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门闺秀：段祺瑞外孙女的爱情与无奈婚姻

名门闺秀：段祺瑞外孙女的爱情与无奈婚姻

日　期：2010-02-26 04:43:27　　　来　源：《上海滩名门闺秀》

　　一个人用了八个奶妈

　　袁迪新是段祺瑞的三小姐段式巽的独养女儿，生在袁世凯的老家——河南彰德的袁府。她的曾祖父袁世辅是袁世凯的弟弟，排行老五，袁世凯是老四。袁家兄弟共六个大概没分家，都焐在那“豪门深深深几许”、不知是七进还是八进的袁家大院里。

　　袁迪新的祖父袁克庄28岁就去世了，他生前做过什么事情人们早就淡忘，但是对于袁家来说，他还是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为他那当时还没出生的儿子指腹为婚。当时袁克庄在北京和天津一带宦游，结识了袁世凯幕府里的许多要人，段祺瑞其一也，于是乎两人称兄道弟，非常热络。

　　说来也巧，他们两位的太太差不多同时怀上了孩子。有一天这两个老爷儿们凑在一起，酒过三巡后头脑发热，竟盘算起太太肚子里孩子的终身大事：“只要这两个孩子生下来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那他们就是‘法定’的夫妻，咱们袁、段两家就是‘法定’的亲家！”

　　段祺瑞原本就是袁世凯的亲信，而且是袁世凯的女婿。因为段祺瑞的元配夫人吴氏去世后，第二年袁世凯就把自己的义女张佩蘅许配给他，段家后辈称之张太夫人。这位张太夫人在袁府的地位很高，是袁世凯表哥的女儿，袁府上下称其大小姐。这回他们要亲上加亲。

　　不久，上帝成全了他们，段家生下一个女儿名段式巽，袁家生下一个儿子名袁家鼐。两家重提旧事，谁也不赖账。只是两个孩子有点小小的别扭，段式巽比袁家鼐早生下来一个月，长得胖胖大大，敢哭敢叫，性格泼辣；而袁家鼐晚生一个月，个头矮小，老实乖巧，大了管段式巽叫三姐，整天跟在三姐后面转悠，一切听三姐的。这样一对夫妻，似乎有些阴阳失调。但是“法定”了的事情是不容改变的，于是“阴阳失调”的格局后来就贯彻了他们一辈子。他们成年后的一个黄道吉日，段式巽嫁到了河南彰德袁府。他们的唯一的孩子就是袁迪新，生于1922年，小名织姑。

　　袁迪新来到人间的时候，袁世凯已经去世好几年了，袁家在京城里已经风光不再，但是在河南彰德，还有很大的世面。袁迪新6岁以前跟父母住在彰德，她没见过祖父，因祖父死得早，但是曾祖父袁世辅还活着。曾祖父喜欢抽大烟，还喜欢吃蚕宝宝的蛹，常拿着一根烟签子挑一个蚕蛹在烟灯上烤，烤熟了就吃下去，高兴时也叫小织姑来一起吃。

　　曾祖父有一房正式的太太，两个姨太太。三个女人只生了一个儿子袁克庄，袁克庄也只生了一个儿子，就是袁家鼐，而袁家鼐这时只有一个女儿袁迪新，三代都是单传，袁迪新受宠的程度可想而知。袁迪新的母亲奶水少，袁家就张罗着找奶妈，连续用了八个奶妈，才算把小织姑的胃口搞定。

　　有一次曾祖父的小姨太带她去袁府大院外面玩，一路上远远望去，地里全是盛开的鲜花，她高兴极了，伸手要摘。那小姨太说，不要摘，那花有毒，一掐就流白水，沾在手上要烂手的。后来她才知道，那是用来制做鸦片烟的罂粟花。袁家老爷少爷都抽鸦片，罂粟花在宅子周围开得铺天盖地。

　　袁迪新六岁的时候曾祖父死了，曾祖母和大姨太哪里去了她不知道，只知道那个小姨太从此以后跟他们一家生活了。曾祖父去世时，小姨太才十八岁，其实原先是袁家买来的丫头，后来被老爷“收了房”，名份上是姨太太，其实她在袁家的地位始终是丫鬟，年龄比袁迪新的妈妈还小。老太爷死了她就服侍孙子，孙子死了就服侍曾孙女。曾孙女袁迪新有了孩子后，就帮着带玄外孙。她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那一年去世，享年八十多岁。她叫董礼然，名字挺高雅，不知是不是袁家给改的名字。她十八岁守寡，再没嫁人，一辈子吃素，为袁迪新带了四个孩子，在袁家服侍了四代人。

