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莱特中将和他的士兵们

本刊记者 王刚
温莱特中将与他的几千名士兵在中国东北度过了战争的大部分岁月。他们以英雄的身份走出战俘营，不久就被遗忘了。
1992年10月28日，是美国的法定节假日——退伍军人节。１２岁的美国少年瑞恩在德克萨斯州当地的一次纪念活动中朗诵了自己的作文——《我的爷爷》。他的爷爷是一名二战老兵。
瑞恩在作文里写道：大约50年前，我的爷爷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他在许多军舰上工作过，第一艘军舰是驱逐舰。我的爷爷和许多其他水兵被带进了战俘集中营，在那里我的爷爷生活和工作了将近四年的时间。我的爷爷瘦得皮包骨头，因为大部分时间里他只能吃到很少量的玉米和烧糊了的米饭。
瑞恩的作文在美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很多美国人不知道瑞恩的爷爷被关在哪所集中营，作为那段历史的亲历者——瑞恩的爷爷，也只是记得当时被关在中国，有一个叫奉天的地方。
瑞恩的爷爷叫J·D·奥斯博恩，美国海军的一级通信兵，隶属于纳帕号军舰。1941年1月被派往菲律宾，第二年在哈金斯要塞被俘，随后被辗转运到了位于伪满洲国的集中营。
就在美国人在中国地图上搜寻奉天这个地名的时候，位于大洋彼岸的美国驻沈阳领事馆收到了一份来自本土的求助信。
求助者叫约瑟夫·Ａ·派泰克，二战期间美国第228信号军的战地摄影师，也曾是一名太平洋战争的俘虏。派泰克在信中说，自己曾经在中国有过３年痛苦的战俘经历，那个关押他们地方叫奉天俘虏收容所。他询问，如今的沈阳是不是当年的奉天，那个关押他们的地方是否还在。他甚至寄来了一张当年的照片，几个美军战俘一字排开站在一所灰暗的建筑前，年代让颜色失真，看上去一片阴霾。后来这张照片落到了中国人杨竞手里。
杨竞当时是美国驻沈阳领事馆的领事助理，他得到的任务是追根溯源，找到那段记忆发生的地方。
他拿着这封信走遍了当沈阳市政府、地名办和档案局。但结果令他失望，在沈阳市，甚至整个辽宁省所有能找到的历史史料里，都没有关于这个地方只言片语的记载。历史仿佛形成了一个黑洞，吞噬关于那段往事的一切信息。
这让杨竞很恐慌，当年的奉天即是如今的沈阳。但让杨竞感觉不可饶恕的是，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沈阳人，却对曾发生在眼皮底下的历史茫然不知。
之后的一年里，杨竞拿着照片走遍了沈阳市，终于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到一个老人描述，沈阳大东区的青光街一带，在伪满洲国时期有个监狱，里面关押着很多外国人，这些外国人白天去对面的“满洲工作机械株式会社”做工，晚上回到监狱，与中国人隔绝。
这位老人描述的地方如今叫沈阳中捷友谊厂，对着照片，杨竞终于找到了照片里战俘身后的那座灰暗建筑。杨竞后来回忆，他曾无数次拿着照片从那里走过，隔着一条马路却认不出来那里曾经有过关押数千名盟军战俘的集中营。
1942年11月11日，第一批1428名战俘，从马尼拉战场被押解到这里。到了1944年，从别处另有500多名校级军官战俘被转到了这里，让这里的总人数达到2000人以上。
杨竞后来才知道，奉天集中营实际上是日本人在东北设立的战俘营的总称。它包括那所奉天（沈阳）俘虏收容所和位于吉林省郑家屯和西安县的两个分所。前者关押盟军士兵，后者关押盟军高官。
在之后的10年里，杨竞的生活与这些半个世纪之前的战俘们的命运纠缠在了一起。他先后采访了数十位美军幸存战俘及其家属，又从美国国家档案馆查找到了很多珍贵的史料。直至2003年，他写出了一本关于奉天盟军战俘营的书。自此，中国人才第一次听到，在60年前的沈阳曾经有过这么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

失败者的命运
这１０年里，美国的二战老兵也开始进入回忆期，这其中也包括那些曾经被关押在奉天集中营的美军战俘。按照美军内部的约束，退役的美军士兵在一定的年限之内不能公开发表自己的个人经历。这些二战战俘开始写回忆录时，很多已年逾古稀了。
