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许倬云的演讲：晚明的启蒙是如何夭折的（一） [原创 2007-05-07 07:19:44 ] 发表者: bandw   
  
 
 让我们先来省视晚明的情形：明朝晚期有一段时间几乎达到了欧洲历史上所谓的启蒙时期。欧洲的历史从文艺复兴后，紧接着就是宗教革命，然后就是启蒙运动的开始，于是从迷信的，自我约束的社会，慢慢演变出自由开放的心态，这种心态上的转变就是所谓的启蒙。欧洲的启蒙，有其一定的背景。与商业发展有很大的关系，依我个人来看，明朝晚期称得上是中国的启蒙时期，可惜这个运动并没有继续发展；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一个课题：“明朝晚期的启蒙” 一般人总以为明朝的万历年间是一个政治不修的年代，万历皇帝可以累年不上朝，在内有宦官专权，北疆也有持续不断的骚扰，在当时被称为倭寇的日本人也不断在沿海惹事。从表面上看，明代是个很糟的时代，但有几点转变却又是值得我们留意的。 　首先，文学从有规律，严整的古文转变到相当自由的小品散文。也有一些著名长篇小说出现，例如《水浒传》，《三国演义》等等。这成就非常了不起。
胡适之先生在进行五四运动时，曾发起白话文文学。事实上，白话文早在南宋时期就已经开始，到明朝晚期更可说到处可见！因此，白话文运动其实并不是五四的时候才有的，而且当时文化的冲劲也相当强盛，简直沛然莫之能御。在艺术方面，明朝前期与后期就有很大的差异，明朝晚期的画作，有些已经非常接近我们今天所说的抽象画，跳开写实，跳开规律，而能自由发挥自己的性灵。 文化的表现上如此，至于宗教生活上禅宗也发展的极盛，处处可见到很大的寺庙。道教也发展出了全真教。这时民间极其蓬勃发展的一个教派。全真教在民间传教，拥有很多的信众，而且都是针对农夫，商人，小贩，工人等等。来自社会的中下阶层。
全真教的教义讲究平等，自由，讲究靠自己的内心约束自己的行为，讲究自尊自重，而不依靠教条和规范。除了全真教外，以武当山为基地的真武派也非常发达。 从当时文学，艺术与宗教中，不难发现有一个共同的取向，就是要解放自己，要自己做主，要自由。此精神也正是王阳明的哲学基础。王阳明的思想，要把朱子的理学做一番大转变而创为心学。理学讲的是靠天地之间的“理”来约束个人的行为。心学强调的，却是靠自己的“心”来指导“主人”。一个主人在外面，一个主人在里头。 刚刚谈到的这几条路所表现的面貌都是一致的，和欧洲十六，十七世纪的启蒙运动相比较，两者基本上也是类似的。但为什么欧洲的启蒙运动，持续发展到欧洲的近代文化，而中国的启蒙运动却没有完成？这是我们要回答的一个问题。 我们先来回想启蒙运动是如何发生的“它的基础在哪里？ 第一，一般市民已不再住在农村社会里，而大多住到城镇中，他们是从事工商业，以及靠手艺维生的人。城市的繁荣使他们的生活无虞，便开始有余暇思考问题，也有
多余的金钱去进行娱乐，并从娱乐之中得到教育。 以昆曲为代表。昆曲是士大夫阶层非常细致的表演艺术。明代的民间其实也有昆曲，他上承宋代和元代的杂剧与散曲。所以昆曲并非完全在士大夫阶层发展，而是上下阶层都有。就连说书唱评弹在明朝晚期也发展成了一种艺术，使民间一般人于娱乐中获得了教育，同时也有多余的时间和金钱，使他们的子女能够获得比较多的教育。 当时，即使在店里当学徒，基本上也算是接受教育的一种方式，而不仅是跟着老师做些杂事。主要的商业和大店铺，甚至都有一定的教育制度，至今还能发现不少当时流传下来，供工商业学徒所读的教科书，例如《杂字》教本。就因为城市人们的知识水平不低，启蒙运动才得以发展。 再则，国际贸易带动了城市工商业的发展。自古以来，中国的国际贸易有两条主要路线：一是往中亚，西亚的丝路与一条北方草原路线的侧道，它翻过长城向外蒙沿着东西大道走，另外一条则是海道，其最大的港口向来是广州，福州，浙江的明州（今宁波）以及泉州。在明朝这些都是重要的港口。中国与东南亚（如日本，朝鲜）的海上贸易长期都在进行着。同时，陆上贸易在蒙古时代也已达到巅峰。 但是，陆路交通毕竟有限，车子，骆驼，马匹所能运送的货物不多。所以陆路贸易量不易扩大。而中亚，西亚人口也不太多。蒙古被朱元璋赶会北方之后，蒙古的几个汗国彼此之间又发生内乱，回教的势力也开始膨胀了，使陆路沿线饱受战争威胁，海道就在这个时候开始发达起来。 马可波罗当时是从陆路到中国，却经由海道回意大利，为什么？因为陆路并不通畅。在元朝晚期，海道的开通造成了世界性的影响。这条航线沿着中国海岸驶过马拉加转口到印度洋，再从锡兰分成三路线，一条走波斯湾，一条走红海，一条往东非走，在前述三个地方上岸后再走陆路抵达欧洲。这条航道路途遥远，但只要船只坚固完好，海上交通的载重量不是陆路可以相比的。海道沿线并没有大国拦截威胁，而且沿路地区人口多，物产丰富，人民生活宽裕，购买力强。海道开通后，中国的贸易更完全改观，海外的需求量大幅增加。不仅供给终点站欧洲的需求，沿路上的需求也不少。 明朝时期，经由东南亚到西亚，这条进入欧洲的海道交通，输出量最大的物资是瓷器，当时瓷器的价值比今天的水晶还昂贵。当时的欧洲并没有发现高岭土，所以从唐代开始就想学瓷器制作的欧洲人，学了几百年还是学不会。瓷器输出在当时是大宗贸易。今天的福建德顺一带，仍有不少烧瓷器的瓷窑，所烧出的瓷器几乎全是为了外销。 明清中国之转变，明朝的启蒙运动，有些方面还胜过同时代的欧洲一筹。其最终夭折，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清兵入关。清朝以政治上的高压和文化上的愚民及经济上的闭头政策维持统治，断绝了中国近代化的生机，也丧失了两百年后抵御船坚炮利的西洋人冲击的可能。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异化的教育圈。一代又一代教下来的学生，成了一批批出走家乡的人才。文化的土壤一层层地被剥落，原本的努力办学，教书，研究立意很好，但却造成如此一个诡谲的结果。而近代知识分子所面临的这类难题，并没有因为时代转移而转移。台湾近百年来的变化，清代台湾土的垦户制度，造就了独特的统治权和经济的控制权合一的阶层性社会，而台湾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又是如何在历经洋务运动，殖民地时期，光复以后的社会变迁中实现的呢？
 
