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力量，阻止仇恨的蔓延？_彭晓芸·插科打诨的时代终将成为过去_凤凰博报

有什么力量，阻止仇恨的蔓延？

2010-05-16 19: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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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有不少读者单看这篇文章批评我为何回避了社会问题，这里作一下说明。本文为本期时代议题《拿什么来保护我们的孩子》专题中搭配的一篇评论。由于北京的一批优秀的学者已经从深层次的社会原因剖析，且分析得非常好，为了避免重复（而且我肯定重复得不如那些专业的学者好），所以就不献丑，而是重点从个体维度进行分析和追问。

我想，一个个体在普遍推卸责任的民族是难以走向民主社会的。政府是什么？政府在哪里？政府虽然不是我们选出来的，但是，是我们的沉默和逃遁容忍出来的。杀人是一种最最可怖的逃遁和施罪，是最最没责任的个体所为。现在需要的，是唤起个体------每一个“我”的力量。

另外，感谢陈志武教授对媒体人的理解和鼓励：
@陈志武：媒体朋友最近比较倒霉。天天熬夜赶稿，工资低不说，采访时面对刁难。写了有意义文章，不仅面对审查风险，还甚至被社会指责。因对杀幼童事件的报道和思考，你们又被两边夹攻。在我看，媒体是中国仅剩的有理想抱负的群体之一，许多记者编辑在为社会牺牲自己的生活。不用管杂音，继续凭良心干！ 

