忆录《小地》和《复兴》先后在《新世界》1978年第2期和第5期上发表。1978年4月13日，勃列日涅夫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希望他的战友们支持他继续发表回忆录，他又假借民意说：在会见领导干部、军人和其他同志时，他们都说“这对教育人民来说是非常有益的事”。如果政治局委员们不反对，他将“和一小批同志一起继续写回忆录”。既然他说是“对教育人民非常有益的事”，大家都表示支持，在这之后，《新世界》第11期发表了第三部回忆录《荒地》，接着这三部回忆录出了单行本并大量发行和广为宣传。苏联作家协会吸收勃列日涅夫为会员，发给他第1号新会员证，于是这位自己从来不写东西的总书记成为苏联第1号作家。1980年这三部回忆录被授予苏联最高奖列宁奖金。
勃列日涅夫在他执政的后期，如同一位俄罗斯学者所说的那样，过去深埋在心里的贪婪在他失去自制的情况下显露了出来，这表现在他变得喜欢收受各种礼物上。1976年他70岁寿辰时，出现了一个给他送礼的高潮。曾在苏共中央机关工作过的博尔金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他说：“外国使团知道总书记的嗜好，纷纷向他赠送厚礼。地方领导人也不甘落后。无须把他们赠送的字画、手笔、各种纪念杯、高档电器等礼品一一列举出来，我也不可能知道得一清二楚。”他着重讲了其中的一件礼品--雅库特人赠送的一只喝马奶用的巧伦杯。这可不是一只普通的杯子，而是一件富于民族特色的贵重艺术品。他们用罕见的特大象牙磨制出一只杯子，镶上带有银托的各种钻石和珍宝。由于工艺复杂，镶嵌和装饰工作由莫斯科首饰厂承担。这件礼品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耗费巨大，历时数月才完成，由当地领导人亲自送给勃列日涅夫。据说，在礼品展览时没有见过这只杯子，勃列日涅夫把它拿回家去了。至于说到外国人，他们得知勃列日涅夫喜爱豪华轿车后，便一辆接一辆地送上门来，最后他拥有包括德国的梅塞德斯牌、英国的罗尔斯-罗伊斯牌、法国的雪铁龙牌、美国的林肯牌等名牌轿车。
勃列日涅夫既喜欢受礼，也喜欢送礼。刚才提到过的那位博尔金对此也做了描述，他说：勃列日涅夫及其一班人每逢出行，必带大批礼品，从手表到金银饰品、香烟和器皿。中央办公厅主任НЕ克鲁奇纳曾向我讲述给地方领导人和外宾送礼的情况，礼品的价值是相当可观的。勃列日涅夫最后一次出行乌兹别克，给共和国所有领导人以及他们的副手、副手的副手、助理、速记员、打字员，甚至给开车的司机，都准备了礼物，为此花费了数十万卢布的经费。这种慷国家之慨的做法，影响极坏。上行下效，请客送礼达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这不仅浪费了大量国家钱财，而且腐蚀了一大批干部。
出身于工人家庭的勃列日涅夫，在走上领导岗位后沾染上了俄国贵族的习气，爱上了打猎，晚年更是把很大一部分时间花在这上面。他在扎维多沃狩猎场盖了带有冬季花园、游泳池和其他设施的豪华“别墅”，经常住在那里。他拥有的各种猎枪达一百多支。后来他已无力手握猎枪，但对打猎的兴趣未减，便改为由他指挥，别人射击。他直到去世前一天还在进行这项“娱乐”。他特别看重伺候他打猎的职业猎手，居然授予他将军军衔和新设立的所有三个等级的“为祖国服务”勋章。大概他认为，为他服务就是为祖国服务。
上面提到过，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初，表现得比较谦虚谨慎，待人比较和蔼，能听取别人意见，与同事们能较好的合作。到了后期，他变得主观固执，脾气暴躁，听不进不同意见，权力欲愈来愈强，总想把党政领导大权完全集中到自己手里。在他执政初期形成的所谓“三驾马车”的体制开始散架。在三人中，柯西金资历较老，能力较强，在党内和国内威信较高，勃列日涅夫一直对他怀有妒忌心理。到这时他们之间的矛盾有所激化。根据曾任政治局委员的谢列斯特回忆，勃列日涅夫曾一度想撤销柯西金的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取而代之。他把这个愿望告诉了波德戈尔内。后者表示不同意，暗地里在政治局委员中做工作，要他们不支持这样的意见。这时正逢勃列日涅夫病情加重，波德戈尔内对他说，部长会议是执行机关，工作很多，并且要对工作中出现的缺点承担责任。勃列日涅夫听后才打消了这个念头。
