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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鉴定何时出现“珍贵范本”——重大命案中的精神病鉴定现状

作者: 南方周末实习生 赵天水 2010-04-28 22:08:44 来源:南方周末

■重大命案中精神鉴定并未成为通例，而是由司法机关“酌情考虑”选择性执行

■一位专家总结司法机关的选择依据为：“被害者非亲属，民愤极大，伤及军警，都不做精神鉴定”

4月28日上午，杀死8名小学生的郑民生被执行死刑。

在南平命案发生后三小时，新华社记者曾引用南平市委宣传部的消息报道此事，报道提到凶手为“疑似精神病患者”。这也是官方仅有的一次提到郑民生可能患有精神病。综观整个审理过程，精神鉴定始终未被提及，而控辩双方及郑民生本人亦没有提出申请。

当地一公务人员表示：“死刑判决似乎顺应其时”。

南平命案之后，精神病学专家刘锡伟教授再次提出“疯劫”理论。在观看了一审视频之后，刘更坚定了郑有接受权威司法鉴定的必要。“优先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才能决定后续的公诉、庭审和判决。”

在2006年的邱兴华案中，刘就坚称邱为精神病患者，应免于刑事责任，但邱最后未能逃脱死刑。

邱案一度引发对精神病患者免于刑事责任的全民激辩。“此后半年，各地司法机关避讳鉴定的情况大大减少。”一观察人士称。

但南方周末记者梳理近年来恶性命案的司法过程，发现此观察人士的估计过于乐观。邱兴华案虽带来正面效应，“让全社会正视精神病人的正当权利”，但在此后三年半的时间里，在重大刑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接受精神病鉴定，并未成为常态，更多的是在司法机关的“酌情考虑”中，有选择的进行。

邱兴华案之后，精神鉴定仍未成为通例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19条之规定，鉴定委托只能由司法机关提起，其他组织或个人只能向司法机关提出申请，鉴定的决定权在司法机关。

这也就意味着，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鉴定与否，对司法机关来说是个可以“酌情考虑”的问题，原则摇摆不可避免。

邱兴华案曾一度引发司法界和学界对于精神病鉴定的重视，例证即是同年发生的佛山灭门案。犯罪嫌疑人黄文义被抓获后，警方曾委托有关专家对黄文义进行了精神病学司法鉴定，鉴定报告显示，黄文义案发时处于待分类的精神病性障碍疾病期。

司法鉴定书显示，黄文义杀妻、杀子、杀岳母、杀两小姨、杀女工的疯狂暴行最终被认定为犯罪时患有精神病，对此次危害行为评定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行为。随后广东省高院在佛山中院宣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黄案发生之时，正是邱兴华被枪决之日，也是针对邱案的舆论激辩之时。外界普遍对此解读为“后邱兴华案效应”。

但黄文义案的审理过程并未形成通例。“在多数案件中，司法机关对启动鉴定程序依旧慎重”。

2008年3月11日，云南红河州建水县一村民马忠富因为与另一村民发生争执，“新仇旧恨”之下，遂将对方杀害。

据办案人员回忆，对整个作案过程，马忠富完全承认，供述时思维清晰。

律师杨柱在向最高人民法院递交的信函中称，死刑判决欠妥。理由是：“被告人有家族精神病史，两审法院都不让鉴定，有悖于‘慎用死刑’！”

而一份当地7名村民签名的“揭保书”显示，马忠富的母系家族中，其外公患有精神病，思维经常处于失常状态。其舅舅白登福曾经因杀死妻子被刑拘，后被鉴定为“间隙性精神分裂症”而无刑事责任能力，终被释放回家，后又自杀身亡。其二姨妈也经常处于疯癫状态，医方鉴定为遗传性精神病。

马案最终未能进行精神鉴定，而在湖北随州熊振林杀死8人一案中，律师的精神病鉴定请求同样未获法庭支持。

2009年1月5日，湖北随州发生特大杀人案。24小时内连杀8人的嫌犯熊振林在接到法院的判决书后，即申请鉴定，却遭驳回。

驳回理由为：在侦查、一审、二审中，熊振林回答问题切题，记忆力准确，也没有证据证明熊振林在作案时精神异常，再加上熊振林及其家族都没有既往精神病史。因此，不支持对其进行精神病鉴定的请求。

2009年9月29日，青岛市中院在大山法庭对佳世客步行街“一死九伤”案作出一审判决，肖增明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放火罪被判处死刑。肖提出的鉴定申请同样未获批准。

青岛市中院称，经合议庭合议报审委会研究认为，肖增明在一审中的供述思路清晰明确，并当庭供述本人和家族都无精神病史。故而不予批准。

在庭审过程中，肖增明一直强调事发时自己的脑子很乱，精神不正常。肖增明的辩护律师提供了肖增明平度老家村委会、卫生院、学校、家人所做的证明，“肖增明的爷爷和其他亲属中有患精神病的，肖增明还曾因精神抑郁等问题到潍坊等地医院治疗过”。