　　所以在十年浩劫的时候，造反派给袁迪新扣的“帽子”是：“多重的地富反坏右的孝子贤孙”，理由是：她是段祺瑞的外孙女、袁世凯的曾侄孙女，还长期养活着曾祖父的姨太太……

　　缠绵的爱情和无奈的婚姻

　　曾祖父去世后，袁迪新的父母就搬到了天津，因为她母亲段式巽在娘家最受宠，在大城市生活惯了，有机会就往娘家跑。他们住在天津日本租界须磨街上的段府，那房子是老段的学生魏海楼(段祺瑞手下的一个师长)让给段家住的，是一处很大的院子，有前楼、后楼、侧楼、球场、花园，前楼大些，后楼小些，中间还夹着一个大厨房。

　　段祺瑞宠爱三小姐，把他们一家安排在前楼和自己一起住，还给外孙女袁迪新请来了家庭教师，教她读书写字。袁迪新的小学就是在外公身边读的，而且身边从来不缺零花钱，只要向外公汇报说今天功课做得很好，就一定得到一块钱的奖励。外公要是看见谁家的女孩儿脚上的花鞋好看，就会关照管家，给小织(袁迪新的小名叫织姑)买一套来。所谓一套就是大号、小号、中号等一长串，以至于小织姑常抱怨，怎么人家的鞋都有别的花样的，我的鞋怎么总是一个花样的？

　　1933年年初，蒋介石请老段“南下颐养”的时候，他们一家以及其他几个姨妈姨父，还有段祺瑞的侄子段宏纲一家，都随之来到了上海。先是住在武康路，后来住到霞飞路(现淮海中路)原先军阀陈调元的一处老房子里。老段家只有大儿子段宏业一房留在了北方。

　　不知是什么原因，袁迪新一家到了上海后还曾回过北京，在段祺瑞的老宅“空府”里住过一段时间，直到段祺瑞1936年在沪去世后才又回到上海。北京的“空府”是很大的宅院，里面有很多房子，后花园也很大，种着各种果树，那时候只住了段宏业一家、段三小姐一家和一些亲戚。段宏业家眷很多，有八个孩子(据说姨太太还不止八个)，而段三小姐只有袁迪新这么一个孩子，而且长得聪明伶俐，表哥表姐们都很喜欢她，而袁迪新只喜欢跟二表哥段昌义一起玩。

　　关于这个段昌义，外界有很多传说。一种传说是段宏业跟外国老婆生的，而外国老婆在哪里，不知道，反正段昌义成了没娘的孩子，没人疼爱，在大家族里显得很孤独。其实他跟段家没有血缘关系，是段宏业的二姨太的姐姐的孩子，二姨太的姐姐后来跟一个外国人出国了，把孩子送给了妹妹，就权当是段家的孩子了。

　　袁迪新最初是出于同情心，觉得段昌义挺可怜，没人愿意睬他，就主动与之接近，能给他带来点愉快，也就是自己的愉快了。段昌义自觉在家族中是个多余之人，何况在有些场合家人还常把他忘记。有的兄弟甚至还认为他分享了父母的关爱，对他很嫉恨。偏偏他读书很好，谈吐和风度也不错，在段家公子中很突出，那就更遭人嫉恨了。

　　他很喜欢袁迪新这个小表妹，好学上进，富有同情心，没有富家小姐的娇气和傲气，两人又谈得来，不知不觉萌生了爱情。后来他考上了南开大学，袁迪新在北京读贝满女中，他们几乎隔一天就有一封情书往还。再后来袁迪新跟父母到了上海，他们依旧鱼雁不断，日子久了，袁迪新收到的信已经装满了一个抽屉。

　　段三小姐知道女儿跟段昌义的交往，起初并不反对，当着段昌义的面，还答应把女儿许配给他。可是不知怎么回事，她说话没算数，说反悔就反悔了，后来一定要女儿嫁给一个大她10岁的徐某，理由是男的大些会疼老婆。其实袁迪新知道，那是母亲和徐某的母亲捣鼓的结果，她们常在一起打麻将，是麻将桌上敲定的“交易”。

　　袁迪新的母亲从小被老段宠坏了，脾气大得很，她决定了的事，几乎无人能改变，有时为了一碟小菜不好吃，她居然会跑到厨房里搧厨师的耳光。丈夫袁家鼐在她面前甘拜下风，历来只有绝对服从的份儿。她只有女儿而没有儿子，就想过继一个儿子，但事先又没有讲清楚，只是说把她大姐的一个孩子抱来家玩几天。可是等人家上门来要孩子了，她竟对人家说：“你们要把孩子抱回去，除非拿枪先把我打死！”对于女儿的婚事，她的话更是不容置辩。于是就苦了袁迪新了，她刚20岁，还是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学生，只读了两年就不让读了。