波德戈尔内比勃列日涅夫年长，在初期曾经给他大力支持。后来他们之间产生了意见分歧，尤其是在对美国的政策上。同时，根据格里申回忆，有一次在聚会时性格直爽的波德戈尔内当众批评了勃列日涅夫鼓励赞扬他自己的做法，两人关系进一步恶化。=于是勃列日涅夫便决定撤销波德戈尔内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务，由自己兼任。首先，他指使亲信们破坏波德戈尔内的声誉，要他们在选举出席二十五大代表时设法使波德戈尔内落选。但是波德戈尔内不仅当上了代表，而且在二十五大上仍当选为中央委员，后又在中央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勃列日涅夫看到采取这种方法未能达到目的，于是干脆指使亲信在1977年5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直截了当地提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由苏共中央总书记兼任的建议。中央全会通过了这个建议，并决定解除波德戈尔内政治局委员职务。6月1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又解除了他的主席团主席职务，宣布他将“退休”，甚至没有像通常在这样的场合所做的那样，说一句对他12年来的工作表示感谢的客套话。与此同时，勃列日涅夫与柯西金之间的明争暗斗一直没有停止。1980年他迫使柯西金以健康原因辞职，任命他的亲信吉洪诺夫担任部长会议主席，从此行政事务完全直接听命于他。到此时“三驾马车”的体制彻底崩溃。波德戈尔内“退休”时年已七十有四，柯西金下台时确实已老弱多病，他们是应该休息了。按照这个道理，勃列日涅夫这个比他们只小两三岁的老病号也应该这样做。可是他反其道而行之，却给自己揽了更多的职务。由于他早已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甚至可以说，他已基本上丧失了工作能力，因此他担负的多项职务实际上多半是由他身边的人履行的。沃尔科戈诺夫称他为“傀儡”，恐怕有点言过其实，不过说他不是名副其实的领导人，则是确实无疑的。
一位名叫济金的论者同样既讲成就，也讲问题。他在《勃列日涅夫是社会主义的敌人》一文中说，尽管改革年代多数人都把勃列日涅夫时期看做停滞时期，但是苏联的经济状况证明情况完全相反。他说：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建了十六亿平方米住房，这相当于1980年苏联全部住房的44％。一亿六千万人分到了新的住房。在军事上与世界上最发达和最强大的国家美国达到了势均力敌的程度。苏联一系列关键性和高技术部门，诸如航空、造船、金属加工、动力工程等，居于世界领先地位。高速进行了道路建筑，快速发展了住房公用事业，对犯罪活动进行了严厉的打击。正是在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小汽车生产急剧增加。几乎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藏书--这在西方也是罕见的现象。他接着说，“与此同时，存在着停滞”，它“发生在精英身上，在社会的思想道德气候上”，许多人对“克里姆林宫的老人们”多少年来一直高谈阔论党的作用感到厌烦，许多迫切的生活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这一点给人民群众造成“苏维埃制度具有根本缺陷的印象”，引起了他们的不满。他还说，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愈来愈根据“对上级领导人个人的忠诚”作为选拔干部的原则，“上层本身几乎没有变化，而在它下面立即形成了一个不负责任的名利之徒的阶层”，而在上层人物当中“自上而下消灭社会主义的思想最终占了上风”，“在这样的条件下必然会有戈尔巴乔夫掌权的结局”。因此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死亡和苏联的覆灭，在很大程度上是勃列日涅夫集团和他本人的“功劳”。与利加乔夫相比，他对勃列日涅夫的错误和失算及其产生的后果看得更严重些。