最先写下回忆录的美军战俘包括，詹姆士·布朗，美军克拉克基地第二十八轰炸中队机械师；罗伯特·罗森道尔，美国陆军航空兵中士、一等飞机机械师；奥立佛·艾伦，美国远东陆军航空兵第9轰炸大队机械上士；那个战地摄影师约瑟夫·Ａ·派泰克以及小瑞恩的爷爷J·D·奥斯博恩。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发生后10个小时，詹姆士·布朗所在的美军菲律宾克拉克基地也遭到了同样的厄运，277架飞机还未升空，既被日军摧毁了多半。
３天后，日军入侵菲律宾群岛。
1942年1月2日，马尼拉失守，麦克阿瑟退守巴丹半岛，后来避走澳大利亚。
4月9日，巴丹半岛失守，7.5万名美菲联军向日军投降，其中美军12000名。
日军的本间雅明将军向美军的最后一道防线克雷吉多尔岛发起了猛烈的攻击。炮火持续了三个星期，驻守在那里的温莱特中将终于撑不住了，那个曾经被麦克阿瑟将军称为马尼拉湾固若金汤的克雷吉多尔岛防线全线崩溃。
5月5日上午10点，美军驻菲最高军事长官温莱特中将向华盛顿发出了最后的电报：
“请告诉全国，我的部队和我本人已经完成了所有人类能够做的一切，我们捍卫了美利坚合众国和她的军队的优秀传统……，我带着深深的遗憾和对我顽强的军队的无限自豪去见日军指挥官了……再见了，总统先生！”温莱特两个月前刚刚接替麦克阿瑟行使菲律宾战场的最高指挥权，他在那个位置上待了44天就沦为阶下囚。
第二天，他带领1.2万人向日军缴械。至此，被日军俘虏的美菲战俘达到了9万多人。
如何处理如此众多的战俘，日本人先是把他们从巴丹半岛转运到吕宋岛中部的奥德内尔战俘营，再到马尼拉，之后用商船分散到位于中国台湾的战俘营，向北分散到位于朝鲜半岛的战俘，再向北分散，最终到达了路的尽头——位于奉天的战俘营。
在长途转运中，盟军战俘的人数急剧下降，根据最保守的数字，从巴丹半岛到奥德内尔战俘营的这段100公里的行军路途，开始时战俘大约有7万人，而最终活着到达终点的只剩5.4万人。这一段“死亡行军”与南京大屠杀、缅泰铁路事件被并称为二战远东战场的三大屠杀事件。
由于日军并不按照国际惯例在转运战俘的船只上做出红十字标记，后者成了盟军自己的攻击目标。据统计，日本人先后从马尼拉通过商船转运了6.8万名战俘，其中，超过三分之一的战俘死于盟军炮火。
经过半年多的生死行军，詹姆士·布朗和他的朋友们最终到达了终点，从北纬14度的马尼拉，被押解到北纬41度的奉天城。这一天，是1942年11月11日。他清晰地记得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24周年纪念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奉天正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到了晚上小雨下成了大雪。

囹圄人生
詹姆士·布朗到达奉天的第一个夜里，气温最低的时候达到了零下40度。
战俘们走进一个旧时的中国兵营，这里曾经是张学良东北军的驻地北大营，占地１８公顷，现在成了关押战俘的集中营。
和詹姆士·布朗一起来到这里的还有艾伦和罗森道尔，以及瑞恩的爷爷奥斯博恩，他们和英国、荷兰、澳大利亚的盟军战俘一样，从东南亚战场被押解到这里，共计1428人。
这些人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在盟军中属于技术性兵种，比如空军地勤、地面机械师或者海军的通信员。至于那些没有实用价值的战俘，或者有意识的被杀死在了路上，或者被随意安排在了矿山。
至于那个令人同情的温莱特将军，他从菲律宾被俘后，辗转流离先后被关押了6个战俘营。起先是在马尼拉，后来是在中国台湾，在那里一年中辗转了3个战俘营。直至1944年温莱特和一些盟军高官被秘密转到位于吉林郑家屯和西安县的奉天俘虏收容所下面的第一、第二分所。那时战局已经发生了转变，这些人被日军作为人质资源秘密关押起来。
温莱特将军和他的朋友们平时不用干活，在太平洋战争出现失衡的时候，他们的待遇开始好起来，甚至还会成为日军的座上宾，被安排去钓鱼。
后来，日本人终于提出要求，要求温莱特给美国国内写信，希望他做一些调停工作。
