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甿：为了怀念的记念

为了怀念的记念

─忆与唐师母在一起的日子

吴甿

唐师母的追思会在星期六上午举行。我那天有课，预先向学生说提早下课，但仍是去晚了。唐师母的遗像已经除下，人们陆续散去，留下挽联花圈摆满了整个大堂，一直摆到信道。我只能在心里向师母告别，并且感觉到她老人家已经和唐先生在一起；虽然过去二十二年，唐师母在精神上从未离开过唐先生。

我所认识的唐师母，是完全自觉承担作为一位文化意识之巨人与伟大哲学家身旁的伴侣、知己和永远的支持者，众弟子心目中这样一位永远的师母；客观地说，则唐师母是在唐先生逝后，继志述事，延续并扩大先夫的哲学和文化功德；无愧为儒林学案里一位最杰出的师母。

一．

一九七八年唐先生逝世，同时即要求为他的思想言说作一次结集。以唐先生的波澜壮阔，深沉广大，著述繁富，这次集结可是一项庞大的文字观念组编工程。激活这工程，并努力不懈，多次召集，主事以至毕全功的，便是唐师母。我想，早在唐师母嫁给唐先生那天开始，《唐君毅全集》就已经在师母心中筹划了。

唐先生几十年来所写字稿，整篇或片断，凡未发表者，师母皆郑重保藏；已发表但未入书，包括记者访问，则剪贴成册；唐先生所写书信，师母在寄出前都誊写一遍，一字不易的抄写在学生用的练习簿上。唐先生讲演前写的大纲，随手写的字条，开会简记，审查学生论文的评语，即使词组只字，师母都保存下来。当我接过师母交给我的这些多年「字纸」时，我想我真领略了「珍惜」二字之意。于是想：唐先生真有福气，是幸福，也是道福。扩大而言，师母一生为《唐君毅全集》准备，亦正是中国学界的大福气。

没有几位当代中国学者有这份福气，也不配有这福气。中大里的文史哲的书主要藏新亚钱穆图书馆。扑面而来的粗鄙简体字，每次都刺激我想：这满室满架的大陆印刷物，里面可以找到几句有价值的真话？早在五十年代，梁漱溟讲了半句真话，马上消失了。余下的金岳霖、冯友兰、贺麟等人靠公开作文批判同道老友及自我批判来自保。汤用彤在一次批胡适的会后脑溢血，不几年去世了。张东荪长期失踪，后知被逐出校，到图书馆当小职员，终以八十岁高龄被捕，死于狱中。熊十力闲门，终亦被斗。冯友兰不甘寂寞，不惜改写他的《中国哲学史》，「孔子」改为「孔丘」，直至写完第七卷《中国现代哲学史》，自序时才承认这大堆东西全是打诳，其时已九十多岁多翁。结果是这第七卷因他这几句话不能在大陆出版，也就不能入他的《三松堂全集》。而读他的全集的人，除了感叹其编制之芜杂混乱外，又有谁不因其中所涉问题，而为三松堂老人汗颜？余更不足论。故有搬弄「西学（物质文明）为体，中学（精神文明）为用」之颠倒之论的某学者，当台湾出版社商请他出全集，他老羞成恼，宣称无人应出全集。同情的了解是：他们大半辈子言不由衷，或竟就曾相信邪道，出全集等于跟他过不去。举目二十世纪中国哲学界，能够对写过的每句话负责的，我们几位老师最当之无愧，唐先生是最当之无愧最早有全集的。而唐师母则是最早认识到唐先生是要有全集的，并终生为此。

