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放开二胎”不该也不够

只“放开二胎”不该也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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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支柱



2009年3月7日，中国共青团网报道了中国工商大学教授、全国政协委员汪萍关于放宽人口政策的建议。汪萍教授建议首先放开二胎并广为宣传，在二、三十年的时间内逐步过渡到自由生育。

此前，中央电视台在新浪网征集公众意见——“向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建言”(http://news.sina.com.cn/c/2009-02-18/115417239853.shtml)。结果几乎是清一色的，都批评现行强制计划生育和独生子女政策，区别仅仅在于多数人主张放开二胎，少数人主张自由生育，更少的人主张鼓励生育。

但是笔者以为，只放开二胎还是认可了政府实施强制计划生育的权力，而且也无法维持中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实施的计划生育强制措施和一胎化政策虽然控制了人口过猛增长，一定程度上增进了多数国民的福利；但是带来了大量妇女和儿童权益受到严重侵害（不提强制环结和因为没户口无法上学、参军、从政、出国甚至无法结婚的“黑孩子”，只想想与未来“四千万”光棍相对应的女孩哪里去了吧，何况计生强制堕胎是不分男女的！）、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受挫、道德观念蜕变、人口出生缺陷率上升、人口老化、性比例失调、独生子女难教、无子女家庭剧增、离婚率窜升、国民生育意愿和生育能力下降、行政成本超高、未来兵员匮乏等一系列恶果。

作为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化政策立论依据之一的“资源有限和人口增长无限论”在全球范围内没有经验依据。许多资源远比我国紧张的国家比我国更富有，而发达国家或地区普遍担心的是人口下降。

强制计划生育的另一个依据“减少人口以增加人均财富”蔑视人的价值，鼓励孩子要求父母减少、杜绝“该死的”兄弟姐妹以增加自己可享用的财富，是反道德的。即使人的幸福感完全来自物质财富的占有量（这显然不是事实），也不能容忍这种不顾亲情、不择手段的“致富”方式。如果人们普遍接受了这种不道德的“人均财富”观念，那么自称“减少人口为国分忧”毒死18人的农妇杜润琼就非但无罪反而有功，地震灾害更是无需救助——经济损失已经造成，救助伤残者和非生产者在经济上绝对是不合算的。

“减少人口以增加人均财富”在经济学上也没有依据，这不但因为人既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通常一个人生产的价值比他消费的多，而且因为人口密集可以极大地节省公共设施的成本和私人间的交易成本。张五常先生在《没有兄弟姊妹的社会》（1985）一文中还独辟蹊径，指出兄弟姐妹间的互相帮助和家族企业具有节省交易成本的作用。

今天全球人口比二百年前多得多，生活水平是提高了还是下降了？俄死的人是多了还是少了？当然可以辩解说这是由于科学技术进步的结果，但创造发明是来自人口密集的日本、德国多还是来自地广人稀的加拿大、澳大利亚多？是来自莫斯科、彼得堡多还是来自西北利亚多？如果说不同国家之间还有更根本的制度差异、文化差异甚至人种差异更能影响其发达程度，那么一国之内，制度差异、文化差异、人种差异相对较小甚至不存在，是人口密集的城市发达，还是人口稀少的乡村发达？当然可以辩解说，不是人多了才发达，而是发达了才人多。但是根据“人均财富论”，人多了就会摊薄人均财富，因此在那些个人有迁徙自由的国家城乡之间将没有贫富差别。这是事实吗？

再看看现在的中国乡村，到底是二、三十年前承受巨额罚款“超生”孩子的家庭富裕，还是响应计划生育号召不生孩子或只生一个孩子的家庭富裕？即使不谈独生子女政策下对衣物、玩具、住房利用效率的降低与出生人口减少导致的校舍、师资等公共资源的巨大浪费，多养一个孩子也不过将三口之家的财产四个人分享，而孩子未来的养老负担却减轻了一半！由于人口的减少，学校在撤并，几个年级同堂上课的复式班在增加，一些农村小学生不得不步行五公里甚至十公里去上学，教育质量严重下降，义务教育免费并不能降低辍学率，这不是事实吗？

