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顾骧新作《乡贤胡乔木》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吾尊乡贤，吾更尊真理。
——读顾骧新作《乡贤胡乔木》
陈坚
顾骧终于写胡乔木了。正如当初人们期待他写周扬，他终于写出《晚年周扬》一样，因为他是最了解周扬的；既写了周扬，就一定要写胡乔木，因为周扬后来沉疴不起，直至成为植物人，是和他多年的战友胡乔木在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上对他的批判有直接关系，而这方面的情况，也只有顾骧最了解。顾骧今年也七十大几，接近八十，在他有生之年，他同样有责任写胡乔木。现在他不负众望，终于写出了长文《乡贤胡乔木》，发表在２００８年第２期《炎黄春秋》上。
我猜想，顾骧写胡乔木肯定是会犯踌躇的，是因为横在他的面前的有一道“坎”，那就是直到当今仍旧顽强地存在着的“潜规则”——“为尊者讳”。这使他感到为难，因而迟迟不能动笔。现在，在新一轮的解放思想的浪潮中，他终于突破了这道“坎”，在众人的面前，推出了一个活生生的胡乔木，而不是作为一个符号的完人胡乔木。
首先他这个题目我觉得选得好。“乡贤胡乔木”，何谓“乡贤”？同乡中出类拔萃的贤人也。顾骧和胡乔木，还有一位乔冠华都是江苏省盐城市人，乔冠华原名乔木，与胡乔木合称“二乔”。盐城出了“二乔”，是盐城的光荣。如今“二乔”已经故去，盐城市为“大乔”（胡乔木）在市图书馆广场建了塑像，为“小乔”（乔冠华）修葺了故居，以便人们对他们瞻仰。顾骧称胡乔木为“乡贤”，既点明了他们之间的同乡关系，也表明了他对这位长辈的崇敬之情。
文章的开头是“从对一篇小说的评价说起”的。说明之所以写这篇长文，是由于看到从维熙的“重读了胡乔木”，因而“引发了我对这位前辈乡贤的若干回忆与思考”。在这一段里，顾骧首先作了郑重声明：“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１９８５年早春，文坛上流传一则消息，说我顾某人给胡乔木写信，向他推荐从维熙新作中篇小说《雪落黄河静无声》。这种子虚乌有的事说得有鼻子有眼，传到我的耳中，令我莫名其妙。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那时正是乔公一生春秋鼎盛，身居中央意识形态总管的高位，手持尚方宝剑，一篇《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宏文铺天盖地，不仅《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先后全文转载，而且书印３０００万册，钦定为高等学子必读教材。一时吹谀之风蜂起，什么“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理论上重大突破”，反正高帽子不必花钱。在此时，我若是真有上书言事之举，不是明摆着趋炎示好么？而这时，正是周扬同志身卧病榻，我的好友若水遭整肃受查办之刻，若传言确凿，我的人格何在？人品何在？”
接着文章详细地说明了这件“子虚乌有”的事是怎样产生的。原来是《小说选刊》收到从维熙的小说《雪落黄河静无声》后，就约请顾骧为这篇小说写一篇评介文章。顾骧看了小说后，发现作品“在价值判断上有严重问题”，觉得评介文章很难写；但又考虑到《小说选刊》已预留了篇幅，不好推辞，只好敷衍成篇，写了一篇连顾骧自己都认为是“失败之作”的文章交差。但胡乔木看了这篇小说后写信给从维熙，却夸小说写得好，并说是由于看了顾骧的评介文章才看他的小说的。
那么顾骧在从维熙的小说中发现了一个什么样的“价值判断上的严重问题”呢？顾骧说：“这里作品将‘祖国’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权力架构概念混同了。”接着他说：“祖国是什么？是生我育我的大地、山川、森林、草原、海洋，是久远的历史，灿烂的文明，是与我们血脉、呼吸相通的生命摇篮，是乡亲邻里，是风俗人情，是幸福与痛苦，是回忆与梦想，它与我们每一根神经相连。祖国是历史范畴，是文化体系，是价值观念。祖国至高无上，对祖国的感情神圣。怎么能将对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苛政、暴政的逃离与反抗，称作‘背叛祖国’呢？既不是受外国指使而损害本国利益，也不是投靠外国而出卖本国利益，怎么能称作‘叛国犯’，犯了‘叛国罪’呢？……须知，人民受难之时，也是祖国蒙羞之日。”顾骧认为这篇小说在价值判断上有严重问题，而胡乔木读后却说“很使我受益”，这就说明了这位“乡贤”和顾骧在价值判断上的差异确实是很大的。
