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七十年

 我家在晋西南边陲一个叫桃花的小村落。村南沟壑纵横蜿蜒直通黄河滩涂；村北梯田绵延直达中条山脚。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全村一百多户，仅有二十七户是瓦房，其余不是沟边的接崖子窑，就是在村边或巷尾的地窨子院。站在我家窑顶，能看见奔流的黄河，和对岸拖着青烟疾驰的列车。       

 一.  永远的伤痛

一九四零年暮春的一天，在人们躲避日寇祸害的日子，我出生在偏僻荒沟一个地堰下的土窑里。我生下来就闹病。母亲抱着我四处求医。我渐渐好了，她却积劳成疾，在我三岁那年春天撒手人寰。

第二年春天，继母来家。她是河南温县人，因蝗灾逃荒到山西，被解州关帝庙倒塌的山墙压伤左腿，不能行乞。

她高挑身材，虽不会纺花织布，针工也不好，但干农活却是一把好手。她甚至可以挑起百十斤重担子。当父亲担着瓜担走村串巷时，她也背着一口袋瓜跟在后面。出去西瓜，回来粮食。有时还会换来几件衣服和鞋袜。

然而好景不长，不久继母也患肺结核，在我十二岁那年春天离开人世。同年冬天，两岁半的小弟夭亡。又一年，疼爱我的外翁外婆相继病逝。亲人的一个个离去，成为我心里永久的伤痛。

     二.  我的小学

兵荒马乱，意外频频，我的初小就拖到七年之久。

     1， 启蒙外婆村

外婆家在西北五里的朱吕村。村西有一座娘娘庙，我的启蒙教育是在那里开始的。七岁那年，外翁领我向薛老师行了鞠躬礼，就被领到大庙后面的仓房。这里就是幼稚生班的教室。没有课桌凳，也很少人有石板，大家就用木棍或石块在土地上写字。村南通往县城官道边有一个烧瓦窑，听说那里有废弃的瓦盆瓦瓮。于是课余时间，我们就结伴去捡拾盆底和瓮底，拿回打磨可以在上面写字。后来舅舅找到一个石板边框，把瓦盆底制成一块瓦板装上去。

一次上手工课，想起曾见高年级同学吹的玩具，就用胶泥捏了一个中空的四棱台，拿回家放在脑窗窗台上，等晾干后粘上锡纸吹着玩。不想被舅母关窗时弄跌摔碎了。我急的大哭，后来还是外翁出面才化解一场风波。

冬天很冷，同学们轮流从家里拿木柴，烧火取暖。虽烟熏火燎，但暖意隆隆。还有人把当石板用的铁皮放在火上，烤食薯片，互相分享，津津有味。

这年冬天，胡宗南部队进犯河东，我辍学回到家里。

    2.  斑斓岁月

顽固军很快退去，48年春，我入本村小学。为防坏人混入，学校成立儿童团，在大路口设岗，查看路条。学生轮流值班，肩扛木抢，手拿课本，做到站岗读书两不误。

当时家里粮食不够吃，听说河对岸一斤小麦能兑换二斤大米，父亲就和人合伙前去。天已麻黑，还没有回来。无米下锅，继母就给我几颗干枣充饥。忽然有人捎话说，车翻了，人被轧伤。我和人们一起往坡下跑。父亲听到我的声音，喊住了我。原来他只是皮肉撞伤，还能行走。本家三伯右腿粉碎性骨折，落下终身残疾。

这年秋季开学，我升入一年级。老师叫宋顺卿。当时村民识字积极性很高，许多小媳妇大姑娘都纷纷到校读书，全校六七十名学生，分两个教室。他轮流讲课，小先生（以后叫总导生，）辅导。没有教材，他写在黑板上，学生照抄。“悬梁刺股”，“负薪挂角”“创业难，创业难，创成家业如登山”等，都是这时候学习的。期末考试，我获年级第一，发《品学兼优》奖状。在学校门口开会，引来村民围观。下学期开始，我跳人二年级。

他编排文艺节目，组织练习。早上让学生高唱“懒汉们，赶快起来吧，你看日头多高啦，为什么睡在被窝里，不怕人家来笑话”。还有“同胞们你来看，他是个抽大烟，脸又黄腰又弓，真是个亡国种”。打麦场的晚上，常常灯火通明。围成一圈挂在青竹枝头五颜六色灯笼，光彩夺目。而中间表演的秧歌，霸王鞭或活报剧，更是引人入胜。

十多位男生住校，晚上学习珠算。由归除开始到三四位乘除法，把新秤和老秤换算，编成应用题，很有意思的。

不幸三十出头的他在49年夏患脑溢血故去，没有子嗣，令人痛惜。

    3.   再度外婆村

那时老师由村里学董去聘请。开始学董是李文造，以后是关汗青。没有请到老师，冬季我又到外婆村里读书。先让我读一年级，老师是薛秋玉，教室在南房。不久又让我到二年级，老师是李光旭，在戏台上课。

土改后农民的积极性，在每年春节和元宵庆典得到充分体现。朱吕是大村。距春节还有一个多月，就忙碌开了。排戏，扎高桥，闹社火。有“梁秋燕”。“小二黑结婚”等剧目。专制的可以装置铁架的方桌，上面站着装扮成各种人物的童男童女，加上秧歌队，就构成一支庞大的文艺队伍。年后，先在村里演出，接着乡里汇演，元宵几天各乡的代表队在县城各展技能。我曾经在“故事”桌上站过，虽然很累，但还是高兴。

50年开春，学校搬到一个恶霸地主庄园。教室在一个四合院里，小石子滚地。一次下雨，我跌倒磕伤额头，高年级肖某骂我“三只眼”，他爹（我的算术老师）知道后打了他，他威胁要我“拿一百个杏”给他才行。我有点害怕，加之对这个学校不感兴趣，就偷跑回家。舅舅找来时，我正在瓜地干活。舅舅见我在，话也没说扭头就离开了。为了防狼，父亲把瓜庵搭建的很高。西瓜稍大一点，我几乎24小时都守在地里。拿着皮鞭，领着白毛狗。瓜熟时节，父母出去推销，过路人要吃瓜，我也卖给他们。

也就在这一年豌豆结荚的季节。我去南滑砍柴，为一株蒿草跌落沟底，差些要了性命。

   4.   多事之秋

冬天入本村上学读二年级。功课不重，我就和叫只生的同学练习珠算。借到一本手抄本。把两个算盘相接，练习“狮子滚绣球”和“珍珠倒卷帘”。

我们桃花村虽不大，但曾经有一个蒲剧班子。班主（董则第）和行头都在，还有几个热心人，于是地一上冻，就开始在班主家动起来了。一般是后半天和晚上。我开始是去看热闹。慢慢拿着剧本给演员提提词，后来也串个角色。王朝马汉呀，秦香莲孩子呀。还演过“芦花”中的闵子骞，不过那段“滚板”我到底也没能唱好。

51年春季开学，来了小关老师（他叔叔我们称关老师），年轻活泼，教唱“雄赳赳，气昂昂”，“海啦啦啦啦海啦啦啦”。秧歌队还参加乡里组织的表演，我说了快板:"百草发芽杨柳青，想起中国志愿兵”。完小的活报剧，高帽子长鼻子杜鲁门，还有李承晚等看了很鼓舞人。

