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日记揭秘：曾三次反对美国核袭大陆

　　志愿军入朝作战，杜鲁门考虑使用原子弹

　　蒋介石1950年12月1日日记云：杜鲁门与美国朝野主张对中共使用原子弹，应设法打破之。

　　1950年入朝的志愿军先后在西线和东线发起攻击，美军受到沉重打击。美军统帅麦克阿瑟惊呼：“投入北朝鲜的中国军队是大量的，其数量还在不断增加”，“我们所面临的是一场全新的战争”。

　　11月3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联合国部队不打算放弃他们在朝鲜的使命”，“将采取任何必要的步骤应付军事局势”。记者问他，“任何必要的步骤”是否包括使用原子弹，杜鲁门说：“我们一直在积极地考虑使用它。”

　　显然，蒋介石12月1日的日记即针对前一天杜鲁门的讲话而发。“应设法打破之”，表明蒋介石不仅反对美国对中共使用原子弹，而且要采取某种行动。

　　蒋介石完全支持当时位于朝鲜半岛南部的韩国政府。6月26日，即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二天，蒋介石就立即召集会议，讨论出兵援韩问题。29日，他决定出兵3个师，并派顾维钧向美国政府交涉。后来，又曾多次向美国表示，坚决支持韩战。12月1日，他曾托人转告麦克阿瑟：“韩战挫折甚念，如需中国尽力之处，无不竭诚效劳，愿共成败。”但是，他一听到杜鲁门有用原子弹对付中共的“考虑”，还是坚决反对。其原因，据蒋日记自述，是因为觉得此法“不能生效，因其总祸根乃在俄国也”。

　　北越奠边府大捷，美国军方考虑使用原子弹

　　1954年4月17日，蒋介石拟定《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中，其中第3项写道： 美国氢弹、原子弹不令用于越南与中国大陆。

　　根据这一则日记可知，美国曾再次准备用原子弹，以至氢弹攻击越南和中国大陆，而蒋介石再次反对。蒋介石既然将之列入《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可见是几天之内就要做的工作，有其紧迫性。

　　次天，蒋介石日记云：“约见美太平洋总部霍华德参谋长。”显然，“‘不令’美国使用原子弹”，是蒋介石确定的对霍华德的谈话内容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胡志明领导的越盟在越南北方的河内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简称“北越”）。法国为争夺对越南全境的控制权，于1945年9月对北越发动战争。1950年，中国政府应越共要求，派西南军区副司令员陈赓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越南，并派以罗贵波为团长的政治顾问团和以韦国清为团长的军事顾问团到越南工作。同年12月，法国和美国签订《共同防御协定》，美国军方向法军提供大批武器装备。1954年3月，在中国的军事援助下，越南人民军以优势兵力进攻奠边府，全歼法军1.6万人，俘虏法国步军司令德卡特莱少将，法军败局已定，准备撤出越南北部，而美国则准备介入。

　　为了反攻大陆，支援法军，蒋介石于当年2月命其副总参谋长彭孟缉制订一项“雷州半岛方案”，其内容是，在广东的雷州半岛登陆，以之为“第一滩头阵地”。向北，进攻广东、广西，威胁南宁；向南，进攻海南岛，阻断中共接济越南的通道。蒋介石觉得，这一方案“或易为美国所接受乎？”

　　从蒋介石日记可知，为了挽救法军在越南的败局，这时美国曾准备以氢弹、原子弹袭击越南和中国大陆。霍华德的台湾之行，旨在征询蒋介石的意见，而蒋介石的态度仍然是反对。

　　反攻大陆，蒋介石拒借原子弹

　　1954年10月20日，蒋介石日记云：

　　召见叔明，详询其美空军部计划处长提议，可向美国借给原子武器之申请事，此或为其空军部之授意，而其政府尚无此意乎？对反攻在国内战场，如非万不得已，亦不能使用此物。对于民心将有不利之影响，应特别注意研究。

　　叔明，指王叔铭（1905－1998），山东诸城人，中国空军创始人之一。1950年4月任台湾防空司令部司令。1952年升任空军总司令部总司令。由于他和美国空军之间长期而深厚的关系，因此美国有关方面选择他作为向蒋介石的传言人。

