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上海，暗恋的城市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19 07:26:02
中文系的课时劳务费发下来了，我因为执行北大的海外教学任务，3月底才从日本回国，所以本学期的课时劳务费只有560元，可以买一辆双轮的名牌私家车了，伟大的北大中文系啊。
回国三个月，才终于把积压半年多的书刊全部浏览和整理了一遍。最后的一本书是山西作家乔忠延的《乡村记忆》。乔忠延作为临汾市的一名文化干部，多年来坚持扎扎实实的乡情散文写作，而且还是山西文化研究专家，所写的尧文化专著和山西戏台研究专著都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十年前我在临汾认识了他，一眼就看出他外实而内秀。这次去太原做“精彩山西”的电视节目，临汾一场与他同做嘉宾。我跟老乔说：你们临汾的领导太重视了，来了这么多专家，其实只来你一个，就包打天下啦。我们对谈了临汾的尧都、尧庙、尧陵，壶口瀑布，洪洞县的苏三监狱和大槐树等。我说山西的大槐树，就是当年的诺亚方舟。中国二十多个省份都有大槐树的后代，山西为中国的人口布局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文艺争鸣》08年1期理论和史论的文章比较强，北师大赵勇的《学者上电视》，以百家讲坛为例，分析了这个节目从学术性走向娱乐化的过程。是的，孔子和鲁迅活到今天，也都是不会拒绝上电视的，但他们一定会与那些浅薄傲慢无知无礼的电视文盲进行毫不留情的斗争的。
《文艺争鸣》08年5期有建构多元现代文学史评论专栏。这是配合5月22日在复旦大学的同名会议的。我因为去年就写了《垂范文章自伯群》的书评，这次发言的时候就讲了东亚视野中的通俗文学问题。杨剑龙教授开玩笑说：“老孔你怎么敢称呼范老师为伯群呀？”我解释说：“我哪里敢？伯群的意思是冠绝群雄，伯是老大的意思嘛。”武汉大学的蔡小容形容范伯群先生的通俗小说史是一部长篇小说式的著作，确实很形象。会议期间跟高秀芹葛红兵朱自奋开玩笑，很是开心。与傅光明兄谈了百家讲坛走向衰微的问题，不禁为之叹惋。美国的王德威教授率领一大群海外学者来参加两个会议，他问到北大终于给了我教授职称的时候，说了句精炼的话：“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我心里明白他指的，不仅仅是这一件事。会上还见到了韩国老朋友朴宰雨林春城两位教授以及陈子平刘祥安汤哲声等一大群狐朋狗友，减少了许多对上海的隔膜之感。这次在上海，几次打车，都被司机彬彬有礼又理直气壮地绕了很远的路，骂了一个，才收敛了些。老乐在“好买”基金当总监，给我们出谋划策组合基金。可是我哪里有时间啊？也没那个情趣啊。当个破学者，有馒头大葱和一桌一床就行了呗。
《文艺争鸣》08年6期有一组评论新生代文学的文章，其他文章也是关注当下的居多，显得有点闹哄哄的，但是很前卫。
复旦大学出版社08年5月出版了我和庞书纬编选解读的《古龙一百句》。这是他们通过郜元宝教授请我做的。我在日本进行了编选，由庞书纬做了解读，言简意赅，举轻若重。爱好古龙的朋友不妨一看。
今年去了两次上海。第一次在火车上看了《上海铁道》08年4月号，里面《历史之光的回眸一瞬》记载，沪宁铁路在晚清的1908年4月开通，从南京到上海要10个小时。1912年元旦，孙中山从上海去南京就任大总统，火车走了7个小时。后来国民党当政时期，减少到5个多小时。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减少到不足4小时，真正具有了现代化交通的意味。此后直到1996年，减少到不足3小时。2004年，再减到2小时17分。2007年，减少到1小时58分。每秒56米，超过了12级台风。一百年来的中国，台风一般的中国啊。
我一般能坐火车就不坐飞机，除了给单位节约旅费、给国家节约能源外，还因为飞机上不能痛快读书，实在是浪费时间。火车看似比较慢，但所有时间都可用来正常读书，一昼夜刨去睡觉，可以读完一部长篇小说外加几十万字的报刊，所以其实是节约了时间也。