51年冬我读三年级，赶上清仗土地，我和只生参加工作队并进复核组。在当地小有影响。

就在这年冬天，继母患病了，我回家照料。继外婆知道女儿病了，过来探望。她自己患食道癌，一吃就吐，医不见好，年底回豫。第二年春天一个下午，我割草归来，见继母大汗淋漓，喘着气叮嘱我要照看好弟妹，当晚与世长辞。

看着弟妹，尤其是看着两岁多还趴在地上的小弟，我肝肠寸断，不几天就病倒了。外婆接我去看中医，诊断是“虚寒证”。除了汤药，外婆还给我做黄酒，用炒热的蝙蝠粪暖肚子，直到年底才见好。

53年开春，我在本村跟四年级上课。农历二月十三，外翁病逝。六月初五陌南逢集，有人捎话“外婆病了”。第二天一早我就赶到。身体一直很好的外婆，已经不能下地了。赶上妗母临产，外婆的买药熬药以及吃喝拉撒都理所当然的落在我的头上。但是到底没能留住外婆，六月二十六日这天，她还是去了。我痛不欲生。她三个女儿，都早早离世，只留我这一颗独苗。

误了当年高小招生，54年开春继续重读，准备来年升高小考试。

这里我还要特别提到李三济老师。他是直接送我到高小的算术老师，在经济上对我以及我的弟妹都多有关照。甚至直到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他始终都在关怀和鼓励着我。可惜他后来失去工作，郁郁寡欢，四十多岁就离开人世。

    5.   我的高小—一进景园

陌南镇在我家东北五里，加上朱吕，三个村正好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1854年陌南完小和城关完小同一天提前招生，几乎半个县毕业生都来报考。报名后远处学生就在学校住下。考试语文，算术和常识。当日张榜。招三个班。我以第一名的成绩位居榜首。

陌南完小占用的是辛亥革命元勋，曾任民国教育次长的景耀月的庄园。 当时的景园,大约有120多间房子.主建筑由南北向的三个主院和前后两个横向过道(这里姑且称为付院)组成.主院分别有厅堂，耳房.厢房和角房。前厅宏伟,雕梁画栋;后厅巍峨,可架绣楼.三个院落以回廊和砖砌拱形洞门连接,墙壁上有砖雕二十四孝图和各种花卉人物。栩栩如生,精美异常.前院通过屏风门与南副院相通,在装有石兽的二门两旁,各有四间南房;北副院一溜北房,为学生食堂

我是拿着舅母给的一床被子到学校报到的。它一半做褥一半当被让我熬过一个多月时光。

我被分在十九班，在中听上课，班主任是程，算术老师是王。珠算杨老师检查了我的珠算水平后，特批我上课可以看课外书。

每天晚自习后，全校进行晚点，在前院，历时约二十分钟。各班整队带来，分年级站立东西走廊。教师随班。首先依次报告人数，接着值周老师讲话，最后领导训示。如果时间允许，还会按年级唱歌。升入六年级，换了校长，这个节目就退出历史舞台。

一入学我即被选为学习委员，每次考试后都由我组织登记计算分数。完小二年我稳居第一。

学生分两个灶，即大灶和小灶。大个男生在大灶，小个男生和女生为小灶。一个事务长，两套人马，分开核算。各灶分别有灶长，会计，保管和采买，由各班推举代表组成，和炊事员一起维持各灶的正常运转。

开饭时，值日生到场管理。六人一组给发一碗菜。馒头不限量。夏天只有大葱和韭菜。就多放盐和辣椒面。倒点开水，蘸着吃。每月下来，白面每人要四十多斤，而菜金仅一元左右。我曾经当过一任灶长，同采买去村里买过菜，挺不容易的。

学校组织春游，还聘请了导游，去十多里外的甘枣山九龙口。在山坡我们辨认彩陶和绳纹陶；在九龙口捉螃蟹。

六一节，县东各高小都来这里。在大操场比赛队形队列和广播操。我和几个没有校服同学只能透过宿舍窗户观看，还要协助炊事员给会场送水。

乒乓球比赛在前院举行，我和另一同学为我校代表。我们尽力拼杀，也只屈居第二，实不甘心。

  3.  我的中学 

1956年陌南中学成立，校址就是原陌南高小——景家庄园。我有幸成为她的首届学生。

三年的初中生活是我人生道路一段极重要时期。一入学，我即被选为班长，学生会副主席。加入共青团的仪式还未举行，就又被指定为团支部书记。勤工建校，大炼钢铁等运动，我不仅是参与者，而且是组织者。作为反右运动领导组两名学生成员之一，在批判和斗争会的主席台上，曾经有过我的位置。

三年的峥嵘岁月，使我这只畏首畏尾，自惭形秽的丑小鸭，开始有了自信，连过去口吃的毛病也渐渐改掉了。

我洗衣服一向是用皂荚，一次使用了大嫂的肥皂，父亲看见了，说：“咱怎么能和别人家一样呢？”过年写春联，我给自家的每联都写两行，父亲问我这是怎么一回事，我回答：我们和别人家不一样麽！

我没有入过少先队，入团也是同学先找得我。临近毕业时，村支书李谨行知道我还不是党员，就问：“你怎么不写申请书呢？”其实，当时班上已经有学生党员了。

1959年秋，我考入芮城中学高中班。这要感谢我的班主任高孟元老师。是他鼓励我报考高中。

高中三年，对我来说，是一段颇为艰苦的日子。

是年冬季，被称作“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已经开始。高中生的的每月34斤口粮标准，也渐渐降为24斤。不能再吃干的，改为合子饭。因此给烧瓦窑的大黑瓦碗创造了不少商机。我也买了一个。每顿很快喝完后，就在不远处望着。如果锅里还有剩汤，能够“机动”半碗，那怕是半勺，也是莫大的荣幸了。

记得当时我们语文课正讲到郦道元的《小石潭记》，侯方元同学写了“锅里丸子七·八个，皆”被人告发。倒霉在他是富农出身，要不怎么能挨几场批判呢？！

下午课外活动改为散步，周边农民刨过的蔓菁（油菜块状根）地成了我们经常光顾的地方。从地上捡拾筷子粗或者棉线粗的，用手拨拉拨拉泥土，就放进嘴里嚼起来。蔓菁确实是好东西。这一年，秋粮旱没种上，棉花也不好。政府便号召在棉花地里套种油菜，这可救了老百姓的命。我二外祖父家就有好多蔓菁，每次我从家返校时都要背一大包熟的，使我少挨多少饥饿。

60年麦收，学校组织学生给生产队割麦。我们班从黄河边的泰安一直割到中条山上的王窑。历时一个月。虽然很辛苦，但能落个肚儿园，也值了。记得我回到家时，正是生产队集体食堂开饭时，我很快吃了点就睡觉了。直到第二天午后父亲要出工，回家才把我叫醒。他惊讶的说：“你没来吃饭，我以为你到朱吕去了，没想到。。。”

1961年开春，为了自己动手，渡过灾年，学校组织上山开荒。我不小心，右手中指和食指间扎了个刺，溃脓了。在校医室治疗，不济事，手肿得老高。回到家，天很热，我正躺在炕上睡觉，忽然被一阵哽咽声惊醒，睁眼一看，是妹妹在看着我的手哭。“哥，疼吗？”“不疼."我只能安慰她。