　　蒋介石深知，自己初退台湾，立足未稳，完全不具备反攻大陆的条件。因此，他在 1951年《大事预定表》中强调，准备未完，切勿反攻；无充分把握，决不反攻；时机未成熟，亦不反攻。

　　蒋介石要反攻大陆，首先必须解除美国的所谓“台湾中立化”的束缚。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曾宣布，命令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以阻止从中国大陆对台湾和从台湾对中国大陆的一切海空活动，将台湾海峡“中立化”。美国的这一决定既反对大陆解放军跨海进军台湾，也反对台湾蒋军跨海进攻大陆，对海峡两岸都有限制。1953年2月2日，新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下令第7舰队不再干涉蒋军袭击中国大陆，“放蒋出笼”，蒋介石很高兴，认为“正合吾意”。

　　蒋介石要反攻大陆，还必须争取美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1954年初，他制订“开计划”（K计划），争取美国援助的武器有：海军驱逐舰6艘，喷射式F86式战机2大队，F84式战机2大队，新式雷达若干。

　　该计划同时要求：1.以苏联接济中国的武器数量为准；2.币制基金现款5亿美元；3.每年作战经费3亿美元；4.经济援助1亿2千万美元。

　　到了1954年，美国人对蒋介石反攻大陆计划的冷漠逐渐出现转变迹象。当年2月，台湾与美方召开“共同防卫台湾作战会议”。4月，蒋军与美军在台湾南部共同举行“联合大演习”，14日，蒋介石邀请美国军方高级将领普尔少将等人聚餐，参加者一致表示，愿随蒋介石“并肩反攻大陆”。9月3日，海峡两岸发生炮战。解放军自厦门向金门发炮6千余发，击毙美军在金门的顾问2人。7日，台湾蒋军出动海空军攻击解放军炮兵阵地。10月11日，蒋介石致函艾森豪威尔，认为如果苏联首先使用氢弹，先发制人，则“氢弹一落，全世界人心震惊，其必同时萎缩、昏迷，不知所至，更不知如何能图报复。”因此，他建议美国，“不如助我反攻大陆，使敌人专致力于此，而无暇顾及其他，是为长期消耗敌力，陷入泥淖，不能自拔之一法。”美国空军部计划处向蒋介石提议，只要蒋申请，即可出借原子弹供反攻大陆之用，显然与这一背景有关。

　　蒋介石当然知道原子弹的厉害，也知道此物对他反攻大陆会很有用，但他更清楚，此物“使用”不得，一旦使用，“对于民心将有不利之影响”。后来的历史表明，蒋介石终其一生，没有向美方提出有关“申请”。

　　蒋介石虽然是个反共的政治家，但是，他懂得争取“民心”的重要。一旦他向美国人借用原子弹，那么，不仅反攻大陆不会成功，而且，他就将永远成为民族的罪人了。

　　史海回眸：蒋介石父子是如何反台独的？

　　台湾与祖国大陆分离的日据时期，在政治上脱离中国，在文化上台湾人民又不愿意做“皇民”，这便产生了所谓“孤儿意识”，分离主义处于潜伏状态。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因台湾没有解放，这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战前台湾与祖国大陆隔绝的状态，海外的反华势力和岛内一些戴着不同面具的分离主义者，便炮制出所谓台湾“托管”和“台湾地位未定”的谬论，企图“划峡而治”，让台湾从祖国分割出去。蒋氏父子与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尖锐对立，但在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方面与中共不谋而合。面对海外的分裂势力，中国国民党在1992年以前表现出坚定的维护中国领土完整的立场。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提出“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也不能落在美国人手里”这种对台政策。

　　从政治上宣扬“台独”容易受到打击，因而一些“台独”人士往往从“文化台独”尤其是“文学台独”做起。所谓“文学台独”，系“文化台独”、“台湾自主论”、“台湾主体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具体来说，是指国民党为“外来政权”，“中国文学”也属“外来文学”，属“漂流到台湾来的一缕孤魂”。台湾文学虽受“五四”新文学的影响，但更受日本文学的影响。这种曾用日文书写的文学,既不是“中国文学”，也不是“日本文学”，而是独立的文学。所谓“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分支”，完全是“陈词滥调”。“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已经“分离”，已经“断裂”，这两者的关系，有如英国文学与美国文学的关系。两岸是“一边一国”，两岸文学其实质也是“两国文学”。两岸文学交流，不是国内文学交流，而是国际交流，即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交流。这个“国家”，目前是“两个中国”之中的“中华民国”，以后则是“台湾共和国”。