综观此类案件，“庭审中清晰明确，没有证据证明本人和家族有精神病史”，成为多数法院驳回鉴定申请的惯用理由。

杀家人者有更高几率获精神鉴定

各地法院频频驳回鉴定申请的同时，也有不少嫌犯收获“黄文义式”的幸运——因为经鉴定，均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而这些幸运的降临，却如黄文义一样的苦涩——他们多数是“杀亲者”。

2009年11月26日，云南省禄劝县6人被钝器所砍，惨死家中。警方圈定案发后失踪的陈文法为嫌疑人。而死者分别系陈的父母、伯父母、奶奶和堂兄。

结合前期调查中了解到的陈文法有家族精神病史的情况，公安机关根据案侦工作需要陈文法进行了精神病司法鉴定。

鉴定书显示，经专家调查诊断，鉴定陈文法患有精神分裂症，且目前仍处于发病期间。陈文法作案时处于发病期间，无责任能力。

2009年12月27日，北京市大兴区某小区住户张武立，在将妻儿杀死后自首。在接受民警审讯时，张称自己当时被魔鬼缠身，不能自已。

据张回忆，尽管妻儿苦苦哀求，但是他还是用菜刀将妻儿砍死，并蘸着鲜血在自家墙壁上写下“为了人民”的血字。

警方查看过往病历，经鉴定，张武立患有精神分裂症。案发时正处在发病期，受病症支配丧失实质性辨认和控制能力。

张武立已被送往安康医院强制治疗。公安机关甚至没有对张武立提请批捕。

2009年，湖南安化县村民刘爱兵持猎枪袭击本村村民，并纵火烧毁6栋村民房屋，同一家族的13名家属遇难。据村民介绍，在警方前往抓捕刘爱兵时就曾经向村民说过“刘爱兵是精神病”。刘爱兵被抓获后不久，当地警方就很快公布了其有精神病史。

刘爱兵案发的4天后，刘锡伟拟定了一份《界定湖南12·12特大杀人案犯罪嫌疑人刘爱兵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十点理由和根据》。当时的刘便再次提出呼吁——“当务之急是启动司法精神鉴定程序”。

而湖南省公安厅的举动，可算作对刘的积极回应。据《新民周刊》记者了解，刘爱兵已经接受了司法鉴定，“但结果还没有出来”。

精神鉴定何时出现“珍贵范本”

1980年代起，我国刑法等法律和法规相继颁布实施，1989年8月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和卫生部联合颁发了《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围绕制度本身，二十年争议从未止歇。结合自己的鉴定历史，一精神病学专家甚至作出如下总结：

1.被杀的不是亲属，因而民愤极大，一般不做精神司法鉴定。

2.杀多人者倘若被鉴定为精神病，要衡量利弊，其一，有助于推卸官方责任，则应采纳；其二，有助于平息民愤，则不应采纳；其三，有助于强调疑犯反社会之个人问题，起到教育作用，则不应采纳。……

3.杀人者倘若伤及军警，不宜进行精神司法鉴定。

佐证第三条的案例，甚少被媒体披露。在2008年震惊全国的杨佳袭警案中，一审法院采信了上海市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所作鉴定报告，认定杨佳无精神病且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2006年1月，在上海市杨浦区一餐馆内发生命案。涉案者金某随后被提起公诉。而在庭审过程中，四份结论相互矛盾的鉴定报告相继出现，“案件的审理难度陡然增加”。该案的主审法官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而这四份鉴定分别由法院、公安机关、公诉机关委托相关机构而得到。在四份报告中，金某分别被鉴定为完全刑事责任能力、限制刑事责任能力、无刑事责任能力。

“根据规定，在一个案件中，公安、检察、审判机关均享有鉴定决定权，常导致各机关分头鉴定，拖延案件的审理，影响诉讼效率，甚至相互矛盾。”上述法律人士称。

而鉴定结论前后不一的情况，更是屡现法庭。

刘锡伟教授也以多起案件佐证鉴定误鉴率高达10％的结论：“如云南吉林导游徐敏超伤人案，第一次司法鉴定也是精神正常，有完全的刑事责任能力，而第二次司法鉴定则是旅游性精神病，虽原则上无刑事责任能力（鉴定专家袁尚贤教授语）但仍重判有期徒刑十五年。而陕西刘威杀人案虽经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复核厅复核，仍在没有司法鉴定的情况下静脉注射处决。而1999年南通王逸亲姐妹硫酸毁容案，由于上海司法部鉴定科学研究所精神病鉴定组的误鉴，他们也讲王逸精神正常，有完全的刑事责任能力，并且又否定了第一次鉴定（南通）和第二次鉴定（江苏省）的正确意见。”

“争取鉴定之外，我们更呼唤公正的鉴定”，在2004年马加爵杀人案中，马家亲属也曾认为仍有疑点待解，要求重新鉴定。最终仍然未被采纳。

在数篇呼吁文章中，刘锡伟总有相似表述：由权威专家介入，全程录音录像，以示公开透明，以达到科学、客观、公正、权威为目的，所有必要的检查，一律操作到位，以避免误鉴和走过场，给后世及世界各国留下珍贵范本。

但随着南平案一声枪响，所谓的珍贵范本仍未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