第二天我就来到舅舅家，舅舅很着急，马上带我去找曾经用虎爪给外婆治过疮的李爷爷。李一见，埋怨来得太迟，说得用好长时间。前后一个多月，开始几次是舅舅带我去，以后我自己一个人就去了。

伤愈合的差不多了 我即返回学校，右手依然包扎着，仍然只能用左手写字。但升级考试时，我除政治是四分外，其它科目全是五分。学校让我补考，把政治也弄成五分，成为全优生。为的是给《光明日报》写一篇报道，来推荐和树立我这个意志坚强带病学习的好学生。以后文章虽然没有见报，但是学校的这份情意我是清楚的。

1962年开学，学校组织毕业班学生到县医院体检。我满不在乎。心里想：我能有什么病呢？于是带了一本《人民文学》坐在医院走廊悠闲地看。等到喊叫我，才最后一个走进体检室。谁知经X光照射，医生判定我患有胸膜炎。说也怪，我立刻感觉胸部有胀痛感。成病号了，怕影响高考，每天按时服“雷密封”，早操不再跑步了，体育课也只能站在旁边观望。同时经教导主任范奋老师特批，我从此改吃病号饭。三个月后，学校派专人带着我们几个病号到地区医院复查时，我慢慢爬上二楼X光室。结果是已经钙化，好了。我顺着楼梯跑下，晚上连看两场电影《关汉卿》。

高一年级后期发生的一件事，成为我人生一大隐痛。

班上有一位田姓同学，星期天从家里带来十元钱，不见了。他是放在课桌抽屉里，准备第二天交灶费的，还加了锁。大家（不知几人，姑且用之）怀疑到我的头上，原因是我当天睡得最晚，第二天又起的早。于是学校组织专人处理，使我经历了我人生最灰暗的岁月。

我当时任班长。星期天晚自习后，教导处都要开会，统计当天学生到校情况，安排本周工作。那次事情多，我回的晚，临起夜时，天明了。于是起床钟声一响，就匆匆向门外跑去。

这事谁让咱赶上呢！我每天早早做完作业，等着“过堂"挨审。为首的是高二红旗班主任王克敏，来自县公安局的某科科长。还有一位是校团委书记关福寿。他们拍桌子瞪眼，声嘶力竭。问我从家里带有多少钱，花了多少，还剩多少？把我口袋里的钱全掏出来，放在他的办公桌上。我当时就只有国家发的每月九元三角助学金。家里无钱可带。这是再清楚不过了。

我的班长职务被撤销，团支部还组织开我的批判会。本来和我称兄道弟，邀请我几次，叫去他家的支部书记，此时一反常态，板着面孔；更有甚者，和我相处近六年的老同学，也竟然落井下石，揭发我搞宗派，曾和他谈论过什么。真是人心叵测，世间冷暖纸一张。

不久真相大白，他的同桌王某正是事件的始作俑者，被宣布留校查看处分后，主动退学回了家。给了我一个团支部副书记的头衔，班长的位置早已被捷足者先登了。

    4。 我的大学

1962年，我被山西大学数学系录取，成为村里第二位大学生。父亲和弟妹都为我高兴。邻居们也来道贺。开学时，父亲一直把我送到解州火车站。

      (1)  新的开始

从农村来到城市，坐在开往学校的接站车上，看着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和宽阔道路上的车水马龙，我的心里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兴奋。以至于有人和我打招呼我也没有注意到。

“奥，芮城来的。数学系。”我赶忙回答。

他是化三的，篮球队员。他一再问我喜欢篮球还是排球，我无言以对。因为我太不擅长体育了，只能如实相告。

班主任刘兰亭是我的高代辅导老师。一开始他就指定我为班长，几乎大事小情都要与我商量，甚至让我去处理。这种绝对的信任让我受宠若惊，同时也给我带来忙碌和麻烦。

刘先生为人忠厚，不善言辞。不过他说话丁是丁，卯是卯，没有半点虚词和套话。看着他那诚恳的样子，我只能勉为其难。

在他的引荐下，我一连几天趁课余时间出入于学校档案室，班上六十余人的档案，我一一翻阅。

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和沟通，班团干部均已配齐，给系总支和分会输送的干部也报了上去。

不久学校安排我们班在校劳动。人员被分的七零八落。我在修配组，检查和维修暖气管道。在师傅的指导下，递管箍，取活节，拿扳手套丝扣。我正干得有兴趣时，不想竟患了阑尾炎，被送到省人民医院。

是亚急性的，医生建议手术，我害怕，不愿做。给我检查的医生正好是我的老乡，东吕人，叫孙耀祖。他劝我说：阑尾炎是小手术，没有什么可怕的，由他给来做。

晚八点，我被推着到手术室，打了麻醉针。面前有一块黑色帘幕遮挡着。人很多，两个护士坐在两侧，不住闲问我话。室内很安静，只有刀箭的的撞击声和时断时续的孙大夫的说话声。时间大约过了两个多小时。

护士推我去病房，我除了头脑清楚外，身体任凭她们摆动。拖我到病床上时，听见一个说：“好沉呀！"临到黎明时，才感觉伤口疼痛。清晨，刚侧过体温，一个穿白大褂的高个女医生就过来了。问我睡得好不好？伤口痛不痛？不一会孙大夫也来看了看。那位女医生来的最勤，一天两三趟。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正是她给我主的刀。我的老乡是指导老师，她（他）们是实习生。我的身体做了她们观摩课的活体标本。

开始吃流食，慢慢半流到普通食物。我第二天就下楼走动了。来医院看我的同学不多。我的班副来了，带来五个烧饼，谈了班里的情况。和我同宿舍的老贺带来五个馒头，，，

因惦记班里工作，星期日我就出院了。

伤口没有愈合好，胀痛。回来没几天，就在校医室每天注射《胎盘组织液》，时间持续两三个月之久。

因身体原因，我们四五个同学（不是同一个班）上缓和体育。有公共教研室一位老师带领。走两圈便要数数脉搏。学88式太极拳。期间，那位学兄又一次找到我，让我参加体育队。使我感到由衷的尴尬和遗憾。

从第二学期起，我改任团支部书记。不久，班主任换成系主任的驸马许先生。刘先生虽然还带课，但接触少多了。文革期间，在我任《八八红旗》副指导员时，数学系的大权被分队长贺仓带人夺取。他去请假没有批准，在大操场见到我，我同意了并且专为此事找了小贺。这总算是帮了他一个忙。

     （2） 我的班级

我班男生宿舍在学生5楼，女生在6楼。每个宿舍住六人。62年冬，困难时期尚未过去，吃的仍是黑豆面窝窝，红高粱面汤。我们20号宿舍与食堂仅一路之隔。每天晚饭时，总有好多同学聚在这里等着，只要听到炊事班长的一声吆喝，便一窝蜂似地跑去就争打残汤剩饭。

但是有一个叫杨树堂的同学例外，他从来不屑参与此事。他总是不慌不忙地打开皮箱，拿出从家带来的黄而松的发面麦饼，就着腌菜，细嚼慢咽。他是襄垣人，是县委一二把手的公子。不到一个月光景，一辆小车过来，载着他和他的行李长久地离开了。