　　“台独”思潮的产生，有政治上的分歧、台湾社会的特殊性、国民党对岛内人民实行高压统治，无视台湾人民利益等方面的复杂原因。不管什么原因，“台独”均损害国家尊严，使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受到挑战和动摇，故蒋介石、蒋经国执政期间，对岛内的任何“台独”言论和行动，均采取严厉压制和打击的态度。对文学上的“台独”倾向，同样保持高度警惕，不让其寻找任何机会和借口出现。在1977年乡土文学大论战期间，“台独派”的“台湾文学论”已冒头，有部分乡土作家强调台湾农村与中国不同，并由此否认台湾农村是中国农村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国民党文艺政策的执行者和发言人陈纪滢，严正指出：“如果说，台湾是孤立的独特的，是与中国分裂的，那我们百分之百反对，那是‘台独’思想。”陈纪滢之所以这样敏感，是因为美国、日本反华势力在策动和支持“台独”，致使台湾文坛的分离主义倾向始终存在着，零星的事件时有发生。对此，国民党当局均决不姑息，严惩不贷，对那些顽固的“台独”分子，则重拳出击。

　　为了反对“台独”，台湾当局动用了法律武器，制定了“惩治叛乱条例”，以“涉嫌叛乱”或“涉嫌台独”、“破坏国体，窃据国土”以及“颠覆政府”等罪名，给“台独”分子和团体治罪，并以军法审判“台独”案件，还在1950年末，蒋介石下令大批抓捕“台独”分子，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1960年代当局镇压彭明敏为首的“台独”势力这一重大事件。曾担任台湾大学政治系主任的彭明敏，因宣传“台湾独立建国”和企图推翻蒋家王朝，被军事法庭判处8年徒刑。1987年10月，许曹德在台湾政治犯联谊总会成立大会提案将“台湾应该独立”列入章程，结果被判叛乱重刑。

　　当然，国民党把打击“台独”与“颠覆政府”联结在一起，难免借反“颠覆”之名，行独裁之实，把具有民主自由思想、敢向蒋政权挑战的爱国青年打成“台独”分子。如以煽动“台独”的罪名逮捕既不会讲“台语”，也不是“台湾人”的李敖，就是百分之百的冤假错案。由于过于极端，把“台湾”、“台语”一律视为“台独”的同义词，难免造成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情况。1984年杜十三的诗集《地球笔记》在电视台朗诵时用了“台语”，警备单位马上调问节目制作人为何不使用国语，是否有“台独企图”？这不看内容只看形式的审查，自然引起对方的强烈反感。另一案例是1986年3月，“国防部长”亲自出面在“立法院”以“挑拨民族感情散播分离意识，攻击丑化政府”为名，查禁吴浊流的《无花果》一书。其实，吴浊流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海外分离主义者对他的愚拙的攀附不成立，台湾当局对他因揭发了国民党的阴暗面而将其往“台独”方面推，同样是一种错误。

　　不许“台独”人士回台湾和查禁“台独”书刊

　　台湾当局对“台独”势力决不姑息，许多时候是准确和正义的。像还在20岁时就萌生台湾作家不是中国作家之意识的张良泽，1970年代在成功大学中文系教“新文艺”课程，以首次讲授台湾文学为名宣扬分离主义思想，为汉奸文学即“皇民文学”翻案，故每个学年度校方均要讨论这位认为“台湾文学不同于中国文学”的讲师是否还有资格留任。1978年，张良泽投入党外运动，在美丽岛事件爆发后无法在台湾生存，只好在美国和日本流亡。在流亡期间受海外“台美基金会”资助，鼓吹“台独”十多年，否认台湾人抗日的民族正气，称台湾人为非中非日，介于“汉民”与“皇民”之间的“三脚仔”，并污蔑中国人是“四脚仔”的猪，这种疯狂的自我侮辱还不算，还热烈赞扬战后日本资本“使台湾获致社会的安定和繁荣”。当局怀疑他是“国贼”，因而在其护照上加盖“吊销”的大红字，不许他回台湾，一直到戒严令解除五年之后，才允许他返回探亲。

