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子见南子” orz

孔子画像 （资料图片）

“子见南子”的场景。（资料图片）
身为圣人的孔子和一位名声不怎么好的妇人相见，无论如何都是件特异之事。所以朱熹告诫学生：“此是圣人出格事，而今莫要理会它。”（《朱子语类》卷三十三）意思是圣人还有更多值得关注的言行，不要老纠缠于这件事。他在这样告诫学生时，就已经表现出作为儒家宗师特有的焦虑：为什么人们总喜欢纠缠此事？
与西方比，中国文化素有“非性”特质，即视男女性爱为不祥之举。如《荷马史诗》把特洛伊战争想象成为争夺美丽的海伦。而直到2007年，中国香港导演吴宇森在《赤壁》电影中才第一次将赤壁之战想象成曹操争夺“二乔”的战争。本来，这一想象应该鼓励，而在中国影评界却是铺天盖地地攻击和指责，认为吴宇森在用他的无知糊弄智慧的中国人：赤壁之战明明是曹操为统一中国而战，怎么可以把曹操说得那么下作呢？作为史诗巨献的电影《孔子》2009年上映后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夫子一生伟大事件有多少啊，非要让夫子和南子“调情”吗？中国古代历史的主要使命是让“乱臣贼子惧”，缺乏希腊、印度、巴比伦民族史诗中共有的浪漫想象。所以，中国只有冷静的历史，而缺乏西方意义上的浪漫史诗。但是不管“非性”意识如何压抑想象，人类天性中对于异性的好感、好奇，使其对情爱故事有着天然的兴趣。所以“子见南子”被刻意记录在《论语》中，而且被各种潜意识和显意识不断玩味。我们再一次地玩味，即从这里开始。
首先应该为卫夫人南子一辩，看看她的所谓“不好”的名声到底是怎么来的？《左传》“定公十四年”记载，卫侯为其夫人南子召见宋国公子宋朝，在洮地相会。不久，卫太子蒯聩从宋国路过时听见两句民歌：“既定尔娄猪，盍归吾艾豭”，这两句歌谣很难理解，而西晋杜预坚持认为，“娄猪”指南子，“艾豭”指宋朝，影射南子和宋朝有暧昧关系。于是，太子以为有辱国格，要杀南子。问题是远在杜预之前的《史记·卫康叔世家》关于这次宫廷谋杀事件的记载，并没有提及南子的“淫行”，司马迁只是做了这样的交代：“（卫灵公）三十九年，太子蒯聩与灵公夫人南子有恶，欲杀南子……”这让我们不能不怀疑杜预的武断，他把歌谣推演为南子不贞洁的铁证。灵公在位时间长达四十二年之久，他的夫人肯定不止一个了，南子大概是较年轻的一位，美貌是肯定的。至于南子是不是如杜预所说的那样，亦不得而知。如果按《左传》的记载，作为王后的南子婚前生活不检点，有辱卫国尊严，太子冒险去杀她，那么，太子是站在道义一边的，卫国人肯定会支持他。但事实是，蒯聩逃亡晋国的第三年，即灵公四十二年春，卫灵公怨太子出奔，欲立较小的儿子子郢为太子，子郢拒绝。夏天，灵公去世，夫人南子命子郢为太子：“此灵公命也。”而子郢告诉她：“太子蒯聩之子子辄在也，不敢当。”于是只好立子辄为国君。此时爆发了著名的“阳虎之乱”，作为太子的同党，阳虎欲迎接蒯聩回国，被卫人发兵阻止。由此大致可以推断，南子在卫国并无恶行，她毫无顾忌地立蒯聩儿子为君，说明她的心地有多么坦荡；而蒯聩的品行却很值得怀疑，在自己儿子做国君的情况下，卫人依然严厉阻止其回国，可见他有多么不得人心。这样，谁好谁坏就不言而喻。结论是，南子之“不好的名声”实在来自我们一些人对美丽女子的集体想象。