虽然到达了路程的终点，普通战俘并没有远离死神。到达奉天的第一个早晨醒来，詹姆士·布朗发现昨天睡在身边的一个战友已经死了。战俘拉塞尔·格罗凯特后来回忆，睡觉时战俘们需要把所有的衣服都穿在身上，洗脸变成了一件需要勇气的事，手放进水里，再拿出来就冻得通红。格罗凯特是美国陆军德克萨斯骑兵团的士兵，战后多年被战争综合症困扰，1982年死于心肌梗塞。事实上，在很多战俘的回忆中，他是出现最多的一个人。第二天早上，越来越多的人没有醒过来。
短短的三个月里，严寒和饥饿就夺去了180个战俘的生命。事实上，在奉天集中营整个近三年被关押的日子里，死亡的盟军战俘总共也就240人，其中７２％死于第一个冬天。
日本人也并不愿意看到这一结果，他们不希望千里迢迢运到这里的战俘尚未创造任何价值就死掉，于是派来了调查队。进入春天后，大规模死亡结束了。
但饥饿并没有被春天驱散。那段日子里，战俘们脑子里只有两件事，就是找东西吃或者偷东西吃。
格罗凯特第一个找到了好东西。他捕杀了一只游荡于战俘营的野狗，吃了狗肉，并用狗皮做了一双鞋。许多战俘随即都这么干了。附近村子里的狗，差不多都被战俘们偷吃光了。很快，在战俘营里有了狗肉黑市交易，价钱是8盎司狗肉换10支烟。
至于偷东西，大家各有办法。据战俘们回忆，还是格罗凯特的办法最没有风险，他整天围着集中营里为日本兵做饭的厨师转，假装白痴一样的问东问西。他会指着胡萝卜或者西红柿之类问个不停，“这东西是什么？”“真的能吃吗？”厨子肯定把这个美国兵当白痴了，于是准许他尝尝。格罗凯特装出将信将疑、半推半就的样子，将东西一一塞入嘴里。
好在饥饿虽有，尚不至饿死。
来到奉天后的第一个夏天，俘虏们平淡的生活被一次越狱打破了。
1943年6月23日，三个美国战俘翻过铁丝网逃跑了。他们显然已经做了精心的准备，每人准备了将近60磅的狗肉干，甚至在逃跑前搞到一张地图研究出逃路线，他们计划躲在荒郊野外，再一点点接近600公里外的中苏边境，从那里逃向苏联。
但最终他们还是失败了，几天后，三名战俘被日本骑兵拖了回来。
战俘詹姆士·布朗还清晰地记得，日本兵拖着三名浑身是血的逃跑者在战俘营里游行示众。其中一名战俘做着一种极其古怪的动作，后来詹姆士·布朗在回忆录中记述，他终于明白了，原来那个战俘用一系列肢体语言组成了一个意思为“与众不同”的英文成语，期望告诉其他俘虏，不要再像他们这样做了，因为和生活在这个地区的中国人和日本人相比，战俘的长相太与众不同了，即便逃跑也是无处藏身。
7月31日，三个战俘被日本人处死。就在此前两天，为了防止逃跑再次发生，战俘们被安置到了一个“新家”。
“新家”位于当时的沈阳东郊，这是一个新建成的永久专用战俘营。四周高墙电网，拐角处还有岗楼。战俘若再想越墙而逃是不太可能了。在战俘营的西面，战俘们依稀能看到高高的烟囱和厂房的轮廓，那正是他们工作的工厂。
那家工厂叫满洲工作机械株式会社，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当时工厂里有很多美国和德国的设备，也有很多美国的技术人员。后来战争爆发了，美国人走了，但机器还在。于是日本人不惜成本把那些具有技术背景的盟军士兵集体带到了这里。
搬了家后，战俘们和日本看守之间的关系缓和了许多。日本哨兵很爱和美国战俘聊天，彼此吹嘘战争的实力。有一天，一个日本兵对格罗凯特说，日本击毁了美国所有的军舰和飞机，最终一定会赢得战争的胜利。格罗凯特反驳道，美国人是世界上最好的游泳健将，罗斯福告诉美国军人把坦克绑在背上，游泳去澳大利亚。这个日本兵不相信，但后来他看报纸，澳大利亚的确突然出现了大量的坦克。这让那个日本兵实在搞不清楚，他去请教上司，“美国的军舰不是都被我们打沉了吗？那些坦克怎么被运过去的？”不几天，格罗凯特接到了警告：“不许搞宣传。”
炸弹带来的希望
12月7日，珍珠港事件发生3年后，沈阳战俘营响起了警报，天空中出现了黑压压一群轰炸机。从那些庞大的身躯，战俘们一眼就认出来：那是美国的B-29“超级空中堡垒”。
然而这一次， B-29却将炸弹投向了自己的战友们。三枚炸弹呼啸而至，一枚落到了围墙处，另一枚落到了集中营医院的水泥台阶上，还有一枚投向了厕所，致使17人当场死亡，54人受伤。
本来，108架B-29轰炸机是从中国成都出发，去执行轰炸奉天日军目标的任务，他们的主目标是“满洲工作机械株式会社”、“满洲飞机制造公司”及周边地区。但是，地处兵工厂密集区的战俘营上没有做红十字标志，遭到了误炸。