还有一个叫贺永清的同学吃饭也很特别。当时吃份饭，馒头（或窝头），菜和汤。一般人都是就着菜吃完馒头再喝汤。而他不。他打回饭来，三两口先把菜拨拉光，再很快喝完汤，最后拿着馒头慢慢啃起来。

数学系被人们公认是最枯燥无味的，平常作业多，考试严。每次升级考试总免不了有三分之一人要重新补考。然后视情况给以升级或留级，甚至劝退的处理。这年留级到我们班的有五六人。其中王敏农就住进离去不久的杨的位置。他按年龄排行老五，另外的六四三二分别是周钦贵，王政庭，贺和田恩堂。王敏农的歌唱得很好，这么多年来，每当《石油工人》的乐声响起，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他来。田说话声音尖细，有女生性格。每次晚会，都少不了他和任蜀文的《逛新城》。

   那时的运动真可说是此起彼伏，让人应接不暇。63年学习雷锋期间，就颁布大学生的三大纪律，即：必须又红又专;学生期间不准恋爱和结婚;必须服从国家分配。后来反修，思想革命化。升入二年级后，班主任由新留校的张接替。他是团干出身，是运动的里手。经常组织我们开会，分析班内思想动态。我感到有点烦，就辞去团支部书记的工作。因为我觉得，“跟着走”总比“领着大家一起走”要轻松的多。 

          （3） 大南邢记忆

   1964年，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两个文件（双十条）公布，11月学校奉上级命令，组织下乡宣讲。直到春节，历时约两个月。数学系在忻州地区定襄县。开始我被分配在南王公社湖村大队，任副组长。组长是数分王先生。

   进村第二天，我到公社接洽有关事宜，路过一个大院，看见一伙人，正在做一种特殊的面食——当地人称作“篁”的。用小米或玉米面粉，和成糊状，用勺子舀起放在锅里烙熟。炊具很别致，铁铸成的小锅，上有铁盖。在一个斜坡形的土灶膛上并排放着两行约十来个小锅，几个人一起忙活，黄橙橙香喷喷的面饼 ——篁，就一个个烙出来了。我看得出了神，差点误了办事。

    不到一个礼拜，大约讲了一两次吧，突然把我调到城关公社大南邢，与两位教师，即历时系的陈扬炯和数学系的赵远明住一个屋。他二人都是经常下乡的。组长是马列主义教研室的艾思超先生，陈任副。还有许可茂，刘彬文，时淑贤和石丽容等同学。

   主讲是艾先生，她能连续讲三四个小时，在有上百号人，满屋烟味的地方。一杯白开水，大家没有不佩服她的。

   我们是吃派饭。往往是一个陶制的小火炉上坐着热腾腾砂锅。打眼一看是肉块，豆腐和粉条。其实埋在下面的都是萝卜白菜之类。

   艾先生从小就不吃肉，豆腐和粉条，她只挑萝卜白菜。老乡以为是她不好意思吃，下顿几乎不放菜了，于是她只好实话实说。我们对此也颇好奇，就问她：“是否从来就没有吃过这些东西？'她说吃过的，是一年过年，父母强让她吃，于是就夹了几根粉条放进嘴里，却怎么也咽不下，最后还是吐了出来。

   学校党委宣传部陈枫副部长也在这里。和她们一起住在小学教室后面的里间里。部长要去检查工作了。她们三个不敢住，就要男同学壮胆，听说先让刘，刘不同意，最后是许舍身陪君子了。在教室后面，用课桌搭了一张临时床舖。那几天，我作为陈部长保镖，下去陪着检查工作，回来才听说的。

    村里有一个五保户奶奶，人称艾老人，73岁了。她婚后三天，丈夫出走，一直杳无音信。在老人们都相继下世后，她靠给人家做针线活维持生计。她喜欢孩子。我们知道她的身世后，便经常去看她。她总是笑眯眯的样子，不过大家还是觉得她可怜。

         （4） 六家庄旧事

   1965年8月，我们整装出发，来到繁峙县招待所，参加四清培训。每天除了在大礼堂听报告，多数时间是在宿舍学习文件和讨论。吃的是小米饭，窝窝头。有一种用小米，豆类与莜面和在一起蒸成的球状物，很硬，被大家戏称“钢蛋”的，很有嚼头，也很香。我们都喜欢常吃它。我被分在离沙河镇不远的上双井工作队，与其他单位的干部也见过面，就等一声令下，奔赴岗位了。谁知情况突然发生变化，运动收缩，繁峙县这批被取消了。于是收拾行装，转战到忻州城关公社的六家庄村。

   六家庄村子不大，一百二三十户，分四个生产队。蔬菜区。西距城墙不足一公里，经济条件较好。往东大约三里之遥是杨家庄生产队，稍大一些。两个村属一个工作队，人员由省人事局，干部疗养院和我们班四名同学组成。队长窦桂堂，指导员郝志宏在杨庄，那里有一名同学；副队长楮富荣，副指杨翰墨在六庄。城关工作团的组成人员还有国家物价局，总后和省委党校的师生。

   进村不久，上级又派来一个来自总后的队员，叫赵永杰。时近中午，来不及派饭，房东大妈说就在她这儿吃吧。我吃饭回来后，他悄悄问我：“这儿的老百姓很穷吧？”“不啊！你这是听谁说？”我反过来问他。“那怎么饭里一点粮食也没有呢？”他喃喃的说。我很纳闷，就过去问房东大妈。此时大妈也正在纳闷呢！？原来她做得是高粱面条和炒菜。两碗面浇了菜，另外还有一碗菜。他正好把那碗菜吃了，面根本没动。

  我包四队，还负责专案和青年工作。四队是往东半里的一个独立村落，三十多户，除去一家韩姓外，均为任姓，因此又名曰：任家庄。

  那位姓韩的名字叫贵全，四十出头，是房东大妈的堂兄弟,从小失去父母，是伯伯和伯母带大的。他有残疾，两腿细而小，根本站不起来，只能爬行,被人们称他：爬娃。我第一次看见他，是在房东家里，当时他正在扎草圈（蒸锅上用），说话也清楚，开始我并没有看出他的残疾来。

  他住在四队街口的一间窄小土屋里。我们刚进村时，他还有一个“妻子”，三十来岁，患有精神病，不知从什么地方跑来，饿的奄奄一息，他给她吃的，并收留了她。但她不久就默默死去了。

   距他居住小屋二十多米处，有一眼水井，装有抽水车，是浇地用的。一次我有事路过那里，看见她正躺在地上，口吐白沫，旁边有两只倾斜的水桶和扁担，水流在地上。老韩（我一直这么称呼他）呆坐在一旁。我要叫人来帮忙，他不让，说过一会儿就好了。我坚持着帮他挑了一担水，才走进他的那间小屋。一个地铺，简单的锅灶和胡乱堆放着的零碎东西。我的心不由地一阵战栗。