在上海遇某著名女编辑，一直奇怪她为何总能组到好稿子，这次终于亲眼看明白了。原来这妹子一见到人家有好文章，便趋前娇叱曰：“哥，我要！”哪个哥哥能挺得住？不消说，只好与她便了。
几年来数次到上海，市内打车不到十次，每次均被大绕其路。各地都有骗子，但论骗术之精，要数上海首屈一指，只是人家骗得温柔，骗得文明而已。河南人其实最朴实，一骗人就露馅，再骗人就被捕，所以反而留下恶名。上海司机一听你是外地口音，马上就抢先问你“怎么走”，你如果不知道，他就给你大绕一通。你如果知道，他也要设法小绕一通，借口无非是“修路”，“堵车”，“限行”之类。最恶劣的是不动声色地把人当傻瓜和猪仔。打个比方，假如你在“武汉”打车，想去“西安”，上海司机就会装傻充愣地问你：“咱们是从广州那里过呢，还是从哈尔滨那里过？”你无论怎样回答，都扎扎实实地落入他的网中。
孔和尚是学习鲁迅的，一向对上海敬若神明，轻易不把某些“门槛太精”的上海人当中国人看待的。但连续六七次被耍弄，终于起了“斩草除根”之心。5月份那天晚上打车回酒店，一上车，那家伙又来这一套，“咱们是走中山路那边还是走淮海路那边？走不走高架？”孔和尚头也不抬地说：“我是北大的老师，来上海开会的。我不知道怎么走，但是我中午坐公交车过来的时候，用了二十分钟。现在我坐出租车回去，你爱怎么走就怎么走，假如超过三十分钟——你小心老子搞死你！”那司机立刻满面春风，说：“我最喜欢你们北京人的爽快。我开车从来是规规矩矩的，保证不超过三十分钟。”
接下来的谈话，宾主都很愉快。我有意刺激他两句，说：“自从陈良宇那个杂种把持你们上海以来，某些上海人怎么变得越来越势利啊？”那司机说：“对，对，陈良宇就是个王八蛋，上海的民风都给他搞坏了——其实我不是上海人，我老家安徽的，我妈妈是山东人，我最看不起上海人了。”我说：“不许看不起上海人，我的老师和一大堆好朋友都是上海人，他们比北京人好多了。”司机说：“对，对，我听你讲话好像是山东人，很像我的妈妈。其实我也很讨厌北京人，卷着个舌头，比上海人还牛——其实，北京人不如上海人有钱吧？”然后我们又讨论了余秋雨和姚明等上海明星，我还表示我很喜欢孙俪。司机说：“孙俪，那是我的邻居啊。小姑娘很会做人的，每次跟我打招呼，那么大的明星，一点架子没有，真正模范的上海人啊。”酒店到了，带着对上海的一片好感，我下了车，一看表，用了27分钟。回到房间一查地图，发现还是给我绕了两个圈。这一点不怪人家，因为我自己说得清清楚楚嘛：你爱怎么走就怎么走，只要不超过三十分钟。上海人办事，确实是规规矩矩的典范也。
所以7月下旬这次上海之行，不免让我喜出望外。三次打车，司机都没有绕路。我立刻盛赞上海的奥运筹备工作比北京好。最后一次去火车站的路上，遇到一位非常健谈而憨厚的司机，他与毛教授谈得甚为融洽。毛表扬他的服务好，司机说经常拉老外，当然要注意形象啦。毛说那你会说英语吗？司机昂然道：“我是中国人，凭什么说英语啊？哦，当然的啦，那些yes,no，狗，兔，我是会说的啦。他们外国人到我们中国来，应该说中国话才对。再说，那些老外，特别是留学生，还不如我有钱，我凭什么说他们的话？听说你们北京司机都要讲英语，狗皮倒灶的啦。”我说：“北京司机也跟你一样有骨气，他们大多数也不讲英语。但是为了开奥运会，必须多少学习一点儿。”司机说：“奥运会，我们上海也有比赛啊。你们北京就是怕外国人捣乱，我们上海不怕。其实那些外国人就是欺负我们吴主席，要吴主席多买他们的东西。”我连忙问：“吴主席是谁呀？”司机说：“哦，就是胡主席，你们北京叫胡主席。胡主席嘴巴严严的，可是也不知什么地方得罪了他们，他们就报复。越报复，我们上海就越有钱，外滩那边最贵的房子，一个平米，15万！哪个外国人买得起？所以他们就捣乱。将来中国越来越强大，个子都高高的，都是姚明，哈哈，他们就捣糨糊了。真是开心死了。”我头一次听上海司机谈政治，谈得跟北京司机完全是两种风格，不禁心中大乐。