强制计划生育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始于“文革”期间），是计划经济思维的产物。我们没有理由因为有些人吃成大胖子而给所有的人定量供应粮食，就同样没有理由因为少数人生孩子超出自己负担能力而在全国推行强制计划生育。评论家秋风说，计划经济不可行，包括人口在内的其他领域的计划同样不可行。何亚福先生进一步认为强制计划生育比计划经济更不可取。是的，钱可以每家一点四元，孩子却不可能公平地做到每家一点四个（现行政策生育率全国平均1.382），强制计划生育下的生育权（实际上变成了特许而非权利）必定是不平等的，而且也不可避免地导致政府权力侵入家庭这个私生活的最后堡垒。市场经济要求限制政府权力，可是强制计划生育政策却允许政府把手伸进公民的被窝里、裤裆里甚至子宫里！

中国人对市场经济的理解是非常片面的。人们常说中国的改革是跛足的改革，也就是只有经济体制改革而没有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其实即使是中国经济改革本身也是跛足的：当我们对于物质资源的配置基本采用市场模式时，我们对于人力资源的生产却反而强化了计划模式。由于人口政策对经济影响的滞后性，我们到今天还在享受过去人口自然增长带来的好处。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正是因为过去人口自然增长所带来的雄厚而廉价的人力资源优势，一方面保证了中国商品和劳动力出口的竞争力，一方面帮助我们吸引了大量外来投资，造就了今日中国的经济繁荣。可是我们居然在大量享受“人口红利”的同时埋怨含辛茹苦养育了我们的上一代生孩子太多，影响了我们的人均资源占有量！这是对父母的不孝，对兄弟姐妹的不义！

社会可持续发展必须以人口的持续发展为前提。易富贤先生指出：要保证人口世代更替，目前发达国家需要总和生育率（妇女平均生孩子数）为2.1；由于非正常死亡率和出生性别比都比发达国家要高，中国则需要总和生育率在2.3以上。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发现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22，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再次证实了1.3左右的超低生育率。（有关数据可参阅易富贤《大国空巢》，香港大风出版社2007年出版；也可到国家统计局网站上查证。下同。）中国人口低惯性增长已经持续十七年，这是不久的将来中国人口锐减的前兆。

然而许多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却感觉中国的人口仍然在快速增加。这是一种错觉。产生这种错觉的原因，是以偏概全。处于迅速城市化过程中的中国大陆，即使总人口不增加甚至有所减少，城市的人口仍有可能快速增加，而知识分子和官员恰恰居住于城市，尤其是迅速膨胀的大城市。回老家过年的传统、户籍制度所导致的核心家庭成员的分居以及人为的“黄金周”，都在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关于中国人口仍在快速增长的错觉。

根据易富贤的研究，中国人口从1950年的5.5亿增加到现在的13亿，主要是因为平均预期寿命从35岁延长到73岁。但是寿命不会无限延长。从五十年代中期至1991年，除了1959-1961年这三年以外，每年出生人口都在2000万左右或以上，其中1963年到1974年平均每年出生2600万。等到1950年代中期出生的人开始死亡，将出现一个长达三十五年的人口“泄洪”期，每年死亡两三千万。这意味着中国今后需要每年出生2000万以上的孩子才能缓解人口老化、防止人口锐减。但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1996年之后平均每年只出生600多万女孩。可见，未来每个妇女需要生三胎以上才能勉强维持我国人口可持续发展。而《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现在妇女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73个，未婚育龄妇女平均理想子女数仅为1.46个。由于晚婚、晚育、单身、不孕（易富贤认为中国原发性不孕率高达17%，卫生部承认的数据是10％－12.5％）等人群比例增加以及养育能力的限制，实际生育率往往远低于生育意愿。

