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空军中的奇人约翰·伯伊德（John?Boyd）

美国空军中的奇人约翰·伯伊德（John Boy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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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伯伊德的能量机动理论早已开花结果，三代机中唯一和能量机动无关的F-14退役了，而基于能量机动理论的F-15、F-16还要继续服役一段日子，F- 18E可能还要服役30年。这可能是巧合，也可能不是。伯伊德被称为美国建军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无名小卒。不管出于什么理由，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对伯伊德关于主动、灵活、敏捷、轻巧、信息流通、不拘一格的军队思想的推崇，强调战斗中的大胆、灵活、出其不意，非线性作战（即不分前方、后方），打击敌人的关键节点，庖丁解牛式地导致敌人的崩溃，是今天美国军队变革的基本动力。即使在中国，时下时髦的所谓“系统对抗”的说法，其实也是跳出OODA中的具体步骤，而在OODA的总体上所做的对比。

战斗机空战格斗：战斗机在空战格斗中抢占优势位置的原因不是速度和推力，而是战斗机的能量水平。速度相应于动能，高度相应于位能，爬升和俯冲就是动能和位能之间的转换，谁能更快地转换能量水平，谁就能获胜。于是伯伊德开始研究战斗机的能量水平的数学描述。经过无数不眠之夜，伯伊德终于提出了一个评价战斗机机动性的简洁、优美的数学表示：

战斗机的单位剩余功率（specific excess power，SEP）=（推力-阻力）*速度/重量

在飞行包线里任何一点，SEP较高的一方占优。能量机动理论的意义在于：
1、定量地对比两架战斗机在整个飞行包线里的机动性
2、定量地根据敌我机动性的差别，优化空战格斗战术
3、定量地对设计中的未来战斗机在飞行包线里的薄弱环节进行分析和指出改进途径

伯伊德开始研究军事历史和行为科学，特别注重研究战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他开始疯狂地读书，数学、物理、心理、历史、逻辑，进化论、信息论、遗传学，社会学，经济学，研究孙子、克劳斯维茨、约米尼、成吉思汗、拿破仑、弗里德里克大帝、格兰特、曼斯坦因、李德哈特、毛泽东，什么都读。有人统计，几年里，他读了300多本书。最后将自己的研究编成一个16页长的讲义“毁灭和创建”（Destruction and Creation）。这是伯伊德涉足战略理论的开始。伯伊德正在从一个顶级空中斗士演进为一个对当前和未来美国军事理论和实践起决定性影响的战略家。

传统上，美国军事理论崇尚“火力制胜论”，强调用优势的火力和协调的行动，像不可阻挡的压路机一样，压垮敌人。所以，美军行动讲究在远距离上集中最猛烈的火力，在敌人冲倒跟前之前就消灭敌人，或者自己冲到敌人跟前就消灭敌人。或者拚消耗，就是邓小平的所谓“打钢仗”。机动灵活、穿插包围、调虎离山、围点打援等等概念和美军的基本作战思想格格不入，在美军的战例中也是例外。越南战争失败后，美国政界、军界要求反思的呼声一片，当几千美军在小小的格林纳达竟然用了两天才摆平200名古巴建筑工人的时候，军事改革的呼声在美国达到最高峰。

在这种背景下，伯伊德开始形成自己的机动战理念。机动战不是一个新概念，但伯伊德版本的机动战有它的新意。伯伊德把战争分成三种层面：消耗战，机动战和道德战。

消耗战的要素为火力、防护和运动，其中火力是最重要的，因为只有火力才是消灭敌人、赢得战斗胜利的手段。防护是保存自己的手段，防护的目的是为了发扬火力，消灭敌人。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发扬火力、提供防护。消耗战的重点是夺取战略要点。

机动战的要素则是时间和对手的军心，其中军心是最重要的。伯伊德强调时间对战争的重要性，时机和节奏有时比地形更重要，伯伊德的机动战理论的重点不在空间和物质上的机动，而在于时间和敌人的心理。要赢得战争的胜利，应该在从战斗到战役到战略的所有层次上使自己的OODA循环的周转比对手的更快，或者灵活地变换自己的OODA节奏，要随机应变、出其不意，以敏捷的出手，想在对手的前面，行动在对手的前面，打乱对手的思维，制造对手的恐慌和错觉，剥夺对手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战斗的能力，使对手确信继续抵抗的无用，最终导致对手不战自溃。伯伊德喜欢用飞行员的切口：切半径，get inside his loop。伯伊德并不把消耗战和机动战对立起来，在战役层次上的机动战仍然需要在战斗层次上的消耗战，毕竟光靠花拳绣脚是不足以导致敌人不战自溃的。