　　陈芳明是一位诗评家，是一个复杂多变的人。他原来以“龙的传人”自居，可他在1974年离开台湾到华盛顿大学深造期间看到美国人写的鼓吹“台独”的小册子《被出卖的台湾》，由此受其影响背叛了原有的信仰，而中断学业与“台独”领袖许信良一起让《美丽岛》杂志在海外复刊,并以“施敏辉”的笔名在每一期杂志上写鼓吹“台独”的政论：疾言批评执政党镇压“台独”势力做法的同时，为被投入牢房的“台独”分子鸣冤叫屈，以致成为“台独理论家”，被国民党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不许他回台湾长达15年之久。后来，迫于舆论的压力和岛内形势的变化，国民党当局于1989年允许他回台，但只能停留一个月。当陈芳明到北美事务协调会办签证时，官方向陈芳明约法三章，其中第一条禁止事项是“不得主张台湾独立”，不许参与任何政治性的演说活动。但陈芳明阳奉阴违，一到台湾便出版三本以反国民党专制为名宣扬“台独”思想的《在美丽岛的旗帜下》、《在时代分合的路口》和由他主编的《二·二八事件学术论文集》。这些书和林双不的《大声讲出爱台湾》、施明德的《施明德的政治遗嘱》、彭明敏的《自由的滋味》一起，被台湾当局以“主张台湾独立，散布分离意识”的罪名而查禁。为此，前卫出版社发表声明“严重抗议”，“台独”派文学团体“台湾笔会”也发表《爱台湾的思想能查禁吗？》的声明，但这些都没有使当局查禁宣扬“台独”书刊的态度软下来。

　　文艺团体必须冠于“中国”、“中华”之名

　　蒋氏父子坚持“一个中国”，在“人团法”中规定“人民团体的组织与活动，不得……主张分裂国土”，“有违法者，不予许可”。这是约束党外势力组织党团及其附属的文艺团体的法令，是专为“台独”团体及其活动治罪的。这表现在文艺团体的成立问题上，蒋氏父子认为民间团体的设立应有利于祖国的统一，而不应与“台独”思潮沾边，并对那些假“台湾”之名行宣扬“台湾文学不是中国文学”的思想保持高度的警觉。为此，“内政部”明文规定成立民间社团必须冠于“中国”或“中华民国”名称，而不许以“台湾”命名——如确实需要，也只能用“台湾省”而不许单独使用“台湾”二字，如1955年6月成立的“台湾省妇女写作协会”，便不用有可能引起误解的“台湾”而改用“台湾省”，该会于1969年则干脆改名为“中国妇女写作协会”。其余团体一律称“中国”或“中华民国”，如“中国文艺协会”、“中国青年写作协会”、“中国诗人联谊会”、“中国古典文学学会”、“中华民国笔会”、“中华民国比较文学学会”等。

　　国民党这一政策，直到蒋经国去世后仍然坚持不变。哪怕是解严后的1995年，“以台湾为名义的社团在内政部登记为全国性的社团时，都被打回票，没有一个被核准”。典型的是1987年2月15日成立的“国际笔会台湾总会”（简称“台湾笔会”），由于是逃避作家体制化，是有主体性和“台独”倾向的社团，因而未被核准登记，官方后来在“必曰台湾”的年代即第七届李乔会长任内才勉强将其核准，但仍不支持其加入“国际笔会”。

　　“台省文艺”是“中华文艺”的组成部分

　　和“一个中国”政策紧相联系，蒋氏父子认为只有“中国文学”，而无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台湾文学”；只有“中华民国台湾省文学”，而无脱离母体、具有特殊含义的“台湾文学”。正因为如此，由官方文人尹雪曼主编的《中华民国文艺史》，只有“中华文艺”而无“台湾文艺”。谈到本地区文艺时，用的是“台省文艺”而非“台湾”的称谓。且全书着重的是外省作家的创作而非“台省”作家的作品。这固然体现了编著者对乡土文学的严重偏见，并为后来台湾文坛外省作家与省籍作家的矛盾加剧埋下了祸根，但该书认为台湾只是中国的一个省，“台省文艺”不应脱离中华文化这一母体的思想，并没有错。这一主张也影响到了大学中文系的学科建设。1990年代初，曾有日本学者要求到台湾大学进修“台湾文学”，官方的回答是“只有中国文学，无台湾文学”。这种回答过于笼统，且无视取材于台湾土地和人民的乡土文学或曰本土文学的存在，诚然不对，但认为台湾本地的文学应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则是正确的。也正是基于这种观点，官方于1984年和1999年两次出版的作家辞典，均以《中华民国作家作品目录》命名而不使用《台湾作家作品目录》的书名。