上面讲的是最近俄罗斯舆论界对勃列日涅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看法。那么普通人民群众是什么态度呢？2006年12月9～10日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会在44个联邦主体的100个居民点询问了1500人，有61％的人认为勃列日涅夫执政年代是安居乐业的时期，17％的人不那么认为。在问到如何评价这位总书记的历史作用时，50％的人认为他在历史上起了积极作用，16％的人认为他起的是消极作用。调查时，还向被询问者提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提到勃列日涅夫时你产生哪些感情、思想和联想？有2/3的人做了回答。他们说得最多的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生活得很好，大家都有工作，比较富裕。14％的人觉得这是“黄金时代”；8％的人说，提到勃列日涅夫，他们就产生“最好的回忆”、“非常好的联想和感情”，认为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特点是稳定、有秩序、平静；3％的人怀念那个时期；3％的人称勃列日涅夫是“好人”，“杰出的领导人和经济管理人员”，“强有力的政治家和领袖”；2％的人提到免费教育和公费医疗；1％的人提到巨大的建筑工程、富裕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1％的人谈到低廉的物价；1％的人谈到苏联那时是伟大的强国。总的说来，反面的议论要少得多。6％的人称勃列日涅夫时期为“停滞时期”，说“全国处于停滞状态”，是一个“泥潭”；5％的人说他们产生很不愉快的联想：“讨厌”、“恶感”、“厌恶”、“没有什么好的东西”；2％的人想起了“商品短缺，货架空空”；1％的人对总书记本人提出批评；1％的人指出他对奖赏的爱好等等。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民众对勃列日涅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看法和评价基本上是与舆论界人士吻合的。
在调查中还问被调查的人，他们希望把勃列日涅夫时期生活中的哪些特点移植到今天来，哪些特点不希望见到，有2/3的人做了回答，结果是：14％和12％的人分别希望把免费教育和享受公费医疗放到今天来，11％的人希望能实现充分就业，9％的人希望价格低廉，7％的人希望能得到像样的工资和养老金，6％的人希望能得到免费住房。特别要指出的是，13％的人提到能有过去那样的稳定和对明天的信心。在说到今天不希望见到过去的哪些特点时，18％的人提到商品短缺、排长队和发票证，6％的人提到缺乏言论自由和其他自由以及政治上的强制，3％的人不希望有“铁幕”，2％的人不希望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和实行平均主义”。尽管多数人认为勃列日涅夫时期是“旧日的好时光”，但是把它与今天相比时，只有41％的人认为它好于今天，而认为今天更可取的人占31％，前者的优势并不明显。而在问到是否可让国家回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去时，只有36％的人赞成，反对者却占42％。《俄罗斯报》就此调查结果发表了题为《我们喜欢，但不愿意》一文，说俄罗斯人怀念社会主义，可是选择资本主义。这说明俄罗斯人的心态是矛盾的。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矛盾的心态，值得深思。
二
根据以上所说，勃列日涅夫时期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又有严重的失误以及由此产生的矛盾和问题，因此笼统地称之为“停滞时期”，可能不符合实际；而把它叫做“黄金时代”，也未免言过其实。于是卡拉-穆尔扎提出是否可称为“黄金的'停滞'”（“золотой'застой'”）的问题。这个说法比较费解，而且问题不仅在于名称。如果再仔细考察一下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8个年头，那么可以发现，前期与后期有明显的差别。前期显得比较有生气，取得的成就比较突出，后期则死气沉沉，许多消极现象大多出现在这个时期，或者这些现象前期虽已存在，但到后期变得更加严重。俄罗斯早就有人提出存在两个勃列日涅夫的问题。曾任《真理报》总编的阿法纳西耶夫说：我头脑中有两个勃列日涅夫，一个是1976年夏季以前，即在他身患重病之前的勃列日涅夫；另一个是那个夏季以后的勃列日涅夫。前一个勃列日涅夫是一个精力充沛、活跃、有所作为的人……后一个勃列日涅夫则是一个重病缠身、不爱活动、少言寡语、不善思索的人，他的敏感和感伤达到了病态的程度，尤其喜欢阿谀奉承、贪图荣誉、奖赏和礼品。