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退化的农民之子

中国是个农业国，什么都是农民生产的。粮食是不用说了。过去的状元、榜眼、探花，进士、举人、秀才，揭竿起义的领袖，黄袍加身的帝王，也都农民生产的。现在的博士、硕士、学士，也大多出身于农家。中国农民生育了这一切，可是这些东西一生出来就发生异化，成了生育者的对立物。就说粮食吧，丰穰之年自然是不说了，连路人都有得吃，种粮食的农民肯定也饿不着。可是一旦天灾人祸降临，粮食的异化就显化了：饿死的首先是种粮食的。农民上掉下的肉也是这幅异化的德行。头悬梁，锥刺骨，“替天行道”，考大学，总之是一门心思要离农民远点，能多远就多远，不厌起远，越远越好。一旦离开了农民，农民的不幸，农民遭遇的不公就全忘了。中国的状元、榜眼们没有给农民做过什么好事，中国的绿林好汉们成王也好，成寇也罢，也没有谁真正想解救过农民。大学毕业的农民之子们又如何呢？许多人也不更好。他们想的什么，干的什么呢？想的是大学毕业找个不是农民的妞儿或小子，一块儿生个孩子，养在城市的幼儿园里，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是最好的了。
这些农家出身的大学毕业生们，学了不少先进思想，掌握了许多有力的批判武器，可就是不肯用这些思想武器为农民的利益去思考去奋斗。农民出产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精华，而这些精华们却很少想到有义务为他们说话，很少为自己的农民血亲通盘谋划一番，也好让农民与自己一起早日过上现代生活，有个现代命运。
最近我就有几位同学陆续荣升乡长，这本是值得弹冠相庆的事，可是他们的变化很让我难过。难过什么？难过在他们开始用鼻音说话。如何用鼻音说话？略有些语音常识的朋友一定吃惊：光有鼻音是说不成话的，需要各发音部位共同作用才成，鼻音能说话，莫非当了乡长，有了特异功能？事情是这样的。日前我分别与两位刚刚荣任乡长的同学打手机联系，我这边喊“喂”，他那边不是回以“喂”，也不问谁，只用鼻音哼一声。我继续问是某某某吗？听到自己的名字，他仍然还是哼应。哼中混合的打官腔、不耐烦、我是老大之类的意思，你非亲耳听就感受不全。待我说我是某某某，他才换了发音部位，恢复了从哑哑学语得来的发音技能。这两位同学相距几百里远，我真奇怪，原先说话好好的，怎么一做乡长，全是这个风格，流行起鼻音来，跟一个党校短训班里培训出来的一样。
这种说话方式就不怕碰见领导、亲戚、朋友、同学什么的？后来想想，乡长是一方的第一人，除了领导之外，亲戚、朋友、同学在乡长眼里都是可“哼”之人，下属更不用说。领导给自己打手机能有多大概率？再说领导也未必就不“哼”。“哼”是身份的体现，“哼”到领导头上也未必会被责怪，所以大可一路“哼”行无阻。我们这拨同学都生长在农村最底层，个个根红苗正。后来上了大学，十几年在基层摸爬滚打，于今终于浮出个头脸来的。不曾想，刚登上官阶第一级，什么都没有学会，先学会了开发拓展鼻音的用场。
近年我一直在思考和写作关于农村、农民的文章。一个在某市委工作的同学读了我的此类文章后说：“我们身离农民很近，心却离农民很远。你相反！说实话，我整天苦恼的是弄不准给谁行贿最有效，心里哪有什么农民。”的确，听到手机里的鼻音，我就想，对他们治下的农民，他们肯定也这样说话。我们是农民的子弟，我们是大学毕业生啊！中国农民，我们的父兄，是如何地胆小怕官，我们怎么忍心对他们“哼”来“哼”去？转念，同学也不易，整天琢磨给谁行贿最有效的人受的委屈总得有个出气孔，谁有那样的大量，让外来的气到自己那里为止？
不久前，有个乡长同学来了趟北京，为什么事，没说清楚。过后，我与另一同学说起，他说可能是来领他们乡的进京上访者。我很惊诧。上访群众不回，地方官去领，这已是惯例了。这位乡长同学，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最正直，也最有办法。最正直就不该有上访，最有办法就不该有乡民上访到北京。莫非同学们都变了？
