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宝祥：胡耀邦对思想路线建设的贡献

胡耀邦对思想路线建设的贡献

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要功绩之一，是重新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这条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是全党上下共同努力的结果，来之不易。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胡耀邦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现将我知道的情况记载如下。

　　一、同“两个凡是”相对立的思维

　　有两件事充分表明，胡耀邦唯实不唯上的思维特点，同“两个凡是”的思维是相对立的。

　　第一件事，是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后的第六天（即12日，又一说为10日），他给叶剑英提的三条治国建议：一，停止批邓，人心大顺；二，冤案一理，人心大喜；三，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第二件事，在1977年7月15日《理论动态》第1期，刊登《“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一文。这篇文章是胡耀邦听了吴江在一个会上的发言，让吴江撰写并亲自审阅定稿的。文章对当时还作为指导思想的“继续革命理论”，提出了质疑。

　　以上两件事涉及四个重要问题，都是“两个凡是”的主要内容。在这四个问题上，胡耀邦的态度和主张都是唯实不唯上。

　　按照“两个凡是”，所谓“继续革命的理论”，要作为旗帜继续高举，胡耀邦办的刊物却对此发表探讨意见，提出质疑。这在当时来说，是矛头所向的严重问题。“批邓反击右倾”是为保卫“文革”而采取的重大举措，“文革”后还要求继续搞。胡耀邦明确提出要停止批邓，这是逆鳞之议。平反冤案，实际就是直接否定“文革”。“生产狠狠抓”，实质就是要放弃阶级斗争为纲。由此可见，耀邦的思维同“两个凡是”是直接相对立的。这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特殊时期，表现得很突出。

　　耀邦这种尊重事实，坚持真理的思维，不但语言鲜明，而且态度坚定。1978年9月25日，胡耀邦在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讲落实干部政策时说：“经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查和核实，分析研究，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总之，都要尊重客观事实，这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这就是著名的“两个不管”。这“两个不管”的关键，是不管“什么人定的、批的”，如果不正确，都要改正过来。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两个凡是”的思维。

　　“两个凡是”既是政治总方针，又反映了一条思想路线。上述胡耀邦的政治主张，既在政治上同“两个凡是”相对立，又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从这里，人们可以看到两条思想路线的对立。

　　二、从科学态度到实事求是

　　1977年6月4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整风会议期间召开的一个小会上说：“我注意的是，三五年把科学态度搞好。这个不搞好，我们党还可能走弯路的。主席在修改宪法的讲话中讲（的），就是搞科学态度。” 这是在深刻总结了我们党走弯路的教训后，得到的新认识，实际上就是思想路线问题。他把这个问题看得很重。他认为，这个问题不搞好，党还会走弯路。胡耀邦较早认识到思想路线的重要性，这是难能可贵的。

　　《理论动态》在1977年7月15日创刊后，胡耀邦就给理论动态组出了一个题：《理论工作必须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当时，从理论工作的角度讲实事求是，是因为思想理论上的混乱很严重，而思想战线是领头的，直接影响实践，拨乱反正必须由此入手。实际上，这篇文章的内容，已经不限于阐述思想理论方面的问题。文章引了毛泽东几段关于实事求是的精辟论述，揭露了现实生活中违背实事求是的种种表现，强调要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可以说，耀邦指导撰写的这篇文章，是一篇进行实事求是启蒙教育的文章。

　　胡耀邦在理论动态组会议上一再讲实事求是。他从做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高度讲实事求是。他说，实事求是，按科学态度办事，总归是站得住脚的。严格的实事求是就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真正的马列主义者。现在这个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1977年9月13日）。他在1978年8月3日的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说：“实事求是，这是天经地义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一条”。1978年9月24日，他提出“革不实事求是的命”的要求。他说，粉碎“四人帮”一定要把思想革命搞好，最主要的是实事求是，要把革不实事求是的命的命题变成妇孺皆知的口号。这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三、推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特殊历史时期，在个人迷信还在盛行，在人们思想普遍僵化半僵化的状态下，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的党委会上勇敢地提出：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的讲话，还要看实践；要用真正的毛泽东思想，通过实践来检验分析；以哪个讲话、哪个文件为根据，不是科学态度。在个人迷信的年代，特别是在十年“文革”中，最高领导人的讲话是判断是非的最高标准，也是唯一标准。胡耀邦明确否定以“哪个同志的讲话”为标准，实际就是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后，在中央党校学员的讨论中，进一步提这出了这个问题，于是就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精练明确的语言。胡耀邦亲自指导撰写供中央党校学员学习讨论的文件，把实践标准作为总结十年“文革”（当时的提法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一条指导原则。这一条指导原则的文字是：“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这里，已经不是一般地讲真理，而是明确地提出辨别路线是非的要求。这个文件进一步指出：“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由路线斗争的实际总结果来检验。”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明确提出路线是非问题，提出要以实践为标准检验路线的正确与否，要有多大的勇气啊！