 
草根儿 2007-03-12 16:51
　这是一本历史书，其思路与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有点类似，不在一人一事上做考证，而着眼于历史大局，着眼于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五千年的文明只分为几个部分：史前中国，中国的中国，亚洲的中国，世界的中国，百年蹒跚五部分，对中国历史文化进行了全景式地展现，尤其点明了关节点，比如人口的增长与外来植物（玉米、地瓜等）的广泛引进种植的关系，佛教的进入与道教的形成等。
　　最珍贵的，是把中国放在世界格局中考量，从而能够跳出中国历史看中国历史，风物长宜放眼量，视野决定了观点。此前柏杨写的《中国人史纲》中就有中西同时间段对照的内容，在他翻译的《资治通鉴》中，更进一步发挥为第一个时间段都对应国外的大事件，但那只是简单的罗列，而本书则是在比较中评述，其深度自然不同。 　　这种工作需要学贯中西，当年钱钟书先生可以做榜样，他的《管椎编》虽然只是点滴言述，不成系统，但其功底至今无人能企及。是否成系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深度，《论语》不是也没有体系吗？《毛选》、《邓选》不也只是讲话的合订本吗？价值不在形式，在内容。而本书则在体系与内容上均有建树，作者许倬云，我以前并不知晓，他1930年出生，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在台湾及美国教书，在文化史、社会史等方面造诣很深，对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都有比较深入的研究，这本书是他用毕生所学，用三年时间写成的，千年历史举重若轻地写出来，非大家不能为也。 　　读书就要读老人写的书，年轻人不乏才俊，在艺术创造方面可能会有优势，但在学问方面却绝对不可过求。写小说，可以在一个晚上完成；评论小说，则一定要把小说读完、读透，了解作者出身、经历、思想等等之后，才可以开口说话，否则就是妄言，茶余饭后作点谈资可以，决不可当真。而老学问家，每一句话说出来，后面都是深厚积淀，我们要读老人写的书，因为我们读一本好书与读一本烂书，花的时间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
 