被称为“安德罗波夫和勃列日涅夫的终身顾问”、曾担任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所长的阿尔巴托夫也说：“我所知的勃列日涅夫有两个：病前的和病后的。”他进一步解释说，“这并不是说一个是好的，另一个是坏的”，他具有“内行的机关工作人员固有的一切通病”，但也有“超出大多数人之上的若干才能，他善于倾听意见，就任之初对自己的能力有清醒而不夸大的估计；政治上的谨慎和持重，刻意回避冲突、尽可能通过协商谋求和解--对外政策方面如此，对内政策方面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而“疾病使身上的优点逐渐枯萎，接着是大部分消失，而缺点则迅速发展起来”。曾担任苏共中央某部专家组组长、多次参加过苏共中央重要文件起草的鲍文的说法也与上述二人相似，他说：“我知道两个勃列日涅夫--早期的和晚期的。”根据他的了解，早期的勃列日涅夫比较谦虚，从来不羞于说他有不知道的事，可以和他争论，可以说服他，他不摆首长的架子，比较平易近人。晚期的勃列日涅夫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他有病，因而爱生气，听不进反对意见，不再参加文件的起草，常常一个人待在别墅里，只让少数几个人去见他，特别喜欢勋章、称号和赞扬。这就是说，疾病不仅使勃列日涅夫身体变得虚弱，而且思想上和精神上发生了重大变化。 如何看待勃列日涅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5）
根据了解情况的人的回忆，勃列日涅夫的病情是逐步加重的。曾先后担任卫生部第四管理局局长和卫生部部长、被称为“御医”的恰佐夫在他的回忆录《健康与权力》里说，1957年勃列日涅夫的心脏出现过小的变化，不过只是一个病灶，从那时起没有发生过心肌梗塞和中风。外界关于他患心脏病的传说不确。1968年8月，他在与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谈判时突然语言不清，浑身无力，第一次发出了中枢神经系统机能弱化的信号。从1973年春天起，开始周期性发作，而且由于过量服用安眠药而变得愈来愈严重。1974年11月勃列日涅夫到远东军事基地与美国总统福特会晤时再次发病，从此一蹶不振，无法正常工作。如果在时间上做一个大致的划分，那么从1964年10月到1974年10月这10年是他身体健康或基本上健康、尚未丧失工作能力的时期，而从1974年11月到1982年11月去世的8年，他基本上是一个病人，已无法坚持正常工作了。
曾在苏共中央机关工作过的布尔拉茨基根据自己的观察，在回忆录《领袖与谋士》一书中对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不久的表现做了一些描述，他写道，当时勃列日涅夫能经常征求其他领导人的意见，给人以“平和、安详、和蔼可亲的印象”，中央书记处或主席团讨论问题时，他“几乎从来不第一个发言，让所有愿意发言的人先说，自己注意地听着，如果意见不一致，宁愿先把问题放下，再做研究，同大家商议后重新拿出来审议”，不过“在决定干部问题时，采取的是截然相反的做法”。亚历山大罗夫-阿根托夫把他与被赶下台的赫鲁晓夫做了比较，然后说道：勃列日涅夫也是一个贪图名利的活动家，但是要谨慎得多，不大自信和自负，比较喜欢听取别人的意见。不怕当众向别人请教……他也像赫鲁晓夫那样狡诈，但是看来在实现自己的意图时前后比较一贯，比较稳重，不大喜欢把自己的情绪和意图一下子显示在大家面前。当然，这个人要宽容和有耐心得多，甚至对人们怀有好意（在一定限度内）。但是他表现出的这种使人感到高兴的善意也是不无算计的……我们看到，布尔拉茨基主要讲了勃列日涅夫的表现，而亚历山大罗夫-阿根托夫则进一步揭示了他的某些性格特点。
勃列日涅夫在上台之初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没有足够的威望，地位不稳固，因此在努力培植自己的势力的同时，表现得谦虚谨慎和有民主作风，以争取更多的盟友。他甚至在小圈子里说：“领导人需要威信。请支持我吧。”自然这时他比较能够与别人合作，在领导层较快地形成了由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三人组成的被称为“三驾马车”的政治核心，党和国家的机器运转得比较正常。1964年11月16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把州、边疆区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合并的决议》，恢复了被赫鲁晓夫搞乱的政治体制。