有什么力量，阻止仇恨的蔓延？　　 

本报评论员 彭晓芸
　　
　　 在汶川地震发生两周年的这一天里，灾难又一次降临，7个孩子死于狂徒的屠刀之下，20余名孩子受伤。我已经没有勇气去罗列这是近期的第几起案例，但是，总共有多少孩子死于刀下，他们的名字是什么，这是应当被公布的，也是应当铭记的，这是人类的灾难。
　　 我们是孩子们的罪人，历史在这一刻停滞，我们应当扪心自问：人，这一据说唯一拥有思维能力的物种，究竟是怎么了？是什么使那些凶手从人走向了疯魔？
　　 如果说在天灾面前，人类总是无力的，那么，在人为的灾难面前，受害者竟然一而再、再而三地是弱小无辜的孩子，这个被成年人主宰的社会，究竟能够拿什么来向我们的孩子赎罪？能够有怎样的力量，阻止这种恐怖的仇恨的蔓延？
　　　
　　 从人到敌人的人性变异
　　
　　 幽默作家肖洛姆•阿莱赫姆写过这样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一名年轻的士兵由于在战斗中没有开枪而被送上了军事法庭。这个士兵坦率地承认，指挥官的确命令他见到敌人就开枪。“那么，你为什么不开枪呢？”有人问。“可是我根本没有看见敌人呀，”士兵解释道，“我看到的只是人。”
　　 可是自从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受了那场灾难性袭击之后，美国人一再追问，为什么恐怖分子会把那一天惨遭杀害的成千上万个无辜的男人、女人和儿童视为仇敌呢？为什么恐怖分子意识不到这些罹难者也是芸芸众生呢？
　　获普利策提名奖的记者和科技作家小拉什•多兹尔在其写作的《仇恨的本质》一书中指出，让恐怖分子无视无辜者生命的，就是一种叫做“仇恨”的可怕情绪。对于染上这种情绪的人而言，仇恨，具有一种近乎无限的能力，“能够将受害者非人化，能够摧毁人类最基本的同情和怜悯。这不只是几个狂热恐怖分子的问题，而是人 类的本性出了问题。”
　　 多兹尔甚至指出，21世纪的问题就是仇恨的问题。但愿这是危言耸听，却肯定不是多余的警醒。最近发生在中国的一系列事件，让我们不得不悲哀地承认一个事实：个人恐怖主义的确存在。
　　 对于“仇恨”这种黑暗邪恶的人类冲动的起源，先哲们至少已经论辩了数千年。一种看法认为，邪恶的某种文化或意识腐蚀了人的本性，把人类天生的善良和仁慈导入歧途。
　　 美国“9•11”发生之后，指控导向了邪恶的宗教力量和文化、民族冲突，认为由此产生的仇恨导致了恐怖分子的不择手段，泯灭人性和最后的毫无良知。但是仅仅从政治、文化和宗教的冲突分析，不足以彻底解构恐怖主义，隐秘的人类天性和情绪是一个黑暗的角落，有待挖掘和从多维的角度进行解析，譬如综合生物学、医学、人类学、社会学乃至哲学的研究和终极拷问。
　　
　　被一再忽略的心灵灾难
　　
　　 那么，究竟是什么让这些个体产生如此恐怖的能量，进而杀戮无辜呢？现代神经科学和行为生物学的研究认为：强烈的破坏和自我毁灭的倾向似乎是经由进化而植根于人脑中的。但是，究竟是怎样的因素让这种毁灭性的倾向经由大脑的指挥而成为行动呢？这一跨越的过程中，变异了的人性在个体身上曾经散发过怎样的信号？那些信号是否被我们广泛地忽略了？
　　 有一个事实我们不得不承认，那就是中国人对心灵的灾难普遍估计不足，甚至有逃避之嫌。
　　 医学博士出身的美国医学人类学家凯博文通过对中国历时数十年的调查研究发现，“抑郁症”、“神经衰弱”、“精神病”等词汇在不同文化中，似乎有不同的含义，而含义背后则显示着一整套社会文化对精神障碍的认知倾向和阐释逻辑。譬如，他非常敏锐地提出，中国人嘴里的“神经衰弱”是否就是抑郁症或其他人格偏执障碍？在大量的田野访谈中，他发现，中国人似乎更愿意承认自己“神经衰弱”而不敢触及心理障碍、人格偏执障碍等其他精神疾病或性格偏差，中国人似乎将“神经衰弱”视为一种躯体化的生理疾病而非心理疾病。而心理疾病——即便仅仅是性格障碍也会在大众文化中被解读为精神病（大众口中的“精神病”不是“精神疾病”，而是“精神分裂”，是俗语“疯子”，更极端的案例是将上访者的性格偏执解读为“精神病”而直接关进精神病院）。
　　 在中国文化的大众语境中，精神疾病是受到污名化指责的。而“神经病”则更是成为戏谑或侮辱性的，作为医用术语，“神经衰弱”与“抑郁症”在大众话语中，分别带有生理性与精神性的指向。因而，在凯博文 1980年到1983年间的研究中，大多数病人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所患的是“抑郁症”而强调是“神经衰弱”。 
　　 凯博文提出了一个核心概念——躯体化。有学者认为，这个概念触及到了文化人类学久已遗忘的根本问题：人性是什么。确实，打通了医学和人类学的凯博文，已经有了深沉的人文关怀，指向的是人类的诸种终极问题，譬如人性是如何在社会变迁中重构的，“道德体验”（moral experience）是如何内化为个体的道德感和价值观的。从患者的感知来看，躯体化似乎直接表达为人们所能直接感受到的病痛，是人们对疾病共同的心理体验。但病痛背后却是一整套的病理——文化反应机制。凯博文由此指出，精神疾病中的躯体化是身体对苦痛的记忆：在经历一个漫长的时期以后，可怕的经历可能会被逐渐淡忘，但在这段时间中人所进行的道德体验将在人的身体中留下深刻的印迹，病痛则成为“过去”苦难和心理创伤的自然表达。因此，凯博文不断强调身体、心理与社会的关系，尽管他承认这种关系不能被无限放大。
　　 也就是说，在中国社会的文化语境中，不排除存在着这样的可能：那些各式各样或因际遇或因个人能力而衍生的心理疾病、人格偏执、精神障碍等等，在多大程度上被我们忽视了——由于我们对此类问题认知上、观念上的局限、内在良知的缺失以及人性上的自私。 
　　 那么，回到近期发生的杀童案的凶手个体身上，我们需要追问的是：他们曾经发出怎样的信号？他们曾经对身边的人说过什么、做过什么？他们的家人是否存在着对他们的无私的爱的匮乏甚至功利的嫌弃和排斥（据报道，郑民生的家人曾经斥他多余）？他们早年的经历是否有过各种精神损失和心理创伤，未被充分认识和干预？充分思考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审慎地进入每一个具体的个体的内心世界，检讨我们整个社会在关乎人类共同命运的心灵问题上的偏见和无知，以及对于“心灵”可能变成“心魔”乃至灾难的毫无防备。
　　
　　抵御仇恨：从“我—他们”结构走向“我—我们”