顾骧的这篇长文共分四个部分，以上介绍的是第一部分的内容。第二部分的小标题为《红墙有幸亲风雨》，主要内容是详述胡乔木的成就，他与胡乔木的同乡关系，写了他对乔公的景仰，乔公对他的影响，以及初次会面的情景。顾骧说“那时，我对乡贤的敬佩日增。”“乔木公之言，对我有着振聋发聩之力。”在这里面有一点是需要着重指出的，就是毛泽东在全党领袖地位最终正式确认后，“另一则神话则影影绰绰地向我们走来，我的这位乡贤，为此立下了汗马功劳。从此，‘红墙有幸亲风雨’（胡乔木自述诗句），伴君终身，厮守到老。”他赢得了“党内第一枝笔”的美誉。可是，“近年来，历史透明度与党内外人士知情权略有增加，当人们从尘封的档案中，发现个别文章的原始发表文字与现公之于世的经典有较大出入、面貌有异时，怎不令人惘然。同时，也不由得不惊佩协助文字整理的‘党内第一枝笔’真是‘生花’的‘妙笔’啊！”
第三部分的小标题为《吾尊乡贤，吾更尊真理》，这一部分是全篇的最重要的部分，也是全篇写得最为精彩的部分，详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作者与胡乔木的思想分歧。分歧是从胡乔木地位的变化开始的，“他不再是一名普通的‘笔杆子’、‘秀才 ’，不再是‘翰林学士’，而成为官居一品的军机重臣，意识形态的总管，坐上被西方神话中比喻的‘魔椅’。”“最早使我感到困惑的是他调转风向，对思想自由的非难。”“以后我的这位乡贤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在一次中央召开的全国性会议上，他作了长达三个多小时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报告，系统地论证了这个命题。乡贤高擎起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旗，确立了他的角色地位。”“悲夫！乡贤迈出了危险的一大步。”“紧接着一场震惊海内外对‘人’的批判爆发了， ‘文革’结束后一次大规模左倾思潮回潮了，一场不叫运动的‘运动’重现了，我们的乡贤与另一位意识形态的大腕人物一起，执掌帅印，推涛作浪，掀起了名曰 ‘清污’的批判‘异化’与人道主义的风暴。”
在这场批判人性与人道主义的风暴中，胡乔木剑指他的老战友周扬。１９８３年，周扬在纪念马克思逝世１００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报告中，举起“人道主义“旗帜，并承认他自己过去批判人道主义与人性的错误，表现出老一辈共产党人在这个问题上与过去错误决裂的勇气和面向未来的坦荡胸怀。“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出现的‘两头真’的先声。”但遭到乡贤等二位的当头棒喝，乡贤写出了《论‘异化’与人道主义问题》精心之作。对胡乔木的所作所为，顾骧认为：“在２０世纪最后一场新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中，我的乡贤，在‘自由’和‘人’的价值论这两个重大的理论上，有悖于马克思主义，有违于时代潮流，有逆于历史前进方向。”顾骧接着说：“问题还不在于观点，‘左’的观点并不可怕，怕的是‘左‘的观点与权力结合。……可是以后发生的事，我完全没有料到，饱经沧桑的周扬大概也没有料到，事情居然闹得那么大。意识形态领域对异见上纲上线，采取高压手段整人的一套，‘曾似相识燕归来 ’了。……之后，我见证了一场精心布置的对周扬的批判围攻。作为列席者，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平常讲话轻声细语、温文尔雅的乡贤，在会议上声色俱厉地呵斥周扬，像爷爷训孙子一样。我惊异乡贤怎会如此暴戾？难道就因为官大一级就要压死人嘛？在会上，周扬孤身独持己见，凛然不屈。周扬的形象在我的心中高大起来，而乡贤在我心中长期积累的尊敬的形象坍塌了。”“到了这年的秋天，随着西风起处，在乡贤与另一位宣传大臣策动下，一场以批人道主义与‘社会主义异化论 ’的风暴达到了峰巅。对‘人道主义’与‘异化论’上纲是‘政治问题’，戴上‘诱使人们对社会主义不满’的大帽子，发展到了以组织行为开展了一场‘清污’运动。结果是周扬被迫在全国人民面前作留点面子的检讨，以至数年后郁郁而终。王若水受到党内除名、撤销职务的迫害。”对顾骧的处理算是比较“客气”的，只是让他坐了五年冷板凳。（笔者注：当时为周扬起草在纪念马克思逝世１００周年学术研讨会的讲稿的，除王若水外，还有王元化和顾骧。）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顾骧说：“乡贤发表了那篇宏文以后，以为大获全胜，凯歌行进了。