　　最后，她拗不过母亲，嫁人了。

　　这下段昌义更苦了，没有人为他讲话，也没有人理会他的悲哀。他跑到上海要见织姑一面，被段三小姐一口回绝。灰心丧气之余，他索性当兵去了，远远地离开段家——这个令他伤心的大家族。

　　可惜那个大袁迪新10岁的徐某，并没有预想的那样懂得疼老婆，倒是很懂得消费袁迪新带来的钞票。对于袁迪新来说，徐某这个丈夫简直像个严厉的父亲，整天板着个脸，动不动就像教训小孩子一样训斥袁迪新，这令她非常难过。抗战中他们到了内地，在贵阳、昆明、桂林、缅甸、重庆等地播迁不定。这期间他们有了两个孩子，因经常要跑警报，女儿就生在桂林的防空洞里。可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徐某竟把老婆孩子扔在了重庆，一个人到美国去了。

　　再说段昌义那头并没有把旧情人忘怀，袁迪新过去写给他的信他一封也没丢。当他听说袁迪新的困境后，立马赶到了重庆，他要把她带走，包括两个孩子，他要跟她重新走回过去。可是袁迪新不是当年的小织姑了，她已经身为人妇了，传统的道德观念，使她不敢越出雷池一步。

　　终于，段昌义还是无奈地走了。抗战胜利后他去了台湾，再也没有回来。

　　而到了美国的徐某在美国站稳脚跟后，就提出离婚。

　　这时候，出现了另一个好心人吴绍球，他是中国银行的职员，愿意与袁迪新共挑家庭重担。尽管袁迪新的母亲反对，这回袁迪新决心自己拿主意。1950年，袁迪新卖了自己的首饰，在上海建立了新家。后来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他们夫妻相携一同走过，直至白头到老。

　　若干年后有亲戚从台湾来，对袁迪新说：“段昌义好可怜，他到很晚才结婚，他一直惦记着你……”

　　半年“军调处”，十年挨批斗

　　抗战胜利之后(1946年)，一个偶尔的机会，袁迪新来到北京，在设在北京协和医院内的“军调处北平执行处”下属的新闻处当翻译。“军调处”由国共两党和美国代表三方面人组成，主要任务是调解国共两党的关系，共产党方面的代表是周恩来，国民党方面是张治中，美国方面是马歇尔将军，史称“三人军事小组”。而在北平执行处的三位首脑人物，共产党方面是叶剑英，国民党方面是蔡文治，美国方面是马丁。

　　北平执行处新闻处的翻译只有三个，二女一男。袁迪新是很受瞩目的一个，她从小在家时就跟家庭教师学英语，中学和大学读得都是教会学校，英语基础非常好，所以文件到了她手里，很快就能处理完毕。她的任务主要是把中文新闻稿件(大多都是各地的战报)以最快的速度翻译成英文，供外国新闻记者取用。因为她工作积极认真，待人热情，长得又漂亮，在那个政治气氛很紧张的地方，显得非常出众。

　　新闻处为了联络各方人士，每个周末都在北京饭店举行招待舞会，袁迪新成了很受欢迎的舞伴。叶剑英同志多次邀其一起跳舞，对她说：“袁小姐，你很漂亮！”蔡文治先生也曾邀其一起跳舞，还对她说，他想在北京成个家，请她帮助介绍女朋友。

　　当时蔡文治是国民党军队中号称最年轻的将领(人称贝贝将军)，只有三十来岁，长得风度翩翩，一表人才。其实他在老家已经有了家室，也许他只是一时高兴，心血来潮，故意在袁小姐面前叹苦经。袁迪新天真烂漫，不明就里，真的为其介绍女朋友了。结果把她的好朋友、当年贝满女中的同学吴佩琪(汇丰银行天津分行买办吴调卿的孙女，在家排行老九)介绍给他。没想到这下反而弄假成真了。蔡文治非常喜欢吴佩琪，因其年轻活泼，青春焕发，将军加美人，好像天生一对。后来他们真的在北京结婚了，结婚时袁迪新的女儿还去当小傧相。

　　若干年后(20世纪80年代)蔡文治夫妇从美国回国探亲，受到叶剑英同志的接见。他们托人带话给袁迪新，想跟她见见面，可是袁迪新当时正在医院里为丈夫的病而发愁，无心他顾，错过了一次共话当年的机会。