1966年4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三大撤销了1961年二十二大通过的关于干部按比例定期轮换的硬性规定，这对在一段时间内稳定干部队伍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不过到后来也产生了消极影响。在经济建设上，勃列日涅夫亲自抓农业，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从1965年开始实行柯西金主持的“新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一系列大规模的建设工程陆续上马，其中西西伯利亚油气田的发现和开发，对此后的经济发展一直起着重要作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即第八个五年计划（1966～1970）的顺利完成，给全国人民以很大鼓舞。这个五年计划被称为“黄金的五年计划”，在这五年间年均生产总值提高74％，建设了1900个大型企业。到1975年，苏联工业总产值已达到美国的工业总产值的80％，而农业总产值则达到了85％。到这时，苏联已成为欧洲第一经济大国，而在世界上则仅次于美国占第二位。军事力量的增强，使苏联成为可与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大国。与此同时，大力抓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住房公用事业。随着生产的发展，居民的生活水平有明显的提高。整个国家出现了上面多次提到过的、目前许多俄罗斯人所怀念的社会稳定和生活有保障的局面。应该说，其中有勃列日涅夫的一份功劳。
根据医生和警卫人员的回忆，勃列日涅夫病情加重后，语言发生障碍，有时说话吐字不清，思维能力衰退，丧失自制能力，性情变得暴躁易怒，行动缓慢，上下楼梯显得比较困难。为了缓解病情而服用安眠药，结果上了瘾，有时缠着医生要他多给几片。见《明天报》2004年第49期。他本来有吸烟的习惯，发病后医生开头进行限制，后来干脆禁止他吸烟。有时他烟瘾发作，忍耐不住，便叫警卫人员在他周围抽烟，使他哪怕能闻到烟味。有时他乘坐的车开过来，一打开车门，一股股烟雾随着他冒出来。他甚至在会见外国客人时也叫身旁的翻译点起烟一边吸着，一边朝他的脸上喷烟。一个国家领导人公然在外国客人面前这样做，说明他无法控制自己，不顾什么“政治影响”了。
尽管勃列日涅夫说起话来前言不搭后语，但是他作为领导人在许多场合又非说话不可，有时还要作长篇报告。当然，即使是在得病前，他在历次代表大会、中央全会上作报告以及在其他重要会议以及各种庆典上发表讲话时，也是照写作班子准备的稿子念的。得病后，当然还是按照老规矩办，不过有时不免拿错了稿子，却照念不误而自己没有发现。1981年秋，在阿塞拜疆加盟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际，勃列日涅夫来到巴库授勋。秘书班子给他准备了不同会议上讲话的稿子。在召开庆祝大会时，忙中出错，给了他一份在另一次会议上的讲话稿。勃列日涅夫专心致志地和慢条斯理地读了几分钟，完全没有理会后台有人对他的提醒，最后他的助手只好来到台上，扯了扯他的袖子，递给他另一份稿子。这时他才明白过来，笑了笑，对听众说：“同志们，这可不是我的过错！……”这句话引起了一阵笑声，有的人甚至鼓起掌来。这给严肃的庆祝大会增添了几分喜剧色彩。如何看待勃列日涅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6）
勃列日涅夫得病后，他身边的人不仅照例要给他准备长篇的讲话稿，而且要为他接见各界人士和外宾准备“会话条”，到时候由秘书或翻译根据谈话进展，把这些事先用大号字印好的条子递给他，由他“照本宣科”。如果是礼仪性的会见，这样的条子还比较容易准备；而如果他要与外国领导人会谈，那么准备起来就比较困难了，需要根据讨论的问题准备一大摞条子，甚至需要估计可能出现的情况，准备几种不同的答复。根据著名外事翻译苏霍德列夫的回忆，1979年6月勃列日涅夫在奥地利维也纳与美国总统卡特举行会谈时，事先秘书班子估计到卡特对某一个问题可能会有宽窄两种提法，做了相应的准备：如果卡特提的问题比较宽，那么勃列日涅夫就需要把整个纸条念完；如果提得比较窄，只需要念前半部分就行了。结果卡特提的问题比较窄，苏霍德列夫把纸条的后半部分划掉，递给了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念到被划掉的地方突然回过头来大声问翻译：“怎么，后半部分不需要念吗？”翻译为了让他能听得见，只好也大声地回答：“不需要，列昂尼德·伊里奇。”这样的场面在外交谈判时可能是难得一见的。
