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冯雪峰的“受难”时期（王逡义 丁东）

回忆冯雪峰的“受难”时期:一个单纯、脆弱的人
王逡义 丁东
在五六十年代，牛汉与冯雪峰先同事，后“同棚”，他从这个侧面回忆了冯雪峰的往事，这是冯雪峰的“受难”时期，牛汉看到的是一个单纯、脆弱的冯雪峰。
我和冯雪峰见面是1953年4月1日那天。我是1953年3月初，也就是斯大林逝世那天离开沈阳的，在火车上得知斯大林逝世的消息。回到北京休息了三个多礼拜。
我是冯雪峰调来的。4月1日上午，来人民文学出版社报到，首先看望仰慕多年的社长雪峰同志。我穿一身军装，一跨进雪峰的办公室，敬了个军礼。雪峰让我坐下来说话。我一向随随便便，见墙边有一个木箱，就不假思索地坐在上面。雪峰对我说：“这木箱坐不得！”当时我并不理解雪峰话里所包含的庄严的内涵。过了一两年，我在老前辈孙用的办公室又见到这只木箱，这时才感到它的价值非同小可。原来木箱里珍藏着鲁迅的全部书信和日记。
冯雪峰对我非常好，1953年他看过我的诗，主动提出，让我出一本诗集，他为我选定稿子，并定名为《爱与歌》，对我的诗还算欣赏吧。1954年出书了。那时我是支部委员，最初是青年委员兼团支部书记，后来是宣传委员。当时的支部党员人数很少，社里的事我们一起商量。他住在出版社提供的一个小院里，在苏州胡同。我和他住得很近，在西裱背胡同，中间只隔一条胡同，开完支部会经常坐他的车回家。冯雪峰对我还是很重用吧。
1955年，他已把我作为副总编报上去了，上面也已批了，只是没有宣布。我那时打算到北京市文联搞专业创作(1955年5月14日，牛汉先生因胡风集团案被捕，1957年5月至1958年2月交由街道派出所看管。——整理者注。)1958年2月初，我回去上班了，这时晓得冯雪峰已被划成丁陈反党集团成员。他没上班，也变成一个和我差不多性质的人了吧。我虽然上班了，但不让编书，经常劳动，还检查卫生什么的，干一些杂活。
1958年初夏，大约是五六月份吧，我到他家里，见到他了。他穿着灰衣服，刚刚做了胃切除手术，住院回来，景况很惨，见面心里都很难过。
他划为右派了，家也从苏州胡同搬到梯子胡同了。里外间的房子，只有一张床板，和住店似的，我心里特别难过。他说我既然只是一个一般编辑了，就应和大家一样。冯雪峰就是这么一个人，他离开苏州胡同的小院时，把公家的所有东西都还了，包括沙发、地毯、书架……公家的东西一点儿都没带，包括院里的花。因为往常接见外宾，院子是经过布置的，桃花啊什么的，他都还了，只带他自己的简单行李，像逃难时一样只带必需品，一个多么清白的人。
我看他的家，家徒四壁呀，桌上摞着一些书，有《鲁迅全集》还有其他一些书，还有柜子，破破烂烂、简简单单这么过着。他就是这么一个人，有自己的个性，生活作风非常朴素，很简单。
看到这些，我有我的看法了，这真是一个生活上、政治上清清白白、正正派派的人，要说*么，这就是真正的*。
就是在1958年6月左右，冯雪峰也上班了，我们在一个编辑部。叫做现代文学部五四文学组，后改为新创作组。我们在这个组做些工作，但是好多编辑工作不让做。我记得他编的第一部稿子便是《郁达夫选集》，是当时从印度尼西亚大使任上退下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任副社长的王任叔分配给他的。冯雪峰和郁达夫有交往，又是同乡。他对郁达夫的为人和作品还是偏爱的。当然，郁达夫的文人气息重一点，这是比较次要的。初稿中选的作品多了一点，王任叔不同意选入《沉沦》这部中篇小说。王任叔对郁达夫有点成见。什么原因呢?王任叔和郁达夫抗战时在新加坡一带一起工作过，还有胡愈之，后来他们一起转移到印度尼西亚一个什么岛上，在那里潜伏着。郁达夫当时换了一个名字给日本人当翻译，王任叔怀疑郁达夫在政治上不坚定。这当然是不对的。郁达夫后来是被日本人杀害的，壮烈牺牲，应该是烈士。胡愈之后来有文章，在回忆录中把这个问题澄清了。但是王任叔当时还是有看法的，现在看，王任叔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当然王任叔和郁达夫又是好朋友。总之各种原因吧，我因为了解情况不多，其他我就不知道了。冯雪峰很正直，他还是选了《沉沦》，他觉得不选不公正。当时他对我说：这个太片面，不对。不能这样对待郁达夫。五四时的作品不选，认为是消极的、颓废的，这是不对的。不能这样看，它代表那个时代的一代青年的苦闷，有它的时代特征，不像现在，你要是革命青年，就要大喊大叫。它是真实生活的再现。冯雪峰对《沉沦》是肯定的，同意入选的。