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世界最顶级的城市了吗?上海重回世界之巅

1935年夏，鼎盛时期的陆氏家族，前排左起：陆清贲、陆敏吟、士谔母徐氏、陆清婉，后排左起：陆灵素（守民）、陆士谔（守先）、陆达权（守经）、陆保权（守坚）（陆贞雄提供）

参加世博展览的老房子，正在布展（大食）

大可堂老板张奇明（右）（大食）

黄修志和他的醉枫楼（大食）

陆士谔嫡孙陆贞雄（大食）

上海世博会开幕式（本刊记者 大食）

上海重回世界之巅

在世博园的中国国家馆内，高科技版的《清明上河图》成了镇馆之宝。北宋画家张择端的这一传世名作，曾多次被后古的书画名家临摹，但没有一次复制会让人如此刮目：原5.28米长、0.24米宽的《清明上河图》被放大到长128米、高6.5米的立体转折造型银幕上，原作中587个人物也被增加到1068个，现代投影和电子动画技术让北宋时期汴梁的繁华生活复原再现：摇橹声、喊船声、叫卖声和驼铃声，把人们拉进了时光的隧道。

在展馆的另一侧，明代仇英版《清明上河图》真迹卷轴静静陈列，这是两个不同时代的摹本，以各自的方式向大师致敬，并抒发对城市繁荣昌明的向往。

当然，还可以有另一种解读：《清明上河图》记录的是宋徽宗宣和年间（公元1119-1125）汴梁的繁华盛景，作为当时全世界最重要的城市，《清明上河图》笔下的汴梁（即现在的开封市），人口超过百万，万商云集，繁华盖世。相形之下，当时的伦敦也才不过15000人。一晃千年，伦敦已是世界的中心城市，开封却连一个飞机场也没有。

在世博会诸多现代场馆之外，你还可以在“城市足迹馆”看到由上海商人李建忠复原的3栋古建筑。一个貌似鲁迅小说《社戏》中的戏台。一栋是浙江诸暨有两百年历史的古宅，另外是一栋山西晋商的大宅，顶上的横梁之粗，一人无法环抱。

住宅，是有生命周期的，城市亦然。

无数机缘，成就了一座城市的兴起、繁盛、成熟和衰落。

以举办世博会的上海为例，开埠之前，上海仅是江南沿海的一个中等县城，航运业很不发达，黄埔江的潮涨潮落，冲走的只是渔民和纤夫们的脚印。直到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上海才成为中国最大的渔业和贸易港口，鸦片战争后，英国、法国、美国等西方殖民者蜂拥而至，随他们一起进来的，还有一整套西方的宗教、文化与生活方式。1932年，生活在上海的外国人已近7万人。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著名的风月场和销金窟，全世界淘金者咸集于此。各国建筑师在外滩大显身手，数十幢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风格的建筑，生生把江畔的街道变成了万国建筑博物馆，外滩也因此成为上海的象征。

当时的上海，被称为“远东第一城”，其风头，远盖过同属亚洲版块的香港、东京、吉隆坡、首尔……

但任何城市的成长史，都不是一条简单的上升曲线，战乱的频发和国家的贫弱让上海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随着日本经济的强势崛起和“亚洲四小龙”的兴盛，上海渐渐失去了“远东第一城”的龙头地位。上海人依然保持着的优越感，来自他们深以为傲的精致生活方式，但他们在政治和文化上的自信却逐渐显得底气不足落寞的一个明证是：他们不断用怀旧的口吻说起过去，渴望重回旧日辉煌，。

上海戏剧性的荣耀甚至在“文革”前后依然轩昂，在许多小城市，最好的一条街往往被命名为上海路；火车上一个紧挨一个的旅行袋上都印着“上海”二字。但那时的上海，早已从国际大都市沦为内陆边缘的工业基地，上海人也随全国人民被“发配”到从黑龙江到海南岛的每一个角落，可“阿拉上海人”的喧哗之声从来没有消失过——在每个知青点，出自上海裁缝的服装、酱油膏、大白兔奶糖都是令人向往之物。

为了重回光荣之巅，上海经历了漫长的积累和等待，上海人内心里憋着的这股不肯输人的劲儿，变成了数十年后规模惊人的这场万国博览会。

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历史学教授JeffreyN.Wasserstrom在他的《全球上海，1850-2010》一书中说：“很多大国的兴起，都会完成这样两步：举办奥运会和世博会。而这次的上海世博会完成了这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二步。同时这也代表着上海的新生与复兴。”从这一点上来说，世博会的标志意义，可能远大于经济意义。

浦江之西，外滩万国建筑的昔日风光仍在，但这风光不过是借他人之势，背后甚至有屈辱之意，当时的上海，如任人打扮的婴儿，衣着再华美，也难以直立行走。

而浦江之东，与外滩隔江遥遥相对的，拔地而起的世博园区，则是真正自主的、独立的站立之姿。一个成熟的城市，应该学会用从容和开放的心态结交朋友、款待来客，这是跻身世界中心的主人和东道的姿态。

美国《纽约时报》在世博开幕式后撰文，“上海，将重回世界之巅”——“世博会的组织者们有着坚定的信念，他们知道世博会于上海意味着什么。也许有一天，当人们重新审视这一场盛会，会发出由衷的感慨：世博会不过是上海重回世界巅峰的开始。”

