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庐山巧遇远方表妹黑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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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庐山巧遇远方表妹黑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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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子全家摄于庐山的全家福
陈珍华
1961年8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庐山召开。
庐山疗养院礼堂灯火通明,开了一整天会议的周恩来总理,正和一位二十六、七岁的女青年轻松而端庄地跳着舞。女青年显得有些紧张,她好像想和总理讲什么,可又把话吞了下
去。这个女青年就是我。
总理和蔼地对我说:“你的舞跳得不错,叫什么名字?”
“我叫陈珍华”。
“你在哪个单位工作?”
我似乎放松了些说:“我在庐山管理局做会计。”
总理笑着说:“做会计,你们单位财经大权在你手里,要好好做啊。”
看到总理那副慈祥的面孔,我不像刚才那样拘束了,积郁多时的一句话总算脱口而出:“总理,我想提一个人,不知道您老还记不记得她?”
总理有些疑惑地问:“哪一个?”
我说:“小名叫黑子。”
总理感到十分意外又高兴,立即停住了舞步,亲切地往休息室边走边问:“黑子,你知道她吗?”
当总理得知黑子就是我的婆母时,有些激动地搀着我的手走进休息室。
我还告诉总理,三年前一家人由南京中山植物园调到庐山工作。1959年夏季,中央在庐山举行八届八中全会时,怕打扰首长,影响工作,不敢去打听,错过了机会。
从与总理交谈中得知我婆母万贞,比总理小2岁,童年在外婆家读书,与总理朝夕相处。自1911年总理13岁那年他们分别后,整整50年未见过面。临别时总理说过几天要去看我婆母。
一天上午,我刚上班便接到庐山公安局的电话通知:“周总理今天要去你家探望你母亲,请你们在家中等候!”
61岁的婆母站在自己的小房间的窗口,仰望汉阳峰上的白云翻腾。她戴着用绳子套着耳朵的老花眼镜,穿着一身已洗得泛白的黑色夹衣裤,衣服袖口处还有几个补钉。她那稍长而微宽的木字形脸庞上,前额较高,眉毛宽而略浓,鼻梁挺拔,嘴形略瘪。花白的头发向后梳成一个髻,发夹把它紧紧拢着,向我们讲起童年时代,在淮安外婆家中和七哥周恩来一起生活的情景。
她说:当时外婆家请了一位先生教书,同时在一起读书的还有怀芝姐姐(万怀芝是婆母的堂房姐姐),书读得最好的是七哥,他从小天资过人,字写得好,诗又做得好。
大约是8岁那年,自己不想念书就逃学,一个人躲到花园静处去玩,后来被母亲发现了差点挨打,还是七哥在一旁劝阻,要母亲不要打,好好读就行了,这才算了事。后来七哥去日本,她还帮他做了布袜子,一晃几十年过去了。
下午一点多钟,周总理在秘书及保卫人员的陪同下,驱车来到植物园职工宿舍。刚一进门,迎面碰见我爱人钟则朱,总理握住他的手说:“我是来看你母亲的,不能有任何个人要求。”“七舅放心,不会有的。”总理进入客厅后,就向婆母住的房间走去,当我从房间里把婆母搀扶出来时,总理急忙上前,拉着她的双手说:“妹妹,你可好呀,我上门看你来啦!”婆母含着泪珠端详着总理说:“七哥,真没想到,几十年不见,这回在庐山重逢。”
总理的眼角也有些湿润地说:“整整50年啰。”
大家都兴奋得忘了坐下来。婆母用手抹了一下眼角,招呼总理的两位随从说:“请坐,请坐。”
“七哥请坐。”婆母又朝向总理说。其实总理已经坐了下来,并笑着说:“你就不用招呼我啦,到了妹妹家,就如同到了自己家一样嘛。”
总理看看婆母并指着我笑着说:“她还知道你的小名字呢。”
婆母笑着说:“我和他们说过的。”
总理揭开茶杯盖,端起茶杯呷了一口云雾茶后问则朱:“云雾茶是你们带去北京的?”
则朱告诉总理,那是去年到北京出差,母亲要他带点庐山特产给舅舅们尝尝,已去同宇(总理的胞弟)舅舅那里看望了几次。
总理稍带严肃地说:“以后不要带东西了,不要加重你们的负担。也希望你们模范地遵守中央不请客、不送礼的规定,千万要注意影响!”“一定听七舅的话,以后不送了。”则朱边沏茶边回答。
大家正谈得高兴的时候,婆母忽然两眼显得呆滞,双手紧紧抓住沙发,还有些发抖,整个人好像在抽风痉孪似的。总理急忙交待秘书去找医生,我和则朱说:“不要紧的,过一会就会好。”则朱赶忙一只手拢住婆母肩,另一只手给婆母由上至下的抚摩着胸口,不到两分钟,老太太吐出一口气,人渐渐恢复了正常。
婆母一切正常,朝着总理说:“没有事了,刚才让你们受惊了。老毛病,日本人来的时
候就有了。”
总理不放心地对我说:“要不要让她休息一下。”
婆母说:“不要紧了,我们兄妹难得见面,还是大家谈谈。”
总理又看了一下婆母,感到一切都恢复正常才继续说:“你们知道万家(是周总理的外婆家,总理的生母万氏是婆母的姑姑,又是舅母;婆母的生母周氏是总理的姑姑,又是舅母。在国内把这种两家互相联姻的关系称作还门亲)还有哪些人?还知道哪些亲戚?”
则朱说:“万家绪生舅舅在扬州。十三姨娘万怀芝以前在扬州,抗战后就搬去上海。1937年,我随母亲到过外婆家里,见过二舅舅、四舅舅、六舅母等,还有陈家姑婆婆和陈家小姨娘。四舅舅在运河上工作。”
婆母插话说:“在扬州经常见到六舅舅(总理的六叔周纯芝)。”总理说:“是的,到了北京后,是他的朋友帮找的。”
当总理从婆母中获悉曾去淮安看过舅母(总理的一个婶母)时感慨地说:“阔别多年了,本也想回去看看,但淮安亲戚多,有些问题不好处理,等以后成立了城市人民公社再回去看看。”
总理一面在关心地问我们的生活情况,一面向成秘书说:“小成,记一下,回北京后,帮我寄点钱给他们。”
我说:“我们两个人工作,工资够用了,不用寄了。”
总理坚持说:“还是要寄点的。”
则朱忙说:“我们现在的生活比过去好多了。自己还种了点菜园,有南瓜、青菜、萝卜和马铃薯……”总理一听说我们种了菜园,兴趣很浓,特地观看了我家床底下储藏的马铃薯,一再叮嘱要把菜地边沿的石头砌好,要有排水沟,防止雨水冲刷。总理还问庐山居民每人发了多少布票,定量多少,够不够吃,是烧柴还是烧煤。当我们一一如实汇报后,总理笑着说:“那就好,那就好!这几年受天灾人祸影响,国家经济暂时困难,粮食紧张些,今后会好起来的。”
当我给总理加第三次开水时,总理说:“不要了,不要浪费开水,我要走了。”说着又兴奋地握住婆母的手说:“妹妹,我走了,要多保重,有机会来北京玩。”
婆母眼角有些微湿地望着总理说:“七哥,多保重,要注意身体,问候七嫂。”
婆母要送总理下楼,总理一再劝阻。于是我和则朱送总理,她和孩子们站在楼上窗口眺望,注视着汉阳峰那边的环山公路,静静地目送周总理的车队慢慢消失在万绿丛中。(陈珍华口述,晨光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