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典阅读笔记（一）

双典阅读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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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根廷的诗人作家博尔赫斯曾批评美国作家爱伦·坡的作品过分渲染悲痛。爱伦·坡自己说：“恐怖不是来自德国，而是来自灵魂。”博尔赫斯认为，他没有必要从德国浪漫派的作品中寻找恐怖。（《博尔赫斯谈话录》第101页，上海译本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版）可是爱伦·坡却为我说出一项真理：恐怖往往来自两部文学经典。从少年时代开始，《水浒传》与《三国演义》就开始不断袭击我的灵魂。李逵刀砍四岁婴儿小衙内，武松刀杀嫂又杀小丫环，张青夫妇开人肉饭店，刘安杀妻招待刘备，曹操杀王垕以安军心，还有三国六、十年战争中那种说不尽的诡术、骗术、权术，一桩一桩全是噩梦。我对双典的批判，便是借此走出噩梦，走出恐怖，走出人性恐怖图像给自己投下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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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意识到和《水浒传》的逻辑（凡造反使用什么手段都合理）划清界线，和《三国演义》的逻辑（伪装得愈好，成功率越高）划清界线，才有灵魂的健康。无论是对于自己还是自己出生的民族，都是如此。水浒英雄们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身体是健康的，强壮的但灵魂多不健康的灵魂是有病的，乐于“排头砍去”的灵魂是有病的，把潘金莲的人头拿来当祭物的灵魂是有病的。三国的豪强们争夺天下，激情燃烧，身体也是健康，强壮的，但头脑布满权术，心中全是杀机，哭也假，笑也假。灵魂更不健康。愈向双典靠近，灵魂愈是布满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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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浒传》与《三国演义》是压在中国人身上心上的大山。这两座大山不推翻，中国妇女在精神上就永世不得翻身。这两座山屹立着，中国妇女就难以摆脱“尤物”、“祸水”、“狐狸精”等罪名。同样是追求生活的婚外恋者，同样是一个潘金莲，在《红楼梦》中，秦可卿被送入天堂（梦幻仙境）；在《金瓶梅》中，潘金莲被放入人间（无善无恶）；在《水浒传》中则被投入地狱（死于武松的刀下）。妇女在《水浒传》中是被杀戮对象，在《三国演义》中是被利用对象。前者为刀俎之物，后者为政治动物。中国人从皇帝到平民，从将军到士兵，从知识人到工人农人，全被这两座山压着，统治着。大山压着，神经变得麻木，以为造反有理，以为欲望有罪，以为女人是祸水，以为权术是智慧，以为团伙结义是道德。于是，天天背着畸形的道德法庭，替天行道的政治法庭，不得解脱，不能翻身。近几百年，中国的表面是帝王、军阀、总统统治者，其实从上到下都是这两座大山统治者，主宰者，从意识世界一致统治、主宰到潜意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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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读来有趣。其中有精彩故事，有神奇人物，有超人智慧，有英雄气概，但是，缺少一样东西，这就是人性，最普通、最基本、最要紧的人性。双典中著名的英雄（后来成为中国人的偶像）缺少一点觉悟，不知每一个生命个体，哪怕最微不足道的个体，都有其生命权利与存在价值，大刀大斧不可指向这些无辜的生命。张青、孙二娘的菜园子（人肉饭店）原则是三种人不吃，其他的皆不放过，可是人有千种万种，每一种都应尊重，都有活着的权利。人之所以成为人（区别于禽兽）就是人不忍杀他人、吃他人和伤害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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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劭的《人物志》把流业分为十二家：清莭家、法家、术家、国体、器能、臧否、伎俩、智慧、文章、儒学、口辩、雄傺。

    观《三国演义》此十二家都有。其中有许多人身兼数家数能，如诸葛亮，他就兼有法家、术家、器能、臧否、智慧、文章、儒学、口辩、雄傺。但三国中人，就其“角色”而言，最多的是术家，即权术家、心术家。虽然都是术家，但又有很大差别，有的善儒术，如刘备；有的善法术，如曹操；有的善阴阳术，如司马懿；而就其功能上而言，《三国》的器能、臧否、口辩都极发达，魏、蜀、吴三方的谋士集团中均有一流的辩才，一流的批判家（臧否），一流的“秘书”。然而，最发达的是“伎俩”。三国时代将中国的政治伎俩和其他生存伎俩推向了高峰。连智慧也变成伎俩。无所不在的伎俩，前无未有的伎俩，才是“三国”大人物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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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晋创造了一种文化性格，鲁迅称之为“魏晋风骨”牟宗三先生称之为“名士人格”。这种人格乃是“帷现逸气而无所成”，属于集天地之逸气，却是天地之弃才。牟先生认为曹雪芹所塑造的人物贾宝玉，就是此种人格形态。他说了一段很精辟的话：曹雪芹著红楼梦，著意要铸造此种人格型态。其赞贾宝玉曰：“迂拙不通庶务，冥顽怕读文章，富贵不知乐业，贫贱难耐凄凉。”此种四不着边，任何处挂搭不上之生命即为典型之名士人格。曹雪芹可谓能通生命情性之玄微矣。此种人格是生命上之天定的。普通论魏晋人物，多注意其外缘，认为时代政治环境使之不得不然。好像假定外缘不如此，他们亦可以不如此。此似可说，而亦不可说。外缘对於此种生命并无决定的作用，而只有引发的作用。假定其生命中无此独特之才性，任何外缘亦不能使之有如此之表现。即虚伪地表现之，亦无生命上之本质的意义，亦不能有精神境界上之创辟性。魏晋名士人格，外在地说，当然是由时代而逼出，内在地说，亦是生命之独特。人之内在生命之独特的机括在某一时代之特殊情境中迸发出此一特殊之姿态。故名士人格确有其生命上之本质的意义。非可尽由外缘所能解析。曹雪芹甚能意识及此种生命之本质的意义，故能於文学上开辟一独特之境界，而成就一伟大之作品。此境界亦即为魏晋名士人格所开辟所代表。