20 个国家的元首、246个世博参展方代表、8000名现场嘉宾、数十亿全球电视观众……这是迎客之道，更是一场加冕的盛典，仿佛是上海这座城市的成人仪式，他将以青年蓄势已久的奔跑，加入到世界顶级城市的竞赛之中——正如这座城市向世界输出的那两个体育符号一样，上海本身，也具备了刘翔的速度和姚明的高度。

人，同样是有生命周期的，他是城市演进过程中最具活力的象征。如果说，陆士谔家族一个世纪的命运变迁映证了一个城市的兴衰沉浮，那么，李建忠所代表的一批海派新商人的崛起，正是上海这座城市在新世纪重回世界之巅的象征。只有民富，才能国富，只有民强，才能国强。

一个沪上家族的百年世博梦想

100年前，一个叫陆士谔的青年创作了幻想小说《新中国》，他不仅预言了“万国博览会”在上海浦东举行，文中诸多细节竟与一百年之后的现实精准吻合，丝丝入扣

100年前的奇梦

第七届世博国际论坛开幕式上，温家宝总理的发言中有这样一段话：“1910年，一位叫陆士谔的青年创作了幻想小说《新中国》，虚构了100年后在上海浦东举办万国博览会的情景。”

在随后再版的《新中国》里，人们发现，这位叫陆士谔的青年，以梦境为载体，不仅预言了“万国博览会”在上海浦东举行，而且生动描绘了上海为此建成了过江隧道和地铁，他预见到浦东将成为银行入驻的金融盛地，其繁荣程度不输浦西。诸多细节竟与100年之后的现实精准吻合，丝丝入扣，令人称奇。

书中写道：

话说宣统二年正月初一日，在下一觉醒来，见红日满窗，牌声聒耳，晓得时光不早，忙着披衣下床。开出门来，见客堂中双烛辉煌，香烟缭绕。

……

走出车站一瞧，不觉大惊。见一座很大的铁桥，跨着黄浦，直筑到对岸浦东。忙问女士：“这大铁桥几时建造的？”

女士道：“足有二十年光景了，宣统二十年，开办万国博览会，为了上海没处可以建筑会场，特在浦东辟地造屋。那时，上海人因往来不便，才提议建造这桥的，现在浦东地方已兴旺得与上海差不多了。中国国家银行分行，就开在浦东呢！浦东到上海，电车也通的。”

我道：“怎么桥面上不见有电车轨道？”

女士道：“云翔，你总是四十年前的老知识。方才我同你不是坐过电车么？那电车不是在隧道中行走么？”

我道：“不错，方才电车果在隧道中行走的。但是上海到浦东，隔着这么大一个黄浦，难道黄浦底下也好筑造隧道么？”

女士道：“怎么不能？你没有听见过，欧洲各国在海底开筑市场么？筑条把电车路，希什么罕。”我听了，不胜奇诧。

……

被门限儿一绊，“拍塌”一交，就此跌醒。见身子依旧睡在榻上，一个女人站在榻前，却正是好友李友琴君。才知方才的，乃是一场春梦。今年依旧是宣统二年正月初一，国会依旧没有开……

女士笑道：“这是你痴心梦想久了，所以，才做这奇梦。”我道：“休说是梦，到那时，真有这景象，也未可知……把这梦记载出来，以为异日之凭证。”女士就瞧着我，一句句地写，写至上灯时候，方才完毕。

外省青年进上海

这位名叫陆士谔的青年，1879年出生于青浦（今属上海）朱家角。当时的青浦，归江苏省管辖，偏僻落后。直到1895年4月，该县才第一次拥有机动航船，载运客货通往外埠。

原是书香门第、三国陆逊后人的陆家，由于“洪杨乱起”而家道中落——“乱事定而故居半成瓦砾，于是艰苦经营，省衣节食，以维持家业，及今已逾二代，犹未复归”。

陆家子孙屡屡提及的例子是：当时家贫，吃饭没有小菜，梁上挂着一条咸鱼，孩子们看一眼咸鱼，吃一口饭。如果孩子眼馋，忍不住多看了两眼，大人就会叫：“咸死了，咸死了!”提醒他们不要多看。

在这样家庭中成长的陆士谔，喜读“稗官野史”，幼年时还曾跟着朱家角名医唐纯斋学过几年中医，但作为家中长子，他最大任务是养家——14岁那年，陆士谔离开青浦，独身一人闯荡上海。以今天的视角来看，100年前的小陆就是一名怀揣梦想赴上海的“打工者”。

彼时的上海，洋行遍地、富商云集，但这不是穷小子陆士谔的天下——没有钱，没有亲戚和门路，带着一口青浦朱家角乡下口音的他，只能在“典当行当学徒，街上敲锣、卖唱、作韵书”。

3年后，看着儿子闯荡上海并不成功，干的都是“低等营生”，秀才出身的陆父让士谔回青浦，继续研习中医。

学医之余，素喜剑侠小说的陆士谔，“所读既多，未免技痒，遂于诊病之余，摇笔舒纸，作剑侠小说。在当时不过偶尔动兴，聊以自遣，不意出版之后，竟尔风行，实出余意料之外。”

