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农民日记震撼人心

陕西农民侯永禄写了60年的日记，记录了他以及他所在乡村60年的生存经历，平凡琐事震撼人心。本报记者专访社会学专家，挖掘其价值——
一位陕西农民，写了60年的日记，记录了他以及他所在的乡村60年的生存经历。在他死后，这份原汁原味的历史记忆得以与读者见面。平凡琐事中的震撼人心，人间烟火中的规律呈现——这本中国青年出版社推出的名为《农民日记》的图书，赢得了普通读者、历史学者和社会学者的关注。本报记者专访作者侯永禄之孙侯亮、该书责任编辑谢慈仪以及社会学专家，去挖掘《农民日记》的价值所在。
一年多以前，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谢慈仪拎着一袋复印资料，在北京一处公交站场等车。车迟迟不来，她于是拿出复印件中的一本，边看边打发时间。她看得入神，旁边一名等车者也凑过来，目不转睛地看着，直到他的车开来。
谢慈仪随后打了一个电话给一个叫侯亮的年轻人，告诉他说，她决定出版这本书。至此，侯亮辗转五六年的工程终于落实；2007年1月，侯永禄的《农民日记》正式出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导檀传宝一口气读完了整本书，并告诉记者，他推荐所有识字的中国人读这本书。
见证六十年乡村历史
“自父亲撒手去世之后，我们一家孤儿寡母，日子一天比一天难熬……”
这是侯永禄的第一篇日记，写于1940年年末，当时他9岁。
从那一天起，侯永禄用各种颜色的笔，各种颜色的纸，记录下自己琐碎的日常生活，一天不落。在他漫长而琐碎的记忆中，在油盐柴米、居家度日的细节里，1940年以来的中国乡村历史的血肉呈现于斯。在他巨细无遗的描述中，在所见所闻、所感所想的文字里，见证了一个民族的发展脉络——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三反”、“五反”、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三农”问题，折射出一个家庭、一个村庄、一个民族的命运……
翻开书的第25页，他在1949年农历10月几天的日记里写道:“新中国成立了。合阳县的村村乡乡都举行了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位于最南端的路井乡格外热闹。除召开大大小小的庆祝会、座谈会、报告会之外，庄稼人用民间‘社火’来表达自己发自内心的喜悦之情。
“一大早，我到西庄子叫来赵妈，又到乾字村和东明村叫来两个姐姐去街上看‘社火’。路井城周围村子的人源源不断地涌向街头，有步行的，有骑牲口的，有三三两两的，有成群结队的，路井街上，一片节日景象。各茶坊酒肆、商店当铺都挂上了一面面有着五颗星的国旗，大街小巷贴满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打倒蒋家王朝，人民当家作主’等红红绿绿的标语。
“……再往后，跑旱船的，踩高跷的，扭秧歌的，打腰鼓的人们载歌载舞，尽情宣泄着多年来压抑在心头的不满情绪。”
在1960年11月21日，他写道:“陈书记在公社召开的常委扩大会议上又传达了上级精神，要自力更生，不向上要，用‘核压挖清节’来解决困难……今后要安排好群众的生活。安排后8个月的粮食标准的思路是‘三低、二平、三提高’。最低15斤，最高18斤。”
他用平实而丰富的细节，真诚地记下了自己的见闻与情感。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导檀传宝告诉记者，他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了整本书，那个时代重新回到自己的眼前。而作为一个人文社科学者，他更看重这种原汁原味的历史带给自己的震动。他说，这本书的细节，还有那些限于篇幅或其他原因未能出版的资料，提供了一个看待中国历史的方法论问题。“以前的小说家、历史学者，对当时的很多历史都有反映，用的方法不一样，但都有很多毛病。这个毛病就是他从主观出发，反映历史的一个侧面，变成盲人摸象。尤其是‘伤痕文学’以来的文艺界，尤其是余华，虽有很多值得肯定的发掘，但不是从原汁原味的经历和记录中寻找历史的真实，而是站在个人的立场，尤其是消费社会的角度。”
在他看来，《农民日记》用真实的史料，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历史进程和当时人们的想法。“我现在到处推荐这本书，把它放在床头，作为研究时的参考。我准备再买一本，给我父亲看。”