国庆节后

1，最近读余英时，随余先生笔墨读陈寅恪，感慨系之。曾经写过一篇小文，言陈先生晚年坚持留在大陆，导致先生晚年不幸，即生活仓皇，学术疏淡。其实，此类感叹于我小辈而言，略显得奢侈。先生的智慧在我看来，真是无与伦比，一个无耻的时代是无法遮蔽先生的价值的。所以，今日我读先生，首要的感叹是自卑。是的，自卑，面对陈寅恪先生，包括我在内的日后的读书人，有几个是真正的读书人？有先生摆在这里，我觉得我连读书的资格都没有，不过是一个生活的工具，吃喝拉撒，混天度日，一生缓慢消磨，如此而已。

2，早上传来新闻，朝鲜核试验成功。笑。这个有意思的国家勒紧老百姓的裤腰带发展核武器，不是一天两天了，美国日本喊制裁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俄罗斯中国喊谈判喊和平解决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人类未来的灾难就是这么缓慢积累起来的。圣经启示录里写得很清楚，这个世界必将毁灭于一场大火，应该就是核武器燃烧起来的大火吧。最后的审判真的不远了，我听到了上帝的脚步声，那些有罪的人将被丢进火湖，直到永远。

3，谈论现代诗歌真是一个伤脑精的问题。嘲笑读者的接受能力，不新鲜了，多少年前，有人就说自己的诗歌是写给下个世纪的读者看的，可是下个世纪早就来了，读者却越来越不买诗歌的帐，继续嘲笑读者，不是办法了；嘲笑诗歌本身，也不是办法了，诗歌写作本来就没有标准，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全在诗人自己的感觉里。所以，在这个时候，把诗歌彻底拉回到私人状态，真正为自己写作，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诗人要戒除名利，哪怕只有一个读者，诗歌照样生存。好的诗歌不需要别人的人可，更不需要资金喂养，诗歌是个清苦的行当，哪有什么名利可图？以前写诗歌还可以欺骗美丽的女人，现在美丽的女人都在KTV包房里。所以诗人，如果你对着一位美丽的女人读自己的诗歌，小心她抽你。

4，写作是多余的，赚钱是多余的，吃饭是多余的，做爱是多余的，造反是多余的，不造反是多余的，说话是多余的，沉默是多余的，散布是多余的，睡觉是多余的，有观点是多余的，有史料是多余的，骂人是多余的，不骂人也是多余的。

5，看到一位昔日的朋友贴出一首歌颂毛泽东的诗歌，也笑。很想给他打一个电话，让他在百忙之中回老家问问自己的老父亲，当年是不是饿过肚子，家里有没有人饿死，有没有被批斗，小时候他为什么那么面黄肌瘦。

6，把《爸爸书》写完，把《报应》写完。

7，想移民，永远离开这个国家，很想很想。

2006年10月9日

苏小和：许倬云的难题——读《万古江河》

发布时间: 2006-9-16 17:13    作者: WTE    信息来源: 天益博客

字体: 小 中 大 打印 许倬云的难题


文/苏小和      来源：新京报

　　去年的这个时候，我读完了余英时先生的部分著作之后，曾经在日记上写到：上个世纪30年代以后，汉语思想的学术性建设，主要由那些继承了传统国学，同时又有欧美留学经历的华人来承担，比如余英时、夏志清、黄仁宇等。

　　现在，我需要加上另外一个优美的名字：许倬云。

　　厚厚的一本《万古江河》，此时此刻就在我的手上，对于所有只在课堂里接受中国历史教育的内地读者而言，阅读《万古江河》很有可能会引发一次具体的解构事件：那些皇帝的名字退到了历史的旮旯里，那些漂浮着血腥气息的农民领袖们似乎只是历史起承转合中的几次小小的不幸。所谓“不废江河万古流”，中国人存在的形态才是历史的主旋律，市场的力量，文化的流变，民族的融合，通过一个个具体的细节显现出来。

　　哦，原来历史不仅仅是皇恩浩荡，不仅仅是农民的仇杀，也不仅仅是改朝换代，数千年间生生不息的，乃是我们不断转折与展开的文化。皇帝已经死去，仇恨正在消弭，只有文化像江河一样，万古奔流，直到永远。



　　方法

　　另类的历史话本

　　首先需要关注的，是《万古江河》的学术方法。学问渊博的许先生竟然没有直接引用史料原文，这对于习惯了考据的读者来讲，是一个挑战。通读全书，表面看似乎是一部话说性通史，可是作者宏阔的视野，左右逢源的历史事实，却又比传统的通史更能震撼人心。