据《陆士谔年谱》，1900年前后，陆士谔再次闯荡上海，此行，已经21岁的他结识了世界书局的经理沈知方，以及孙玉声。

孙玉声这时在福州路麦家圈（今上海山东中路、广东路一带）开设上海图书馆，知道陆士谔学过医，就劝他一面写小说，一面行医，且允许他在上海图书馆设一诊所。

作为医生的陆士谔，寂寂无名，难以糊口，不得已，只得一边创作小说，拿给各出版社赚些稿费；一边利用诊所门面，出租小说书籍供人阅读，聊补家用。

撰写于1910年的《新中国》提及，面对房东大年初一“恭喜发财”的客套，31岁租房居住的陆士谔还礼不迭：“我是半生潦倒，一世清贫，这发财，只好瞧着阁下发了。”

因为撰写小说的缘故，陆士谔结识了浙江镇海茶商之女李友琴，后结为夫妇。李友琴是陆士谔小说的“粉丝”，是一个文艺女青年，爱慕陆的才华，所以不嫌其寒素，愿意下嫁，并多次为士谔小说写序、跋及总评。在《新中国》一书中，李友琴还以书中人物出场。

沪上发迹

陆士谔在上海滩的发迹颇有些偶然。

1915年，妻子李友琴病故，身为医生却无力挽救妻子的生命，眼睁睁看着她英年早逝，陆士谔悲痛不已，“常以医术不精未能挽爱妻为憾，遂更发奋钻研医学”，出医学专著多部。

结果，远避松江的陆士谔，“自《医学南针》出版而后，远客搭车来松者，旬必有数起，均系久年杂病。”

1925年，直系军阀孙传芳与奉系军队在松江等地展开战争，陆士谔关闭位于松江的诊所，“避难来沪，聊假书局应诊，无意久居”。

不想，在福州路鱼龙混杂、烟花遍地的贫民窟中，陆士谔被一富商相中——有一广东富商路过上海图书馆，看到士谔正为病家诊脉开方，就上去攀谈。一交谈，觉得陆士谔精通医学，请其出诊，为妻治病。

此时，富商之妻已经骨瘦如柴，气若游丝，卧床月余，遍请名家诊治，病情却日见沉重，饮食不思，气息奄奄。富商请陆士谔来看病，也是“死马当作活马医”。诊脉后，士谔开好药方，说：“先吃一帖。”第二天，富商又到诊所相邀，说病人服药后就安然熟睡，醒来要吃粥了。也是医缘，如此这般，经过半个月的诊治，病人竟霍然而愈。富商感激不尽，不但重金相酬，还出钱登报鸣谢了整整一个月，陆士谔由此医名大振。

陆士谔嫡孙陆贞雄介绍，出名后的陆士谔，用12根金条向天蟾舞台老板顾竹轩（当时沪上人称“江北大亨”）购下汕头路82号三上三下的石库门房子，正式有了自己的宅所，青浦穷小子变成了“沪上十大名医之一”。

正在孕育之中的巨变

其时上海各路人等繁杂，风云暗涌，之后中国社会的许多重大变化，仿佛一个秘密，正静静孕育在黄浦江畔的繁荣与杂乱之中。

陆士谔的汕头路诊所旁，有一户大名鼎鼎的邻居，那就是中共六大前后中央政治局的秘密办事处，它的后门就在汕头路44号，从1927年9月起，邓小平、周恩来、秦邦宪（博古）等中共高层干部在此工作，历时3年。

据陆贞雄介绍，文学巨匠巴金，当时也是汕头路82号的常客。原来，巴金的弟弟李济生要开一家出版社，而巴金与陆士谔三子陆清源是文友，于是就租借陆士谔的西厢房开办了平明出版社。

发达之后的陆士谔没有丢掉自己写小说的爱好，诊治病人之余，依然摇笔舒纸，沉浸在自己的小说世界。

据陆士谔研究专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田若虹教授考证，活到66岁的陆士谔，一生写过上百部小说，涉及各个类别。

如《血滴子》，此书以逸闻压过正史，使得世人多以为雍正之传位和丧命，出自血滴子之手；又比如《新上海》，成为谴责小说的代表，199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十大古典社会谴责小说”，《新上海》与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等并列；以抗击八国联军为题材的小说《冯婉贞》的部分内容被编入《清稗类钞》，后又被编进历史课本……

可是，在中国近代小说史中，陆士谔地位并不高，阿英的《晚清小说史》多处提及陆士谔，称其作品“不足观”或是“粗制滥造之讲史”。

然而，陆士谔小说中大量对于中国未来社会的想象，却在今天变成现实。

如： “马路中站岗的英（国巡）捕、印（度巡）捕，一个都不见，就是华捕，也都换了服式，都穿着中国警察号衣”；“跑马厅”（今人民广场）里建起“新上海舞台” （今此处确实建起“上海大剧院”）；“现在治外法权已经收回”，“洋人变得谦和”；“汉文汉语成为世界公文公语”；“中国制造了‘醒狮’号飞舰，居然能将国人送上月球”；“且已实行社会主义”……

一个家族的坚守

也许人们很难理解，在100多年前，一个郁郁不得志的穷医生，为何热衷于在小说中构想未来、谈论中国政治。比如，辛亥革命后仅一个月，陆士谔就创作了小说《血泪黄花》，热情地歌颂辛亥革命推翻帝制、走向共和。

翻看陆士谔的家族史，一切都会明晰起来：

陆士谔兄妹4人，大弟陆守经，1911年清华大学毕业后，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批留学名额，和竺可桢、胡适、李平等人一起赴美，后获威斯康辛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淞沪护军使秘书长、沪军都督陈英士（陈其美）的秘书、上海审判厅厅长等职。