  我办完事回队部时，她已经坐起。终于有一天，也是在挑水的路上，就再也没能爬起来。

   四队还有一个叫任丑小的，五十多岁，是本队副队长任保和的本家叔叔，孤身一人，一直吃住在任保和家。我们一进村，群众就有反映，特别是丑小的本家哥哥任三元更是情绪激昂。加之任平素精明，长期担任副队长，负责推销蔬菜，难免招来非议。此事引起工作团党委的重视，于是一场解救受压迫群众的战斗立即打响，队长和指导轮番找任丑小谈话，我作为专案人员，做记录。然而，无论他们怎么磨破嘴皮，任总是一言不发，说的急了，就眼泪汪汪的看着你。最后仅写了一个证明材料，说明从某年开始在任保和家吃住，干活，从未给过工钱。工作团以“新富农”案件上报省纪委，未批，我们还曾有意见。其实时任书记的席老是做了一件好事，不然让那位孤老头子到哪儿生活呢？！

  那时还发生了一件颇具戏剧性的事情。二队有一个叫郜学禹，字殿臣的，五十多岁，无子女。包队干部小宁常听到人们议论。于是我和队长便带上介绍信，到人们提供的董村公社调查。很远，乡间小路，我们骑自行车费了好大劲，才找见村支部书记，回来已近黄昏。看见人们乱哄哄的，在郜的院门，一问才知，他在柴房悬梁自尽了。他老婆下午才发现的。我们非常尴尬。据调查，他曾任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是个够格的反革命，不过还须进一步证实。即便如此，也不至于这样。我们一直未惊动他，不知是哪位好心，竟反而送了他的命。

         （5） 文革断想

   1966年7月10日我离开六庄返回学校时。文革已经开始。16日在大操场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8月8日中央16条颁布；8月14日山西省委给山大学生发放毛选四卷；8月25日，省委书记卫恒来校，在会议室组织学生代表座谈时，太原五中刘灏赶过来，卫书记劝诫说：“满招损，谦受益。”并且把自己水杯里的茶水往另一只杯子倒，使水溢出来，，。学生逐渐形成两大派别，即《八八红旗战斗队》和《毛泽东思想先锋大队》。我倾向前者，便响应外语系同学首倡，参与组建《八八》，并出任由五人组成的队委会副指导员。队长和指导员分别是外语系李大刚，程宝珍；教育系侯光天，化学系李树堂分别负责宣传和联络工作。

   同年8月，“八八”集体进京上访，在华北局，受到苏谦益书记的接见和慰问。我住林学院，那里食堂菜肴的做工精细·烹调入味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半个来月，每天拿着乘车证各处奔走，直到参加8月31日毛主席接见后，才返回太原。

  革命大串连开始后，我向学校借了一百元钱，随大队人马到兰州，又到西安，正要签票赴成都时，老贺患了感冒，我们只好留下来等他。后渡黄河，经芮城，从解州乘火车返回，历时二十余天。

   战斗队的影响越来越大，在一次关于“当前形势”大辩论之后，激进派占了上风，大量的人员走向社会，参加所谓《红色造反者火线联盟》。

1967年1月12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成立，夺了省委大权，我带领队员在原副书记赵雨亭住地为新的领导核心小组成员站岗时，《红火联》住京代表传来消息，我即到省委礼堂，向正在召开的大会宣读。而就在此时，“山大”大权被814夺取。接着我住太纺队员在“五一”广场贴出“十问关锋”和“关锋再升也要揪”的大字报。23日，部队介入，通往“太纺”的路上，杀气腾腾。指导员和队长等多人被抓；“太纺红卫队”工人砸了我们设在主楼的广播站。25日《八八》新队委组成，集体步行到五一广场，向毛主席请罪。我们原来的队委，低着头站住主席台上，接受大家的批判。

新的大队长由河曲人叫雷勇的同学担任，我改认政委。很快，除程还被关押外（他被关74天），其他                                                         人员悉数返校。“井冈山”“延安”等红旗，此时纷纷要求加入“八八"。于是经过协商，决定成立《山西大学红旗公社》。李大刚为主任，艺术系书记李勤英为副主任。我到政治部任副主任，主任是外语系书记刘廷玉。

随着时间的推移，文革渐渐变味。武斗开始，逐步升级，连食堂也分成两派。814占据主楼，88占图书楼。一天，我路经体育系门口，看见正在糟践教授，讲师，用剪刀，，，由我一向比较看好的张某某带头。便立时觉得象吃了苍蝇一样恶心。此后，我不再参加任何活动，只按时骑车到学校领取粮票。

    （6)  郑重牵手

这年国庆节是个特殊的日子，在诸多同学的簇拥和祝贺声中，我和我的班副——广西姑娘钟华芬郑重牵手，开始我们两人世界，并逐渐到三人，多人，以至更多人世界的百年历程。

我要带着她回家乡了。为了能够节省七元钱（当时太原-解州火车全票是七元）硬着头皮到主楼找814给她办理学生证。正好赶上他们往楼内搬运东西，大门敞开着。我大模大样走进去，并顺利办了学生证。但出来时，大门已关。我只好绕到北小门。那里有人把守着，其中有我的老同学——物理系分队长景好民。我出门没走几步，就听见有人在后面喊：“八八坏头头！”我很着急，忙回头看，见他们并没有追来。我清楚这是老同学帮了我，不然，一顿打是少不了的。

翌年6月24日，儿子出生。他满月不久，我们就到学校参加毕业分配。饭盒坐在用砖头自制成的电炉上做饭；从家带来的一个洋铁桶供他洗澡。在杨子效和郑耀坤两位先生的主持下，分配工作进展的比较顺利，根据分配方案经过比较，我们选择了左云县。

  五   塞北的雪

  1968年10月末，我们离开绿草如茵的黄河之滨，辗转来到塞北重镇大同车站时，这里已经飘起雪花。坐车去左云的路上，望着连绵起伏的空旷的原野，银装素裹，清新清凉，仿佛走进一个童话世界。然而我的心里却七上八下，那里真像有人向我介绍的那么美好吗？

    1.  初到左云

   左云县城在大同市西一百二十里。建在坐南朝北的一个斜坡上.两条街道成十字形.南北街长而陡,坡度大约在30到40度;东西街平而短.东街为政府机关,西街为文教卫生..当年大同叫云中郡时,它是左卫.(右玉为右卫)..

  我们拖着行李,抱着儿子,到县革委政工组报到后,便被安排在招待所住下了.

  招待所主任姓王,四十来岁,是地道的左云人.他为人热情,且堪称是左云”活字典”.从他的口中得知：这里地广人稀,文化落后.全县共七万人.人口上三百户的村子屈指可数;本县藉的大学生更是凤毛麟角.

  谈到县城的选止时,他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说原来县城是定在城东三十多里的旧高山的.已经动工修建.三面城墙均已完工，但在修筑北城墙时,遇到麻烦.白天建好,黑夜就被一群猪和狐狸拱倒了.一连多天都是如此.一天一位老奶奶走过来,脱下脚上的鞋子,对领工的说:”你看,我鞋子里的土倒在哪儿好呢?”领工的觉得可笑,心想”那才有多大一点土呢?”就说:”您想倒那儿,就倒那儿吧!”老人一听,就顺手把鞋子里土倒在地上走了.说也奇怪,老人刚才倒土的地方,立时长出两座土山来. 这下 更没法再建了，只好另选新址。 

   后来我到云西中学工作时,曾经去过那个地方.北面两个角的确空着.不远处各有一个村庄，西靠“猪儿凹”,东临“狐圈沟”。

       2。  破鲁记忆

  破鲁堡解放前叫”破虏堡”。是左云东北三镇(乡)之一.也是全县为数不多的大村.它有用夯土筑成的堡墙.一条南北大街把堡子分成东西两部分.