　　如何评价《万古江河》的历史学方法，可能需要我们站在更加宽泛的层面进行比较性的把握。

　　费正清先生的《中国新史》以及后来规模宏大的《剑桥中国史》，可以作为比较的第一例证。资料显示，为写作《中国新史》，费正清几乎读遍了近20年来美国研究中国历史及文化的代表作品，在不到500页的著作中，他引用了多达627位学者的930部作品，从而使美国中国学界在社会史、人口史、考古史及人类学等方面的成就在书中都得到反映，而又经过了作者的融会贯通，成为别具一格的中国通史简编。费总结到：“根据我的经验，拾人牙慧的历史学家影响更持久些。这样的学者说话、写作旁征博引，用别人的研究成果来充实自己。这正是使我们名垂千古的秘诀。”

　　应该说，费正清先生的话语体现出来的，是史学领域共同接受的经验。因为不用别人的研究成果来充实自己，便不可能使自己永远处于学科的前沿。但如果我们以此判定许倬云先生没有这样的经验，或者是不认同这样的经验，显然是错误的。有读者认为许先生已经将所有的历史材料化为己有，材料在许先生这里，已经不是工具，它们已经与先生融为一体；有的读者则认为许先生如此方法，乃是为了超越历史专业读者群的范围，直接为一般读者提供历史服务。

　　许先生自己的确也有所申明：“今日读史的读者，不同于旧时，在这平民的时代，大率受过高中以上教育者，都可能对历史有兴趣。”

　　作为年鉴学派的领袖人物，布罗代尔系统地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历史学。在他的成名作《地中海》中，布罗代尔首次将历史时间分解为三个不同的层面（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每个层面分别对应不同性质的研究对象。地理时间在三种时间中变化最缓慢，它涉及的主要是作为人类活动背景的环境。个人时间在三种时间中变化最快，几乎是转瞬即逝、瞬息万变，它所体现的是个人规模的事件，介于这两种层面之间的是社会时间，它的变化节奏较之地理时间快得多，但较之个人时间又慢得多，它所对应的是群体和集团的历史，也就是社会史。

　　在布罗代尔的史学中，传统史学中历史的那种一成不变的节奏已经被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三种节奏所取代，而在这三种时间中，他尤其突出社会时间的重要性，这正是他史学的关键之处。这是一种“整体的历史”，它强调历史是包罗人类活动各个领域的“整体”，是在这些领域之间相互关联、彼此作用所形成的结构和功能关系中得以体现的。

　　要反映出这个“整体”，要反映出其内部的结构－功能关系，因果性的思维逻辑是不能胜任的，必须借鉴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方法，从横向关系进行研究。

　　国内的历史学研究，尤其是通史研究，比如周谷城、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比如人人熟悉的大学、中学历史教材，相比之下显得陈旧。这种传统的历史学方法是历时性的，它以时间为坐标，沿着年月日的轨迹一成不变地行进着。在描述中，历史学家们选择了他们认为的“重大事情”，其结果是历史变成了帝王将相的编年史，而丰富的历史内容，如经济、社会、文化等等，则被彻底遗弃了。

　　比照上述历史学方法，我们能够看到许倬云的《万古江河》，既是整体的，又是细分的，具有布罗代尔所倡导的“整体”意味，也纳入了大量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方法。《万古江河》磅礴的比较性视野让我们在一个开阔的地方对中国历史进行了具体的审视，转折、融合、开展正是本书最大的志向，也是中国历史的本质特征之一。当然我们注意到，许倬云先生向来以治断代史见长，比如他在西周史方面，具有无可争议的世界性权威，而当他进入通史领域，可能会受到断代史方法的牵制，这种现象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历史学研究方面的某种二律背反，布罗代尔毕生只把自己定位在断代史和地域史方面，有可能就是意识到了方法上的难以转移。

　　解析

　　一定程度的经济学缺失

　　在谈到中国近代经济从贸易顺差到逆差的变化时，许先生提出了他对中国经济结构的认识。

　　“自古以来，农业作物以及农舍手工业产品，是中国市场经济之寄托。凡此产品，经过农村集市，一级一级地集散与转销，达到全国各地的消费者。这样一个市场网络，是中国资源与财富流通的渠道。

　　中国幅员辽阔，拥有一个庞大的经济体。这个经济体仅仗区间互济，即能有效运作。”

　　作为一个经济学爱好者，我对这样的表述是比较惊讶的。如果把“全球化中的中国”理解为《万古江河》的中心理念，应该不会过度篡改许先生的意图，但上述表达似乎又在守卫区间经济。