二．

我曾向唐师母说过这个意思，说唐先生有这福气。师母非常谦虚，反说：「唐先生有福气，最后晚年还有你这个学生。」我说：「唐先生还要不断有学生。」事后回想，却也感到如牟宗三师常所喜言：师生缘份不可思议，又似全在意料之中。我在大陆念书时，数、理、化学成绩优异，高一时学校推荐去听华罗庚的课，课余则全读文科方面的书。父亲家教严肃，逢周日召集孩子开家庭会议，孩子们轮流三省其身；但父亲很快做了「右派」，被隔离了。故我又似在无人管教中长大。我有自己的房间，在天台阁楼，四面临空，最宜天问，思入风云；春温秋肃，日换星移，感染者唯破裂与孤独，念天地之悠悠。我在学校作文不慎流露这种怅惘，仿照三十年代文学笔调，遂被认为思想「思想落后」，「对现实不满」；我又不懂讨好共党政治老师兼班主任，父亲又是右派，最后，又被发现看《红楼梦》，「文革」爆发前一年已被下放农场，没有参加学校「文革」。随后几年我目睹一场世纪初开始累积的由观念主导的大毁灭。我深解其中因果，但仍迷惘。我出走香港，寻找真理，直接投到唐、牟、徐门下，一切便都像上天的安排了。初来香港，坊间的文字完全不能触动我。那些所谓政论尤令我厌恶；把一切作权势的解释和权谋的头脑，我至今不能接受。几年间只发现两个人，一个是弗洛姆，一个是唐君毅。弗洛姆的心理学，其预设部（本体论）是孟子的滥觞；唐君毅则是「最有思想和洞识的中国人」（我当时说的话）。牟宗三先生的哲学书、徐复观先生的思想史是入新亚研究所后才读的。记得《中国时报》记者访问我，我说我在研究所的老师有李璜、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她瞪大眼，「都是大师！」大陆不准读书，我为读书不顾一切，竟一下子读到几位大师门下，这不是上天安排是什么──我至今感觉幸运。去年秋天，友人从异国回来，梁瑞明先生宴请，聚谈间说到唐先生的最后一课，是讲评我读「《礼记》乡饮酒义」之报告。岑咏芳说我「三生修到」，我说「是呵！并且是预定论的」。

唐师母多次问我：「你认为编唐先生全集对学问有帮助么？」我每次都答：「大有帮助。亦是我的幸运。」师母的意思是怕占用太多我的时间，耽误了我的什么计划。其实我哪来什么计划。我喜念书，喜欢把存在脑里的问题反复的想下去，喜欢怀念、喜欢与人对话，此外，我压根儿不懂计划自己的生活。来香港后，除了有一段时间靠画油画、卖画维生外，后来的每份工作都是别人替我安排的。八二年我离开杂志社，专心回研究所念书，唐师母正在召集门生弟子筹编唐先生全集，大概是霍韬晦先生的提议，让我在研究所半工半读，负担具体的编辑工作。唐先生生前没有发表的文稿、书信（唐先生致友人书信多由师母抄录，唯致徐复观先生之旧函，徐先生悉数保留）、日记、扎记、访问稿、授课录音、照片等的整理、誊写、编定入书，唐先生已发表旧文之收集，佚文之确定、订正，各有关唐先生的文字材料、纪念文的发现、收集、甄选；更重要的是，全集的结构、编制，各书之分类入卷，版本之对勘、新结集各书之命名入卷、以至个别章句文字之重订，专书由各编辑委员校读，每卷书后之索引，则由台湾黄振华教授指导学生编制。然各卷校读后须有一重检、说明，等等，都是马上意识到的工作。此外，全集封面的设计、题字、扉页、插图、目录……，虽不重要，又很重要，因为想到是唐先生的全集呵！

那两年平日到研究所上班，上课，星期日则到九龙塘和域道唐府，助唐师母重检、登记唐先生的遗稿文物，一边听师母讲述每件物事的来历。唐府大厅向西北是落地窗和阳台，种了几盆植物，不很繁茂；有一株昙花，师母说倒是常结花苞，作如是绽放。工人事先烧好午饭，师母到时热一热。川菜却少辣而偏甜，也不油不燥，很合我口味。我是极不考究饮食之人，师母问到，便随意说了，不想师母都记住了，吩咐工人这样做。午饭后，师母回房小息，我则观看挂在厅壁的字画。溥心畬绘赠的渔翁图，笔简意远，百看不厌。那时候师母自己早年手绘的苍松图还没有裱挂，而地板仍是旧木地板，仿佛还可以听到唐先生拖沓的脚步声。