　　在中央党校八百学员讨论的基础上，耀邦又通过《理论动态》和《光明日报》，推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准确、精练、鲜明，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加以提炼，突出了它的唯一性和排他性，又有明确的对立面，成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基本语言。

　　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进程中，胡耀邦又及时将论题引深，提出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的检验。1978年8月3日的理论动态组会上，他提出，一切都要经受实践检验。以前写了个真理，现在谈的是一切都要经过实践检验。他要求理论动态组以此为题撰写一篇文章。

　　胡耀邦的思考是逐步深入和明确的。1978年8月18日的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耀邦说，“一个是思想路线问题，强调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个是组织路线问题，正常的政治生活。这两者相辅相成。”这表明，他已经将实践标准纳入了党的思想路线。

　　这篇文章，胡耀邦同大家一起，讨论了几次，从题目到观点、文字都反复推敲。这篇文章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问题，不仅是带根本性的理论问题，而且是带根本性的现实问题。它不仅关系到哲学战线，而且关系到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这篇文章是将实践标准作为思想路线来论述的。

　　1978年11月28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三部第一期学员结业会上的讲话中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讨论，我觉得起了很好的作用，起了解放思想、起了面向实际、起了真正地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巨大作用。”这也是将这个讨论作为思想路线来肯定的。

　　将党的思想路线提炼为实事求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两个主要之点，特别是将实践标准纳入思想路线，这是很有新意的。这是胡耀邦对党的思想路线建设的最主要贡献。

　　四、在拨乱反正实践中推进党的思想路线建设

　　党的思想路线不仅是个理论问题，更主要的是实践问题。只有结合实践来推进，思想路线建设才能取得好的效果。在这方面，胡耀邦作了卓有成效的努力。

　　（一）发动和组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通过这场大讨论，推倒了“两个凡是”，在人们的头脑中确立了实事求是和实践标准，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已经被历史留下，为大家所掌握。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就是思想路线的讨论。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在这场大讨论的基础上，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有了重要的发展，主要是加进了实践标准。

　　（二）平反冤假错案。这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重大举措，但同时又起到了对人们进行思想路线教育的重要作用。1978年9月25日，胡耀邦在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说：“落实干部政策的根据是什么？是事实，也就是干部过去的实践。判断对干部的定性和处理是否正确，根本的依据是事实。”通过平反冤假错案，推倒了各种诬陷和不实之词，改变了错误的结论，恢复了被迫害者的本来面貌。这是实事求是精神的恢复和发扬，是实践标准的具体运用，也是实际而生动的思想路线教育。通过大量冤假错案的平反，大大增强了人们的实事求是观念，有效地帮助人们掌握了实践标准，从而有力促进了思想路线的建设。

　　我们党的党章规定：“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条思想路线的文字表述很全面，但最主要的是两条：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对这两条，尤其是后者，胡耀邦的贡献是很明显的。这条思想路线是党的十二大制定并写进党章的，经过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党章一再修改，但思想路线的文字表述一字未改。这说明，这条思想路线已经经受了二十多年的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

　　归结起来说，胡耀邦对党的思想路线建设的贡献是：（一）在拨乱反正中较早地阐明思想路线的重要性，并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二）提出实践标准并将它纳入思想路线的范畴。（三）通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平反冤案等卓有成效的实践活动，有力地推进了思想路线建设，特别是，使思想路线为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所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