但是王任叔毕竟是搞政治的，政治上敏感一点，最后还是撤下了《沉沦》。在郁达夫问题上，冯雪峰是非常正确的，对文学史，对五四新文学的作家，特别是像郁达夫这样重要的作家，怎样评定他的作品，冯雪峰基本上是对的。但是出这个没有选入《沉沦》的《选集》，冯雪峰是责任编辑，前面的出版说明也是他写的。他一直很难受：“对不起郁达夫，不能这样评价他。”他觉得感情上过不去，对不起好朋友郁达夫，这么干，让后人怎么理解我冯雪峰?1960年以后，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胡愈之建议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一个编译所，由此慢慢形成一个国家编译馆，由楼适夷任所长，所里有冯雪峰、萧乾、张友鸾、绿原、舒芜、王利器、顾学颉、我等等，很多人。这时冯雪峰提出了《郁达夫文集》的选题，由他自己做责编，他想这回要给郁达夫好好出一个文集。我记得他把自己家里有郁达夫作品的藏书全撕掉，剪开粘贴起来，怀着深厚的感情来编这本书。全部编好了，这时“文革”开始了，整个书稿没有了，他非常遗憾、内疚。我记得他是从《人民日报》拿来的郁达夫日记，全部约有三五万字，他全部一笔笔抄写下来。作为一个普通的编辑，这件事反映了他艺术观点的正派，人格非常高尚。
后来又让冯雪峰和林迂道两个人搞一本文类辞典，这是个闲差事，没事干就编吧，十年、八年地编去吧。他们在四楼，我在三楼。每到中午休息他就叫：“牛汉，中午到我那儿休息一会儿，聊聊天。”这样谈了不少事情。
冯雪峰其实是个重感情的人，他内心非常非常单纯，到死都有他非常单纯的一面。我认为他不适于做政治工作。
他的起点是1921年晨光社诗人，后来和应修人、潘漠华组成湖畔诗社，到晚年他也说：“我最看重的是诗人的头衔。”其实他就是个诗人。现在诗坛没有给冯雪峰的诗以应有的地位，而是主要侧重他的文艺理论方面。我觉得他的诗写得不错，诗品很高。当然他的诗结构上有弱点，他自己也知道的，但他写得很真实、很诚恳。
1958年以后他写字也有些困难，所有表态的大字报，都是我代他写的。他说：“你的字写得好。”我说：“就说让我给你劳动就行了。”1958年反铁托的那个时期，大概是让说体会吧，他写，非他写不可。他想回到党内。我俩有时聊起这件事，都坚信事情迟早会搞清楚的，迟早会恢复的，不会颠倒黑白一辈子，不会冤枉一辈子的，就是我们死了，将来后代还会为我们平反的，但是材料要写好。
“文革”中我和冯雪峰一起睡大通铺，他睡边儿上，我稍靠中间一点儿，两个人合用一个一头沉的办公桌，他开玩笑地把他的景泰蓝烟灰缸往中间一放：“我不侵占你，你也不要侵占我啊。”他要写的材料特别多，几乎天天有人找他写外调材料，每一份材料都要一式三份，外调人员一份，交本单位造反派一份，自己留一份。用复写纸写三层，使劲写，右手写得都僵了。有一次，冯雪峰又表现出了他软弱的一面。当时造反派分成两派，以前交的材料只让其中的一派占了，分出的一派也要他交材料，这样就成了一式四份了，写起来更费劲，更困难了。可能是1967年的二三月吧，我记得造反派来了一男一女，都是二十多岁，他俩是另外一派的，来了就让冯雪峰把所有的外调底稿都交出来，逼他拿出来。我在旁边对他说：“不能交。”冯雪峰也对他们说：“这个材料不能交给你们，因为里面记着好多事，经常有重复的就照抄了，省好多事。我也没有精力再重写了，写起来太困难了，你们就多体谅我吧。”很诚恳的。但是那两个人一直坚持：“不行，非交不行。”后来就要上来抢，没办法，冯雪峰最后还是交出来了。交了以后，冯雪峰当时就号啕大哭起来：你们这样逼得我怎么办呢?什么都交出去了，如果再要重要材料我记不清楚，前后不一致怎么办呢?该说我说假话了。我得有个根据，要体谅我这个，可是他们一点儿也不体谅。冯雪峰在性格上就是这样。当时不能交出去，交了也不用哭，有什么好哭的呢?而且是号啕大哭，我就不哭。这点上我比他野得多，我不哭。冯雪峰就是这样一个人。普通人的感情。回想起来特别感人，那情景我记得非常清楚，坐在那儿，哭得都哭不出来了，哭得真难受。
冯雪峰的习惯是后半夜睡觉，前半夜工作，大概到二三点才睡觉。集中起来关了牛棚以后，他就不习惯了，十点以后灯就关了，连电闸也拉了。他睡不着。我是一躺下就呼呼大睡了，他就推我：“醒一醒，醒一醒，我睡不着，真想读本书。”有时也像开玩笑地说：“我真想喝咖啡。”他喝咖啡不加糖，越苦越好。我说：“我到哪儿给你找去呢？”他苦，睡不着觉就那么干瞪着眼，后来就在晚上和我谈好多他的历史上的事情，好多事吧。
来源：《口述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