随后，战俘在操场上挖了许多散兵坑掩体，以防再遇空袭时无处藏身。而这三枚炸弹，却炸开了他们心里的希望。
进入1945年，突然有一天，日本人像发了疯似的见人就打，甚至连战俘看了日本人一眼也会招来一顿毒打。原来之前一天， 8月6日，美国人在广岛投下了一枚原子弹，很多日本兵家人都死了。此时战俘们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而自知大势已去的日本人却在暗中策划着阴谋。据战后日本人交代，他们曾经接到指令，杀掉所有战俘，就连掩埋尸体的地点都已经选好了。
奉天战俘营里2000名盟军战俘的性命危在旦夕，这里面还包括帕克等26名将军，甚至还有温莱特中将，盟军中国战区决定提前启动营救计划。
8月16日，就在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第二天，一架B-24运输机从西安起飞。机舱内有6名背着伞包的军人，他们是美军派往奉天执行营救计划的特别行动小组。而日本人原本计划在8月29日杀害这些战俘，幸好这些营救队员从天而降，解放了战俘营。
自从被俘的三年零四个月里，战俘们第一次见到自由的美国人。
再次回到现实，战俘们颇不适应，一时间他们所做的事情除了吃就还是吃，很多人由于吃得太多而生了病，他们甚至忘记了咖啡的味道，刚喝了一口，就醉倒了。
战俘威廉姆·迈纳在家书中写道，“我现在已经变得笨手笨脚了，甚至都不会写字了……这些年我经历的一切，如果讲出来，不会有人相信。我服役的军队，如今幸存者就剩下我、将军和他身边的一个上校……”
四天以后，苏联红军开进了沈阳城。

走出战俘营
1945年9月，被俘的盟军大兵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这其中有240人是装在骨灰盒里回家的。
解救温莱特将军的过程比较波折。因为，日军把这个倒霉的中将关在吉林省西安县的战俘分所。和他一起的包括英军中将帕西瓦尔、香港总督马克·杨以及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总督加尔达。温莱特将军表现得很恐慌，他不段地问前来营救的队员，美国人民是否会饶恕他。这名中将如今瘦得只剩皮包骨头，他在战俘营里给自己找到的工作就是给所有的人磨刀片。
温莱特后来参加了密苏里战舰的受降仪式，他和帕西瓦尔就站在麦克阿瑟的身后。麦克阿瑟签字用了五支自来水笔，他把其中两支留给了他们作为纪念。他甚至跟温莱特开玩笑说，瘦皮猴，如果你愿意，欢迎回来继续带你的那支队伍。后者，始终沉默不语。
50年代，温莱特将军写了本回忆录，他始终都没有从自责中挣脱，不久郁郁而终。而在美国人眼里温莱特从来没有失败过，1972年，他们为他写了本书，名字叫《巴丹英雄》。
在英国，帕西瓦尔由于在日本战俘营度过的那段日子而被人民尊敬。他后来做了远东战俘委员会（FEPOW）的终身主席，尽力为与他有过相同经历的战俘们争取补偿，并最终为他们获得了5百万镑的日本冻结资产。
1992年，少年瑞恩的那篇作文，教育了很多美国人，因为这个年轻人让美国人意识到自己的健忘。同样，杨竞在深入研究盟军战俘营的这些年里，也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表现在史料里就是缺失和空白。
当苏联人进入东北的时候，日军销毁了很多重要的文件，包括盟军战俘营的所有影像和部分文字资料，只剩下那座建筑和一长串战俘的名单。
后来，所剩无几的一些到了苏联红军手里，一些被美国人带走了。这也是在中国没有关于盟军战俘营只言片语记录的原因。美国人对于这些资料的处理也显得有些草率，他们先是翻译了一批，后来由于工作过于庞大，时间太长，于是放弃、销毁了一些。
2000年，在美国加州的法院，大约有200名二战战俘对日本提出了诉讼，但都败诉了，原因是在《旧金山条约》中，美国政府代表美国公民放弃了战争索赔的权利。
那些幸存的战俘，多数活在战争综合症的阴影里。如今他们正相继故去，2005年杨竞统计，还有150人活着，如今只剩下了三分之一。
那些幸存的老兵对杨竞说，和我们在一起，你将注定是在一段时间里失去朋友最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