　　这显然有所矛盾。关键问题恐怕还是出在对国际贸易和市场经济等概念的理解上。

　　比如出现在近代的诸多冲突，本质上应该是国际贸易纠纷，突破的正是区域经济，其方向则是全球化经济。现在看来，正是民族自大心理，东方中心主义导致了闭关锁国，排斥国际贸易。许先生指出了全球化方向，但在局部细节上，似乎又在捍卫区域经济，并或多或少的为中国区域经济的被打破而依依不舍。这种看起来似乎矛盾的情绪，在第八章“百年蹒跚”中尤其明显。

　　我们认为，许先生将中国绵延数千年的区域性小农经济理解成市场经济，恐怕有些牵强。按照现代制度经济学的理解，近代中国经济体系并没有解决本质的私人产权问题，这种以皇权为主导的原始经济态势，并没有给私人财产提供法律保护，因此，把它们定义为区域性市场经济，无疑有美化倾向。我们认为，这可能是中国经济绵延数千年却一直低水平重复的主要原因，即使进入近现代，我们的学者们也没有沿着这样的方向对中国经济进行梳理。

　　历史的局面是，从百日维新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北洋、抗日、内战时期的各民主党派，我们深受传统的“均贫富”

　　思想的影响，从来没有重视过立足于私人产权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主义，或者是错误的将区域性的生意理解成市场。这导致市场始终控制在官家手中，民间力量只是市场的附庸。洋务运动致力于发展工商业，但主导权在官权手中，或官办或官督商办，而不是发展私营工商业；章太炎等人反对立足于私有产权的自由经济主义，并把资本主义作为导致“贫富悬隔”的罪魁。即使是胡适，他对市场的理解也出现偏差，一度甚至提出国家利用其权力，实行制裁资本家，保障被压迫的阶级。

　　遗憾的是，在《万古江河》中，我们也没有看到关于私有产权的制度性论述。

　　情感

　　一首庞大又优美的思乡曲

　　作为一名读者，我想知道，中国为什么在数千年中一直简单重复，轮回，财富几乎不构成积淀，甚至在个别时期出现倒退，我必须老实说，在《万古江河》中，我没有找到清晰的答案。似乎有所诉说，又似乎语焉不详。以许倬云先生渊博的学识，国际化的比较性视野，我相信他是有自己的答案的。

　　问题出在哪里呢？我想可能是许先生的怀乡情结遮蔽了他的深度分析。许先生自小离开家土，思乡情结显然无与伦比。这几乎是中国人的公共情绪，我们在读黄仁宇的时候，也能体会到思乡情绪对历史研究的部分影响。而这本厚重的《万古江河》，从字里行间，几乎等同于一个海外游子对故乡悠远深长的怜爱，所谓哀而不伤，《万古江河》是这类著作中的经典，她几乎就是年迈的许倬云先生积三年时间，夜夜不停歇地谱写出来的一首庞大又优美的思乡曲啊。

　　阿玛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第三章说过一句话：“每种派别的长处和局限，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考察其信息基础的范围和限制来理解。”许先生去国多年，一直在海外游历，是不是在信息渠道方面或多或少的忽略了内地？

　　换句话说，许先生是不是缺少一个从内地来看中国历史的视角？我们不得而知。又想起了费正清先生，在费正清之前，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对外关系史的学者。如英国的马士（H. B.Morse）、法国的高第（HenriCordier）、美国的丹涅特（Tyler Dennett），他们几乎仅仅根据英国的、法国的、美国的档案资料来研究中国对外关系，认为仅有西方的档案和西方的观点就够了，中国的资料是不可靠的，中国的观点是不需要的。他们的著作严格说来只是英国、法国与美国的对华关系史，而不是中国外交史。费正清与他们不同。他开启了使用中国档案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新风。

　　不过，我对《万古江河》的热爱并不因此消减，我甚至想到了80年代后期读到了一本美学著作：李泽厚先生的《美的历程》。当时，这本关于中国审美历史的小册子曾经风靡全国，并影响到全球所有的华人，一度曾经出现手抄本。现在看来，正是《美的历程》通俗性和抒情性，使得它成为当年最有影响力的艺术启蒙读物。我的意思是说，我更愿意许倬云先生的《万古江河》是一本历史启蒙读本，因为我们过去读到的历史，具有太多的虚假陈述和先入为主的主题，而《万古江河》的出现，很有可能让所有读过的人开始着手有意义的解构，进而重构属于自己的、真实的历史系统。


《万古江河》作者：许倬云
版本：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6月版 定价：33.00元  