二弟陆守坚，早年毕业于南洋公学铁路专科，后赴美国旧金山大学留学，专攻土木工程，回国后，一度担任少帅张学良的秘书，后又从事中国的交通工程建设工作。曾任沪杭铁路沪嘉段段长等职。

妹妹陆灵素，南社杰出女诗人，被南社社长柳亚子先生誉为“颇娴文采，嗜南北曲”的佼佼者。1906年，陆灵素赴安徽芜湖皖江女校，与陈独秀、苏曼殊（孙中山的秘书、南社著名诗人）同执教鞭。

陆灵素的丈夫刘季平，人称“江南刘三”，因参与谋刺两江总督端方而闻名，后被黄炎培救出。撰写《革命军》的邹容冤死狱中后，刘三冒着株连杀头的危险，在万人冢里寻得好友邹容的遗骨，将其埋葬，一度传为革命佳话。

促成刘季平和陆灵素婚姻的，就有长兄陆士谔。陆贞雄说，陆士谔处方笺上的红印章，即出自刘季平之手。

在这样家庭氛围的影响下，陆士谔次子陆清廉（又名陆凤翔）在苏州中学读书时，逢“九·一八”事变，他参加了赴南京的学生请愿团，要求国民政府抗日。后受胡绳等人影响，一起创办社会科学研究会，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5年9月，陆清廉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石家庄市委书记、武乡、清丰县委书记等职，1949年随刘邓大军南下。

陆士谔长子陆清洁，继承陆士谔行医、著文的衣钵，17岁到杭州行医，创办了《清洁报》，历任中央国医馆名誉理事、浙江省中医医院院长、神州国医学会上海分会会长等职；三子陆清源，和施蛰存相熟，以行医所得创办了《十日谈》出版社，解放后，他与施蛰存合作编选《外国独幕剧选》。

半世纪的流变

这样一个看似鼎盛一时的家族，在解放后的若干年内，遭遇“重创”。

先是陆灵素1957年中风去世；接着陆清源及陆士谔几个外孙，共5人被打成“右派”；1958年，陆清洁因“肃反扩大化”被捕，不久在狱中去世；同年，已经升任冶金工业部华东矿山管理局局长的弟弟陆清廉，在北京开会返回南京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

也是在1958年，陆士谔祖居的江苏青浦县，被划归上海，被一同划入的还有江苏省的嘉定、宝山、松江等县，一夜之间，上海的面积从1949年的636平方公里扩大到5910平方公里，成为全中国屈指可数的超大城市。

可惜，梦境中设想着“新中国”的陆士谔早已看不到这一切——1944年，66岁的他因中风，卒于汕头路82号寓所。

陆贞雄在那段特殊时期,也受累不少。

“‘文革’期间，我们家很惨，大哥陆贞元先是被莫名其妙地辞退，后来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批斗致死……”“以前家里留下来很多书，后来被抄家，红卫兵来了一拨又一拨，书都烧完了，烧了三天三夜。”

“还有好多东西被卖了，父亲死了，家里没什么维持生计，只好卖东西，如果那些东西留到现在，应该能值不少钱……”

陆贞雄本人早年在上海国棉31厂当维修工，因出身不好，想加入团组织都不让。改革开放后入党，让他“有种很强的翻身感”。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他辞职下海，开了家照相馆。

一晃，18年过去，照相馆还是那个照相馆，但是，陆士谔当年的旧居——汕头路82号早已不复存在，“都拆了”，陆贞雄也一路5次搬迁。“没办法，那个地段太好，要拆迁。”

随着上海世博会的到来，陆士谔研究渐热，陆贞雄和陆星这对以拍照为业的父子，从2000年左右，就开始有意识地搜集陆士谔及其家族的资料。有一段时间，陆星还特地跑去找寻健在的长辈们，询问陆士谔当年的生活轨迹。

2010 年5月1日这一天，上海世博会开幕，沪上游人如织，他们乘坐陆士谔预言过的地铁，穿越过江隧道，来到浦东，排起长队，期待着一场令人目眩的嘉年华。而陆贞雄父子二人，在青岛路57号那间不足十平米的摄影室内忙活个不停，第二天，他们一家3口准备去浙江安吉，因为“这几天外地人都到上海，那我们就去外地，平衡一下”。

“我和老伴、儿子，一家三口，现在都是世博会的志愿者。”陆贞雄说。

上海“宅男”

他们是上海收藏老宅子的顶级商家，也是上海这座城市传奇的一部分

中国很难找到还有比我在收院子方面更权威的了

在世博会的“城市足迹馆”里，我们看到了李建忠复原的3栋古建筑。一个貌似鲁迅小说《社戏》中的戏台。一栋是浙江诸暨有两百年历史的古宅，横梁上的雕工令人叹为观止，据说耗时数十年方可雕成，更有镀金镶嵌其间。另外是一栋山西晋商的大宅，顶上的横梁之粗，一人无法环抱。

初见李建忠，他背着手，站在自己的1877私人会所门口，仔细地打量着一草一木，仿佛要从中找出有待改进的地方。而据了解李的人说，他往往事必躬亲，死抠细节。

“你看这房子，古人从没用过一根钉子。”李建忠指着头顶的斗拱和横梁。这种榫卯组合木构架正是中国建筑的一大特点。因为在构架中所有节点普遍使用木榫结合，因此当地震来临，只要木构架不折榫，不拔榫，就会“晃而不散，摇而不倒”。在唐山8级大地震中，辽代所建高达20余米的观音阁与山门两座木构建筑完好无损。