然而历史无情，事情过去四分之一世纪。如今，谈‘人’色变的日子已不再。‘以人为本’成为举国上下的无比强音，‘以人为本’的观念已融入主流意识形态。曾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权’观念已被合法承认。‘保护公民人权’已写进国家根本大法，写进中共党章。虽然，纸上写的，嘴上说的，还不等于实际做的，但与２5年前相比，已经又是一个天下了。我的乡贤若九泉有知，会作何感想呢？”“八十年代末，乡贤去了一趟美国，到大洋彼岸访问，在各地演讲的题目是：《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左’的错误？》问得多好啊，这由胡乔木先生嘴里讲出来，能不觉得怪异么？原来乡贤是说给洋人听的，你们不是说我是‘左王’么？”
文章的第四部分的小标题是：《人性的本真与异化·故乡·时代》，这一部分写了胡乔木与文人相通的一面，也写了他的蛮横的一面。“八十年代，他和不少文化界人士接触，礼贤下士，嘘寒问暖，扶危济困，延医送药，颇有诸多感人之处。年届高龄，怀旧之情日增，与当年同窗季羡林、钱钟书等时有交往；他曾登门拜访过施蛰存、张岱年、冯友兰、朱光潜等名家，为聂绀弩诗集作序，为沈从文解决住房困难，他与文学后辈王蒙、陈祖芬等结为忘年之交，甚至枉驾琴岛看望青年诗人舒婷而吃了闭门羹。……可是，同样是知识分子，若是被他视为‘异己’者，触犯了他所代表的社会阶层的利益，作为政治家，与中国以往历史上言论权力拥有者一样，便会对之进行压制与打击。笔不留情，手也不留情。王若水是乔公颇为欣赏有才的理论家，但他不服于压力，在乔公宏文发表之后，仍然写出《我对人道主义的看法》答辩文章在港岛发表，便被追查与‘地下组织’有无联系，最终被革出教门。一位正直的新闻界元老胡绩伟，只是坚持从历史反思中得出的科学结论：党报的‘党性与人民性是一致的“看法，被胡乔木蛮横地指责为‘主张党性来源于人民性’、‘将党性与人民性对立起来’，对胡绩伟进行组织处分，‘批一通，赶出门’。……在‘清污’中，对王若水、胡绩伟‘收网’，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 全国典型来批判。”
文章最后说：“魂兮归来，‘盐城二乔’在外面绕了一圈，如今倦游归来，大乔木（胡乔木）塑像矗立在盐城图书馆广场，小乔木（乔冠华）故居在东乔村开放。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们都是热血青年，奋发有为，走出故园，在大时代中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报国为民，建功立业，这是时代的造就。到了晚年，大乔木在那历史转折关头的人生高位上，却对时代潮流起了若干负面的作用。作为晚辈，我对这位乡贤不胜惋惜与感伤。”
顾骧是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文学评论家、作家、研究员，不才有幸，曾两度与他同学。在华中新专，由于当时年龄相仿（都较小），我们还是能玩到一起的。后来天各一方，很少联系，但是我对“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一直是关注的，１９８３年，我曾将《人民日报》上周扬同志在马克思逝世１００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报告全文抄到我的学习笔记本上。后来胡乔木对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进行了批判，我也是想不通的。胡锦涛同志提出“以人为本”后，我也曾想过当年胡乔木的批判是否正确，但不得要领。这次读了顾骧兄的这篇大作，真有豁然开朗之感。一周前，我的老友、也是新专同学胡铸打电话来问我：“发表在最近一期《炎黄春秋》上的顾骧的文章《乡贤胡乔木》你看了没有？”我说：“看了。”接过电适后，我又把顾骧的文章找来仔细地读了一遍，一面读，一面作一些摘录，加上自己的一些认识，敷衍成篇，以飨同好。同时我还有另一点收获，就是顾骧兄的这篇文章实际上也为我的“解放思想就要破除‘为尊者讳’”的观点作了有力的佐证：“为尊者讳”就像是一把锁，打开这把锁，斑驳陆离的真实世界便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有些人头上的光环便会消失了。
2008年３月２２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