一代人的辛酸与欢欣
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或许更会被日记描写的个人生活所打动。侯永禄一字不识的母亲，知道识字的重要，节衣缩食，送他上学读书。在学堂和后来的师范学校里，他知道了《三字经》、《百家姓》、《朱子治家格言》、四书五经，知道了孔子、孟子及“仁、义、礼、智、信”，也知道了陕北延安……他的文字与见识，比　一般村民更有智慧，这些贯穿日常生活的素材，在侯永禄的笔下，既朴实敦厚，又生动有趣。
若是陕西人，定会熟悉那些秦腔秦味儿的村言土语。记者一路看下来，已记住不少。有“死水怕勺舀”形容“坐吃山空”。还有“大包干”时的顺口溜:“铃一响，心乱咧！社员就像猪贱咧，只怕大工分叫队长相好的满占咧！”
若是农村人，定能想起令人忍俊不禁的乡规民俗。日记中有一段写的是农村说亲的事情，非常精彩。在侯永禄13岁的时候，其母亲就央人给她说亲。说亲的人去了，先神秘地把侯永禄家说得好比天堂，却又并不道明，直到女方家长一再追问，他才叹口气说:“唉！世事就是这样，各为各成，各家说的各家话。人家说媒的都是向着男方，都给男方办事。只有娘家人最体心，才会替你着想。有多少人要我给他娃找媳妇，我都不愿说给咱焕儿！只好把别的姑娘给说上去。这次确实是方圆几十里都选不来的，才来给咱娃说的。”“到底是谁家，你快说呀！”老汉干咳嗽了一声，银焕妈忙说:“焕儿！快来呀，快给你四哥烧喝的去！这一会儿净说了话了，把这事给忘了……”随后，他又说了那边一通的好。等到男女成亲，女方家长才发现，他说的房子是空的，他说的地没人种，整个就跟现在说的“有房(租房)有车(自行车)”一个样。
其中还写到他如何教育自己的子女，在困难时期，他被乡亲称为“钢公鸡”，一分钱都要算计着花，但得知孩子看了一场1毛钱的电影没交钱时，他却坚决要孩子马上把钱交回去。
檀传宝教授生于1962年，对这些细节也很熟悉。他说，侯永禄教育孩子的细节，让他印象最深。“他很严厉，强调规矩、品德，强调父母的榜样，这在今天看来有过的一面，但也有很积极的东西。什么是教育？教育并不是完全在学校里上课，家庭、父母对孩子品德的培养更为重要。教育的结果，可以从他孩子的发展上得到验证。他家几个子女学习都很好，品格也很完整，老时，他主动要和孩子分家，孩子们都不干。这就是榜样的影响吧。”
檀传宝还十分欣赏侯永禄在生活中学习的方式。侯永禄在学校并没有学到多少专业的东西，但他后来却写春联、做会计，样样都干得好，“直接经验跟间接经验的结合，学习和实践的结合，在今天是很有益的启示。”
不过，日记中也记载了许多令人辛酸和遗憾的生活。比如解放前的衣食无着，后来人盲目跟从集体的意识，还有农民眼光的局限。有一个细节让檀传宝想起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侯永禄本来有机会干革命、闯天下，可以走得更远，但母亲不愿他远离自己身边，他便一辈子留在乡村，年龄很大时去一趟省会西安还十分兴奋。檀传宝父母“也有这样的问题，1979年考大学，父亲不让我报离家太远的辽宁财经学院。考研究生时去了北京，我妈在家哭，说，你去那么远，我死了以后，你就回不来了。”农民思想的局限，和国家发展的限制，让很多侯永禄这样有才能的人错过了更多的机会。
五、六年的出版历程
2005年春节，75岁的侯永禄去世，没有看到他的心血变成“铅字”。
他也并没有这样的奢望，写日记只是他的一个习惯。侯永禄的老伴赵菊兰曾经告诉记者，一支钢笔，一个小笔记本，是侯永禄每逢出门必然随身携带的东西。不管去哪儿，不管忙闲，每天晚上都会写上一段。有时，还饶有兴趣地教儿女去读。就像记录史料一样，还不时让别人看他记录的有没有疏漏。
在父亲日记及书信阅读中成长起来的儿女们，如今家家幸福美满。这其中包括侯永禄最疼爱的长孙侯亮。侯亮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现正就读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研究生。正是他，实践着《农民日记》出版的愿望。
“爷爷每天都会记下当天发生的事情。日记就放在炕桌上。很多年的翻阅，已经使各种纸张发黄。他有时还会拿这个教奶奶认字，我一会认字，就开始读这些日记。”27岁的侯亮把时间拉到10几年前。
“小时候看，是觉得很好玩，偶尔看他写每天发生了什么，里面都是身边的人和事。上高中的时候，我就主动去看，因为我也喜欢文学，这里面有很多细节，是我不知道的东西。上大学时每次放暑假我都会看，这时候，我不再是为了熟悉那些生活，而是用里面的材料印证我学的东西，看他和书本上的历史有什么不一样。”侯亮这样叙述他三个时期读日记的感觉。