苏小和：我们都是萨义德

书评人苏小和



　　《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

　　作者：（美）萨义德

　　版本：新星出版社2006年7月版

　　定价：18.00元

　　参照：中国的知识分子

　　萨义德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载体：言词，这让我想起苏珊·朗格的符号美学，想起著名的现代诗歌美学原则：诗到语言为止。但我读完了全书，才发现事实上并非如此。不过正是这种看起来似乎关联不大的联想，让我对萨义德有了某种另类理解。

　　我想借用今天活跃在内地的一批中国知识分子的形态来解读萨义德，准确地说是解读晚年的萨义德，尤其是解读他的《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比如提倡理性的张维迎，试图进入主流的孔庆东，一直为政府献计献策的林毅夫、左得有些可爱的左大培等。我的意思是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在多大的程度上，选择在什么时候进入萨义德提倡的“言词”状态，而不是跟萨义德一样，一辈子左右拼突，在一大堆意识形态的漩涡里做着只批评，不建设的工作。

　　这里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什么是“言词”状态？一名人文主义者选择在什么时候进入言词状态？读过这本书的人必然记得萨义德在最后一讲“作家和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中的一段话：“多年来，我在电视上露面或接受记者采访时，无一例外都会被问到重要的问题：你认为美国应该怎么处理这样那样的问题？我把这个看作一个标记，说明统治的观念如何扎根于大学之外的知识分子实践的核心。我也可以顺便说一句，我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决不回答这样的问题”。

　　如此平淡的一段话，我却有细读下去的兴趣。其一，萨义德似乎仍然对大众在接受上的被动性和趋同性继续失望；其二，萨义德仍然对主流话语系统的强势参与嗤之以鼻；其三，萨义德选择了他一辈子都没有选择的沉默，所谓“老之将至，其言也善”，年迈的萨义德惜口如金了。《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是萨义德最后一本著作，“作家和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则是本书的最后一讲，这么看起来，我们似乎有理由认为，在各种主流形态里左右拼杀一辈子之后，萨义德在最后的时间里，终于适度冷静起来，开始考虑他的主义、他的范式了。这一次，萨义德提出了他的主张：“言词”是政治变迁至关重要的载体，而阅读则教会人们去不断质疑，推翻，革新。

　　借鉴：萨义德的价值

　　萨义德现象对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建设是有巨大的借鉴意义的。一辈子希望以言词为工具的萨义德在年迈并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终于意识到自己需要回到言词本身。这意味着萨义德的一生有可能都与言词无关，而老年时代对言词的突出强调充其量只是萨义德今生迟到的醒悟罢了。

　　无论多少人对萨义德顶礼膜拜，我都只能对他的如此一生进行悲剧性的解读。

　　我是在以色列和黎巴嫩轰隆的炮火声中读完《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的，想到以色列人和黎巴嫩人此时此刻正在战火中仓皇，一辈子左右拼突的萨义德却永远地关闭了他的眼睛，一种巨大的无力感便油然而生。悲剧的意义就在这里。本来应该只对言词发言的萨义德，他的一生却不得不面对许多完全不同的诉求对象，将自己的语词放弃，用一种比语词宽泛得多的意识形态话语来演说。

　　比如他既要向阿拉伯人发言，也要向决策者和美国官员发言；比如他曾经是巴勒斯坦民族议会的议员，却又经常在美国的媒体上发言；比如他赞成巴以和解，却因为反对奥斯陆和议而愤然退出巴勒斯坦议会；比如他曾经是阿拉法特的代言人，到后来却与之分道扬镳，他为巴勒斯坦说话，却要面对自己人对他的辱骂，甚至暗杀威胁。

　　我想追问的是，萨义德辩论了一辈子，他的言词价值究竟在哪里？

　　窘境：人文主义者的自我负累

　　知识分子的窘境就在这里，我相信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同样面临着萨义德的惶惑，稍不留神，我们便极有可能与自己的言词系统擦肩而过。

　　在《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里，我甚至认为，萨义德并没有解决他的“言词”问题。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萨义德被自己的冲突牢牢辖制，这既是萨义德的血液问题，也是他所在的时代问题。当一个人身上同时流淌着基督精神和伊斯兰教义，而他所处的时代正在前所未有地分崩离析，他的内心也和这个时代一样被各种力量拉扯，几近分裂。聪明如萨义德试图把这些破碎的东西黏合起来，重新组合成一个完整的世界，为自己确立一个恒定的价值标准，这样的工作何其难也。

　　人文主义者的自我负累真是太沉重了。想起维特根斯坦的话：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忽然意识到中国的知识分子也许应该绕开萨义德，在自己的词语系统里找寻道路，胡适先生对此有“健全的个人主义”理念来建设人文主义的民主批评的路径。关于此，胡适有四层含义，一是从充分发展个人入手，二是自由独立的人格与思想，三是积极进取的精神与负责的态度，四是尊重并容忍他人。

 

陶菊隐写的历史可信吗?