伯伊德的道德战不光包括战争的道德因素，还包括战争中的人心理和思维过程。伯伊德强调打仗的不是武器，不是地形，而是战士。战争真正需要摧毁的是敌人抵抗的意志，只有打垮了敌人抵抗的意志，战争才真正获得胜利，所以只有敌人才能决定战争何时结束。伯伊德强调，一支成功的军队必须对环境的变化和战场上的不确定性能够敏捷地作出反应；不要依赖完整、准确的情报来制定决策，因为战场上不可能有这样的好事，要能够随机应变，要能够利用战场上的不确定性，制造不可预测性；要能够有创意、多样化地运用战术，制造出其不意，而不是形成容易被敌人识破和利用的常规，最大的危险是被自己的思维定势所困，而漠视已经变化的现实；要上下一心，同心克敌；不是靠周密的计划和督促来实现协调，而是指挥权下放，靠上下各级对战略意图和战争目标的全面、准确地理解和主观能动性，主动、积极、创造性地从各个层次协同实现指挥意图，这需要官兵之间高度信任，信息高度流通，士为知己者死。伯伊德十分强调战争的正义性和道德层面，强调军人必须相信他们为之战斗的崇高目标，而不仅仅是为了憎恨或复仇而战，那样即使赢得战斗的胜利，也难以保证战争的胜利。

伯伊德强调战场上的三要素：时间、空间、人心。这就是中国兵法中常说的天时、地利、人和。这在东方军事理论中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从孙子到毛泽东，战争的正义性、攻心为上一直都是和兵贵神速、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相提并论的。但是将人心（包括人心向背、军民士气、镇定还是惊慌）作为战争的要素，对美国军事理论界还是一个新鲜事。为了推动政界、军界的新思维，伯伊德总结了一个名为“论胜利和失败”（Discourse on Winning and Losing）的讲座系列，以传道式的热情不知疲倦地向政界、军界的要员解说他的军事改革的思想。越战失败后，很多人对美国的军事改革这个课题感兴趣，所以伯伊德的听众很多，其中包括当时还是怀俄明州参议员的切尼。在以后的很多年里，多年担任参院武装部队委员会主席、后任克林顿政府的国防部长的莱斯·阿斯平，众院议长纽伊特·金格里奇，阿斯平后的参院武装部队委员会主席Sam Nunn，沙漠风暴期间的海军陆战队司令阿尔弗莱德·格雷上将，1979-83年期间的陆军参谋长爱德华·迈耶上将等，先后成为伯伊德的忠实听众。还有不少人对伯伊德的讲座很有兴趣，但不想花那个时间，要求他精简成一个短小的讲座，伯伊德还是那个臭脾气，一口拒绝：要么不讲，要讲就要讲全的，不来简体演义版。伯伊德的理论不仅在军界有影响，在商界也得到赏识，毕竟打仗和经商有颇多相似之处。

伯伊德的理论不是没有漏洞的。伯伊德强调比敌人更快捷的OODA循环，但如果敌人不跟着你的步调走，根本不理会你的OODA，我行我素，那更快捷的 OODA并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像抗日战争时期，日军想要速战速决，国军总是行事慢一步，用伯伊德的话说，就是OODA慢了一拍，在战场上非常被动。但毛泽东和他们打持久战，完全不理会日军的作战节奏，甚至有意地打乱日军的作战节奏，日军就抓瞎了。伯伊德的OODA里面重要的一环就是判断，打乱敌人的判断和指挥链，这是“抠眼挖耳捂嘴”战术的理论依据。但是如果敌人的指挥结构是分散的、具有高度自主性，那这个战术也是抓瞎。八路军、新四军的敌后游击队就具有这个特点。今天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也有这样的影子，游击队明显是在和美军打持久战，其自主的指挥结构使美军屡屡在捕获或击毙游击队领导人后依然无法抑制反美游击队的活动。有人甚至认为，拉登的战术才是对伯伊德理论的出色运用。911严重打乱了美国的战略部署，此后，美军在战术上取得很多胜利，但在战略上，越来越落在拉登的OODA之后，疲于奔命。处处防范，怎么能不被动？

实际上，伯伊德的思想很少是新东西，对敌人以攻心为上是孙子的思想，高速度、大纵深、快节奏作战以打乱敌人的作战节奏是图哈切夫斯基的思想，对于战争的道德问题和军队建设的思想，在毛选里可以找到很多影子，但是他把这些抽象的军事理论简化成美国大兵容易理解的表述，这是他独特的贡献。但是伯伊德就是伯伊德，他从不出版自己的著作或讲义，这倒不是出于什么太崇高的理由，而是永远对自己的东西不满意，永远需要修改。要是别人“盗用”他的想法，他也不在意。他在意的是把他的思想推广出去。不管谁愿意听，他都会去讲，将军，小兵，科学家，未来学家，国会议员，新闻记者，来者不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