傍晚，抱着大堆文稿和听到的唐先生的故事向师母告辞，师母每次送到楼梯口。

三．

然而多奇怪，我除了编全集时翻过《致廷光书》和《爱情的福音》，至今并未真读过唐先生这方面的写作。一位弄语言分析的朋友向我称赞唐先生的《人生的体验》是巨著，我自己亦视唐先生几篇回忆童年故乡、少年朋友的自传性文字为瑰宝，然而为何不看唐先生上述方面的文字，现在回想，恐怕因我生性太偏于思辨，而又太感性的缘故。又或因我的生活体验，拜大陆经历所赐，早已承受不了任何「轻」。死亡，在思想性活动中尚且不觉其有独立之地位，余更不足论。贪嗔痴固可悯，然对治之道，我以为学问仍在忽忘；事既无聊则必乏味，只宜还它个无事。前年赴台开纪念孔子会议，中央大学的朱建民、李瑞全二教授宴请韩国两位学者，还来了位台大哲学系的教授，另加一个我；席间有人讲到人事。朱建民教授说：「当年唐先生来台养病，台大很多先生同学去探望，有人讲起人事。唐先生插话说：我们能否看淡这些事，不谈它，把眼光看高远些，也就没事了。唐先生这一说，空气马上畅和。那天大家心情非常愉快。」这故事让我知道唐先生也是用的忽忘的办法。但唐先生写了好几本谈论这些病痛的书，则显是应机之作。以唐先生思想学问之深沉广大与情志之纯正，固可作这工作，亦唯唐先生可以有这番「看得透，忍不过」的菩萨心肠。唐先生致友人的旧信中，有一封谈到牟先生为某君谋事。唐先生在信中有些无奈，说此君竟放言说唐先生不懂哲学，我想大概是因为唐先生这方面的书。现在牟先生去世了，此君最近又放言说牟先生不做工夫。他难道全不懂当年为他谋事的牟先生做的正是忽忘以存真的工夫？知道事情始末的我，真替两位老师不值。

至今师母逝世，我一直未曾全读师母当年送我的初版单行本《致廷光书》，实在对不起师母。在整理唐先生旧文稿时，我喜读的是纯理论文，如＜三论宗与勃拉得箂比较＞、＜意味的世界＞诸篇，都令我赞叹不已。唐先生关于文化与时代问题的反省，令人感佩；致友人书信中讲学问辨理入微处尤可喜；中国哲学之论述，文化哲学之提炼，唐先生自己哲学体系的建构，则如大海汪洋，澄之不清，扰之不浊，最教我临海兴叹。我奇怪有人把唐书读成浑沦欠精严。唐先生行文甚坚定精严。校读唐书，有错落处一目了然，即明证。故我极力反对改动任何唐着原有字句，除非一目了然是手民错落者；因浅解者以为不妥处，其实甚妥。我又奇怪有人把唐书读成心理治疗，不敢正视唐君毅哲学乃当代最大的唯心论，足与牟宗三哲学并称者。

四．

师母每隔一段时间，便召集编辑委员共进晚饭，一面谈全集的事。论辈份，在座都是唐先生早期的学生，且多是我在研究所的老师，我却常坚持己见。现在回想，亦觉无礼。师母从不责怪，每次只说：「看大家意见。怎样办嘛！」我于是在实际操作时继续坚持己见。我尤不耐任何有欠严肃学术意识的意见。全集的序，只有唐先生本人可以写；既然唐先生没有写下，则无人可以写。至于时贤的序，唯牟先生能写。唐师母于是叫我请牟先生写序。牟先生答应了，但第二天回研究所，说：「你们算不算得是唐先生的门人，很难说；唐先生的书你们看了多少？懂了多少？我还在想这个问题。」再隔一天，牟先生把写好的序带来研究所给我，有点自得地说：「我写了一个时辰，一下写好了。」并展开，每句念给我听，还讲解。念到「阿修罗场」，老师迟疑了一下，「这阿修罗场，等于是魔道。」但歇了一会，最后改为「屠场」，全句为：「时代之症结是自由与奴役之争，是文化意识之沉落。人类一方面陷于物质文明之痴迷中而放纵恣肆，一方面即有陷于嫉恨之邪妄之中而期毁之者。此一带有普遍性之缠夹源于西方而倒映于中国，如是中国遂不幸而落于嫉恨心特重之徒之手中，而成为一大屠场。」

师母说：唐先生常说，学问上的事，有两个人总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一个是牟先生，一个是钱（穆）先生。

