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干了两件事：解冻和启蒙

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 2008-12-12发表评论>>
《读书》一出手就不同凡响
1979年创办《读书》杂志时，范用已经55岁了。这位从邹韬奋创办的三联书店里成长起来的大出版家，一生随着时代的大潮起伏跌宕。在“文革”中，他和原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陈原、原国家出版局局长陈翰伯一起，被打为“陈范集团”。但是，即使在大“革”文化之“命”的峥嵘岁月里，文化人的习性仍然没有被彻底改造掉。在湖北干校劳动的时候，“陈范集团”就合计，如果有机会，还是应该继续办读书类杂志。
在改革开放的第一时间，《读书》创办者的阵容可谓空前绝后。主编是当时的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陈原，副主编是倪子明，执行主编是史枚，执行副主编是冯亦代。当时任国家出版局局长的陈翰伯直接领导，编辑部设在人民出版社，具体由范用负责。除此之外，还有于光远、夏衍、黎澍等14人组成的编委会。这些有着丰富办刊经验的老知识分子，有的编辑过30年代的《读书生活》，有的主持过40年代的《读书月刊》，现在由他们亲自操持，《读书》自然是一出手就不同凡响。1979年4月的创刊号，便因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长李洪林撰写的《读书无禁区》一文，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反响。
“以书评为中心的思想性刊物”为宗旨的《读书》月刊正式出版发行了。这本在春天诞生的刊物率先倡议改变文风，反对打棍子戴帽子，反对废话空话、帮腔帮调。主编陈原主张有思想、有创新，“切忌账单式，也忌八股文。要有时代背景，要有风趣，要看了还舍不得丢，要看了嫌短”。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他甚至不惜得罪人，退了一些名头很大的人物的文章。
“文革”中长期被压抑的知识分子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精神领地。金克木、张中行、钱钟书、吕淑湘、董鼎山、黄裳等这些老知识分子憋了很久，第一次得到讲话的机会，他们笔下所流露的浓厚的人文精神，不但顺应了如饥似渴的求知潮流，而且让那些厌倦了枯燥说教的青年如饮甘霖。于是，《读书》与读者之间形成了“师生”关系，显示了一种典型的启蒙姿态。这种启蒙没有丝毫的说教，有的只是“润物细无声”的温情陶冶。
其实，一本书、一本杂志和人一样，各有气质。人们喜欢《读书》的气质：独立思考、自由精神。它网罗了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子，尊重表达的自由；虽然个人观点可能不同，但这批人有一个基本共识，做的事情不同，但精神上有一种默契。就是这一种独特的气质，把不同的人们吸引到它的周围。
新生代与“后发制人”
《读书》创刊后，陆续地招来了一些年轻编辑。由最初的董秀玉、吴彬，到后来的王焱、贾宝兰、赵丽雅、倪乐和杨丽华。几个人中，杨丽华是南京大学哲学硕士，贾宝兰毕业于南开大学，其余都是高中生。
随着年轻编辑的进入，《读书》也渐渐的有了一些变化。原来的作者中，知识界中有相当影响的老先生多，后来渐渐地，一批年轻学子加入了作者队伍。他们从《读书》的热心读者成为《读书》的作者。
哲学、文学、美学、经济学——甘阳、周国平、梁治平、钱满素、赵一凡、张维迎、张宇燕、樊纲、崔之元、刘军宁等新人纷纷在《读书》上亮相。那时活跃的年轻知识分子们，也把《读书》当成了展示自己才华和思想的舞台，许多人都在《读书》上发表自己的文章，汪晖也是其中活跃的一位。他们都是“文革”恢复高考以后的第一批高校学子，曾经上山下乡，有着比较广泛的社会阅历，完全没有学院派的“安静”，思想上也没有框架，驾驭文字的能力很强。《读书》成就了他们，他们也成就了《读书》。
从“解冻”以后的那批老知识分子，到恢复高考以后的新生代，《读书》迎来了一个新阶段。但是《读书》仍然是《读书》，依然保持着浓厚的人文色彩。
有人说，《读书》是知识分子的优雅的、悠闲的读物。那从容淡定、舒缓悠长的文笔来看，此言不假。但是如果《读书》不仅止于此。在一个改革开放突飞猛进、社会思潮跌宕起伏的时代，一本杂志如果不契合时代的主题，只是酸腐文人的风花雪月，怎能产生那么大的影响？
事实上，《读书》是和改革时代的脉搏一起律动的，它呼应了这个时代提出的主题：启蒙。五四以来的那种启蒙精神长期湮没在历史中，“文革”后才再次涌动而出。这种精神渗透在《读书》中，又通过《读书》延续到新生代的知识分子身上和笔下。于是，《读书》上承五四精神，下启改革思潮。正是这种生生不息的启蒙精神，让《读书》成为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也成为改革时代的思想“风暴眼”。但是《读书》决不刻意制造“风暴”。恰恰相反，它从来不追逐社会热点，不赶时尚，不在热点上去讨论，而是过后再发一些文章，重新去谈，就像黄牛反刍似的，这样反而更有深度，因为沉淀以后好多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后发制人”——这是一位学者对《读书》特点的准确总结。
文章来源: 中国青年报 责任编辑: 雨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