而现在，他正在学习导演，很多同学问他会不会拍一部描写爷爷的生活的电影，他说，这是一代人的生活和精神，我必须到40岁以后才能拍，看得越多我就越感觉积淀不够，我们对上一代和上上代的生活，了解得太少，所谓的了解也只是以现在的眼光来作出揣测，很多大学生都是这样。
让更多人分享一代人的经历，使侯亮决定寻求机会出版这长达200万字的日记。从五、六年前开始，他就寻找机会。最开始，他找到某出版社，但该社觉得有风险；后来，他又联系书商，谈了几次，他又怕书商“不靠谱”，歪曲日记的原意，遂作罢；再后来，他通过朋友联系上了谢慈仪。
谢慈仪喜欢这本书，但担忧它有没有市场。正在两难的时候，她经历了本文开头的一幕，这让她有决心把它出版了。
《农民日记》摘录: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
母亲心里恨不得让我一晚上就长成大人。我十三岁那年，就央人给我找媳妇，连面都没有见过，便给我定下了。我到高小上学的这年冬天，那女子害了一场病，不幸于年关前死了。母亲急忙又托人四处给我找媳妇。
我小姐姐京芳家的公公梁敬亭，是个能行人，会给人管事办事。母亲就托他留心给我找个媳妇。老汉想来想去，他的本家有个女子叫梁香儿，梁香儿的小女儿小名叫银焕，大名叫菊兰，听说尚未许人，长相也不错，这样亲上加亲也是个好事。他便打算于收麦前抽出时间去西庄子的小姑家走一趟。
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三
路井乡的农民和全国人民一样，积极响应毛主席发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贫下中农子弟纷纷报名参军。群众敲锣打鼓，给参军青年披红戴花，热情欢送，并开展了拥军优属和募捐、捐献活动。我在团支部、学校、合作社、群众会等各种场合共捐三万两千元现金和六斗八升小麦。
1958年11月1日
(1953年国家实行公历纪年之后，改用数字表示日期，以示区别——编者注)
全公社宣布吃饭不要钱。我十分惊奇！难道真的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吗？真的到了物质极大丰富、人们的觉悟极大提高的程度了吗？真的能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了吗？那么，为了定额记工，为了包工、包产、包投资的“三包”，让人辛辛苦苦，不知熬了多少透天亮干的工作真的就不需要了吗？吃饭不要钱，那么食堂也就不要馍票、菜票了吧！财会人员也就轻松多了。真是谢天谢地，谢谢党和毛主席了。
1960年7月10日
……秋收后，粮食标准更低了，更不够吃了，菊兰心里更着急了！虽然她身怀有孕，仍时时刻刻想着全家人今后的吃饭问题。阴雨天，队里没安排活时，菊兰便提上笼，去收割完的豆子地拾豆角。只要是地上有的，不论是黑的、绿的她都拾回来，剥成豆粒颗煮着让孩子们充饥。后来菊兰又到埝头坟边挖野菜，蒸成菜疙瘩来吃。由于风雨不避，衣服湿透也不顾，久而久之，湿气入了内，身上便起了“风屎”(湿疹)，又痛又痒，十分难受，用手搔破皮肤也不顶事。我给她身上写毛笔字: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也不顶用，几年也治不好，后来吃“海拉明”药片，才稍轻一些，但她一用凉水洗手，病就又复发了。
1966年8月29日
批判大会组织全体党员去田间参观范家洼大队的棉花秋田作物长势情况。我半路上却碰见一伙青年人，打着红旗，抓住郭家坡的一个党员，不管三七二十一就乱抓乱打一阵，并给他脸上抹上黑墨。那人被打得鲜血直流，无人敢上去拦挡。我吓得心“怦怦”乱跳，甚至身上也有些发抖。回到大队部门口，又在人群里听见一个人“八爷，八爷！不咧，不咧！”的哭叫声，又见场院中乱七八糟堆放下许多箱子、框子，据说是抄了地主、富农的家。我越发不理解了，难道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吗？
1966年8月30日
早上，路井社开展了革命大批判。上午，大家正在讨论时，便听说范家洼的一个党员投井自尽了。我吃了一惊:“怎么啦？这个同志是贫农出身的初级社会计，因未能及时入共青团，曾和我在县上会计学习班上谈过心。他为什么要投井自尽呢？”
1986年7月28日
暑假到了，引玲又把电视机带回我家里，当晚就在门房里放开了。晚上演起了《济公》，来看的人比平时更多，房里也挤不下，我干脆把电视机搬到房门口前，让大家在院子里看。电视预告要放《西游记》，而且是上午9点钟放。我怕白天光线太强，看不清楚，便在房门前用帐子和凉席搭起了大凉棚，遮暗了光线。