　　在“台湾文学馆”的筹建和成立过程中，如也有“中国结”与“台湾结”的碰撞。1992年，官方不许这个馆用“台湾”命名，但为考虑对方的接受程度，便省去“中国”二字而用含糊的“现代文学资料馆”取代，其用意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名义下包容台湾文学。这引起“独派”的严重不满，将这种做法骂为：“如果在中国现代文学名义下设台湾文学组，那就是在名称上被人做了手脚，成为‘传统文艺’之下没有名份的小老婆。”

　　不准成立“台湾文学系”

　　为了防微杜渐，防止“台独”思潮向高等学校渗透，国民党长期不许在大学中文系开设有特殊含义的“台湾文学”课程，申请增设这类课程也只允许在中文系名义下加开，而更不允许单独成立“台湾文学系”和“台湾文学研究所”。如1990年代中期台中静宜大学有意在中文系里设立“台湾文学组”，官方认为这是让“台湾文学”脱离“中国文学”的危险尝试，因而不核准。后来迫于台湾本土化愈演愈烈的趋势，也由于李登辉背叛了蒋氏父子反对“台独”的思想，淡水工商管理学院（后改名“真理大学”）经过“七上八下”（七次上书，第八次获准），才于1997年2月率先成立了全台湾第一家“台湾文学系”。

　　如果说，民进党执政前国民党还不许设立“台湾文学系”，或认为设专业就应该在中文系之下的话，那到了陈水扁上台后，“台湾文学系”的建立不再是下面请求，而是由上层鼓励。2000年8月，“教育部”通令国立19所大学筹设“台湾文学系”和研究所。主政者十分明白：文学的作用虽然有限，但文学可以推动政治，有时甚至可以越位，走在政治前面。一旦将“台湾文学系”与各大学中文系、外文系、日文系并列，具有特殊含义的“台湾文学”就不仅是为台独梳妆打扮的脂粉，而且是给台独张目、插向中国文学的一把利刃。为了使这把利刃磨得更加光亮，成立“台湾文学系”的步伐在加快：2000年成功大学成立“台湾文学研究所”硕士班，2002年8月成立“台湾文学系”和博士班，同时清华大学、台北师范学院成立硕士班，2002年静宜大学成立“台湾文学系”，2003年真理大学成立“台湾语言学系”2004年有更多的大学成立“台湾文学系”和研究所。这说明“台湾文学系”成立不是一般的学科建设问题，而是受政治左右，是为了摆脱中国文学的“羁绊”，这将造成台湾大学生不认同中国文学，并在族群和国家认同上出现严重偏差。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台湾文学系”和研究所的教授许多人志不在学术而在分离运动，以至有人认为他们运动高于学术。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目前台湾文学研究领域，一直是被‘非学术论述’所垄断。”

　　不许用“台语”取代“国语”

　　是坚持国语写作还是用所谓“台（湾国）语”写作，这也牵涉到台湾地区文学走什么道路的大是大非问题。蒋氏父子认为，语言寄寓着民族精神，并从台湾归属中国的关系出发，主张中国人应该讲“国语”，“国语”应成为官方语言。用汉语写作，用“国语写作”，才是中国文学的唯一出路。基于这种看法，台湾当局除在光复后初期允许中、日文并用外，在过渡期结束后的1946年，便雷厉风行推动国语本位政策，全面废止日文写作，禁止学校用日语授课，停止媒体的一切日文版，甚至连日语唱片也取缔，以树立“国语”的霸权地位。对那些习惯用日文或“台湾话文”的作家，当局强制他们学习“国语”。当有人认为台湾与大陆在互不相同的航道中发展，两岸存在着不同的社会条件和生活方式，因而作家应用“台湾话文”写作时，蒋氏父子对这种企图颠覆国语统治地位的言论，毫不退让：语言学里，没有“台湾话”。所谓“台湾话文”，说穿了就是闽南话和客家话，这两种“话文”皆为中国大陆方言，而不是什么独立于汉语之外的“台语”。