,  破鲁中学在堡墙西边。面积很大,建筑不多.进入大门是操场,中心大道两边,左边三排.右边两排，砖瓦结构.每排九间.灶房和煤库在东南角.

   当时学校是双轨制初中，我带初一两个班《工农业知识》和一个班的《毛泽东思想》课兼班主任。华芬带这两个班<数学>.

   校革委主任白锐，年近五十.工农干部。原是付县长。是他把我们从县城接来.还亲手教我烧炕,生炉子；每天下午,学生搬煤烧炕时,他总守在旁边,教大家如何用锤子把大如牛头的煤砸成小块.他还经常从外面带回一些毛主席像章,分给我们。

   为我们照看孩子的人家,姓张.一儿两女.大女出嫁,小女二梅在读初二。儿子务农,尚未结婚.他家紧挨堡墙,出东豁口就是.每天起床铃声一响,我就把孩子包裹好，送过去放进大娘的热被窝.华芬趁课余时间再去喂奶.他们一家人很喜欢强儿，一次拿和面盆给他玩,他尿在里面。大娘不仅不嫌，还高兴地向人们夸耀呢。

  这期间,发生了一件让我们一辈子都在自责的教训.次年正月的一天,大教室开晚会，我觉得节目好.就叫华芬去看.她起先不肯，后来见强儿睡得正香,就随我去了。不到二十分钟,就赶忙回去了.随之我也跟着回来.一进门,见她正抱着强儿哭.原来孩子从炕上爬下来,已到门边，哭着拍门,累坏了.她又疼又怕.不一会儿,强儿开始吃奶，我们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只见屋里的铁炉子烧得通红,多么危险呀.以后我每每想起,都都有心惊肉跳之感.此后我们绝不留孩子一个人在家里了.即使学校院里放映电影，孩子睡觉也有人陪着.

    不久，华芬病了。不想吃饭，奶水也渐稀少。到医院找张元桃大夫检查，结论是慢性肝炎，立即服保肝药。我心里清楚，这是劳累和营养不良造成的。因为刚来，什么都不便利,又怕影响不好,就在灶房打饭吃.主食多为小米,放有碱面,煮熟后用勺子搅成糊状,称为”稠粥”.还有莜面做成的“鱼鱼”“窝窝”或“顿顿”,白面很少,大米绝无.蔬菜也是老一套,水煮土豆外加腌酸胡萝卜.夏秋好一点,能吃上园白菜和西葫芦。于是我们开始自己起火做饭。第一次包羊肉饺子还闹了笑话：拌馅时未放菜加水，干得没法吃。华芬一直服药，到1977年调回家乡,在陌南医院老中医景建基的调养下,才基本摆脱了肝病的困扰。

       3   管家堡旧事

    管家堡的四年,是我人生当中不能不想同时又怕去想的一段日子.那里曾经有过我的失望与梦，甘苦与忧伤.今天我之所以要硬着头皮来写它,一方面是对一些觉得应该回顾的事情给一个交代,而更多的还是想直面伤痛,更好地走向未来.

         （1） 学校点滴  

   管家堡,原来叫灭虏堡.它的堡墙比破鲁的还完好.北门里的瓮城尚在,不过已经成为一王姓人家的院落.门洞经过改造，作了第二生产队的仓库.

   管家堡学校在堡子的西南角.原是一座七年制学校。十多名教师一半为民办.我到的第二年,开始招高中班,学校大印也改为<左云县管家堡九年制学校>.教师除了三位大学生,还从村里抽调了七八名北京知青

    一辆胶轮马车把我们接到管家堡学校。起初，我带六年级数学，班主任，管教学；华芬带七年级数学 还教俄语.有高中班后，我带数学 并且与原来的教革委主任互换了位置。华芬只带初中数学。

   此地在雄伟的长城脚下,距内蒙凉城县的曹碾公社仅十里之遥.两个学校经常在一起互相听课，开展教研.我曾多次感受内蒙人的热情豪放.喝酒只碰杯,不醉不罢休的可爱性格。我喜欢他们。

   这里人们十分好客，每次去家访，都受到贵宾一样的待遇。逢年过节都要请老师吃饭。有时学生太多，我们实在吃不过来，就让儿子去顶数。

   各级干部对学校也很重视,生产队专门给学校划拨一块菜地,还支持教师在南坡开荒种糜黍.对待我们这两个外地人,更是关照有加，每年除和农民一样分土豆.南瓜等外,还平价卖给粮食(不收粮票)，使我们从未受冻馁之苦。

         （2） “帮子”和“三女”

    2009年春节，“帮子”忽然打来电话，说费了好多周折，才打听到我们。真是个有心人。我们非常感动。立即通知薇女给她“袁姑”打电话。

“帮子”是照看过我们薇女的姑娘，当时她只有十五六岁。那是1970年12月4日，薇女出生。春节后，帮我们带强儿的“三女”要上学了，才找到她来帮忙。她不仅照看薇女,还捎着带强儿并为我们作三顿饭,月工资是七元钱.她姓袁,孩子们都管她叫“袁姑”.她做事利索,把我们家收拾的井井有条。不过她母亲对她还是不放心,遇到做莜面，还要亲自过来动手.

“三女”是我们刚到管家堡，为我们照看强儿的姑娘，时年十四五岁。是学校炊事员胡大爷的三女儿。一天,十时左右,我刚下课，,“三女”就领着强儿来找我,说:”孩子光哭,怎么也哄不住!”我摸摸头，不热。心想,或许是饿了.就忙作了碗白面鸡蛋疙瘩汤,.一岁多的孩子很快就吃光了.此后每次接走他时，我总给他带点食物。

从电话中得知，“帮子”在左云县城开商店，干得不错，儿女也都出息。她一再邀请我们过去，可我们那有这样的机会呢？“三女”在县城某小学当老师，这是在博客上一位网友的留言中看到的。

  （3）  好心的医生 

   公社卫生院当时有三位医生，其中孙医生是看儿科的。他有个雅号叫”你喘吗”。据说他每把完脉都要问病人一句:”你喘吗?”如果回答说”喘”,那倒简单;如果说:“不”，那他会接着问”如果爬上一道坡呢?”假如回答”还不喘”那他会继续问:”那再爬上一道坡呢？”直到病人说喘为止. 

   强儿三岁时，病了，低烧。找孙大夫看，说是<风顶食>， 吃了药,能好一点,但接着又烧；庞大夫知道了，过来看了，说是<重感冒>，同样吃药,还是烧；温院长的儿子是我的学生，也过来看。烧仍未退。有一天下午,三个人几乎是脚前脚后来到我家,各执己见.当时孩子已连续发烧十九天了我心急如焚，想到给华芬看病的张元桃.急忙打电话，他详细听了我的叙述,果断的说:“可能是<猩红热>或者<结核>.赶快去县医院,不能再耽搁”.

