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安全：疏导社会矛盾比全武行重要 -信力建

2010-05-08 | 校园安全：疏导社会矛盾比全武行重要

    新快报记者 苏少鑫 实习记者 陈敏

　　特邀议员

　　李公明

　　第九届广东省政协委员

　　彭澎

　　广州社科院研究员

　　信力建

　　广州知名教育人士

　　本期议题

　　本周，全国各地的校园安全已上升到了“国家高度”，广州校园安全保护也全面升级：不但学校保安加大了防控力度，还有特警巡逻、便衣埋伏、警犬出更，越秀区还明确表示要做到一校一警车。

　　议员建言

　　我建议，在校园安全性方面，政府要带头做起。首先，不应允许校外人员随意进入学校。这应该包括相关部门人员三天两头的检查、调研之类的活动，校园要用“金钟罩”保护起来，凡是进入学校的校外人员必须到区政府写介绍信，并且预约，在不影响孩子们正常上课、生活的前提下再进入校园。教育部门尽量减少对办学的干涉、不随便召集校长开会特别是到外地开会等等，让校长有更多精力去处理校园事务。

　　虽不能治本，治标也可救急

　　新快报：因频发的校园血案，最近，相信各位都注意到了，广州各学校采取措施加强校园安保。对于广州目前采取的这些措施，各位有什么评价？

　　李公明：目前的措施既可以引起全社会对校园安全问题的关注，也可以对潜在的犯罪倾向产生一定的震慑作用，当然是有必要的。

　　问题是人们普遍担心这只是“三分钟的热度”，根本无法作为常态措施持久下去。这种担心反映出我们社会的公共管理的一项很大的普遍性积弊，如创优检查前夕满街都是手拿铁钳捡垃圾的街坊大嫂，甚至连售报亭都会被暂时关掉。

　　既然无法持久，尽管作为一种声势有其必要性，但是切不可以自欺欺人地以为这种临时的如临大敌就真的可以保障校园的长久安宁。

　　彭澎：在这个校园血案频发的特殊时期，采取紧急的防范措施还是有必要的。毕竟由于媒体的开放和广泛报道，造成了一定的负面效应，即效仿行为。广州为此加强校园安保是应该的。虽然这并非治本，但治标也可以救急。

　　信力建：据统计，每年死于车祸的约10万人，死于矿难的大约有10万人，死于肿瘤的有将近200万。当然，偶发性的事故并不是不防范，关键在于如何防范。

　　现在一校一警车，如果类似的事故蔓延到超市、小区等其他区域，是否又是每个超市每个小区配警车呢？目前，光是小区保安就超过500万了，但事故仍然是防不胜防。所以，建立一个更有效的防范系统更为重要。

　　一校一警车难以成常态措施

　　新快报：刚才信力建先生质疑了一校一警车的效果。其实也有不少家长提出，校园安保应一碗水端平。其他行政区域比如天河、荔湾等，是不是也得做到一校一警车？

　　李公明：一校一警车的做法恐怕难以成为常态措施，因此家长们大可不必纠缠于这部警车。事实证明，最重要的安全防范来自于全社会的高度共识和共同关注，来自于对任何一点安全隐患的及时发现和有效排除。而这种观念与行为的共同性是建立在以公共资源进行不懈努力的基础上的，在这里，所运用的公共资源的公平性、合理性才是最重要的。需要一碗水端平的不是一辆警车，而是投入到宣传、教育、组织、落实、监督等安全工作中的公共资源。

　　彭澎：按全市学校总量，全都实行一校一警车是不现实的。但据我在美国的观察，上学尤其是放学时，以及学校有重要活动时，学校附近往往是有警车值勤的。也就是学生进出较集中的时段，调配一台警车在现场是有一定的震慑力的。这并不需要专门的警力，可以通过合理调配，将现有警力资源用活、用好就是了。对民办学校也是一样。

　　信力建：原来学校里有派出所的领导出任学校的法制校长，或到学校进行挂职或讲座，但都作用不大，杀人犯不是说看你警车放在那里就会有多少收敛，当然警车可起到某种程度上的威慑作用，但终归是摆设，并无实质效果。在美国和香港，警察的职责是以整个社会为治理、保护的对象，他们有良好的管理体制，根据片区负责制的原则，要求警察固定时间固定地点不断在所负责的片区巡逻，一旦发现违法犯罪及时处理，片区与片区、片区与总部之间保持紧密联系，确保人民群众财产安全。

