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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大國之路

南亞評論員Sumit Ganguly認為印度有機會成為大國，但他也警告，基礎建設不良與大批貧民仍是龐大阻力。

印度早自獨立後首位總理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便希望成為亞洲及世界大國，但這種想法是建基於理想性的世界觀，希望以國際法建立全球新秩序、仰賴多邊主義機構、終結權力政治平衡，這種世界觀既有自利因素，也有道德原因。

自利之因在於印度無論軍事或經濟實力都相當有限，不過其中也包括道德考量，尼赫魯真心相信，世界有可能以道德原則建立新秩序，但在1962年中國與印度因邊界爭議爆發戰爭後，這項願景便受到重挫，外交斡旋未果後，印度軍方裝備不足、措手不及，慘敗給經驗豐富、武力強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

印度如今獨立60年，是否有機會崛起為亞洲及世界大國？這個問題相當重大，國際政治研究領域普遍認為，只要新的大國崛起，都會與既有大國發生利益衝突與戰事，而印度若能和平崛起，便能破除這種言論。至少到目前為止，各國均未因印度崛起而惴惴不安，就區域而言，印度崛起能帶來多種共同利益，改善南亞諸多小國的處境，例如在南亞建立自由貿易區對諸國均有利，雖然印度已簽署此類條約，但至今尚未生效；而在國內方面，印度自1947年脫離英國獨立以降，大批人民生活相當貧困，印度崛起亦將終結這種現象。

印度目前確實力圖成為大國，但路途上還有許多困阻、不安與不確定因素。

重現歷史

冷戰期間由於內政外交政策缺陷，印度政府讓國家在全球秩序中趨於邊緣，因為國內實施矯情的假社會主義政策，導致經濟成長不振；海外主張不結盟政策，立場又強烈親俄，故在國際政壇上不受重視，故直至冷戰告終，印度才重燃建立大國地位的希望。

隨著冷戰終結，印度由於複雜因素，斷斷續續開始實行更具市場導向的發展政策，當然也為了務實理由，揚棄已過時的不結盟原則，這兩項轉變帶來的影響深遠。在國內方面，印度終能擺脫知名經濟學家克許納（Raj Krishna）所稱的「印度式經濟成長」，邁向快速經濟成長時代，因為拋棄過往扼殺經濟發展的僵化經濟體制，年度成長率在1992年便達5.3%，2007年更達9.5%，使印度在全球經濟成長率排名位居第二；縱然面對全球經濟衰退，印度在2008年的經濟成長仍維持在6.7%，且該國在消弭貧窮方面亦努力不懈，例如根據世界銀行資料，對比1993-94年與2004-05年的數據，印度生活在貧窮線以下的人口比例便從36%降至27.5%。

因為印度願意放下不結盟原則，也讓這個國家不再佇立於國際政治邊緣，雖然目前印度外交政策缺乏不結盟時期的宏觀願景，但已深根於務實主義之中，現任總理辛哈（Manmohan Singh）便強調，外交政策基礎為「開明自利」（enlightened self-interest）。在冷戰時期，印度大多將東南亞諸國視為美國手中的卑劣傀儡，今日則努力吸引東南亞國家的目光；對於以色列及阿拉伯國家的衝突，印度的政策也更為細緻；雖然尚未成功，但印度亦努力改善與中國的關係，近期在非洲，印度也證明自己能與中國爭奪政治及經濟影響力；不過最重要的是，印度大幅增進與美國的互動，不再如冷戰時期般彼此對立；在1998年核武測試之後，印度與日本的關係也愈趨穩定。

前途有阻

無論在國內外，印度都帶來巨大改變，但若想步向大國，途中仍將漫長顛簸，一路上困阻重重，也還不清楚印度能否一一克服。

諷刺的是，中產階級興起後，將對國內老舊的基礎建設形成更大壓力，例如在印度四大主要城市中，包括新德里、孟買與馬德拉斯都直至晚近，才開始整修既有機場建設，但連接機場與市區的路況卻仍不忍卒睹；類似情況亦出現於印度各大港口，許多碼頭設備早已陳舊不堪使用。

除了長期貧困與基礎建設不佳，印度在邁向大國之路還有其他重大挑戰，人力資源匱乏即為一例，印度或許聲稱國內部分高等教育機構具備全球競爭力，但只僅限於科學、工程與管理等領域，且雖然部分院校表現卓越，其他教育機構普遍上仍表現平平，例如除了經濟學之外，印度在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等社會科學領域均遠遠落後世界潮流，數十年來，印度在這些學科幾無任何重大貢獻，提供的相關獎學金通常也只是附屬品或聊備一格。

國際關係研究是許多社會科學領域的要素，但相關學術發展在國內仍然冷僻，印度全國人口超過十億，然而國際知名的國際關係專家卻僅有十人左右；區域研究在印度大專院校更為冷門，雖然長期與中國及巴基斯坦為敵，印度卻沒有任何大學擁有世界級的南亞研究或中國研究課程，致使印度政府找不到學者可提供相關建言，此類人力不足必然會損及印度外交政策分析及品質。

除了這些重大教育缺陷之外，印度行政機關的效率更是令人詬病，公務體系以通才為主，愈來愈難以應付日益複雜的工作需求，但職前訓練卻鮮少進行改革，讓公務員無法面對現代化政府的種種挑戰，訓練課程革新至今不夠連貫、不夠具體，而且相對於近期經濟快速成長，公務員薪資調整有限，更不利於吸引國內優秀人才投入。

因為行政機關體質孱弱，導致印度無法有魄力地處理社會緊繃關係與暴力問題，例如過去十年間，毛派份子在印度各地相當猖獗，今日至少蔓延全國20州及223個地區，儘管印度政府曾斷斷續續試圖壓制，但目前尚無一致的全國策略，致使毛派份子更加膽大妄為，動手攻擊警察局及大型商業建築，卻似乎總是逍遙法外。印度其實處理游擊隊問題經驗豐富，獨立至今62年間，也始終能應付各種叛亂事件，但毛派份子直到如今尚未清剿平定，確實讓外來投資卻步，也危及整體經濟福利。

印度其實還有另一項社會問題，影響層面遠超過長期政治穩定與經濟成長，且政府截至今日都無法處理，在一九八零年代末期至一九九零年代之間，因為激進的印度教民族主義興起，導致國內廣大伊斯蘭教社群中，有一小群人轉向激進的伊斯蘭教義，造成印度雖然躲過先前全球一陣伊斯蘭狂熱，如今卻面臨國內生成的恐怖主義，例如有證據顯示，2008年11月孟買遭恐怖攻擊事件中，行兇的巴基斯坦恐怖份子便獲得印度內部人士支持。除非印度政壇能明確找到因應內部威脅之道，要拓展海外影響力也只是空談。

回到未來？

據說法國總統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曾諷刺地說，巴西是未來之國，因為永遠都未來，很遺憾的是，印度可能也面臨類似處境，印度顯然長久希望成為大國，但始終欠缺必要資源與必要目標，故無法在許多方面有所突破，造成印度在某些層面大有進展，但其他層面卻遙遙落後。除非印度能集結人力及物質資源，全力克服國內外遭遇的種種困難，否則成為大國的願望最終只會是個泡影。

作者簡介
Sumit Ganguly為美國印地安納大學政治學教授

Translated by Leonard Chien for The Diplomat. He can be reached at: romleonard@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