上海，尽管有那么多地方的人批评她，包括上海人自己也一直在批评，但她毕竟是中国的骄傲之一。我们在批评过后如果稍稍自省一下的话，也许会发现，我们心中是有一点喜欢上海的。只是这个喜欢，经常被一种“喜欢不起来”的气氛给掩盖了，或者被一种得不到回应的延宕给冲淡了。所以上海，可能是最具有“暗恋”性质的一座城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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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三个月，才终于把积压半年多的书刊全部浏览和整理了一遍。最后的一本书是山西作家乔忠延的《乡村记忆》。乔忠延作为临汾市的一名文化干部，多年来坚持扎扎实实的乡情散文写作，而且还是山西文化研究专家，所写的尧文化专著和山西戏台研究专著都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十年前我在临汾认识了他，一眼就看出他外实而内秀。这次去太原做“精彩山西”的电视节目，临汾一场与他同做嘉宾。我跟老乔说：你们临汾的领导太重视了，来了这么多专家，其实只来你一个，就包打天下啦。我们对谈了临汾的尧都、尧庙、尧陵，壶口瀑布，洪洞县的苏三监狱和大槐树等。我说山西的大槐树，就是当年的诺亚方舟。中国二十多个省份都有大槐树的后代，山西为中国的人口布局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文艺争鸣》08年1期理论和史论的文章比较强，北师大赵勇的《学者上电视》，以百家讲坛为例，分析了这个节目从学术性走向娱乐化的过程。是的，孔子和鲁迅活到今天，也都是不会拒绝上电视的，但他们一定会与那些浅薄傲慢无知无礼的电视文盲进行毫不留情的斗争的。
《文艺争鸣》08年5期有建构多元现代文学史评论专栏。这是配合5月22日在复旦大学的同名会议的。我因为去年就写了《垂范文章自伯群》的书评，这次发言的时候就讲了东亚视野中的通俗文学问题。杨剑龙教授开玩笑说：“老孔你怎么敢称呼范老师为伯群呀？”我解释说：“我哪里敢？伯群的意思是冠绝群雄，伯是老大的意思嘛。”武汉大学的蔡小容形容范伯群先生的通俗小说史是一部长篇小说式的著作，确实很形象。会议期间跟高秀芹葛红兵朱自奋开玩笑，很是开心。与傅光明兄谈了百家讲坛走向衰微的问题，不禁为之叹惋。美国的王德威教授率领一大群海外学者来参加两个会议，他问到北大终于给了我教授职称的时候，说了句精炼的话：“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我心里明白他指的，不仅仅是这一件事。会上还见到了韩国老朋友朴宰雨林春城两位教授以及陈子平刘祥安汤哲声等一大群狐朋狗友，减少了许多对上海的隔膜之感。这次在上海，几次打车，都被司机彬彬有礼又理直气壮地绕了很远的路，骂了一个，才收敛了些。老乐在“好买”基金当总监，给我们出谋划策组合基金。可是我哪里有时间啊？也没那个情趣啊。当个破学者，有馒头大葱和一桌一床就行了呗。
《文艺争鸣》08年6期有一组评论新生代文学的文章，其他文章也是关注当下的居多，显得有点闹哄哄的，但是很前卫。
复旦大学出版社08年5月出版了我和庞书纬编选解读的《古龙一百句》。这是他们通过郜元宝教授请我做的。我在日本进行了编选，由庞书纬做了解读，言简意赅，举轻若重。爱好古龙的朋友不妨一看。
今年去了两次上海。第一次在火车上看了《上海铁道》08年4月号，里面《历史之光的回眸一瞬》记载，沪宁铁路在晚清的1908年4月开通，从南京到上海要10个小时。1912年元旦，孙中山从上海去南京就任大总统，火车走了7个小时。后来国民党当政时期，减少到5个多小时。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减少到不足4小时，真正具有了现代化交通的意味。此后直到1996年，减少到不足3小时。2004年，再减到2小时17分。2007年，减少到1小时58分。每秒56米，超过了12级台风。一百年来的中国，台风一般的中国啊。
我一般能坐火车就不坐飞机，除了给单位节约旅费、给国家节约能源外，还因为飞机上不能痛快读书，实在是浪费时间。火车看似比较慢，但所有时间都可用来正常读书，一昼夜刨去睡觉，可以读完一部长篇小说外加几十万字的报刊，所以其实是节约了时间也。
在上海遇某著名女编辑，一直奇怪她为何总能组到好稿子，这次终于亲眼看明白了。原来这妹子一见到人家有好文章，便趋前娇叱曰：“哥，我要！”哪个哥哥能挺得住？不消说，只好与她便了。
