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和人生

2010年5月8日文汇报

岁月和人生

俞自由走了，走在这个多雨而阴冷的春天。

告别那天，她穿着中式服装，戴着有帽舌的银灰色薄呢帽子。不知道这是不是她自己的选择。她喜欢自己安排自己的一切，包括墙上的那幅正看着大家的照片。耳边回荡着二胡曲《江河水》，这也是她选定的。音乐时而强劲，时而哀怨，有时细弱得似乎要断了，但总连着，好像有一根结实而韧性的丝带，牵着，像她的人生，从来没有闲散过。

那天，我遇到了很多当年的知青，看到不少熟悉的脸庞。41年前，我们坐同一列火车去蒙城。俞自由是67届高中生，下乡时已有一定文化基础。后来，她的小组在改造农村中拉电线、修水利、育良种，做出很多成绩。再后来，她由妇女队长、大队书记、公社书记而至县委副书记，革委会主任。不满23岁的她，主管公安司法、组织、农业。在一个农业县，这三项几乎占了整个县城工作的大半。

俞自由规划农村基本建设，推广科学种田，整顿干部队伍，整顿城镇户口，伸张公平正义。这些举措在蒙城如惊雷，自然也触犯了很多人的利益。在后来变幻的政治风云中，有人写了威胁信，在信封里放了两粒子弹，塞在她宿舍的门底下，说小心你的狗头。俞自由被要求写检查、遭批判。我那时已在复旦读书，当时我们已回上海的知青们，无时不在为她忧心，因为我们就像了解自己一样，清楚俞自由们是怎样的人，为了建设蒙城，他们是可以奉献出自己一切的。

后来，俞自由被调往较为富裕的天长县当分管工业的副书记、副县长。她提出天长县要办工业才能富起来。她把李斯的《谏逐客令》拿到县的四套班子会上念，说我们要用“客卿”。县里就授权她来上海寻觅人才。俞自由到上海电台发广告，说愿意到天长工作的相关专业人员，可以解决家属的城镇户口。一些来自外省农村在上海学习工作的年青才俊，就这样去了天长。县里用一百十多个户口，引进了21名人才，结合同时引进的先进技术、设备和项目，办起了一批工厂，使天长县成为安徽省发展地方经济的榜样。当时，有位公社的老干部抱怨，说革命了一辈子家属还没解决城镇户口呢。俞自由说，现在得解决年轻人就业，你要是能办起工厂，解决100个人就业，我也给你家属解决户口。

天长县的领导给予她的，不仅是工作环境上的支持，还有身为老同志的品格力量。县里有一个规定，县领导的子女不能进县委大院工作。县委书记的女儿在招工录取后却被安排进来了，没人提出问题，俞自由找老书记谈了这件事。这位书记在班子大会上说，你们大家都是在害我，只有俞自由是为我好，是为我好啊！书记的女儿后来去了公社做电影放映员。书记的老伴为此找俞自由整整谈了两个半小时，哭诉说跟了书记那么多年，吃尽了苦。俞自由同情她，但她觉得自己只有这样做，才对得起书记。

这时，俞自由的丈夫赵国屏已是复旦大学生物系学生。他把自己做过的数学题寄给她，她规定每天晚上十点半之后，人家不能来找她，她坚持自学，做完了两千道微积分习题，她的“高等数学”科目就是这样完成的。那时我在复旦留校做学生指导员，中文系的学生宿舍有我一间，生物系的宿舍就在对面，俞自由回上海来复旦时，有时就在我的宿舍里和赵国屏见面。记得那时她总是来去匆匆，有时也抱怨。毕竟他们一年只有两个假期相聚，一次在天长，一次在上海。

后来丈夫赴美深造，她也去美国陪读了，我们的来往就少了。直到她八年后回国，我才断断续续了解到，她在大洋彼岸的艰辛和奋斗。原先学俄语的她，从26个字母开始学英语，在打工时和婴儿一起开始学说话。还要照顾赵国屏的生活，做家务。她说逢到考试，厨房水池里堆满碗碟，到考完试一起洗，要是有人来，就在门口堵住，免得看到不雅。每天都要凌晨才能睡觉。就这样，她竟然直接被美国普度大学接受为研究生，奇迹般地攻下了硕士、博士学位，成为当时我国为数不多的农业经济学留美博士之一。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学校看重她在中国的工作经历，她善于理论联系实际，勤于思考，注重实践又异常刻苦的学风，给了她很大的助力。