从1985年7月开始，国家特批山西翼城县试点“二孩晚育加间隔”。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翼城县的生育率只有1.51，但1~4岁与0岁性别比分别为102.7和106.1。这说明放开二胎可能解决性别比失衡问题，却难以阻止中国人口继续老化。

不少人错误地认为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就可以解决养老问题。个人可以考虑存钱、存房子养老，但那是因为别人多养了儿女，可以有偿为你服务。如果别人家的劳动力照顾自己的老小都不够，你有点钱也雇不到人。所以，就全社会而言养儿（女）防老是不可避免的，养老社会保障本质上不过是实现财富代际转移支付的手段，并不能为未来储备食品和服务。今后老龄化社会需要的食品也许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解决，但各国服务业在GDP 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老年人需要的又主要是服务，而服务的效率却几千年以来都没有什么实质性提高，家务劳动的效率甚至还严重下降了。如果整个社会的劳动力数量严重缺乏，工资就会飞涨，老人手里的钞票会变得近乎废纸，大量的房子会因为人口减少而租不出去。社会养老比过高还可能导致税负过重，年轻劳动力大量外流，使中国老年人的处境雪上加霜。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人口问题是一颗定时炸弹。中华民族却正在迅速衰老，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现在停止强制计划生育，提倡三胎，既增加目前的消费从而推动就业，也缓解未来的养老负担，可谓“亡羊补牢，犹为未晚”。

一些人以毛泽东时代人们普遍生4－6胎来反对停止计划生育。例如社科院的所谓社会学教授李银河，就以她1974年插队时的观感来为农村的强制计划生育辩护，还大事鼓吹同性恋如何有利于计划生育。但是欧美和东亚较发达国家、地区甚至我国自己的经验都表明，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养育成本就会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就会下降，一直会下降到需要鼓励生育，而鼓励生育也收效甚微。这一进程在东亚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和我国台湾、香港地区比欧美速度更快而不是更慢。前苏联、东欧国家出生率随经济发展而下降的速度也超过欧美发达国家。易富贤博士还提出“爬蚤效应”理论，认为长期的强制计划生育实践也将进一步压低中国人的生育意愿。“爬蚤效应”理论其实也就是物理学“弹性限度”原理在心理学上的引申。在《中国生育文化遭受三重打击》一文中，易富贤先生对未来中国生育率难以提升的上述三个原因进行了雄辩的论证。

从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相对于生育政策的滞后性，也可以判断放开生育后中国大陆的生育率反弹有限。上世纪八十年代强制计划生育搞得那么恐怖，政策生育率跟现在没有多少区别，但整个八十年代的生育率还是在2.3以上。2006年已婚育龄妇女平均理想子女数已只有1.73个，不想生的要避孕在技术上很容易，想生的还有那么多人没有生育能力或者找不到合适的配偶，如果提倡三胎后经过十年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反弹到2.5，实际生育率最多也就2.0。而十年之后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已经很重，总人口减少已有数年。

其实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一代人的时间以后，就算绝大部分育龄妇女下一代生三个孩子，将来也有一段时间人口注定是要下降的。在这种情况下人口的代际比例为2：1：1.5（一对夫妻生三个等于每个人到下一代变成1.5人），平均三个意味着有部分人要生4－6个以补充少生的和不生的，在某些人看来简直就是人口爆炸。但是1.5的出生是弥补不了2.0的死亡的，中国人口仍将有长达一代人之久（25－30年）的下降。

即使放弃生育管制后中国人又像在毛泽东时代那样普遍生4－6个孩子，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从乐观的角度看，人口的增加在目前是内需，在将来是劳动力资源。从悲观的角度看，在市场体制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形势下，也没有一国“人口爆炸”的问题，只有全球“人口爆炸”的问题。中国无须单独承担防止全球“人口爆炸”的义务，也不可能通过在国内实行强制计划生育来阻止全球“人口爆炸”。我们总是反对美国充当世界警察，难道我们自己却要充当世界计划生育委员会，把强制计划生育推广到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