师母继续将唐先生旧着寄赠在大陆的师友，并请他们作文。最难得的是九十多岁高龄的梁漱溟先生写的纪念唐先生的文章。师母还帮助唐先生的故友发表学术著作，有一次给我一包手稿，内容关于中国文化，是许思园先生的遗稿，在大陆一直不能发表。「这个人有早慧，很年轻就著书、跟爱恩斯坦通信论学。唐先生赞他聪明。这部手稿是他太太托我找地方发表。你看有莫有办法？」我记得把书稿分成独立专文，分别在相熟的两家月刊上发表了。唐师母还每次设法把稿费寄回去。那年，贺麟先生来香港，唐师母在泮溪酒楼设宴。本来请牟先生一起，牟先生要我回话说「牟先生不在香港」。此见牟先生严峻但又体谅故人的一面。贺麟以讲黑格尔唯心哲学闻名，曾着文讥讽所谓辩证唯物论，又在书中称赞唐、牟为当代唯心论的新代表，四九年后即自我批判，长期转作马氏唯物论解说者。无论他本人或师生故友，几十年后相见，情何以堪！换是别人，牟先生早已断然拒见，改说「不在香港」，实在意味深长。牟先生覆大陆故人信，拿给我看，信末是庄子那句「不如相忘于江湖」。足见牟先生是深情之人，不能作态。唐师母之宴请贺麟，亦正合唐先生之风格，温厚、念旧。席间，唐师母一如往常，蔼然从容。贺先生八旬高龄，食欲奇佳，到我们都停箸了，老先生仍不断从盘中找东西，旁边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帮着挟到老先生碗里。我看到这情景，只想到：「多少人熬不到今日呵！」心里为老人加劲：多吃一点。第二天，牟先生一见面就问我贺麟的情形。我说：「身体、精神都很好，很能吃。身旁一位女士很照顾老先生，也懂一点哲学，似是秘书。」牟先生把头一侧，说：「当该是后来的太太。」牟先生其实很念旧。牟先生跟着讲他当年听贺麟课的趣事：有一次贺来晚了，牟从学生席走上讲台，大讲辩证法。贺来到，坐到学生席，说：「你继续，讲得很好。」多熟悉的故事，我想起自己亦有相同的往事，很多人都有。牟先生其实很深情。不久，收到贺麟老先生写的述唐先生早期哲学之文，刚好赶得及收入全集之纪念集。

唐师母自己有《忆先生唐君毅先生》一长文，女儿安仁也有一篇＜伯伯＞。师母向我解释：宜宾称父亲作伯伯。我一点不奇怪，因我乡下称父亲作「阿叔」，称母亲作「阿嫂」，与宜宾乡俗刚好成对。文章刊在《书目季刊》，我看后觉得很好，以《书目季刊》读者不多，提议请《鹅湖》转载。师母不反对，说已经刊登过了。我附了一信寄去，意思大概说唐师母此文意义重大，等于是唐先生最后托师母写的关于「世界无穷愿无尽──儒者生命的终结与永生」之大文章。后来好象也没有转载。

五．

师母知我在研究所收入微薄，常想方法送我东西。一次托同学跟我说：师母有一只表，无人合用，放着可惜。你就要了吧！我说好。几天后同学把表给我，有盒子装着，里面还有保用书，才知道是新表。我确是没有手表，让师母看到了。同学直笑我愚笨。师母又把唐先生生前用的两部旧相机送给我，还让我在唐府挑合穿的衣服。照相机至今仍是我唯一的相机，一部给了儿子，衣服仍经常穿著。一件淡啡色的毛背心，仍是每年秋冬穿著最多的，已经二十年了，有很多小洞了。