阳光透过乌云从会所的天井洒了下来，李建忠斜靠在上海旧式大沙发上，而我则端坐于紫檀木描金太师椅，这仿佛是一场古代和现代的对话。

“古人更注重一种精神上的满足，而非现代人所追求的舒适，这也就是为什么古人的椅子你一坐上去就感觉必须正襟危坐，而他们的天井不像现在改良加了天窗，他们就任由江南的雨水自由落下，那象征着聚财。”

到上海，建筑总少不了中西合璧之感。上到会所二楼，酒红色的丝绒沙发旁边是18世纪美国的Frigidaire冰箱，里面冰镇着啤酒，另外一边几百瓶红酒躺在玻璃柜内，清代的花梨木雕长条桌上放的是漆绘的雪茄盒和旧唱机。

“中国很难找到还有比我在收院子方面更权威的了。”他说。

的确，李建忠有骄傲的本钱，尽管并非财大气粗，但他已在10年间踏遍大江南北，行程5万公里，收购了超过200栋古宅。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中心主任葛剑雄曾对保护古建筑提出过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古建筑几乎全都是土木或者砖木结构，即使侥幸免于虫蛀鼠啮，也难以经受气候和时间的考验，不少画栋雕梁都在无名火灾中灰飞湮灭，同时他还呼吁对待古建筑要“整旧如旧”，即只能尽力使其延年益寿，不要伤筋动骨。

可如果没有民间资本力量的正当介入，这些不在国家保护文物之列的老房子早已消逝在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滚滚洪流当中。以在保存古建筑方面还颇有建树的苏州为例，自1992年干将路工程开始动工和1994年街坊拆迁以来，其古建筑构件几乎全部流失。

这些古建筑构件除了大量毁损外，其他都被私人低价收购，高价流出。一是被台湾人、日本人收购，用集装箱运出大陆。二是被江浙一些古镇收购，用来修复他们的历史文化遗产，周庄的叶楚伧故居就是移建的苏州古建筑。三是被本地商人购得，浙江人开的一些茶馆，其内部装饰、陈设有不少就是利用这些古建筑构件。四是被一些有眼光的商人收购贮存起来，囤积倒卖。

不同于一般商人的“肢解”式购买，李建忠收藏古宅历来都是整体打包带走，而因为古宅构件数目庞杂，动辄过万，这样做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首先，在保证房子不倒塌的前提下，工人需要小心翼翼地卸梁移柱。其次，据李建忠估算，一幢体量中等的古宅，加上砖瓦石料和屋内摆设，要装满几十个集装箱。而正如一个有生命的机体，这些构件必须完整打包，每件都需要编号贴签，才能保证修复重建时的完美对接。再次，装卸运输必须保证稳妥，不可出现挤压和碰撞，贵重物品需要单独打包托运。这样的拆迁往往耗时大半个月，平均费用将近30万元，而房子的平均购置价则在80-90万不等。然而，这仅仅是古宅修复重建的第一步。

历经数百年的古宅，难免风吹日晒雨淋、腐朽虫蛀，构件本身隐患重重。如此，清洗、加工、保养成为必不可少的环节。根据材质自身良莠和污损程度的不同，需要调配不同的洗涤剂清洗，还要防霉、防蛀、防腐等一系列保养程序，损害严重的木材需要进行一定的修复和再加工。最终，还要根据材质特性，在每个构件表面刷保护液。为保证每栋建筑的“健康状况”，李建忠还专门邀请专业权威的评估机构，对每个构件进行详细、系统的考量与评估，才能入库。

明代以前，统治阶级采取垄断政策，将若干专业匠工一律编为匠户，子孙不得转业，世世代代都要为皇家服役。而这些匠工由于没有文化，古建筑操作技术的流传一直采用“口传身授”的形式，这种传统的传承方法往往面临“人亡艺绝”的局面，也导致如今木制建筑的很多构造成为一个难解的谜团。因此搜罗继承有精湛木制工艺的工匠，成为古宅收藏者最迫切的事。

李建忠为此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广邀雕刻世家的能工巧匠，归于自己门下，专攻古宅复原，他们的祖辈中有人曾修复过故宫、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和永乐宫等著名古建筑。

第二天在黄浦江边废弃的上海造船厂里，我们见到了李建忠收藏的古宅，3万多平米的仓库中摆放着一堆堆的古宅部件，每一栋都被油布覆盖着，并配有库存卡，详细地记录着每个宅子的“履历”和各种参数。其中不乏精品，尤其是明清两朝的官宅，一是雕工了得，二是主要木构件往往以银杏、楠木、红豆杉等名贵木材为主，敲击时有金石之声，而有些珍贵树种甚至在清朝时期就已绝迹。

原先造船工人的大食堂如今改造成了古宅修复人员工作的地方，里面是清一色年轻的浙江东阳木工，他们是中国木雕业的主力军，近年因“用工荒”，年薪15万对他们来说已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他们看似很享受这门手艺活儿，一边听着录音机里世博会的最新报道，手上不停地用一字排开的刀具自如地雕刻着。

李在上海郊区的别墅家里摆放着一张乾隆年间恭王府的七彩火螺大床，据他说，这在中国只有两张，就算是拿到上海滩也可以比武的。李平时喜欢在上面下围棋和看书，在他看来，古董只有真正使用过才会变得圆润，而同时前人几百年间的精气神也融入其中，这是可以感觉到的。