　　她在军调处新闻处当翻译，总共只有半年时间，因为这个北平执行处总共也就存在了一年时间。从宏观上讲，因为马歇尔的调停失败；从直接原因讲，还受了沈崇事件的冲击。

　　1946年12月24日，美国士兵强奸女大学生沈崇事件案发，北京市民反美情绪顿时高涨，上街游行的市民举着“美国鬼子滚回去！”的标语和横幅，把协和医院的大门口堵了个水泄不通，军调处新闻处的人都吓得不敢出声，只有几个头头在忙着打电话，直到夜深人静之后，才一个个从后门溜走。一个月后，美国方面宣布退出调停，中国方面也就宣布撤销军调处。袁迪新也就回到了上海。

　　关于这段经历，袁迪新解放初在财经学院工作时，都向组织交代了，还写过书面的材料。那时搞思想改造运动，人人都要写个人的经历。想不到到了“文革”期间，造反派据此硬说她是美国特务，逼她交代跟王光美的关系，大会斗，小会批。其实她跟王光美根本没有关系，她只是一个翻译而已。为此造反派还去北京和南京大搞外调，弄得她哭笑不得。

　　两次“上交”的“洪宪瓷”

　　当年袁世凯要当皇帝的时候，为拍他的马屁，他的部下到江西景德镇烧制了两套非常精细的专用餐具，就是后来传得沸沸扬扬的“洪宪瓷”。“洪宪瓷”一套有数百件，每一件都用白纸包好，放在一个专门的大箱子里。不知什么原因，其中有一套到了老段的手里。老段最喜欢三小姐(袁迪新的母亲)，在她出嫁时就作为陪嫁送给了她。

　　这套珍贵的餐具在三小姐手里最初并不很当回事，只要有客人来就拿出来用，时间长了也打碎了一些，后来听说很值钱，才包包好，不用了。到“文革”爆发时，还有二三百件。当红卫兵冲进家来抄家时，这箱“洪宪瓷”正袁迪新家的桌子底下，红卫兵看到了，翻开看看，不过是些坛坛罐罐，根本没当回事。倒是对她们保留的段祺瑞的军装和勋章等东西，以及家里的手表、首饰很感兴趣，统统用车子拉走。等红卫兵走后，袁迪新和母亲害怕出问题，赶紧把那套“洪宪瓷”上交政府部门，同时上交的还有两套银台面。

　　粉碎“四人帮”以后清理抄家物资，“洪宪瓷”又回到了袁迪新家里。但是有人劝她们最好还是卖给国家文物部门吧，放在家里迟早也是个“定时炸弹”，说不定什么时候又要出问题。她们母女经过十年浩劫，早成惊弓之鸟，只要有人要就请出门吧。说是能给五千元钱，五千就五千吧，能换个安宁比什么都好。“洪宪瓷”就在这种情况下，再次被搬出家门。

　　袁迪新的父亲袁家鼐解放后不久去世。他一辈子没干过什么事，生活上主要靠吃遗产，后来遗产也吃光了，每月就向妻子要零花钱，这些零花钱多半都去买戏票了。他很喜欢京剧，是个终身票友，也是个终身的花花公子。

　　袁迪新的母亲段式巽活到92岁高龄(1992年去世)，生前是上海文史馆的馆员，受到政府的款待，每月有固定的薪金。她喜欢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诗词和国画，曾请晚清时代的旧文人来家讲解《左传》和《聊斋》。她曾跟汪声远先生学画，学习石涛的泼墨笔法，所以无论他们家搬到哪里，房间里总有她一个大画桌。整天跟她来往的不是前清遗老，就是国学根底很深的老学究。这样的环境对袁迪新无形中也有很大影响，以至于袁迪新至今随便拿起笔来，那一定是横平竖直，毫不马虎的。

　　袁迪新解放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到老了性格还是很活泼，喜欢跟学生们在一起，她觉得只要跟学生在一起自己就觉得年轻。钱多钱少，好话坏话，外面物价涨不涨等等，她不是很上心，只是专心于她的工作。她当了几十年中学英语教师，先在延安中学，后到广中中学。由于她口齿清楚，熟悉学生的情况，教学效果好，多次被推上公开课。1979年退休后也不得休息，先后被请到上海大学、财经大学、中华职业学校、上海市第一职工业余学校、侨联业余学校等学校教英语。76岁以后，年纪大了外出不方便，就辞去了各校的差事，在家个别辅导前来求教的学生。这样一教又是好几年，直到眼睛出了毛病方罢。

　　现在她已经87岁了，仍旧保持了一颗年轻的心，不仅关心时事，还关心世界杯足球，有时竟半夜起来打开电视看球。平时常有学生打电话向她请教问题，拎起电话，她的声音仍旧那么年轻、爽朗，笑起来，还是一串银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