自小在家里得父母惯纵，在学校得老师偏护（高中政治老师例外），又总是朋辈的好友，因此，进研究所后，得几位老师、师母关爱、赵先生照拂、研究所同学维护，全不觉有异，以为理当如此，常放言纵论，指点激扬。所幸对老师长辈是由衷的感偑和尊敬，故亦守礼，然亦无热心追随某师之意。几位老师中，牟师率性，骂人不拘前后，然亦常称赞人；讲到学问，有时不免凶猛，其实最易相处、最单纯。牟师母则只跟同学话家常。同学可以随意到牟师家吃饭，师母摆上满桌小菜，半数是昨天吃剩的，很高兴我们来帮忙把剩菜吃掉。徐师也不讨好学生，就我所知，曾拒做学生的指导教授，又曾对以前指导过的学生表示失望。我考入研究所后不久，徐师把我叫到休息室，要我从他作近代思想研究。我不知何故，竟拒绝徐师，说是哲学组的，归牟师指导。徐师很有点生气，用浓重的湖北话讲了很久。我至今仍感很对不住徐师。徐师母则非常慈祥，完全就是一位传统老太太。在徐师逝世后，徐师母回香港，我们同学去探望她，她居然还操心买小孩衣服给我的小儿。徐师母曾细说当年认识徐师的往事，惜没有记下。一次我和牟师讲到徐师母，牟师严肃的说：「徐太太有智能。」一般的说法，唐师最善待学生，但我知道唐先生有很不高兴的时候。唐先生带病讲课，常逾时下堂，有学生看已超过半小时，有事先离开课堂，唐先生即很不高兴。每逢这时候，唐师母便走到课室门口站一会，提醒唐先生该下课了。唐师逝后，师母在研究所授书法和古琴，与学生谈话，话题都是琴法、书法、修辞，我从来没听到过唐师母谈生活琐事。唐先生各书的书名，都是唐师母的法书，全集也是师母的题字，隶书体，雄浑、凝聚、苍润，字字如商周宝鼎，全不沾巾帼气。全集扉页的彖书题字，也是师母的书法。我说喜欢，师母于是题「超以象外，得其环中」送我。落款时，师母说：「吴明，你要起个号，不然不好落款。」我便随意说，叫子明吧。」师母便在印行的《毅光集》的序里，称我为「子明」。师母平常则自署「方回」，取义效方颜回，听说是唐先生给起的。每次向牟师讨字，牟师落款时也问。我说直写我姓名好了。牟师便摇头。九二年冬那次牟师病危，恢复后返港，已过了农历新年很久了，一次我陪老师去饭馆，车上牟师忽然问师母：「今年过年有没有给唐太太拜年？」牟师母说因身体不好，没有去。牟师不高兴。人皆知牟师不拘礼，但不知牟师亦甚重礼。

六．

与我同期考入研究所的廖宝泉，原是中大崇基哲学系毕业生，基督徒，立志将基督教中国化。他与我的思想性格不同，却最相交，常激辩不休。他和女友徐珍妮（后来的太太）访问唐师母，我把访问稿拿去杂志发表。他跟我讲师母说唐先生晚年很失望，在香港教了几十年书，教不出学生。唐先生自四九年与钱先生创办新亚，坚守到最后，死在香港，却宁归葬台湾。廖宝泉以未能亲炙唐先生为憾，便常跟我谈论唐先生，甚至萌发从唐师母学书法古琴之意。宝泉的硕士论文写天台宗山家山外的问题，他说弄懂佛教中国化是为思考基督教中国化准备。他在英皇教书时，曾约李荣添、我和弟弟吴岷，在他学校宿舍阳台烧烤夜谈。不料两年后弟弟逝去，再两年他亦逝去，呜呼痛哉！宝泉病重期间，仍不断作文，见证对死亡之哲学与宗教体会。临终，写字条给我，笔迹颤抖，其时癌细胞已侵蚀全身，巨痛刺骨，仍嘱我要爱护身体，为中国文化奋斗。唐师母对我弟弟和宝泉的早逝，十分痛心，亲临吊唁，并应宝泉临终请求为宝泉书「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挂于灵前。多年后在中大图书馆碰到徐珍妮，她说她至今仍在问为何失去宝泉。我则十多年来几乎每晚临睡或早上将睁开眼睛，便在脑里浮现弟弟的面容，亦仍在问为何我失去弟弟。而如今唐师母也逝去了呵！

我曾提议研究所图书馆门口该挂个象样的木刻馆名匾，于是请唐师母题字。一个平日写所谓艺评的人，自荐会刻字，不过要收钱，我问准赵潜先生，便把师母题字交他去做。不料没有了下文。半年后催他，他满口应承说只待平底就好了。再过半年，亦如此回答。我不知如何是好，不懂另找人做，亦不懂向唐师母解释，就这样图书馆的馆名匾一直没有做成，我亦一直没有向唐师母解释。现在回想，实在没有礼貌至极。