关于勃列日涅夫的这些表现一传二，二传三，迅速流传开来，出现了不少关于他的笑话。一个笑话说，勃列日涅夫听见有人敲门，赶紧从口袋里“掏出”会话条，念道：“这是谁呀？”另一个笑话说1980年莫斯科举行奥运会，勃列日涅夫手里拿着印在带有奥运会标志的纸上的讲话稿念道：“○！○！○！○！○！”旁边的人低声对他说：“这不是'○'，而是奥运会的五环标志。讲话在下面！”还有一个广泛流传的笑话，说的是勃列日涅夫在机场迎接撒切尔夫人，他照着稿子念道：“亲爱的和尊敬的英迪拉·甘地夫人！”助手低声提醒他欢迎的是撒切尔夫人。勃列日涅夫不理，又口齿不清地念了一遍。助手急了，想要纠正他，他生气地说：“我自己也知道这是撒切尔夫人，但是这里写的明明是英迪拉·甘地夫人！”一般说来，人们知道勃列日涅夫有病，他们只是觉得他的某些表现滑稽可笑，说这些笑话并无多大恶意。
然而更为严重的是，勃列日涅夫成为病人后性格发生了变化，为人处世与发病前有了很大的不同。上面提到过，勃列日涅夫本来有待人宽厚、平易近人的一面，但也有虚荣心重、贪图名利的一面，不过在理智比较健全的情况下，对不好的念头和想法能够自我克制。后来神经系统出了毛病，失去了自制力，加上这时他的地位已经得到巩固，他的任何愿望都能得到满足，于是他的性格中一些不好的东西得到了恶性的发展。
他虚荣心强的缺点突出地表现在喜欢获得各种勋章和奖章上。就所得勋章和奖章的数量来说，恐怕他超过了任何领导人和其他名人，在这方面创造了一个不大容易打破的纪录。他逝世后为他送葬的行列里，手捧他的勋章和奖章的军官多达44人。后来他的遗孀把他生前所获勋章和奖章交给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勋章处。根据历史学家罗依·梅德维杰夫的说法，他获得的各种勋章和奖章的总数为200枚，而勋章处登记的数字为114枚，其中包括列宁勋章8枚，金星奖章4枚，金质镰刀和锤子奖章1枚，红旗勋章1枚，十月革命勋章2枚，胜利勋章1枚，卫国战争一级勋章1枚，红星勋章1枚，等等，还有大量外国的勋章和奖章。多数勋章和奖章是他在晚年获得的，因为这时他毫不掩饰地表现出对勋章和奖章的浓厚兴趣，他周围的人投其所好，不断给他授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也跟着这样做。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苏联政府在他60岁生日时，首次授予他苏联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根据档案材料记载，此事是苏斯洛夫提出来的，他说：“一个星期后是列昂尼德·伊里奇的六十岁生日。我建议授予他苏联英雄称号。总书记是会高兴的。”于是苏共中央立即通过了相应的决议，交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执行。在这之后，违反最多只能三次授予该称号的规定，在已授予一次的情况下，又于1976年、1978年和1981年连续三次这样做，使勃列日涅夫这个没有建立多大战功的政工人员成为唯一的四次苏联英雄称号获得者。这种做法引起了许多老战士的不满。这还不够，1978年他又被授予苏联最高军功勋章--胜利勋章，而此勋章一般是授予战争期间指挥过大战役并取得胜利的杰出统帅的。大家知道，勃列日涅夫自己也承认没有读过马克思的书，对理论不感兴趣，没有研究过理论问题和写过理论文章，这些情况下面还要详细地讲。可是1977年11月苏联科学院却把社会科学领域的最高奖赏--卡尔·马克思金质奖章授予他，以表彰他“在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方面取得的特别具有创造性的成就”。勃列日涅夫当然也欣然接受了。所有这些做法虽然满足了勃列日涅夫病态的虚荣心，但是客观效果恰恰相反，没有提高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威望，却使他成为笑料。他被称为“勋章迷”，有人编造各种笑话来贬损他。有一个笑话是这样说的：有一次，勃列日涅夫在接受勋章后说：“同志们！有人说我给自己捞了许多奖赏，从来没有拒绝接受过。这样说不对。比如说，不久前我拒绝接受毛里塔尼亚的最高奖赏--金鼻环！”