几年来数次到上海，市内打车不到十次，每次均被大绕其路。各地都有骗子，但论骗术之精，要数上海首屈一指，只是人家骗得温柔，骗得文明而已。河南人其实最朴实，一骗人就露馅，再骗人就被捕，所以反而留下恶名。上海司机一听你是外地口音，马上就抢先问你“怎么走”，你如果不知道，他就给你大绕一通。你如果知道，他也要设法小绕一通，借口无非是“修路”，“堵车”，“限行”之类。最恶劣的是不动声色地把人当傻瓜和猪仔。打个比方，假如你在“武汉”打车，想去“西安”，上海司机就会装傻充愣地问你：“咱们是从广州那里过呢，还是从哈尔滨那里过？”你无论怎样回答，都扎扎实实地落入他的网中。
孔和尚是学习鲁迅的，一向对上海敬若神明，轻易不把某些“门槛太精”的上海人当中国人看待的。但连续六七次被耍弄，终于起了“斩草除根”之心。5月份那天晚上打车回酒店，一上车，那家伙又来这一套，“咱们是走中山路那边还是走淮海路那边？走不走高架？”孔和尚头也不抬地说：“我是北大的老师，来上海开会的。我不知道怎么走，但是我中午坐公交车过来的时候，用了二十分钟。现在我坐出租车回去，你爱怎么走就怎么走，假如超过三十分钟——你小心老子搞死你！”那司机立刻满面春风，说：“我最喜欢你们北京人的爽快。我开车从来是规规矩矩的，保证不超过三十分钟。”
接下来的谈话，宾主都很愉快。我有意刺激他两句，说：“自从陈良宇那个杂种把持你们上海以来，某些上海人怎么变得越来越势利啊？”那司机说：“对，对，陈良宇就是个王八蛋，上海的民风都给他搞坏了——其实我不是上海人，我老家安徽的，我妈妈是山东人，我最看不起上海人了。”我说：“不许看不起上海人，我的老师和一大堆好朋友都是上海人，他们比北京人好多了。”司机说：“对，对，我听你讲话好像是山东人，很像我的妈妈。其实我也很讨厌北京人，卷着个舌头，比上海人还牛——其实，北京人不如上海人有钱吧？”然后我们又讨论了余秋雨和姚明等上海明星，我还表示我很喜欢孙俪。司机说：“孙俪，那是我的邻居啊。小姑娘很会做人的，每次跟我打招呼，那么大的明星，一点架子没有，真正模范的上海人啊。”酒店到了，带着对上海的一片好感，我下了车，一看表，用了27分钟。回到房间一查地图，发现还是给我绕了两个圈。这一点不怪人家，因为我自己说得清清楚楚嘛：你爱怎么走就怎么走，只要不超过三十分钟。上海人办事，确实是规规矩矩的典范也。
所以7月下旬这次上海之行，不免让我喜出望外。三次打车，司机都没有绕路。我立刻盛赞上海的奥运筹备工作比北京好。最后一次去火车站的路上，遇到一位非常健谈而憨厚的司机，他与毛教授谈得甚为融洽。毛表扬他的服务好，司机说经常拉老外，当然要注意形象啦。毛说那你会说英语吗？司机昂然道：“我是中国人，凭什么说英语啊？哦，当然的啦，那些yes,no，狗，兔，我是会说的啦。他们外国人到我们中国来，应该说中国话才对。再说，那些老外，特别是留学生，还不如我有钱，我凭什么说他们的话？听说你们北京司机都要讲英语，狗皮倒灶的啦。”我说：“北京司机也跟你一样有骨气，他们大多数也不讲英语。但是为了开奥运会，必须多少学习一点儿。”司机说：“奥运会，我们上海也有比赛啊。你们北京就是怕外国人捣乱，我们上海不怕。其实那些外国人就是欺负我们吴主席，要吴主席多买他们的东西。”我连忙问：“吴主席是谁呀？”司机说：“哦，就是胡主席，你们北京叫胡主席。胡主席嘴巴严严的，可是也不知什么地方得罪了他们，他们就报复。越报复，我们上海就越有钱，外滩那边最贵的房子，一个平米，15万！哪个外国人买得起？所以他们就捣乱。将来中国越来越强大，个子都高高的，都是姚明，哈哈，他们就捣糨糊了。真是开心死了。”我头一次听上海司机谈政治，谈得跟北京司机完全是两种风格，不禁心中大乐。
上海，尽管有那么多地方的人批评她，包括上海人自己也一直在批评，但她毕竟是中国的骄傲之一。我们在批评过后如果稍稍自省一下的话，也许会发现，我们心中是有一点喜欢上海的。只是这个喜欢，经常被一种“喜欢不起来”的气氛给掩盖了，或者被一种得不到回应的延宕给冲淡了。所以上海，可能是最具有“暗恋”性质的一座城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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