　　 可以说，凯博文所做的不只是倾听个体对苦痛的诉说，他试图厘清的是人类的苦痛和疾病背后的心灵创伤和社会苦难。凯博文拒绝通过讨论政治体制或人权状况进行观念评价，而是直面更为本质的问题：个体和人类共同命运的终极追问，个体和社会各自承担的道德的重量。在《道德的重量》一书中，凯博文费时数年对个体的“苦难经验”进行细致观察，并以深刻的洞察力揭示了：勇敢面对生活中的危机和无常，并超越地方性价值观所带来的限制，才是真正重要的事。
　　 书中有这样一些发人深思、足以唤起情感的悲悯和震撼的案例：
　　 一位越战英雄，在离开战场30年后，家庭圆满、事业有成，却为何自责悔恨、郁郁而终？
　　　　一位在非洲从事人道救援的年轻女性，在经历战乱、腐败、贫穷和疾病的威胁后，为何仍能鼓足勇气，继续艰难地奉献工作？
　　　　一位在“文革”时期被好友出卖、受尽磨难的医生，当有机会复仇时，为何会选择将手中的刀剑轻轻放下？　 
　　　　在他收集的这些故事里，几位主人公都遭遇了命运的无常、人生危机甚至灾难性体验，但他们最终选择过一种有德性的生活：退伍老兵在二战中曾经杀害一名手无寸铁的日本军医，这导致他数十年来悔恨交加；德高望重的牧师被自己强烈的情欲折磨多年，患上慢性病后拒绝治疗，认为疼痛是上帝的恩赐，帮他抵挡了欲望的洪水；“文革”期间被好友出卖的中国医生，终于等到复仇机会时，却选择了以德报怨……
　　 在这些个体身上，仇恨和偏狭是如何消失的？爱的力量和宽恕又是如何重生的？凯博文认为，是道德的力量，人类欲求一种德性生活的终极价值导向的。
　　 对于凯博文而言，道德哲学并不是他学术或事业的出发点。医学博士出身的他也曾钟情于精神病学分析，将二战老兵的道德自责解释为“创伤后应激障碍”，然后用抗抑郁药物和所谓规范的心理治疗手段来让病人好转。精神病学虽然能让老兵过上与正常人大致相似的生活，却无法消弭他内心深处的道德追问和灵魂困扰。随着跨学科研究的深入，凯博文逐渐意识到，很多心理问题需引入道德和社会批判，才能给予完整阐释。
　　 可惜的是，在当下的中国社会，“道德”一词已经被普遍污名化，被认为是与权力媾和的虚伪和夸张，被诸如范跑跑那样“经典”的个体以一种决裂的态度宣告破产，而且不乏大量的附和者。在范跑跑当时的解析中，“我”和“他们”是那样的泾渭分明，甚至于宣称：“除了我的女儿我谁都不救，我妈都不救。”大概这还不是最嚣张和无耻的，因为近来已经发生了杀害亲生子女的骇人惨案。而范跑跑在这些人面前，似乎还道德“高尚”得很，因为他在生活当中并未对他者产生实质性的伤害；至于美德，在范跑跑看来，舍己救人“不过是一种选择”，而非道德高尚。
　　 但我们要警惕的恰恰是这样一种自认无公害的道德相对主义，正是这样的认知和价值取向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悄悄蔓延，才导致了道德虚无乃至于人性的彻底毁灭。这种心理结构，其根本的机理在于将“我”从社会剥离，独立存在，无所皈依，无所眷恋。一个人一旦连最后一点点依恋都不复存在的话，那么，无论是产生于仇恨的杀戮还是产生于自憎的自杀，都不再犹疑了，指望他们在最后的时刻“放下屠刀”是困难的，因为他们已经无法体验他们所面对的那些被害者——作为他者哀求的眼神和恐惧死亡的求生了。
　　 而在多兹尔看来，假如不知因为什么缘故，初级神经系统已经控制了你，你心中充满敌意甚至仇恨，那么你就应该尽量找机会让自己沉下心来，以一种积极的方式潜心思索仇恨的根源。他认为，杜绝仇恨情感的孽生，将仇恨减少到最低程度或是将其彻底根除，有相当具体的策略和办法，譬如设身处地地感受他人的情感或处境，“将那些令你生气或害怕的具体原因与别人进行交流，才有助于驱散负向情绪”。除了交流以外，“你还应全力寻找谈判的机会，积极、具体地根除敌对和气愤的原因。努力做到客观合理地认识问题，不要反应过敏。”
　　 是的，只有积极寻求正义而不是报复，将“我”融入“我们”，将“他者”融入“我”的视域，构筑同情之理解，才能终止仇恨的恶性循环。
　　
　　 时代周报第78期电子版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