　　陶菊隐的《武夫当国》的确是一本惹眼的书，雷颐说陶“担当得起目光如炬的史学家的称号”，张鸣说此书“对每个读它的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李亚平说“想要了解现实从何而来，而又不被误导的话，你就应该认真读这本书”，吴思则直接把此书和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进行类比，认为陶菊隐使用的是“活的史料，是活生生的历史”。一般情况下，学者们读书，怀疑居多，对于这本《武夫当国》，学者们却一致放下了怀疑的姿态，这在眼下的学界实不多见。

　　记者写历史可信吗？

　　陶先生是一名记者，《武夫当国》所涉及到的所有材料均来自一名记者的发现，外加日后的资料考证。一般而论，对记者的工作，我们是有必要保持警惕的，至少某些环境下，必须如此。但对陶先生似乎要另当别论。雷颐说，“对史实，陶氏极为认真，所用材料皆有所本，且大都经过自己的一番考证；毫不戏说却通俗生动。”雷颐所说的材料皆有所本，这里的本，应该是指陶先生当年凭借记者身份掌握的材料，这说明学者们完全信任了作为一名记者的陶菊隐的所有工作。

　　说实话，我也基本相信陶先生所引史料已经最大限度的接近了真实，理由是陶先生在一个纷乱的时代里尽到了一名记者的本份，说了真话，客观的纪录了历史。从新闻史的角度看，陶先生肯定是个经典案例。有人评价，陶先生是以报道北洋军阀起家的，是这段历史的直接目击者。他与各路军阀和北伐军的一些重要人物都有相当密切的交往，对他们作过周密细致的采访，参与过许多重要会议的报道，不仅对台前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而且对许多鲜为人知的秘闻轶事也知之甚详。他巧妙周旋于不同派系、政客之间，获得他人难以获得的消息，却又不失独立新闻人的原则，客观、如实、及时地向公众进行了报道。

　　熟悉20世纪中国新闻发展历程的人必然要问：为什么陶菊隐先生能尽到一名记者的本份，能真实地记录历史？有一种观点似乎能回答这个问题：北洋军阀时代众多派系之间的斗争在不经意之间制造了某种制衡，他们忙于抢夺地盘，这使得新闻、教育、学术等等非物质体系有了相对宽松的环境。比如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里，就有类似的分析，他认为蔡元培时代的中国大学教育就得益于北洋军阀无暇顾及意识形态管制，而西南联大更是在纷乱的抗日战争年代偶然得之的学术土壤。前几日读孟加拉的尤努斯著作《穷人的银行家》，谈及经济极度贫困、封闭的孟加拉竟然由政府批准成立了私人企业性质的格莱珉银行，尤努斯就认为是更替过于频繁的军人政府的一次偶然行为，军人政府刚刚上台，头绪繁多，他们似乎期望通过格莱珉这样的私人银行来安抚穷人，并进而使得政权稳定。

　　从陶菊隐先生，到何兆武的大学教育，再到孟加拉的尤努斯的穷人银行，都在显明小政府大社会这样一个常识性的道理，当政府的权力达到干预一切的时候，其社会发展必然是病态的，落后的，甚至是倒退的。陶先生的记者生涯进一步说明了这个常识。北洋军阀时代，先生是一流的新闻人，到国民党时代，政府力量强大起来，新闻管制日紧，先生只好从新闻转到写旧闻了。从1941年开始，陶菊隐先生淡出新闻界，过着隐居的生活，专注文史研究和写作，一代卓越的新闻人彻底放弃了自己的新闻理想。

　　这么看起来，作为一名优秀的记者的陶菊隐，是一个偶然，在他之前与在他之后，均没有产生陶菊隐的纪录。所以，他的记者材料便弥足珍贵，他写的历史便值得人们相信。

　　值得怀疑的全景式写法

　　关于《武夫当国》的写法，也是需要存疑的问题。读《武夫当国》，常常被场面和故事吸引，140万字的著作，读来完全感觉不到枯燥。这是典型的全景式叙述，我们能看到军队之间的格杀场面，也能看到军阀们在密室里的阴谋，象一部豪迈的散文，纵横捭阖，但主题鲜明，又象一部情节诡异的小说，人物逼真到你悚然惊奇。