再看孔子的“绯闻”又是如何形成的？据《史记·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前496）年，也就是卫太子蒯聩谋刺南子未成而逃亡的这一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做了鲁国实际的宰相。经过三个月的治理，使鲁国商不欺市，路不拾遗，政通人和。司马迁还特别强调，在孔子的治理下，“男女行者别于途”。没想到，鲁国的政通人和引起了邻邦齐国的恐慌，齐国向鲁君送去八十位能歌善舞的美女和三十匹文马，整天在国都城门外翩翩起舞，此举明摆着就是挑战对女色高度戒惧的孔子。鲁国大臣季桓子多次前往观看，并怂恿国君微服前往。加之这年冬天又不给孔子分送祭品，这让孔子感到失望，于是决定前往卫国。卫灵公给孔子在鲁国一样的俸禄，但后来因为卫国一些人的陷害，孔子在卫国待了十个月就离开了。“子见南子”是在定公十五年、孔子第二次到卫国时，孔子那时五十七岁。相见场景在《孔子世家》中有生动描述：“夫人在■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珮玉声璆然。”一位年近花甲的男子与一位二三十岁的女子见面，政治与礼节性因素恐怕要多于其他任何因素，而门人子路的“不悦”似应从政治层面上去理解较为合理。孔子入见南子行的是最高级别的跪拜礼——“稽首”。南子“再拜”，也是一种很恭敬的礼节，“环珮玉声璆然”以声音形象地强调南子恭敬行礼的实在性。孔子对这次会面比较满意，出来就对子路说：原以为最好不要见面，没想到南子的答礼还是比较恭敬的。子路“不悦”大概因为南子处在卫国政治斗争的交结点上，见与不见表达着一种政治姿态，而这对于立足未稳的孔子师徒来说，需要谨慎从事。而这些与凡俗想象中的“好色”实在扯不上任何关系。
然而汉代人的解读却一个在天，一个在地。桓宽《盐铁论》卷二“论儒”认为，“子见南子”是“忧百姓之祸欲安其危”而不得已之举，拔高了此举的神圣与悲壮感；而王充《论衡》“问孔”却武断地说“子路不悦，谓孔子淫乱也。”王充还把孔子誓词“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改为“予所鄙者，……”解释为孔子在为自己卑鄙不纯的心思而向子路起誓。正是因为这位唯物主义哲学家的轻率与固执，“子见南子”一事进入了男女情爱之暧昧想象，孔子从此深陷于他一生深恶痛绝和竭力回避的男女情事之中。孔子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王充的固执恐怕是因为潜意识中的“好色”情结吧，而朱熹《论语集注》的解释也有此种情结在作怪，说“子路以夫子见此淫乱之人为辱”，所以不悦。一种以“非性”为主导的意识，最容易对“性”有一种不恰当的敏感，孔子的“绯闻”其实来自王充和朱子的敏感。
2009年胡玫导演的电影《孔子》中，“子见南子”被重点演绎。有人说这是对圣人的“大不敬”，因为一个民族历史中的圣人是用来崇敬的，不是像小丑一样被随意涂抹的，没听说过西方让耶稣、苏格拉底、柏拉图成为情感戏的主角。这其实又触及到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即我们该如何看待孔子？孔子到底应该是圣人还是一般人？北大教授张颐武在《一个人的阅读史》中力辩将孔子作为“圣人”的危害在于“成也圣人，败也圣人”，即当我们把圣人看做民族文化的神圣表征时，他同时也在为民族文化的种种问题承担罪责。中国现代百年历史中对孔子一会儿推扬，一会儿痛斥的态度，其实正因为我们的“圣人情结”，当我们以平常心对待这位鲁国的教书先生，则他就是我们民族的一位思想者：真诚地面对自己时代的难题展开思想。五四时期，一方面“打倒孔家店”，否定孔子；一方面也有折衷文人对孔子形象进行现代性重构，林语堂就是其中一位，他写过《孔子的近情》《孔子的幽默》《孔子在雨中歌唱》等文章，目的在于以“人”的意识，将孔子作为“人”的一面展示出来。
历史地看，秦汉时期孔子被神圣化，现代以来孔子被“人”化，这是中国历史中，“人”的意识演进的必然。于是又想到本文开头所提到的“史诗”。现代人用电影建构民族史诗，是板着面孔说教呢，还是像人类早期史诗那样将英雄气象呈现在婉约柔情中呢？期待着“子见南子”在未来有更多的书写与玩味。　□段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