勃列日涅夫不仅喜欢各种勋章和奖章，而且也喜欢给别人授奖。据说，他自己曾经说过：“我像一个沙皇，只不过沙皇能够赐给村庄，而我没有村庄，只能授予勋章。”他几乎给所有政治局委员和其他党政高级干部授过勋。到了晚年，他头脑糊涂到没有弄清一个人的真实身份就要授予勋章的地步。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曾任苏共中央国际部副部长、后任戈尔巴乔夫的助理的切尔尼亚耶夫在回忆录里讲过这样一件事：勃列日涅夫非常喜欢根据作家谢苗诺夫的小说改编的多集电影《春天的十七个瞬间》，看了不下20遍。有一次看到电影结尾打入敌人内部的主人公什季尔利茨接到将授予他苏联英雄称号的通知，勃列日涅夫回过头来问周围的人：“已经授予他没有？我想亲自来做这件事。”他的警卫队长里亚边科接过话头，夸奖起扮演什季尔利茨的演员吉洪诺夫来。勃列日涅夫便说：“那么为什么不说干就干呢……”过了几天，他亲自授予演员吉洪诺夫苏联英雄称号以及金星奖章和列宁勋章，完全相信这就是什季尔利茨。这种把剧中人当成实际生活中的英雄并且把苏联英雄称号授予扮演他的演员的做法，简直令人难以想象。勃列日涅夫的这些表现，不仅使人们一直看得很重的各种称号和勋章大大贬了值，甚至可以说这是对那些真正的英雄模范的贬损和亵渎。
上面说过，勃列日涅夫在战争后期被提升为少将，战后在担任总政副主任期间又提升为中将。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后，他总觉得这个军衔不符合他的身份。根据曾担任总政主任的叶皮谢夫所言，1975年的某个时候勃列日涅夫在和军队干部谈话时不止一次地说过：“人们给我写信，他们坚持认为，既然我是最高统帅，那么就应该授予我与这职位相当的军衔……一个中将不可能充当最高统帅……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社会舆论的压力很大，尤其是军人很有意见……”这实际上是假借别人的名义要求提高军衔。于是在1975年4月授予他大将军衔，一年后，即1976年5月，又授予他苏联元帅军衔，就这样，他终于圆了元帅梦。 如何看待勃列日涅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7）
当上了元帅后，他似乎还不满足。大概他认为一个领导人应该“文武双全”，于是这位文化水平不高、缺乏写作能力、自己很少写点东西的总书记希望成为一个著名作家。他约请一批特写作家和记者给他写回忆录。有幸参加此项工作的有А阿格拉诺夫斯基、А萨赫宁、В古巴列夫，可能还有А穆尔津、В阿尔达马茨基、В伊格纳坚科等人。他们写成的回忆录《小地》和《复兴》先后在《新世界》1978年第2期和第5期上发表。1978年4月13日，勃列日涅夫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希望他的战友们支持他继续发表回忆录，他又假借民意说：在会见领导干部、军人和其他同志时，他们都说“这对教育人民来说是非常有益的事”。如果政治局委员们不反对，他将“和一小批同志一起继续写回忆录”。既然他说是“对教育人民非常有益的事”，大家都表示支持，在这之后，《新世界》第11期发表了第三部回忆录《荒地》，接着这三部回忆录出了单行本并大量发行和广为宣传。苏联作家协会吸收勃列日涅夫为会员，发给他第1号新会员证，于是这位自己从来不写东西的总书记成为苏联第1号作家。1980年这三部回忆录被授予苏联最高奖列宁奖金。
勃列日涅夫在他执政的后期，如同一位俄罗斯学者所说的那样，过去深埋在心里的贪婪在他失去自制的情况下显露了出来，这表现在他变得喜欢收受各种礼物上。1976年他70岁寿辰时，出现了一个给他送礼的高潮。曾在苏共中央机关工作过的博尔金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他说：“外国使团知道总书记的嗜好，纷纷向他赠送厚礼。地方领导人也不甘落后。无须把他们赠送的字画、手笔、各种纪念杯、高档电器等礼品一一列举出来，我也不可能知道得一清二楚。”他着重讲了其中的一件礼品--雅库特人赠送的一只喝马奶用的巧伦杯。这可不是一只普通的杯子，而是一件富于民族特色的贵重艺术品。他们用罕见的特大象牙磨制出一只杯子，镶上带有银托的各种钻石和珍宝。由于工艺复杂，镶嵌和装饰工作由莫斯科首饰厂承担。这件礼品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耗费巨大，历时数月才完成，由当地领导人亲自送给勃列日涅夫。据说，在礼品展览时没有见过这只杯子，勃列日涅夫把它拿回家去了。至于说到外国人，他们得知勃列日涅夫喜爱豪华轿车后，便一辆接一辆地送上门来，最后他拥有包括德国的梅塞德斯牌、英国的罗尔斯-罗伊斯牌、法国的雪铁龙牌、美国的林肯牌等名牌轿车。