　　鉴于1949年后移居台湾的人所使用的是各省不同的方言，如“国家”，有的人发音为“果家”，有人说或“愧家”；有的人把“日本”说成“一本”，有的说成“二本”，个别的发音为“四本”，因而为了有利于沟通，当局大力推广“北京话”，除办有《国语日报》外，还倡导具有祖国意识的作家应用纯正的中文写作。这种禁日语同时禁方言的“去台湾话”而刚性推行“国语”的语文政策——如小学生在学校讲方言罚打手心、把原住民贬称为“山胞”并在其地带强制推行“国语”的做法，引起当地人强烈的反感，乃至后来反弹为“深绿”人士主张废除中文写作，改用所谓“台语”写作并把“台语”解释为与“台裔”、“台湾民族”一脉相承的与中国文化不同的“台湾文化”。可见，“文学台独”思潮的滋长——诸如“只有用台语写作才是台湾文学”论调的出现，与蒋氏父子在政治体制中不信任、排斥台湾省人，不顾民意歧视台胞的态度，完全不尊重乃至用“殖民遗毒”、“奴化”的帽子打压地方方言的做法，负有一定的责任。

　　蒋经国去世21年多了，这位前台湾地区领导人的大名，从来不曾像最近这样被岛内人士频繁提起。蒋经国故去的这段岁月，台湾历任政治领导人，从不曾像马英九以如此慎重的仪式纪念他。去年大选之后，就如同早年国民党同志到北京香山碧云寺祭告孙中山英灵的况味，旗开得胜的马英九到桃园头寮蒋经国灵寝，以胜选重新赢回执政权，告慰蒋经国在天之灵。迄至近日，马英九高调纪念蒋经国，台湾的时空，似乎又回到1988年春天，蒋刚辞世时那段“痛失中流砥柱”的“后蒋经国时代”。

　　在人们心目中，依旧有若干关于蒋经国的未解之谜。可能有更多人不解，纵使岛内蓝绿对抗如此两极化，蒋经国为何总是民意调查中排名第一的领袖人物？他何以能备受台湾民众肯定？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回到历史的轨道上，透过当代人物的回忆，以及蒋经国自己的回忆，我们来回看存活在历史空间里的蒋经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蒋经国。

　　（一）青少年与留苏时期

　　什么样的客观环境，锻造了一个像蒋经国这样的政治领袖人物？20世纪许多中国政治名人，似乎都经历了“意识形态塑造”、“政治生活淬炼”、“权力之争夺与巩固”几个过程，蒋经国亦不例外。而苏联时期的“意识形态塑造”，更是蒋经国整个政治生命历程中，最重要的部分。

　　1949年，蒋介石夫妇与蒋经国

　　慑于父威的压抑童年

　　经国可教，纬国可爱——这是蒋介石给两个儿子的八字概括。然而，蒋介石这位严父在儿子面前形诸于外的，却是一种冷峻得无以复加的威严。1922年春天，蒋介石的第三任妻子陈洁如，初见这位面形方厚、额高嘴大的农村孩童，心思细腻的陈洁如惊觉，经国被父亲高亢的吼叫声，吓得全身颤栗。陈洁如问他话，这个11岁的男孩，只知羞赧地摇头。陈洁如拉着经国的小手，叫他坐在椅子上，她发现经国全身始终抖个不停。

　　然而，当经国的弟弟纬国第一次出现在陈洁如面前时，蒋介石却放下了惯有的威严，脸上出现了少见的笑容，他抱起纬国，一边逗纬国玩，一边要孩子喊陈洁如“姆妈”。

　　同样的蒋介石，他却以两种截然不同的面貌，面对两个儿子。人们可以解释，纬国比经国小6岁，父亲当然对老大严厉，而厚爱老二。或许是纬国自幼长得乖巧，讨人欢喜，让蒋介石心生怜悯，厚此而薄彼。经国、纬国幼时都住过陈果夫（1892-1951）在上海法租界的家，陈果夫太太曾经告诉纬国，幼年时代，纬国因为体弱多病，蒋介石、姚冶诚（1887-1966蒋介石之妾）老是在陈果夫家楼上的阁楼里，整天抱着纬国，陈太太见状十分不以为然，指责蒋介石、姚冶诚，“你们到上海究竟是来革命的，还是来抱孩子的？成天就知道躲在阁楼上抱小孩（纬国）。”足证纬国幼时比兄长经国得到更多父爱。