在黄浦江的另一边，李建忠的精品酒店正在施工中，预计“十一”开放，100栋全国各地的老宅将在上海滩重生。而他与谭盾合作开发的古乐楼也在建设当中，其原型是安徽的一座大祠堂，面积1500平米，当初收购价200多万，其中柱子最粗有89公分，而冬瓜梁直径可达1米。

在我这里可以提供给你一切服务

张奇明一身笔挺的黑西装，头发打理的一丝不苟，十分有上海人的作派，活生生一副周立波的模样，说起话来更是带着浓浓的上海腔。

“周立波好哥们啊，每个礼拜都来我这里喝茶的啊，这栋建筑原来是上海滑稽戏团的，这是他的福地啊。”

“避繁华于深巷，享幽静于当世，集群贤于雨夕，散胜会于霜晨。”

余秋雨曾题诗一首，诗句被印在了茶馆的每一张名片上。它的外街十分普通，都是一些平民小吃店和商铺，旁边是个小学，坐在茶馆里，偶尔还能听到学校的午后广播。

茶馆一共上下3层，本是19世纪初一位富商请国外设计师设计建造，后又赠予某位国民党官员。

在一楼大厅最核心的位置，按时间顺序展放着不同时期的普洱，从宋聘号、龙马同庆到红印、黄印、文革砖，一路数过去是老普洱茶百年的阵容。除此之外，茶馆共有 16间各具特色的包房，这些法式的、英式的、日式的、美式的厅屋大部分都是以云南著名的茶山命名，例如“班章”、“景迈”、“南糯山”、“勐库”、“易武”。

张奇明生于1965年，1989年大学毕业后，只身来到深圳闯天下，在那里积累了自己的第一桶金。可深圳毕竟是一座移民城市，一过年几乎就成了一座空城，令人毫无归属感。于是1994年张奇明把公司迁到上海，继续从事国内外的贸易，这几年开始涉足房地产业。

“在我这里可以提供给你一切服务，满足你所有要求，买东西不用到外面去，有问题想解决就来，这里能给你提供最好的设计师、司机和律师，就看你能不能出的起这个钱。”张说。

茶馆煮茶用的是日本的铁壶、千岛湖的水、德国的电磁炉、云南的茶叶，他从不排斥外来的东西，什么好用就用什么，于是乎来这里喝茶的人也呈“海纳百川”之势。 LVMH集团主席来这里谈合作，500强的会议和私人宴会经常在这里举行，杨澜喜欢来这里录节目，各大拍卖行更是热衷于在此举办拍品展示会。

目前他正于LV合作，准备制作一款茶箱，相当于一个移动的茶馆，箱子拉到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拿出来冲泡，价格更是根据配置从5万到50万不等，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国外跟我们玩，我们也要跟他们玩。”

他的茶馆版图在不断扩张当中，长远看来，张奇明想把自己的茶馆开遍每一个华人聚集的地方，让华人精英们能在巴黎和纽约这样的地方找到一个聚会的场所，他要改变茶馆作为底层人民聚集之地的旧有形象。

临近黄昏，张奇明兴奋地带着我们上了他有着12缸的宝马7系（因为在上海限速太厉害，发动机跑不起来，因此一年据说维修费就要7到8万），开到了延安西路上。那里有一栋荒废了的老宅子，原来的主人是原先上海滩的房地产大亨严同春两兄弟。两人各居一楼，中间是一个露天的院子。未来，这个面积5000平米的院子将被张奇明改造成拥有15间客房的精品酒店。

顺着保安手电的光亮，我们跟着张奇明在几乎是残砖断瓦之间疾走，他的手不断地指向一个个墙皮脱落、破旧不堪的水泥房间，仿佛他早已看到了它们未来的模样。

你想想这其中有多少故事发生

在上海四方新城公寓的楼下我们等待着黄修志的出现，小区的门口停着辆法拉利F430，而小区里面的宾利驾驶座上还坐着个人，我们都认为那是黄修志的司机在等他下楼。一会，不远处一个穿着运动装、中年模样的人朝我们挥手，我们走了过去，上了他身边一辆破旧的子弹头面包车。

黄修志今年71岁，出生在日本，成年后一直在加拿大、美国、香港地区做生意。1994年初到上海，他就知道上海是个享乐之地，于是在贵都酒店一住半年，“住到酒店所有的服务员都认识我为止”。

不过真正让黄修志决定留在上海还是因为一次偶然的机缘。小时候他就曾听父亲说自己在上海滩办过一个名为《良友》的杂志，当时自然以为父亲吹牛，反正也无从考证。一次在上海图书馆的收藏展览中，他竟翻到了这本杂志，而里面正有他父亲的名字，这让他漂泊多年后终于找到了落脚的地方。

上了车之后直奔同里，黄修志一个星期要去好几次，因为那里有他用自己收购的古建筑复建的一栋江南园林，远方有客人来他总喜欢带他们前往。

从上海到同里一个小时的路上，在闲聊了一会之后，黄修志放低了后座的靠背，不一会就打起了呼噜。直到后来我们才知道他这个人就像一个发动机，随时可以熄火，也随时可以轻易打着。

