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周边三大安全风险一触即发

中国周边三大安全风险一触即发

　

    
     4月6日，中国社科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北京联合举办了“2010年《亚太蓝皮书》发布会暨亚太形势研讨会”。会议围绕中国周边安全形势、亚太区域合作关系发展现状和趋势等问题进行了研讨，并正式对外发布了《亚太地区发展报告（2010）》。
    蓝皮书指出，目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一系列隐患既有历史遗留的问题，也有新出现的问题；既有来自周边的偶发性问题，也有某些国家的有意而为。这就使得我国的周边安全环境日趋复杂。经过分析，主要存在三大风险源。

                            周边安全存在三大风险源

    风险1  某些大国失衡心态加剧。蓝皮书指出，2009年中国跃居世界第一大出口国，GDP的规模正在逼近世界第二大国。面时中国的崛起，某些大国作为国际秩序的既得利益者，失衡心态加剧，对中国的防范意识加强。这种失衡心态、防范意识通过挑动民族主义情绪，客观上加大了中国的安全风险。在中印边境争端、中日东海划界争端、围绕力拓间谍案的中澳争端中都可以看到这类因素的影响。
    此外，区域外某些大国插手中国周边事务进一步加剧了本已存在的周边安全风险。
    风险2  周边国家的猜疑和担忧。蓝皮书指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炒作从“中国威胁论”到“中国责任论”，从“利益相关者”到G2在一定程度上又加剧了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猜疑和担忧。2009年G2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炒作热点。这不仅高估了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而且也误判了中国不称霸的对外政策基本导向。更重要的是，这导致一些周边国家试图推动区域内大国和引入区域外大国来平衡力量或制衡中国。2009年底，新加坡前总理呼吁美国进入亚洲制衡中国的言论就反映了这样的心态。在南中国海争端中，也能看到相关国家类似的企图。
    在全球化程度日益提高的背景下，非传统安全的影响凸显，某一国家和地区的偶发事件都可能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中国周边地区国家的政治体制、民族构成、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风险来源众多。在过去的一年中，国人目睹了朝核问题的突变，力拓间谍案的风波，缅甸政府与北部果敢地区少数民族冲突所引起的跨境难民问题，以及新疆分裂主义分子与海外恐怖主义势力勾结酿成的“七五事件”等。在这些看似偶发的外部冲击背后，我们还经常可以看到对中国怀有敌意势力的参与和操纵。
    风险3  亚洲经济刺激政策退出时机成最大风险。蓝皮书指出，国际金融危机已经度过了最坏的时期，但全球经济复苏的前景还有诸多的不确定性。迄今为止，亚洲经济是全球经济复苏进程的引领者，至少在未来一年内（2010年）亚洲经济的这一地位不会改变，预计亚洲经济仍然是全球增长最快的部分。面对亚洲经济的乐观预期，我们必须要关注未来的潜在风险。
    从短期来看，亚洲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是政策退出时机的把握。亚洲经济率先复苏主要得益于政府的经济刺激政策，一旦经济刺激政策退出，复苏的进程能否持续还是一个未知数。经济刺激政策究竟何时退出不仅取决于对经济复苏前景的判断，还取决于对政策本身是否可持续的判断。仅从通货膨胀率的水平来看，2010年亚洲经济的风险并不大。问题在于，继续实施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可能会加剧人们的通货膨胀预期，在CPI上涨幅度不大的情况下引发资产价格上升。如何继续执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与遏制资产泡沫风险是亚洲各国货币管理当局面临的难题之一。
                             五大现实挑战和安全危机