　　蒋经国在台湾

　　或许正是蒋介石对经国的严谨教育，才让这个平凡的农村孩童，终成治国之才。1921年5月23号，蒋介石在写给蒋经国的信上说，“经儿知之：尔《说文提要》读完否？记得否？如已读完记得，可请尔先生依余正月间所开书单，顺序读去，勿求其过速。……”

　　蒋经国见过陈洁如之后半年，在上海念万竹小学时，又接到父亲的来信：“经儿知之：……你的楷字，仍不见佳，总须间日映写一二百字，以求进步。你校下学期既有英文课，你须用心学习；现在时世，不懂英文，正如哑子一样，……你每星期有工夫时候，可到商务印书馆去买些英文小说杂志看看；亦可以增长知识并为你弟订儿童画报，和儿童世界，各半年。……”

　　1922年10月13日的信上则训示蒋经国：“……你的字还没进步，每日早起，须要学草字一百个，楷书五十个，既要学像，又要学快。闻你读过的孟子，多已忘记，为什么这样不当心呢？……”

　　向往革命的狂飙青少年

　　15岁那年（1925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这场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导火线，起因于日本资本家开枪击毙工人顾正红事件。蒋经国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详述就读上海浦东中学时期，连续参与了四次反帝示威活动。蒋经国这时开始崭露头角，他被同学选为浦东中学示威队伍的领队，也当选抵制洋货小组的领队。

　　这一年的暑假，蒋经国去广东探访父亲，反帝运动正风起云涌，爱国青年纷纷“奔向广东”。蒋经国说，黄埔的革命精神使他“深受感动”，他头一次看到黄埔军校墙头张贴的巨幅标语：“联俄”、“联共”、“工农联合”，他也看见许多俄国人在黄埔校园内，有人告诉蒋经国，全世界各国当中，俄国是中国唯一的朋友，苏联的统治者不是皇帝也不是上帝，而是工农当家。他向父亲提出参加国民革命军的愿望，但是，他的请求被担任黄埔军校校长的父亲拒绝了。

　　蒋经国及其秘书马英九等

　　向往革命，是蒋经国对外的说法，但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动机，是4年前，也就是父亲与陈洁如结婚前夕，蒋介石与经国生母毛福梅的离婚。蒋经国忧国忧时，自怜怜人，他既向往革命与急切爱国的激情，意欲逃脱父亲严格管教的压力，又急于远离单亲家庭（父母离婚）的破碎场面。最后，他选择离开祖国，希望到一个陌生的遥远世界，寻求独立自主的梦想。

　　与蒋经国一同搭乘货轮前往苏联的青少年，一共有90余人，这条货轮先前曾经载运过猪只牲口，船舱里浓重的猪屎尿骚味，令人闻之欲呕。船在上海黄浦江等候出港，足足等了五六个小时，难忍船上臭气和不习惯船上摇晃，蒋经国说，他差一点动了逃回家的心念，但见许多同伴留在船舱铺位上，不禁自问：既然大家都能忍受，为什么我不能？我身为黄埔校长之子，焉能半途开溜？

　　蒋经国很快融入团体生活，在航向苏联的货轮上，开始温习布哈林《共产主义ABC》、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等著作。1925年11月底的一个傍晚，蒋经国和一群中国青年抵达莫斯科。一个月后，他加入了共青团。初到苏联，蒋经国开始下苦功学俄文，并努力研读有关政治经济学的书籍，还发表了两篇有关中国局势的文章——《中国的展望》、《中国北伐一定成功》。

　　挫折感。1988年1月10日，蒋孝勇陪侍床前，蒋经国忽然开口说话：“我一辈子为他们如此付出，等到我油尽灯枯时，还要给我这种羞辱，真是于心何忍？”

　　3天后，经国先生吐血而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