黄修志的醉枫园就藏在公路边，原址是一块苗圃，所以有很多老树。目前整片区域采用了传统的苏州园林布局，50亩的地皮上安放了七八处民国初年的旧宅。园中，围绕一池水塘修筑了一些亭子和长廊，四周并没有高大的围墙，只有高大的云杉和层叠的乔木把公路的喧嚣隔在外面。

园子细看不算精致，也没有讲究的规划，各个厢房里更是空空如也，目前只有老两口子看护着院子。按黄修志的话说，这里只是一个实验，是为以后修复和重建老宅做准备的。可这看上去更像是黄的一个“乐高积木”玩具，他也从没有住下来的意愿，因为晚上他喜欢去新天地的酒吧通宵玩乐，在那里他如鱼得水，不时上台高歌爵士，下台便在女士纤细的手臂上用墨水笔写下“人生皆虚幻，聚散是寻常”的字迹。他自己说，“我白天活在过去，晚上活在现在。”

“上海静安寺金漆佛坛、徐志摩祖居的横梁、杜月笙老宅的楼梯，都是垃圾，但也都是我的宝贝。”黄修志曾在一个电视节目里这样说。

海宁的徐志摩出生地，有距今400多年的明代建筑，当时黄修志不仅在拆迁前花100万买下了原先徐家的9栋老房子，更一口气把附近一条街上的68间旧宅全部买下，这也是他“生平决定最快的一桩买卖”。

杜月笙宁海西路的老宅子原址现已被改为公共绿地，那个时候推土机在旁等着，这座建成于上世纪30年代的建筑，“客厅是黄金荣赠送的，当中的大梁是楠木，门口是恢宏的罗马柱，门廊上雕刻满了各种凤凰的图案，”马上就要被彻底铲平。黄修志不顾当时的房主坐地起价，当场拍板购买了整栋房子，这目前是他收藏中最精致的一栋。

相比之下，静安寺的大雄宝殿得来就不费工夫，当时静安寺决定把整体建筑推掉重修。由于是庙宇建筑，一般中国人都不敢妄动，只有他这个华侨在佛前燃了几炷香后，便开始了庞大的登记拆迁过程。

对于为什么收老房子，黄修志总用自己表达不太流利的中文这样回答：“一栋有300年历史的房子，如果那时候20岁生孩子的话，那么到现在都15代人了，你想想这其中有多少故事发生。”

晚上在同里的小餐馆里吃饭，饭店的墙上挂着黄修志的书法对联：“饮教半醉见真我；语到忘机见佛心。”据他说自己从没学过书法，也不读古书，可就是能写出这些字来，完全是自然流露。他还喜欢在女人的身体上写书法，这是从一个日韩混血的女艺术家开始的，目前为止他已经写了一百多个人体书法，对象包括模特、朋友的太太、女朋友、妈妈。

同桌有来自台湾的医生和律师朋友，水乡的天气阴冷，大家喝了好几瓶热花雕，黄修志不断举起装了半杯生姜的滚烫黄酒一饮而尽。他的情商极高，不会让在场的任何一个人受到冷落，据他说自己当初做生意也是这么做起来的，先是在一起玩得尽兴和开心了，然后再谈合作。

兴奋之余黄修志拿出了自己的夏威夷吉他，即兴弹奏起猫王的歌曲，身边的台湾朋友跟着一起放声大唱。这是在中国的饭局上不多见的场景。

黄修志算是彻底爱上上海了，尽管曾是香港小姐的老婆一直在加拿大，已有一个小孩叫他爷爷，3个小孩叫他公公，可他还是喜欢一个人住在遍布西式家具的公寓里，因为这里极易与朋友建立关系。他说：“来了中国以后哭的时间都没有了”。

每当别人好奇地问黄修志他哪里来那么多钱买房子的时候，他的回答总是：“省吃省喝节约出来的啊。”然后一阵大笑。

黄修志说那些老房子绝不会留给后人，他觉得自己一生经历虽然丰富，可是真正值得骄傲的事情却不多，也就是收藏老房子这件事有些味道，能带给他尊重，而如果这些老房子在几百上千年后还存在，那才算是他一辈子的骄傲。

晚饭过后已10点，我们一同随黄修志坐车回到了上海，一路上他睡得很香，当车子停在新天地的路口时，他坐了起来，拉开车门跳了出去。他的夜晚才刚刚开始，儿子开的牛排馆里红酒已经醒好。

又是一个上海的夜晚。

从外滩到世博园一座城市的成长史

上海以占全国1%的人口，0.06%的土地，贡献了全国1/8的财政收入

重新打量外滩

上海是良港。在中国沿海的不冻港中，它是最北面的一个。

然而在16世纪以前，沿海这个词不祥，多半跟荒滩碱地、狂风恶浪、倭寇侵扰连在一起。随着人类航海技术的发展，哥伦布登陆美州，郑和下西洋，全世界的距离不断缩短，沿海才慢慢展现万商云集、物产丰饶、高楼林立的图景。

在农耕文明时代，沿海处于边缘地带；而在工业文明格局中，沿海处于中心位置。所以，只有将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文化交流联系起来考察历史的演进，才能看清上海的来路。