俞自由回国后在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当教授，当过系、院和校的领导，后来去了财经大学金融学院。1998年起，受聘香港岭南大学管理学院任教，以后就一直在沪港两地来来往往，并在香港用学校给的房贴，在钻石山靠近地铁处买了一套公寓。

我曾去过那里，俞自由和她的学生们出出进进，在那样的环境里，很惹眼。据说在香港，这套七八十平米的房子就是豪宅了，她说在整个楼盘，如她这样的“家”是唯一的。她总是匆匆地走在通往公交车或是地铁站的路上，和她同行，走着走着就会跟不上。那次回上海，从家里打包开始，她拖着很大很重的行李车，从家里出发，坐地铁，到罗湖口岸入关，再到深圳机场上飞机，一路敏捷利索，直看得我目瞪口呆。

我们在星期天一起去过离岛，坐那种简陋的船，在海边小摊上吃最新鲜的鱼。俞自由总是兴致勃勃，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Verynice。晚上回来，到超市买很多吃的，到家里，学生们熟门熟路地洗、切、炒，一会儿就摆了一大桌饭菜。饭桌上的谈笑是有趣的。俞自由和赵国屏的爱情像一首诗，自然是常提起的话题。曾经有人开玩笑说，俞自由的学生有钱，赵国屏的学生有才，两边牵牵线，婚姻一定美满。俞自由会发表看法，她认为夫妻相处，最重要的是价值观要相同，要谈得来，她和赵国屏是在下乡插队的艰苦岁月里相识、相知和相爱的，他们是可以没完没了地谈的。他们也确有无数谈资，从20岁开始的共同经历，那是一种怎样的积累啊！

我们在一起聊天，艺术、文学、社会现象、两岸关系、金融形势，俞自由总能对她有兴趣的话题侃侃而谈，那是些多么开心的时光。有时，她会说起儿时的艰辛，说起如今的工作压力很大，要完全用英语工作，要每年在国外杂志发表两篇英语论文。但她并不絮絮叨叨。

去年一月，我病了。六月，她病了。她原本是回上海过端午的，她的教案还摊在香港家里的桌上。八月八日，蒙城的县委书记和县长来上海看我们，他们带来了蒙城父老乡亲的关心祝愿，带来了我们蒙城上海知青联谊会资助的蒙城二中学生折叠的千纸鹤。录像里，孩子们一个个对着镜头，祝愿俞妈妈早日康复。那天，俞自由激情洋溢，她说我们可以组织讲师团，给蒙城老师培训，孙小琪讲语文，我讲数学，讲经济，我们一定受欢迎的。当时，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头上的帽子，我的因化疗脱落的头发还没长出来。而俞自由，我看了看她坐在椅子上还撑着拐杖的手。赵国屏在边上说：精神支柱，精神支柱。

俞自由去世后，关于她的生平简介里，提到了她曾任职的许多头衔，她在专业领域的科研和教学，在各种相关协会、学会的积极工作。她的香港同事为她写的悼词中，提到了卡里·纪伯伦（Kahlil Gibran）语录：“从工作里爱了生命，就是通彻生命最深的秘密。”认为俞自由就是这句话的真实写照，称她“执著于真理，又善解人意，并敞开心胸与人讨论”，“是极少数会对学校高层的政策及决定直接表达不同意见的人士之一”。我想，她是从来如此的。

她是一个敢爱敢恨，活得真实而生动的人；一个从不虚度光阴，努力奉献于社会的人。在从蒙城调天长工作时，她曾写过这样的诗句：

如果明晨我将离开世界，

今晚也要将爱留在人间；

无论富贵或贫贱，

无论职高或位卑，

要像“人”一样的生活！

我并不追求惊天动地，

我只追求做人的尊严！

那时，她35岁，经历了蒙城的大起大落，她这样来解读岁月和人生——“尽情地将爱奉献于世，在你爱的雨露被泽的地方，便是你人生价值的所在。”由是，她的一生，都在自由地为爱而活而工作，伴着那风雨兼程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