那年，李璜老先生安排我为一家杂志当特约撰稿。一年多后，居然存到两万元，再向朋友借一万，凑够首期，买下隔壁空置的屋子。唐师母知道后很高兴，约同徐师母一道来我家吃晚饭庆贺。那天两位师母搂着思嶷小儿拍了很多照片。如今孩子已经长大到伦敦念书去了，而两位师母相继作古。现在是凌晨五时，外面正刮八号台风。我翻看这些照片，却出奇地平静。僧肇谓：「昔物自在昔，不从昔以至今；今物自在今，不从今以至昔。故仲尼曰：回也见新，交臂非故。」存在之不在，一如存在之永在。幽明之存或不存、隔或不隔，所赖唯一念之诚明。

七．

有一年春祭，研究所师生都在静候唐师母到来，这是不寻常的。约半个小时后，师母由亲友陪同来了，如常举行祭礼，并留在慈航净苑吃素。后来才知道，那天早上师母迟来，是因为到医院看身体检验结果，得知患了癌。

九五年初冬，师母咳嗽气喘，进了医院。得国强兄通知，赶到医院看师母。据安仁姊说病情有点急。我向师母讨了医生的诊断报告和所开的针剂、药方，打电话给广州的家兄，他是呼吸系统、特别是胸科的专家。家兄第二天传真过来满满一纸的医疗意见书，我即拿去给师母。那次，师母很快复元。据家兄电话中说，他看过诊断书和师母所服药，医生的治疗很相应。师母要我两周后到唐府吃饭。我心里计算，知道是师母八十大寿。

师母刚复元，那天只有很少几位亲友在家贺师母大寿。师母坐在安乐椅上，我们随意的围着师母坐，安仁和夫婿、李国钧先生和太太、梁琰伦、我。自助餐方式，大家很随意。饭后，安仁和夫婿、梁琰伦还唱歌。谈话间，师母说到唐先生的大妹唐至中的事，她一直还在校看已经出版了的唐先生全集里面的错字，以期将来再版时改正；她的丈夫，因看到全集的内容，很害怕，不许至中继续校看，最后竟为此事与至中离了婚。我听后惊愕嗟叹不已。我曾在八八年在香港见过唐至中先生一面，她专为出席纪念唐先生逝世十周年学术会议来港七天。晚会上，她一身泛白的旧蓝色制服、瘦削、整洁、端庄、专注。经介绍知道（唐师母或曾在家信里提到我），那种恺切、一见如故的亲切诚挚之神态，我至今历历在眼前。散会后，我送她搭车回旅店，路上她一直握着我的手臂，似有千言万语，惜只匆匆一见。后来收到她从大陆寄到研究所给我的信，我马上回信，覆她所询之事。我哪里会想到其时她正遭大变。她与唐先生兄妹之情，对大哥的忠诚和奉献，其实亦是文化使命的。将来民国儒林传，当不应忘记唐至中。大概又二年后，师母告诉我，唐至中去世了。

写至此，翻读唐先生全集之纪念集里唐至中悼大哥的文章、唐师母忆先夫的文章，那末深沉、无饰、晶莹、坚挚。我不禁要摘引师母怀念唐先生的一段文字，亦就说出我们对师母、对唐先生应有的怀念：

「当我望着你的遗像时，觉得你亦在望着我，似乎在对我说话，我当下即有一种跃然的心情。你说过死亡是永远不能补偿的悲痛，我要承担这应有的悲痛，我要化悲痛为力量，我要加倍尽我应尽之责任，我要向往你由责任使命感出发作事的心情，我要学你生前尽其在我，死则视死如归的精神。你常说苟且偷生是大大的耻辱，我亦永远记得。」

这就是唐师母。想到唐师母就想到唐先生，想到唐先生就想到唐先生的一家，想到新亚，想到新亚的老师同学，想到这个时代，想到这个时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命运；想到人类的命运；想到自己当下的责任。

愿师母回到唐先生身旁，永远看顾这无尽山河、绵延不绝之华族文化，「宇宙无穷愿无尽，海天寥阔立多时」。

二零零一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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