我们的媒体常说基层工作难做。这是由于基层领导变得不正直了，还是基层刁民太多？1989年冬天，我在一个乡里参加社教运动。运动之一是搞“十星级文明农户”的评选。一张“文明农户”金属牌，定做是一块来钱，从农户手里收的却是五元。乡政府“经营”这项活动，每块金属牌纯赢利4元，绝对的暴利。全乡有多少农户？仅此一项小小的活动，乡政府就从村民中收刮民脂民膏几十万元。这场活动结束以后，我分得七十九块钱的红利。这七十九块钱，多年来一直是我一块心病。这是我唯一的一次亲身体验的乡级基层工作。后来，一提基层工作难做，我就想起这七十九块钱。如此暴敛的基层工作，能好做吗？
耳朵听来的乡级基层工作有两件，是在乡里工作的朋友告诉我的。一件是乡里强行要老百姓种苹果，苹果树苗一块钱一棵买来，卖给农户起码是四五元。另一件是强行推广养鹅，鹅崽扮演的角色与苹果树苗一样。苹果树苗和鹅崽分发下去以后，乡里再不过问，纯粹当生意做。普通的生意起码买卖双方得利，而乡政府经营的生意则是纯粹坑农。这种工作做多了，基层工作能好做得了吗？工作做得不顺心，能像春风化雨一样地说话吗？我想这就是鼻音流行的原因了。哼哼哈哈鼻音说话还是好的，更有恶劣的农民之子，奋斗到大学毕业，当上了乡长、县长，却带着如狼似虎的亲兵打手熟门熟路杀到农民家里横征暴敛收提留！
2003正月初一，大陆的电视媒体都在欢欢乐乐过大年，可是香港凤凰卫视晚七点半到八点黄金时段的《新闻今日谈》谈的却是与节日没一点关系，没一点喜庆味儿的大陆“三农”问题。说没喜庆味儿并不准确。不仅喜庆，简直就是大庆。佳宾何亮亮先生说，中国农村即将出台三项重大改革：第一，撤销乡村两级班子；第二，给农民永久土地使用权；第三，取消城乡户籍壁垒；第四，像城市一样，在农村推广社会保障制度。
这四项改革如果推开了，农民所得实惠比中国历史上两千年来所有农民起义所得的总和还要多，比什么王安石的青苗法、康熙朝的什么一条鞭法，都伟大。这就叫文明的政治文明，见不公正就主动改了，别等到武装起义。主动改了，对谁都好；武装起义，对谁都不好，尤其对统治者更不好。
一天，我一个在地方当乡党委书记的同学来电话，谈及眼下正进行的乡级领导班子调整，我半开玩笑地说：“当心你们撤销下岗。”他说：“你放心，十年八年撤不了。”“为什么？”“现在‘稳定压倒一切’，农村很不稳定，撤了每个乡都有一二百口子人没饭吃，还咋稳定？”我笑道：“怎么着？你们还敢造反不成？你明白，你们那一二百口子人正是农村不稳定因素之所在。吃农民时，你们人数是太多了；可是与十亿农民不稳相比，每个乡你们这一二百口子人的不乐意简直什么都不是。”
对“你们那一二百口子人才是农村最不稳定的因素”这句话，我这位同学丝毫没有反驳，没有大呼冤枉。事实的确如此。农民的灾难，农民遭遇的不公正，主要是乡村两级加给他们的。乡村两级存在，实在是民怨沸腾的总根源。这两级政府不政府民间不民间四不象的存在，现在除了每年为国家收农业税，几乎没别的用。可是国家多收入那仨核桃俩枣，赶不上因此失去的民意民心，完全是得不偿失。为什么这么说？“国家让你们收一块钱的农业税，你们就敢披着国家的虎皮从农民身上搜刮十块钱的血汗钱，然后把那一块钱上交国家，那九块钱你们发了薪水或中饱了私囊。你们透支着国家的道义组分，除了大幅度减低中国农民的幸福感指数和大幅度提升农民的窝心度指数之外，你们几乎没有别的用，不撤你们撤谁？照你说十年八年以后再撤，国家早没了。”
现在各界免除农业税的呼声很高，农业税一免，乡村两级组织更没用处了，欲打劫也没火可趁了。农民血脉实在太弱，再也养不起寄生虫。最后我告诫我的同学：“你说你们三四十岁正当年，干什么不好，偏干这不给社会增加财富，反给社会增加不稳定的缺德事？国家居然让你们这两级百害无一利的机构存在这么多年，政府的合法性白白流失这么多年，也真是活见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