   第二天一早我就带着强儿来到县人民医院.找到他给我介绍的李玉灵大夫.检查结果是<小儿肺门淋巴结核>.住了三天院,回来在卫生院由一位叫腊梅的护士打针.连续几个疗程。后来,停针好长时间了,每次经过卫生院门口,强儿还要快快跑过。

   小医院真是害人。要不是张元桃的提醒，情况真不敢想会是什么样！

       （4） 哭宁儿

   大年三十,我带两个孙子去买花炮.在回来路上,大孙子突然问我:"听说我还有个叔叔,很小时候就死啦?.”         '你听谁说的?”我轻轻问道。心里象被针刺似地一阵战栗，眼眶也禁不住湿润起来。."是我爸告诉我的”孙子回答。我没有把此事告诉老伴,是不愿意触及一位母亲的伤痛。尤其在过节的时候.

   宁儿是个苦命的孩子,他仅在我们身边呆了两个月零七天.

他是头小牛.出生时正值期末考试，于是只好请一位学生的母亲来帮忙.她很尽心,对华芬服侍得很周到.每次为我们做好饭后,便自己回家去吃，然后再过来收拾.晚上我住学校办公室,由她在旁边照料，直到满月.

   宁儿是个很讨人喜欢的孩子，细眉细目,文雅宁馨，华芬给他取名叫小宁.他从出生起,身体就不好：总是拉肚子.满月后就常去卫生院看大夫.春节后，县上调我们到新成立的云西中学。我先去报到,因为要把分给我们的住房收拾了一下,到第二天才回来.也就在这天晚上,宁儿哭得很厉害。我嫌他吵，还骂了他.谁能想到,天未亮时,他竟然悄悄地走了.

  一天早饭后,拖拉机送我们去云西中学,路过村北大道,我不由地向北河湾张望.我知道宁儿就长眠在那里.他不愿意去云西，我的心只能留下一片在这儿陪他了.那天是一九七四年三月三日.

   许多年来,我不敢去想他,但却总忍不住,尤其到了暮年.每次想起,心里都有一种撕心裂肺般的感觉。这是我一生难以弥补的过失。“昔为我家子,今是何家郎”是我当时为他写的《祭文》中的两句.我们的宁儿，你还好吗?爸爸妈妈没有忘记你呀!

       （5）记米钺    

  2004年8月5日，当年管家堡学校的同事曾秀敏来京公干，杜瑞，郑燕，孟力，付东坡等知道了，便一块在我家相聚。问起米钺，得知在前年就过世了。肺癌。在来京治疗期间，他们几个还去看过。惜哉！

   我到管家堡时,米钺担任校长，后来又一起到云西中学。我们相处时间较长,彼此还算是比较了解的.

   米钺与我同庚,他是当了两年教师后又到山大中文系的.事业心很强,备课讲课都特别认真.

   他是个多才多艺的人.长于写画，尤擅篆刻.他手工做的麻将,漂亮精制。制胚,贴面,雕刻,一丝不苟.他用自制的卷烟机卷出的烟卷,简直和买来的没有两样.七二年他花费好多时间为大家作漆布.画图,上漆,一道一道工序，他都做的很仔细.为我做的漆布，中间是一对鸳鸯戏水，一直跟我到八十年代。

   他很要面子，好胜心极强，说话尖刻。在管校工作期间，星期天很少回家。总爱拉上大家一起上“曹碾”，下“丰镇”；要不就自己背着气枪在野外转悠。

   他早我几个月离开云西。1993年，温成凯一行三人作为左云县的教育考察团，把第一站选在风陵渡中学。他告诉我，米钺已经从左中出来，到南街初中了。看来不能容人的毛病还没有改变。

   是生不逢时？还是过于要强？抑或其他。逝者有知，惟愿安息！

           3   云西岁月

    云西紧靠同右公路，距左云县城二十华里。它南近土山，北临浅河。河对面是公社所在地张家场。村子虽不大，却仍有堡墙。民风淳朴，几乎家家都没有院墙。

   学校在村子西边，是新建。几排孤零零的房子被一大片杨树林笼罩着。三年时间，我除带数学课担任班主任外，还差当过几个月的代理教导主任工作。三女正好在我班，我为其改名叫胡瑞华，还有一个靳四女，改为靳秀。

   强儿入云西小学。他的一位同学住学校隔壁的批发站，因此他常带妹妹过去玩。一次被那里的狗吓哭了。我要去理论，华芬不让。不过那条狗很快就被过往的拉煤车碾死了。倒也省去许多事。这年过春节，强儿放爆竹，把邻居——事务长王寿的棉门帘烧着了。我很生气，就责骂他，并赶快端水灭火。薇女在旁边蹦着蹦着喊：“不准打哥哥，不准打哥哥！”

         （1） 林场趣事

   新生尚未入学，炊事员也尚未到位；我们也因初来乍到，一切还未就绪。于是便和其他教师一样，到“云西林场”食堂去搭伙。

   林场在村东，是国营，属县级，离学校有二里多路。我们一家四口，每天三顿饭，沿着公路走三个来回。看着孩子们高高兴兴的跑着，我们也感到开心。有时晚上还会在那里看电视。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电视，尽管往往是“白雪茫茫”，什么也看不到。但也觉得满意。后来我常常会想起那个叫杨喜来的场医。他是东北人，豪放热情。每次都是他爬上房顶，旋转天线 为大家调电视。我还亲眼看着他和别人打赌吃十碗面条的情景。他发现强儿手上长有瘊子，就给开了“生地”和“薏仁”两样药，连续服用十天，竟神不知鬼不觉的没有了。

         （2）  幼女惊魂

   到云西的第二年七月，小女儿出生了。这大大增加了家庭的乐趣，便不约而同地为她想好了一个名字：小宝。小兄妹俩对这个妹妹更是疼爱有加。尤其薇女，在她睡觉时，就搬个小板凳坐在门口，小声警告过往学生：“不要说话，妹妹在睡觉！”

    然而，随着她的出生，我们也更加忙碌了。特别在她五十天时，一个月连患两次肺炎，更让我们惊魂丧胆。

   当时，工宣队已进驻学校，是鹊儿山煤矿工人。里面一个叫廉银宝的，略通医道，尤擅针灸。是他来家探望时，观察后怀疑是肺炎，催促我们赶快到县医院去看。家里托付三女来照管。

   还是那位李玉灵大夫，也确为肺炎，需要立即输液。但是，五十天的婴儿，血管太细，胳膊，头上扎遍了，也没能扎进去，最后还是李大夫亲自动手，扎在脚上。并叮嘱，要慢慢输。华芬抱着她，喂着奶；我坐在对面，抓住两只脚。一连九个小时。我真不敢去想，我们那时是怎么熬过来的。

  第二天，病房住进一位老头。南街人，据说清早在自家门口，被一摩托撞骨折的。肇事者扬长而去，是家人和邻居送老人来的。已经处理完毕，打了绷带，老人斜躺在病床上，一只脚高高吊起。很快他的儿女们陆续来探望，都带着吃食，问问情况，骂骂“枪崩鬼”骑摩托的，坐一会就走了。小女儿二十出头，看样子刚出嫁不久。或许家离得较远，是最后一个赶到。一进门，就哭，还是老人把她哄住的。接着她坐在老人身旁，吃起东西来。望着这一老一少，我默默憧憬着，我们小女儿长大后，恐怕也是这个样子吧！