勃列日涅夫既喜欢受礼，也喜欢送礼。刚才提到过的那位博尔金对此也做了描述，他说：勃列日涅夫及其一班人每逢出行，必带大批礼品，从手表到金银饰品、香烟和器皿。中央办公厅主任НЕ克鲁奇纳曾向我讲述给地方领导人和外宾送礼的情况，礼品的价值是相当可观的。勃列日涅夫最后一次出行乌兹别克，给共和国所有领导人以及他们的副手、副手的副手、助理、速记员、打字员，甚至给开车的司机，都准备了礼物，为此花费了数十万卢布的经费。这种慷国家之慨的做法，影响极坏。上行下效，请客送礼达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这不仅浪费了大量国家钱财，而且腐蚀了一大批干部。
出身于工人家庭的勃列日涅夫，在走上领导岗位后沾染上了俄国贵族的习气，爱上了打猎，晚年更是把很大一部分时间花在这上面。他在扎维多沃狩猎场盖了带有冬季花园、游泳池和其他设施的豪华“别墅”，经常住在那里。他拥有的各种猎枪达一百多支。后来他已无力手握猎枪，但对打猎的兴趣未减，便改为由他指挥，别人射击。他直到去世前一天还在进行这项“娱乐”。他特别看重伺候他打猎的职业猎手，居然授予他将军军衔和新设立的所有三个等级的“为祖国服务”勋章。大概他认为，为他服务就是为祖国服务。
上面提到过，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初，表现得比较谦虚谨慎，待人比较和蔼，能听取别人意见，与同事们能较好的合作。到了后期，他变得主观固执，脾气暴躁，听不进不同意见，权力欲愈来愈强，总想把党政领导大权完全集中到自己手里。在他执政初期形成的所谓“三驾马车”的体制开始散架。在三人中，柯西金资历较老，能力较强，在党内和国内威信较高，勃列日涅夫一直对他怀有妒忌心理。到这时他们之间的矛盾有所激化。根据曾任政治局委员的谢列斯特回忆，勃列日涅夫曾一度想撤销柯西金的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取而代之。他把这个愿望告诉了波德戈尔内。后者表示不同意，暗地里在政治局委员中做工作，要他们不支持这样的意见。这时正逢勃列日涅夫病情加重，波德戈尔内对他说，部长会议是执行机关，工作很多，并且要对工作中出现的缺点承担责任。勃列日涅夫听后才打消了这个念头。
波德戈尔内比勃列日涅夫年长，在初期曾经给他大力支持。后来他们之间产生了意见分歧，尤其是在对美国的政策上。同时，根据格里申回忆，有一次在聚会时性格直爽的波德戈尔内当众批评了勃列日涅夫鼓励赞扬他自己的做法，两人关系进一步恶化。=于是勃列日涅夫便决定撤销波德戈尔内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务，由自己兼任。首先，他指使亲信们破坏波德戈尔内的声誉，要他们在选举出席二十五大代表时设法使波德戈尔内落选。但是波德戈尔内不仅当上了代表，而且在二十五大上仍当选为中央委员，后又在中央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勃列日涅夫看到采取这种方法未能达到目的，于是干脆指使亲信在1977年5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直截了当地提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由苏共中央总书记兼任的建议。中央全会通过了这个建议，并决定解除波德戈尔内政治局委员职务。6月1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又解除了他的主席团主席职务，宣布他将“退休”，甚至没有像通常在这样的场合所做的那样，说一句对他12年来的工作表示感谢的客套话。与此同时，勃列日涅夫与柯西金之间的明争暗斗一直没有停止。1980年他迫使柯西金以健康原因辞职，任命他的亲信吉洪诺夫担任部长会议主席，从此行政事务完全直接听命于他。到此时“三驾马车”的体制彻底崩溃。波德戈尔内“退休”时年已七十有四，柯西金下台时确实已老弱多病，他们是应该休息了。按照这个道理，勃列日涅夫这个比他们只小两三岁的老病号也应该这样做。可是他反其道而行之，却给自己揽了更多的职务。由于他早已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甚至可以说，他已基本上丧失了工作能力，因此他担负的多项职务实际上多半是由他身边的人履行的。沃尔科戈诺夫称他为“傀儡”，恐怕有点言过其实，不过说他不是名副其实的领导人，则是确实无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