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将世上最丑陋的特征保留了三四千年（转）

他小小年纪却醉心于寻找长生不老药。时有道士刘从政者“说以长生久视之道，请于天下求访异人，冀获灵药”，“遣中使往湖南、江南等道及天台山采药。”他挥霍无度劳民伤财大兴土木建造宫殿，荒淫失德广选美女。他还喜欢恶作剧，居然让千余士兵捉了这个池塘的鱼，放到另一个池塘里；他残酷捉弄宦官优伶，命令太监把著名艺人高崔嵬捺到水里，直到快溺死时才拉起来，笑着问：“水中所见何物？”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的高崔嵬答道：“我见到屈原了，他说他是因为楚怀王昏庸无道，才自沉汩罗。汝逢圣主，怎么也来了？”高崔嵬绕着弯骂唐敬宗是无道昏君！

杜牧为了劝诫这位荒唐皇帝，写下了振聋发聩的《阿房宫赋》：

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国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然而，文人的忧患，不过是挡车的螳臂。

唐敬宗照样为非作歹。他特别热爱在夜间打猎和骑马赛球，导致许多太监和侍卫“碎首折臂”，死伤很多。他惨无人道，觉得这是一种美妙的享受，谁规劝求饶也没用！兔子急了也咬人，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太监刘克明和打球供奉阎惟直等人，趁他入室更衣之际，吹灭蜡烛把他活活砍死！此后继位的皇帝，多是一代不如一代，横征暴敛胡作非为，终于引爆了农民大起义，彻底埋葬了大唐帝国。      

       1945年，日本侵略者败局已定。民族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和共产党谁主沉浮就成了头号问题。著名政治家黄炎培、章伯钧等应毛泽东邀请，乘专机访问延安。贫穷的延安以空前隆重的礼节接待这些政坛著名人物，中共30多位领袖到机场迎接。

毛泽东握着黄炎培手说：“20多年没见了！”黄炎培一愣，说：“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哪！”毛泽东笑道：1920年5月江苏省教育会欢迎美国教育家杜威，听你精彩演讲的人中间就有个毛泽东嘛。黄炎培感叹：想不到听众里竟然有个盖世英雄！

进了毛泽东的窑洞，黄炎培又大吃一惊！墙上挂着沈叔羊为老父沈钧儒祝寿而作的酒壶酒杯国画，画上有黄炎培题诗：“喧传有客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假是真我不管，天寒且饮三两杯。”

传说红军长征时曾在贵州茅台酒池里洗脚，他就写了这首讽刺诗，万没料到这画竟挂到中共领袖会客厅里！知遇之情使他热血沸腾，延安军民蓬勃向上的精神，更使他兴奋不已。三天时间，他和毛泽东促膝长谈十几个小时，提出了著名的“历史周期率”：

“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

毛泽东响亮地回答：“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对毛泽东的这个回答极为欣赏！      

         当时毛泽东怎么也料想不到，他后来的执政实践却与民主大相径庭：“反右斗争”让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几乎全军覆没；六亿人民头脑膨胀疯狂吹牛的“大跃进”，成了民族的奇耻大辱；“三年大饥饿”数千万老百姓“非正常死亡”，至今我们不堪回首无法面对；紧接着“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把一个好端端的泱泱大国，折腾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

他留下了一个历史含义非常复杂的“毛泽东现象”。

黄炎培解放后当上国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他亲历了“反右”、“大跃进”、“彭德怀庐山反党”、“三年大饥饿”，却渐渐不提反对意见。特别是他的三儿子、著名水利专家黄万里，反对黄河三门峡修坝建水库错误决策而被打成“右派”，黄炎培为了自保，竟然与蒙冤受屈的小儿子断绝来往！夏德仁、吕宁思等人都发表文章说：在著名的民主人士中，黄炎培是首先高喊“毛主席万岁”这个口号的。

历史，真是太有意思了！

我们把明朝的灭亡作为病理切片来分析观察，也许更能看清“官场怪圈”的荒谬。

崇祯皇帝《罪己诏》揭露了可怕的官场腐败现象：“勋戚不知餍足，纵贪横于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而马懋才《备陈大饥疏》奏章，更是把广大农民遭受的真实灾难，描绘得惨不忍睹：

……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到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皮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石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薰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许矣。……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仅存之遗黎，止有一逃耳。此处逃之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秦中也！

灾难如此沉重，崇祯皇帝也仅仅是下几次罪己诏，御膳减菜撤乐；却又雪上加霜为镇压起义增加农民税收。大臣反复上疏哀求崇祯别再增加税收，用宫中银子作军饷，他却向大臣哭穷说宫银“业已用尽。”

         然而事实真相是，李自成进京城后发现朝廷“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十？）两，镌有永乐字”！国库里的存银竟然“是康熙死时的十倍，为七千万两”！

崇祯皇帝火上浇油多次增“剿饷”，李自成张献忠却拿出大量钱财赈济穷人。官员们都知道“流贼非他，皆饥寒之民也！”崇祯反而倒行逆施，逼迫得灾民不得不反。

然而崇祯死不认错，说什么“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特别是在遗诏中说：“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读之心酸！崇祯皇帝忘记了“万方有罪，在予一人”的帝王名言，忘记他中了敌人的反间计，错杀抗清名将袁崇焕等重大失误。

他大权在握17年，却没有挽救大厦崩塌。如果他能够约束贪官污吏不疯狂敛财，不继续横征暴敛，李自成就不可能打到北京，他也不至于亲手砍杀子女，跌跌撞撞跑到景山大槐树下上吊自杀了。

明朝大将例如洪承畴、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吴三桂，为推翻明朝政权出力最大，所以后四位被满清授封王位。特别是吴三桂，不仅引清兵入关，而且从北京一直杀到云南，为消灭明朝军队建立了“丰功伟绩”，更是妇孺皆知的事实。

“自己人”奋力推翻“自己的政权”，最让人寒心！

明朝亡于腐败，崇祯政权是自杀。

然而哪个朝代不是亡于腐败？哪个朝代不是“自杀”？

明朝是历史上反腐败力度最大的政权。朱元璋规定：官吏贪污超过60两银子，就要剥皮装糠挂到公堂上，让继任官员每天看到，使之触目惊心！朱元璋甚至把衙门里的土地祠，变成了剥贪官皮的专门机构——皮场庙。然而这仍阻止不了官场腐败，所以鲁迅先生说：“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

这是对专制体制下反腐败的绝妙讽刺！

美国著名思想家爱默生，对中国历史规律的精辟总结是：“将世界上最丑陋的特征小心翼翼地保留了三四千年之久”，“永无止境地重复着同样的罪恶和悲痛”。这就是历史的怪圈。

每天，北京景山公园都有很多中外游客，在崇祯吊死的那棵老槐树下指点慨叹。当我1990年秋前来凭吊时，人们告诉我，吊死崇祯的那棵老槐树早就死了，现在那棵茂盛茁壮的大槐树是第二代。

我在树下逗留了很久，这里隐藏着一个很难破译的历史之谜。

改朝换代的走马灯转了一圈又一圈。人们不禁要问：精明的“官”为什么要逼“民”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