   回来没过多久，又复发一次肺炎。老廉说，不用再去医院了。买些药回来，他可以帮着打针。在廉师傅的指导下，我俩也慢慢学会大针，而且青链霉素成了家里的常备药。为此，我曾专门去大同制药厂找时任付书记的老乡杨撵宗；还请舅舅托人从县医药公司购买过。

   和肺炎同时，一天忽然发现她肚脐鼓起老高。老廉说是受寒了，哭的。买了暖脐膏贴上，不敢再让哭，轮流抱着。春节大忙的时候，也是一个人干活。两兄妹很懂事，为了能帮忙干点事，便把小褥子当摇床，让她躺在上面，轻轻来回拉。她倒舒服，有时竟睡着了。

  华芬上班后，村里康姓两老为我们照看幼女。他住在村后，儿子和儿媳都是涨场学校教师。当时学校还没有围墙，从我屋后岩着小河走两三百米即到。他家有一只奶羊，我每天从他家取一瓶子奶，三角钱，给华芬补养身体。我忘不了他们。

         六。 再进陌中

   我第二次走进陌南中学，是1977年四月，是一家五口。这里已经不仅是初中，而是一所闻名遐迩的完全中学了。校园面积扩大了三倍，景家庄园仅留从二门到后庭的主要建筑。正是苹果开花季节，红的，粉的，白的，五彩缤纷，与满园朗朗书声，争奇斗艳。

   我刚到校报到，就被县教育局抽调去芮城中学为《高中数学培训班》上课了。我教几何，风中老胡教代数。历时两个月，教育局具体负责此事的是教研室的张纪宇。

   在陌中一开始我是给47.48两个初中班上物理课。但很快就改教高14班数学。恢复高考，芮城早走一步，大办复习班，120多人，连教室门口都有人站着听。这一年冬季高考，芮城夺得全省榜首。省报才有“在泡桐开花的季节”的那篇报道。

   我连续带复习班。只当过一届班主任，是34班。从85年开始，担任教导主任。那是我最忙的一段日子，甚至连假期也不能闲着。

  当时我们已是三个子女的五口之家，原籍还有孤身生活多年的父亲。学校为照顾我们，把原来做教工灶的两间房和那边的房屋隔开，形成一个坐西朝东的独立小院。后来又迎着大门盖了一大间，并且砌了火炕；还在紧挨南窗搭建两间平房。加上廊檐下的厨房，俨然就是一个三室一厅了。

   每年秋后父亲都来与我们同住，开春便回村独立生活。我定期给他送食物。有时全家一起回去看望他。一辆自行车，强儿坐大梁，薇女坐车旁竹篓，华芬抱着宝女坐后座。一路上浩浩荡荡，好不威风。

   父亲的一亩三分地，收下的小麦，豆子，摘下的红枣，柿子等都拿来在平房顶晾晒。

   83年春，34班学生又把我门前一块荒地整为菜地，紫的茄子，红的辣椒，长长的豆荚和黄澄澄的洋姜，真是一派田园风光。

   每逢周末，或者停电时，晚上我们全家一起会坐在沟边，讲故事，说未来。连那轮明月，也在羡慕地看着我们。前年教师节，我曾有一首小诗《七律 感怀》回忆那段美好的日子：

   朗朗书声梦絮翻，陌中一瞬廿年间。

   窗含花圃思孺子，门对竹林崇古贤。

   照壁多藏龙虎榜，蜗居常续友朋缘。

   教师节近中秋日，倍感今宵皓月圆。

风陵记忆

  1989年8月的一个星期天，堂侄志敏开车把我们送到风陵渡中学。由于住处尚未完工，行李物品只好暂存阶梯教室。打扫屋子搬动砖头时，毒蝎又蜇了手指。

  当时小女读高一，第二年侄女蕾蕾，妻侄亮亮和同学的女儿龚皓相继来这里读书，家里的确热闹了一阵子。

  这里是家远了点，给我探望年迈的父亲带来诸多不便。可是它通火车，岳父母已日渐衰老，强儿和薇女又相继外出读书，一个来去便利的居所，对于我们来说 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94年9月11日，我们的第一个孙辈——外孙洋洋出生了。当时正赶上我们集资建房。两件喜事一起来虽够紧张，可心里的高兴实在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述的。。

  我用小平车拉砖头，舖地面，砌花池；跑永济，走芮城，弄苗木。

  女儿买了一辆手推车，洋洋总爱站在上面吃饭。随着他一天天长大，手推车一次次加高。一天我推他去看邻居的鸡，只有三个月的他，竟仰着脖子：“咯咯咯，，”

   95年7月搬进新居。三间正房，隔成四室，一厅和一厨。大门开东南，旁边紧挨洗澡处和卫生间。门对石榴，窗迎翠竹。月季海棠，紫藤梧桐。盆花点缀其间，招来许多同事夸赞。每逢此时，洋洋也会指指点点，学着我的样子，向人们介绍。

   那是一个令人难望的日子——96年7月30日。他还不到两周岁。送走他姨姨，已经过午。在门洞，我煮方便面，他也拿起调料往锅里放，竟烫了手，起了泡。医生给他包扎时，他竟一声没哭，看着真叫人心疼。多么顽强的孩子呀！

   98年9月23日，大孙逛逛在北京出生时，老伴7月9日就已经迎候在那里了。三天头上，同事们来祝贺，大女儿置办食材，大家共同忙活。人来人往，爆竹声声，那种热闹的场面，使我难以忘怀。

      退而未休

   从99年四月，我正式内退赴京看孙子，已经过去十个春秋。当时住在西四环内，一个叫“恩济庄园”的小区。在北边的街心公园，一面照看着孩子，一面和人们聊天。接触的多是看小孩的。什么荣辉姥姥，刘老太太。

   也就从此时开始，开始学习太极拳剑。自然又有了许多拳友。其中王老师原是空军的一位处长，他很热心，拳术很好，我们会的许多套路都是他教的。

    2001年4月5日，小孙晃晃出生。他的来到，便更加热闹，也更加忙碌。好在从98年12月起，赵小茹就到我们家帮忙，直到04年秋离去。她是个很标致且很能干的好姑娘。现在永济的一家银行上班。

   01年5-7月，我们还在小女回龙观“龙华园”住了一段时间。那里街心公园太极拳队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他们对人热情，很有人情味。特别老张头自学教人的劲头令人佩服。

   2002年10月2日，我们搬到儿子为我们买的房子——天通苑东二区居住 。带着晃晃，还要接送逛逛。03-04年洋洋也到《中山实验学校》上学，那可真是热闹紧张同时也最开心的一段日子！

   04年秋后，孙子们各自上学了。屋子显得很冷清。我们仍照常打拳练剑。跟着小女儿上黄山，朝普陀。登滕王阁，上明珠塔。确实走了不少地方。08年春，小女儿又为我们弄来一台“黑潮”电脑，还为我开通博客，昵称是《一生牵手》。使我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也就在这一年的9月26日 ，小外孙棒棒姗姗来到了，给我们再一次带来欢乐和忙碌。他已经十九个月，懂得淘气了。整天“爷爷，爷爷”的叫着，教人怎能不喜欢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