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为何向胡乔木怒掷文件

本文摘自《书摘》杂志2004年第1期 作者：顾骧

1983年周扬同志在天津疗养，春节假期刚过，一上班，我就接到周扬秘书小丁从天津打来的电话，说周扬同志要我去天津，还要我通知王若水一起去，那是2月15日。我与若水赴天津抵达周扬同

志下榻的天津迎宾馆时，元化同志也于当日由沪比我们早几个小时到达。这时，我们知道了我们的任务是协助周扬同志起草马克思忌辰一百周年报告稿。

天津迎宾馆人称“天津钓鱼台”，是为毛泽东主席等建造的“别墅”。园中主建筑为四座别墅，据说分别为毛、刘、周、朱提供的。我们后来参观，这四座别墅，建筑的规模，豪华的程度，内部的陈设，呈梯形的差别，绝不雷同，令人惊叹等级之森严。周扬同志和我们一起住的是“周”的别墅。

周扬同志对这篇报告确实是十分认真，十分重视，想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作些科学探索，力求在理论上有点新意。若水、元化和我协助他起草这份报告，是他自己挑选的。

第二天我们就开始工作，进行讨论。我们谈了整整两天，每个人半天，若水先谈，元化次之，我再次之。

周扬同志最后发言，他的理论概括能力很强，他谈完，报告四个部分的框架也出来了。即：一，保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后来改为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二，要重视认识论问题；三，马克思主义与文化批判；四，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

讨论完毕，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若水与其前妻离婚一案，法院将开庭审理，通知若水出庭。不得已，第三天若水便回京了。执笔起草便落到元化与我两人身上。“报告”分四部分，我写第一、四部分，元化写二、三部分。

我们度过了一段十分安静地读书、看资料、思考、写作的时光。为了保证写作不受干扰，周扬同志与天津市委联系，对宾馆进行“封锁”。宾馆有两道门卫、外人无法随便进入。周扬同志与夫人苏灵扬、元化、我以及秘书小丁，还有一小保姆，每人住一套房间。元化和我在自己房间里写作，周扬则在他的客厅里读书。我们第一稿交出后，他则改稿，休息时，或饭后，他常到我们房间坐坐，随便聊聊。我有时想什么问题或者只是想休息一下，也去找他聊，不择时间，一点拘束也没有。

第四部分写出第一稿，晚上送给周扬同志。第二天早晨，他将稿子退我，郑重地说，我考虑了好久，还是要写“异化”。他又说，我昨天晚上一直想这问题，一宿未睡好。这个情节使我意识到，周扬同志要在这份报告中谈“异化”问题，是经过深思熟虑，而不是一时心血来潮。周扬在1964年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部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就曾提出异化问题，还受到毛泽东的称赞，但那篇讲话是“左”的，是所谓“批修”的。周扬是现实感强的理论家。“文革”后，对这一理论有了新的感触，就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国家知识界对这一理论发生兴趣、寻找说明当时社会问题症结的理论根据一样。他在这前两年即1980年9月在中央高级党校的讲话中，便已用很长的篇幅，讲了“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实际上他在马克思忌辰的讲话基本论点，在这个讲话中都已谈到了。至于说“周(扬)文(章)的最厉害并已形成祸害的部分正是出于他(王若水)的手笔或构思”(引自1983年8月13日，“胡乔木给秦川的信”。)是不负责任的臆说。

在这个“报告”出事之后，周扬在给中央写的报告中说：“二月中旬，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央党校联名写信给我，约请我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作一讲话。……出院后我因仍有低烧到天津继续休养，春节后就在王元化、王若水、顾骧三位同志的协助下，赶写成了这篇讲话。”“至于这篇讲话，虽有人帮助起草，但整个内容和文章的结构，都是我的意见。如有错误和不妥之处，完全是我的责任。”

当时周扬要我写“异化”问题，我感到为难。从1980年起，我曾写过一批文章，也论述过“异化”问题。但是对于“异化”理论我并未专门研究。所以我建议周扬同志，还是将若水召回来，周扬同志宽厚，他说人家家里有大事，还是我们两人自己来写吧，你不是也写作过谈异化问题的文章么。我从天津市委宣传部图书资料室借来一批书与资料，读了几天。好在有周扬同志在中央高级党校讲话为基础，他关于“异化”的基本思想，在那篇文章中都谈到了，与周扬同志讨论，根据他的意见大体上写了8个方面。我们临回北京前将若水找来住了两天，进行了讨论，他看了稿子基本上赞成。我们还在一起照了几张相片。回京前几天，中宣部理论局卢之超来电话，询问周扬同志“报告”的内容与题目，学术讨论会要安排日程。电话是打给小丁的，小丁找我；我与周扬同志商量，他也想不出什么好题目，说就叫“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我给卢之超回了电话。卢之超最近的回忆文章说，“大约在报告会前两天，顾骧从天津打电话到理论局，说周扬讲话要改个题目，不专讲文艺或文化问题，而是从广泛的角度讲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问题。”(引自卢之超《八十年代那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见《文艺理论与批评》1999年第4期。)卢之超的记忆有误。我没有讲周扬同志讲话要“改个题目”。因为周扬同志一开始就没有打算专讲文艺或文化问题，也没有听他说过或见到确凿的材料，中央有谁指派他讲文艺或文化问题。请之超再回忆。3月6日我们赶回北京，当晚在《人民日报》印刷厂排印，元化与若水一起在印刷厂最后进行校改、润色。我当晚因事回家了。

但有谁能够想到，等到的是在梧桐叶落时，在全国范围掀起的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