2010年世博会在浦江两岸的巨大舞台，重新让世界的目光投向了上海外滩。

百余年来，外滩一直作为上海的象征出现在世人面前。

开埠之前，作为江南沿海的一个中等县城，上海航运事业很不发达，人们没必要、也没能力在沿江修筑堤岸，所以除东门黄浦江外大部分江岸是一片自然滩地。

退潮时，江水聚滞在河床中心，露出一大片滩地。涨潮时，江水又没过河滩。黄浦江是上海的主要河道。由于江宽水急，逆水而行的船只就须拉纤行走。几百年来，纤夫的足迹就在黄浦江滩踩出一条曲折多弯的小道，人们称之“纤道”，这纤道就是外滩最早的道路。

近代以来，上海中心逐渐北移：英国和法国殖民者抢占外滩，建立了租界，到1850年代中期，上海已有各式洋行120家，重要的都集中在外滩。

由于金融业的集群效应，外滩日渐成为一块“风水宝地”。在外滩拥有一块土地，不仅是财富的象征，更是名誉的象征。

租界给上海留下了什么

道光二十五年（1845），英国驻上海领事与上海道台签订了《上海地皮章程》，“准租与英国商人，为建筑房屋及居留之用。”最早的英租界占地约830亩。当时在上海登记居住的英国人是25个，多为传教士和商人。

这只是开了个头。

之后，美、法相继染指上海，各国租界也在五大通商口岸相继出现。历史学者唐振常认为：历时近一个世纪的上海租界，对上海乃至全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产生了相当复杂的影响；消极与积极、动力与阻力始终混杂在一起，以极其含混的方式影响着中国早期的现代化。

近代建筑和城市规划建设首先是在租界出现和发展的，郭嵩焘在咸丰六年（1856）路过上海租界，大为震惊，从此对西方刮目相看。孙中山一再抗议帝国主义国家在华设立租界，但也由衷赞扬过上海租界“道路宽广，街衢整洁，实在是一个自治的模范”。

戊戌期间蓬勃兴起的报业，便得到过租界的庇护，清廷虽虎视耽耽，但投鼠忌器，不像过去那样能轻易动用文字狱，这也是近代上海报业发达的主要原因之一。章炳麟、刘光汉、于佑任、蔡元培等人，都曾利用租界不受清政府管制，逃避迫害，出版进步报刊，发表爱国、民主言论。1914年陈独秀在《爱国心与自尊心》中说：租界是中国最安全、最安静的地方。

中共机关也在很长时间里设在租界或租界边缘。“孤岛”时期，共产党人利用租界出版了大批进步书籍。鲁迅虽对租界批评很多，但每遇当局的迫害，多半跑到租界或越界筑路的“半租界”避难。杂文集《且介亭》的“且介”二字便是取“租界”二字之半以寓“半租界”之意。

进步与屈辱，繁荣与罪恶，就这样纠结在外滩——这个上海的典型符号中。

中国文化的半壁江山

近代中国，许多体现时代精神的文化机构，往往先在上海出现，然后推向全国。如格致书院是中国第一个中外合办的科技学校，梅溪书院是第一所中国人创办的新式小学，中国女学堂是第一所国人创办的女子学校；《万国公报》、《时务报》、《新青年》都在上海创办，新剧在上海发韧，中国电影在上海诞生……

各地知识分子的文化菁英汇聚上海滩，产生了一批中国杰出的教育家、出版家、翻译家、名记者、国学大师、文学大师、翻译家、诗人、小说家、律师和政治家。

近代上海是西学输入的最大窗口。晚清戊戌变法以前，西学输入的机构主要是墨海书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广学会等9家，其中7家设在上海；全国近8成的西学书籍是在上海出版的，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等西方学术著作、林纾翻译的西方小说，也都在上海面市。

在当时人的观念里，一个戏班子如果能在上海唱红，就能唱红全中国；一幅画，一部小说，一出戏，一部电影，如果能在上海得到承认，也就能走向全国。美术、戏剧、电影，更占了中国半壁江山甚至大半部分。

浦东今年20岁

上海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在获得原料、能源、劳动力以及交通、通讯方面，比其他口岸都要优越，因此成为外资集中投资之地。

1897年，中国近代第一家银行由盛宣怀在上海发起创办，到1911年，全国17家华资银行一半以上在上海设有总行或分行。

民族企业的发展，加上金融业、交通运输、邮电通讯的配合，使得上海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

上海的发展几经起落，上海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坦克部队开进上海，接收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工厂开工不足，物资匮乏，物价飞涨，506万人民生活不安定。经过公私合营、“五反运动”、“大跃进”、“文革”，上海经济在恢复元气后又遭破坏，但通观来看，它依然在全中国处于支柱地位。

1978年起，经历了10年转轨的阵痛，上海在90年代走到改革前沿。现在，上海以占全国1%的人口，0.06%的土地，贡献了全国1/8的财政收入。城市基础设施不断完善，金融中心地位得到恢复，都让上海跻身世界大都市行列。

一年前的4月29日，国务院明确了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战略定位；中国商用飞机总装制造中心也将落户浦东……一个眼见的事实是，借助世博东风，上海已建成拥有11条线路、420公里运营里程的地铁网络，成为仅次于伦敦的世界地铁第二大城市。“伦敦地铁花了 147年达到目前439公里的运营里程，上海仅用15年时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100多年的路。”

世博开幕以后，如潮的人流从世界各地涌到上海，世博园里几百座造型各异的外国建筑，让人们对上海关注的视线从黄浦江西的外滩转移到黄浦江东。

就在世博开幕前的2010年4月，浦东开发区刚刚迎来20岁的生日，如果以人来比喻，20岁刚刚成人，血气方刚，来日方长，他的一切未来都还有待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