    中国是当今世界大国中安全环境最复杂的国家。
    一是美国战略重心的东移，使中国面临的战略压力增大。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苏联的解体、华约的解散，美国在欧洲失去了对手。亚太地区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分量日益加重。亚太地区在冷战后被美国视为对其21世纪国家安全可能产生决定影响的地区。在欲称霸全球、“领导”世界的美国看来，这一地区是国际恐怖势力的滋生地和国际反恐斗争的主战场，是所谓对美国安全构成重要威胁的“邪恶轴心国”所在地，也是美国拓展海外经济利益和进行“民主改造”的最重要地区。在此背景下，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步伐明显加快，由此对中国国家安全产生了愈来愈大的影响。
    二是台海局势的复杂化，使周边某些国家“以台制华”企图趋强。台湾问题事关整个中华民族利益。也正是因为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才成为美日等国制约中国的一张牌。台湾问题对美日的真正价值就在于“以台制华”。这助长了“台独”势力的嚣张气焰，恶化了台海地区局势，不仅成为我们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最大障碍，而且也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产生了负面效应，是使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可能恶化的最大变数。
    三是某些国家军事战略的调整、军事实力的扩展和军事同盟的加强，将对中国周边安全产生直接影响。近几年来，某些国家逆时代潮流而动，以扩充军备为核心，不断调整军事战略，使亚太地区军备竞赛的步伐有加快的趋势。继1996年4月美日两国发表《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和1997年9 月制定《防卫合作新指针》后，美日将对军事同盟体制进行第三次“重新定义”，拟将这一体制从区域性的扩展为全球性的，成为“亚洲版的北约”。美日军事同盟的扩展，将更加明确地把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纳入防卫范围。美日对这一地区力量渗透的加强，加紧应对“紧急事态”的联合作战演练，都会对亚太安全环境和中国国家安全产生深刻影响。
    四是地区热点此起彼伏，各种矛盾交错，增加了中国周边局势的动荡因素。在中国周边，存在着复杂多变的矛盾。这里是大国矛盾的聚集区，是国际恐怖威胁的集中地；这里既存在复杂的民族宗教矛盾，又存在着各种边界领土纷争；这里既面临着传统安全威胁，又面临着非传统安全威胁。国际恐怖势力在中国周边的频繁滋事，恶化了中国周边环境，直接威胁着中国国家安全。以“东突厥斯坦”为代表的国际反华恐怖势力，在某些西方大国的纵容下，与其他国际恐怖势力相勾结，对中国西部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中国位于涉核危机的辐射区。朝鲜核问题和伊朗核问题，是当今世界核危机的两个矛盾点。朝鲜核问题解决与否和如何解决，事关朝鲜半岛局势的走向，事关世界防核扩散机制的稳定，也事关中国东北亚安全环境。
    五是领海主权、海洋权益和战略资源争夺日趋激烈，使我们在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维护国家战略利益方面的形势趋于复染。在绝大部分陆地边界问题已经解决、边界矛盾趋缓的背景下，领海主权和海洋权益矛盾十分突出。中国和周边国家海域争议面积多达150万平方公里，主要集中在黄海、东海和南中国海海域。近年来，中日两国在东海海域的主权矛盾明显上升，双边摩擦日益增多。围绕油气资源的争夺十分激烈。争夺油气资源已经成为21世纪世界地缘政治的主题。美国将中国的发展视为其冷战后称霸世界的障碍，企图通过控制世界石油资源达到阻遏中国经济发展的目的。

                         中国应实施“大周边”安全战略

    因此，我国的安全战略也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新的变化。
    首先，调整军事部署，实施国家安全战略的转型。
    现行七大军区及独立海空军的建制体制是在我军实力薄弱，装备落后的条件下不得已而采取的防御型军事部署。目前，我军装备水平及战力已有较大提高，应适时做出调整转型。由目前的防御型逐步转变为攻守兼备型，直至将来转变为进攻型。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加快建设三至四个可直接指挥若干陆军集团军、海军舰队和空军机群的合成型一体化的“方面军”。
    其次，以裁军为手段，促进军队转型，提高军队战力，赢得发展时间。
    裁军是目前世界的主流，我们可以用裁军赢得一些建设和发展军力的时间。但裁军的手法应该斟酌，绝不能以牺牲军队战斗力为代价。
     1、将部分与地方工作联系密切的部队整体转制为警察部队归属行政编制是一个出路，如，把海军水警区、岸防部队改制力“海事警察”部队；成立中国的“海岸警备队”，替代海巡、缉私、渔政等部门的部分或全部职能，成为亦军亦民的准军事化部队；把边疆省军区所属边防部队及武警部队中的边防部队整合组建为“边防警察”部队，同时对武警部队的任务作相应调整，强化其防暴、安保、特勤等职能；“海事警察”、“边防警察”均隶属国防部，实行军委和国防部双重领导，人事走行政编制。
    2、将省军区、军分区、县人武部统一改制为相应行政级别的人武部。负责预备役、民兵及国防动员等工作，隶属于国防部，相关人员退出现役，改制为行政干部或职员编制。
     3、着力裁撤部队现役的机关行政人员和事业单位人员，进行整体转制或分流。军队里的大部分冗员在这里。
    第三，树立“大周边”安全战略观念，确定军力发展和军事部署的长远规划。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我国的安全利益，尤其经济安全的利益正在超越周边邻国范围不断向更远的区域甚至全球扩展，而我们的军力水平和军事部署虽然在“小步快跑”地不断跟进，但面对巨大的需求缺口仍然存在巨大的差距。因此，我仍必须树立起“立足本土，放眼全球”的“大周边”安全战略观念，必须尽快制定适应新的安全战略需求的整套军力发展和军事部署的近、中、远期发展规划。我们是要和平崛起，我们也不打算称霸，但是我们要安全，要国家和人民利益在全球范围内的安全！
    第四，加快调整现行军事部署，应对区域安全局势。同时，着眼全球安全形势，加快军力发展步伐。
    （《环球视野》2010年5月4日第290期，摘自2010年4月13日《大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