　　而我们国家的警察则大多都是待在室内，像户籍警之类的，做着民政部门的事情。或者是大型违法犯罪、群众举报的时候才出动警力，警察的作用是保护老百姓，而在日常生活中却很难在大街上看到警察，甚至报警后警察也未必能及时赶到。所以，无论增加警力还是警车，不贴近群众都将无济于事。

　　公共资源应为所有孩子服务

　　新快报：事实上，已经有不少家长指出，校园安保升级措施主要集中在市区中心学校，广州很多外来工学校、非公办学校、村办学校却被有意无意忽略掉。

　　李公明：这既是极不公平，同时也是很危险的。事实上，许多向校园下手的凶杀疑犯在不同程度上都怀有对社会客观上存在的不公平现象的仇恨，从根本上解决公共安全问题的重要思路就是以公平正义的原则化解社会积怨。目前这种明显地把属于全社会的公共资源集中于市区中心学校的做法只能更明显地表明了公权力对生命安全与尊严的认识是带有不平等色彩和歧视性质的。这无法以警力不够作为理由来辩解，因为相对于市中心的安全系数而言，显然城乡接合处和郊区是更不安定的，而且客观上说那些学校在读生的各种问题也更为复杂和突出，为什么不首先把警力布置在那里呢？彭澎：这种选择性安排，一是市区学校目标可能更大一点，是犯罪分子制造轰动效果的首选地，社会各界以及媒体也更关注一点，自然政府也就更关注一点；二是此项行动牵涉了大量警力，一校一警车并不是那么容易腾出来的，因此，只能有所选择；三是多少有关部门也有一些轻视外来工学校、非公办学校、村办学校的因素，这不仅是安全问题，其他各种问题上这些学校都相对来说受到的重视少一些。所以说，要重视就要平时也重视，在其他问题上也要重视。

　　信力建：政府应该转变忽视国有之外单位权益的做法，彻底根除国有事业单位才是一家人的固有思维。人民政府是全民政府，应以为全民服务为宗旨，不能只为国企、公办学校服务，所有孩子的安全都应该得到保障，不平等的待遇只会加深社会矛盾。

　　更应该关注从源头解决问题

　　新快报：有媒体专门刊登了校园安全的海外经验，称“保卫孩子，他们发动了人民战争”，比如日本、台湾等地为了保障校园安全，动员了包括家长、志愿者、社区在内的各方力量。“人民战争”曾是我们最熟悉、最擅长的方式。只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更多是政府大包大揽的行政动员。各位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在广州发动各种社会力量保卫孩子安全方面，有什么具体的建议？

　　李公明：我建议首先由政府部门牵头，进行广泛的民意调查，认真研究日本、台湾等地的做法，以如何发动社会力量保障校园安全为主题进行全民大讨论，起码会产生引起社会高度关注、普及安全应急知识的作用。其次是在报警设施、安全应急设施的研制、设置上进行全面升级和普遍落实。

　　彭澎：从最近的几次校园血案来看，根本的防范是防患于未然，将社会不安定因素控制在萌芽状态。但社会矛盾的解决、人们信仰的重构、心理调适和干预机制等不是短期内可以做到的，这是一个长期的工程。

　　其次，除了合理使用警力之外，动员家长接送学生是普遍的做法；志愿者辅校、护校是西方国家的优良经验，可以全面借鉴；社区与学校的联防也是值得发扬光大的。再次，也可以考虑由学校聘用专业保安等协助护校，有条件的也可像押钞车一样，在接送学生的高峰期护校。

　　最后，教师、学生都要进行安全教育的培训，再怎么防范，犯罪分子也有可能出现在教师、学生甚至保安人员之中，这是防不胜防的，因此自身的防备也是必要的。

　　信力建：事实上，我们要关注的问题并不是如何在事故发生后进行防治，而是应该从源头上解决问题。社会转型期有很多矛盾存在，各级党政机关更应该学会和人民沟通，而不是滥用公权力，凌驾于人民头上颐指气使。比如应该开放党委、行政部门，让工会、共青团、妇联、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走近老百姓，倾听民意民怨，缓解社会矛盾，让人民直接与官员沟通，疏导民众情绪。

　　如果不从这个根本问题上解决，即使动用多少警力，把整个国家变成上演全武行，矛盾还是存在而且更有可能愈积愈深。应通过正当的渠道，像建立心理辅导室等心理咨询机制，让民众化解怨气。

　　校园安全问题是矛盾丛生的，孩子们的安全威胁也是多方面的，并不是地域问题，也无关对象，毒奶粉、天灾、校园暴力等等都时刻在威胁孩子们的生命和健康。所以，这并不是一部法律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教育改革的问题，关系到整个社会的良性发展问题，关系到国民的综合素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