    牟先生这一论断无可争议，但他提出《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虽非名士却有逸气的见解，则值得讨论。诸葛在日理万机之中，却有一种他人无可比拟的从容与风流，羽扇纶巾中神露智显。可惜他的这种状态只能装给司马懿等敌人看，实际上自己却力劳心歇，不得喘息，五十多岁就鞠躬尽瘁，疲惫而死。因为他已进入政治、军事的中心漩涡地带，完全没有逸的可能即没有清言、清淡的可能，他发出的声音均是指令、计谋，其中不仅有重言，而且有浊言，如改“二桥”为“二乔”以煽动周瑜反曹等等。身在政治较量漩涡之中，其逸很难逸之真切，象诸葛亮，出山之后的逸态，多半是伪态。  

7

    如果说《红楼梦》是一种名士文化，那么《水浒传》则是一种斗士文化，而《三国演义》，似可称为谋士文化。

    《红楼梦》中的史湘云，鲜明地折射名士文化。她不拘形骸，持才放达，逸得很真很纯。她的姑奶奶（贾母），也很有名士风度。而最大的逸士是贾宝玉，他的身上集中了名士文化的全部特点。《水浒传》虽属战士文化，可惜太多战士的伪形。象鲁智深，可称真战士，他英勇善战，但不滥杀无辜，始终守持战士的人性边界，而李逵、武松们，则杀人如麻，刀斧的指向一片混乱。《三国演义》从文化上说，比的不是力量，而是计谋。于战争中，表面上看是靠将士，从深层看是靠谋士。诸葛亮是争夺各方的第一谋士，他代表着三国最深层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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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操确实爱才如命。他对关羽、赵云之爱的故事确实感人。赵云在曹军的重重包围之中，如果不是他慕其英勇、下了一道“勿伤害”的命令，赵云哪能冲出一条生路、救出阿斗？但是，曹操所以爱才还是因为“才”能为我所用，一旦发现才不附我顺我，他也不容“才”立足于天下。荀彧为他立了那么大的功劳，还是被他所“不容”，更勿论杨修、弥（祢）衡了。可惜可惜，即使象曹操这样“爱才如命”的统帅，也走不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猛人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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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牟宗三先生认为从才性的角度上说，英雄与圣贤的区别在于前者“顺”，而后者则有“逆觉”。也就是说，英雄总是顺其天性而为，缺少“超越理性”，而圣人虽也有先天的才性，但又能超越自己的才性去就范天理。

   牟先生所说的“逆觉”，用今天的语言表述，便是“反思”、“反观”、“反省”，即能把自己作为审视对象，自知之明，自我克服。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大约也是这个意思。《三国演义》中的英雄，如曹操、刘备、孙权、关羽等都缺少这种“逆觉能力”，个个自以为是。关羽也如此，他最后的失败正是失之缺少自知之明，对自己估计过高，对敌方估计过低。“三国”中唯有逆觉能力的是诸葛亮，所以他才会挥泪斩马稷，才会在战败后自我处分（降三级），同此，他是“三国”中唯一的“英雄”兼圣人的人。可惜因为战争环境极为险恶，他的智慧常常化作心机权术，也带面具，与真正的圣贤又不能同日而语。无论如何，圣贤是不可搞阴谋诡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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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操煮酒与刘备论的是英雄，不是圣贤。两者都需要智慧，除此之外，英雄的主要特征是“胆力”，而圣贤的主要特征则是“道德”。曹操自知自己如天上蛟龙，拥有胆力，但他的“宁负天下人”，则离圣贤十万八千里。他不能做“内圣外王”之王，只能做你“内雄外王”之王。刘备满口仁义道德，却满腹“宇宙之机”，离圣贤也很远。曹操称他为英雄时，他吓得手足无措，乃是曹操实际上道破他也是胆力过人、能缩能伸的野心家。中国的历史，在秦之后，汉初崇儒，算崇尚圣人，汉末进入乱世，则崇尚英雄。之后，时而崇英雄、时而尊圣贤。宋代是崇尚圣贤的高峰，国势变得很弱，没有力量。清则两者都尊。五四运动的划时代意义，是结束英雄崇拜与圣贤崇拜的时代，进入凡人生活的时代。虽然之后还有反复（乃有英雄崇拜），但凡人与英雄、圣贤平等的时代开始了。用黑格尔的语言说，史诗时代结束了，进入的是散文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