由于白天光线太强，村委会的大彩电也不放电视，到我家里来看电视的人就更多了，甚至路二大队的人也来看。电视机跟前的光线暗了点儿，远处的人却在太阳底下热得不行。我便将凉棚再扩大，席不够用，连新凉席也搭上了；小凳子不够坐，拉出长凳子、椅子、门槛、木板、饭桌，连石墩、砖头都用上了，宁肯自己不坐，也要让来的人有座位。
来我家看电视的人虽不是人山人海，却也算得上是人来人往！人多时竟有百余人，我家里从没来过那么多人。引玲带走了电视机后，晚上还有不少人来打问着想看哩！整整50天，虽然黑天白日整得人昏头转向，扰得我们干不成活、吃不好饭，但全家人心里总觉得乐滋滋的！
责编访谈　　“时间越久它越有价值”　　面对近200万字的原材料，责任编辑谢慈仪用半年多的时间，录入、筛选、归类，使其从零零碎碎变得有条有理并妙趣横生。她为什么费力出版这种可能没有“市场”的书，她在编辑过程中有什么样的发现和感受？　　销量的事我把握不住
记者(下简称“记”):这本书的出版十分耗时间，为什么愿意花这么大的精力？
谢慈仪(下简称“谢”):作者原来的日记有200多万字，需要一点点梳理。而且其中有错别字，有不少口语，甚至有的文字勉强才能读懂。在编辑过程中，我们既要让读者读到原汁原味的语言和风格，还要让日记具有一定的可读性，因此最后花了很多时间，挑选了原稿中最能反映农业发展和农民生存实情的20多万字。
记:你觉得侯永禄的家人为什么选择你？
谢:我听说他们之前也受到了很多挫折。我拿到复印件的时候，很震惊，觉得很有意义，也意识到这是一件很艰辛的事。我把这些都跟他们说了，可能他们觉得我比较可信吧，呵呵。
记:出版时你们有没有考虑这可能是一本没有市场的书？
谢:说实话，刚开始我们是有点犹豫的，但当读了以后。我们是不管卖多卖少，这个事情一定要做。农民这个群体大家都要关注，但农民文化景观、生活实录这块在出版物中一直是个空白。以前都是作家、社会学家来说农民，这本书是对农村文化、农村发展过程的一个还原，我觉得已经超越了一本图书的意义。销量的事我把握不住，但这本书有社会价值，不会是临时的卖两天就完了，时间越久它越有价值，因为历史越来越难以把握。
第一手原始资料
记:能否具体谈谈你眼中的这本书的价值？
谢:这本书的出版价值在于内容的稀缺性。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但有几个农民像侯永禄一样记录下自己的日常生活，而且跨度如此之大？在由传统的农业社会急速走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真正的农民文化已从日益发达的传媒视野中淡出。很多关于农民的作品是城里人写出来的，我们很少有机会真正从农村人口中了解到他们的喜、怒、哀、乐。《农民日记》毫不避讳地讲出了农民掏心窝子的大实话，有着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眼里第一手原始资料的宝贵价值。
记:你觉得这本书适合什么样的读者阅读？
谢:我们一开始拿到这本书，就设定了一个读者定位。我觉得有三类人会喜欢读这本书。一是公务员当中有一官半职的人。他们80％都是农村出身，现在的工作重中之重也是农村工作，新农村建设。第二类是大学生，尤其是学文科的。他们要了解历史，不能只从书本上学，感性材料从哪里来？大学生中也有很多是农民子弟，他们需要了解上一代人的生活。还有就是有过上山下乡经历和对农村有研究兴趣的知识分子。
记:日记很零碎，你如何保证让读者有阅读的欲望？
谢:针对日记零碎的特点，我们做了特别的编排。一是保留原汁原味，即按照日记的真实日期和内容进行选编，忠实再现其朴实文风和方言土语，对某些不符合现在语言规范的文句，只要在理解时不产生歧义，便不作更改和修饰。包括为了让侯永禄日记原封不动地显现年代印记，我们特意采用农历记录1953年1月1日以前(即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用公历以前)的日记日期，并用汉字表示其间具有统计意义的数字。
二是提取可读信息，挑选原稿中最能反映农业发展和农民生存实情、最具有时代气息的典型事例。
三是突出小中见大，把日记中油、盐、柴、米类的琐事与当时众所周知的社会大事连通。
四是丰富视觉感受，用不同字体编排，穿插实物图片、彩色插页和底图等，增加版面变化。侯永禄很爱收藏，以前用过的很多东西都保留着，粮票、会议材料一大堆，有很多宣传画我都爱不释手，但因为版权问题，没有办法全部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