　　关于全景式叙述，应该是一个有争议的写作方法。对于历史的叙述人而言，全景式显然是不可能的，必然要加入很多个人的想象。这就是问题所在。这种由来已久的叙述技巧事实上是中国叙事文学的传统手段，其不足之处是必须预设一双无所不在的眼睛。后现代的叙述家们发现了其中的弊端，因此才有新技术的引进。不过，在历史领域，叙述技巧的发展似乎与文学相反。司马迁的《史记》就具有全景式写法的诸多特征，从人物对话，到人物心理，司马迁均无所不写，而索引一派的出现，应该是意识到了全景式的不可信之后，才把功夫放在考据之上。有意思的是，在部分史家们看来，司马迁才代表了历史写法的圭臬。顾炎武在《日知录》“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篇章中，有“古人做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之语，可见顾炎武对司马迁的全景式写法的推崇。全景式历史生动有趣，而索引性历史则忠实于所见史料，不能出现丝毫臆想，因此，索引派历史必然干瘪，缺少情绪，缺少文采。白寿彝先生有感于这种现象，提出了“史学界应该向司马迁学习，要改变我们的文风”等观点。

　　究竟怎样理解历史写法上的差异，显然见仁见智。具体到《武夫当国》这本书，当记者笔法和全景式叙述同时出现在陶先生身上，我们便看到了一种抑制不住的情绪裹夹在书中，比如“段政府所仇视的是人民群众的进步力量，所喜悦的是守旧官僚的腐朽势力，段先后任用的都是著名反动派和安福卖国集团臭名昭著的人物”等等宣泄性的观点，即使放在一般性的讨论文章里，也缺乏理性风范。陶菊隐先生似乎意识到这方面的问题，对此有所交待，“此书是史话，不是史论”，“此书是史话，不是小说”，先生还强调“内容尽可能多提供材料，少发议论，不多引经典著作，力求做到从事物的现象中反映事物的本质”，现在看来，陶先生不多引经典著作他做到了，但少发议论似乎做得不够。所以，有历史学者私下言明：“读《武夫当国》，只读史料，不读观点”。

　　醒目的红补丁

　　《武夫当国》从1957年开始出版，到1959年全部出版完毕，这个饥饿的时代里能出版如此厚重的历史著作，实在是个意外。正是如此，那个荒诞的年代里的一些思维方式也理所当然的走进了陶先生的书中。

　　这个时候，陶先生的人生历程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命题：怎么写旧闻？陶先生的儿子陶端对此有所说明：陶先生解放后的写作难上加难。“难就难在毕竟是在解放后，再要象在过去那样以天马行空的风格写书，已不合时宜。于是父亲一边勤学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力图以新的观点重新诠释这段他熟悉的历史，一边将它固有的过去自由散漫的文笔加以自我约束收敛”。

　　儿子对父亲的分析是否合理，我们不得而知。到了1959年后期，全书尚未出完，出版社却打算停止出版。“万般无奈之下，他想到了求助毛泽东主席。他给主席写了一封信，内容是向主席汇报自己写这段历史的初衷是想以历史为鉴，告诉读者，只有共产党才能统一国家”。

　　这封信可以看成陶菊隐先生在书中加入很多红色补丁的基本来由。比如，在写1924年12月七国公使照会临时政府既成条约之事，陶先生便加进一段话：“这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人民革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有了更大的发展，这一形势迫使帝国主义不得不暂时和缓他们之间的矛盾，以便采取联合行动来对付中国人民”；在写广东革命军东征，滇、桂军阀不堪一击时，陶先生如此议论：“他们失败的原因，一方面由于高级军官生活腐化，军队纪律废弛，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由于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在与反革命军阀的斗争中显示出来无比巨大的威力”。在写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时，陶先生如此分析：“在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员，主张对蒋的叛变阴谋加以反击，但由于右倾机会主义者陈独秀强调团结，反对斗争的妥协政策，削弱了如火如荼的革命力量，助长了蒋介石的反革命野心”。

　　即使从党史的角度看，上述论述也违背了历史事实。当然，我们理解陶菊隐先生的难处。时代过于荒诞，先生却想为历史做点事情，因此必要的妥协在所难免。这么看起来，《武夫当国》似乎衍生出更多的价值：其一当然是北洋军阀史话价值，其二则是陶先生的个人史价值，最后则是作为一种历史研究现象的价值。

　　这么多价值摆在一起，我们哪有不感谢陶先生的道理？

　　（陶菊隐：《武夫当国》，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128元）黄仁宇的“缅北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