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与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战略

——访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李向阳

记者：为什么在讨论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战略时要强调经济全球化这一背景？

     李向阳：伴随加入WTO，中国经济已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之中。因此，我们面临的环境发生了两个根本性的变化，一是国际经济规则对我们的约束越来越大。经济全球化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商品、服务、生产要素跨国界的流动取得了高速发展，另一方面国际经济规则趋于统一，对民族国家的约束力趋于加强。“入世”以后我们都已经感觉到了，无论是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管理方式还是微观经济运行方式都在适应国际经济规则的要求。相反，那些还不适应国际经济规则要求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正在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或者干脆被淘汰。当然，全球化的这种冲击不仅仅在中国存在，在世界各国都能感觉得到。

      我们面临的第二个变化是，伴随经济高速增长，经济规模迅速扩大，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之间正在进入互动阶段。换句话说，中国经济已经不再像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年那样，只是单方面的受世界经济的影响，而是表现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比如，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越来越大；对国际商品市场、国际金融市场的走势影响越来越明显；在接受现行国际经济规则的同时，也在全面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过程等等。这就意味着，我们在制定经济政策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国际社会的反应以及国际社会对我们政策的反作用。

      正是由于这种内外部环境的变化，我们需要重新考虑确定新时期对外经济发展战略的方向问题。

      记者：那么经济全球化究竟对我国意味着什么呢？

      李向阳：刚才谈到，经济全球化具有双重特征。商品、服务与生产要素跨国界的流动属于生产力层面的特征。它的发展为后进国家赶超先进国家提供了一个客观的外部环境。二战以来的经验表明，参与经济全球化，实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是后进国家实现赶超的必要条件。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通过商品、服务与生产要素跨国界的流动，我国的比较优势得到了发挥，全球化在为我们提供了市场的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获取资本与技术的机会。关于这一点，国内学术界争议不大。

      经济全球化的另一个特征是国际经济规则趋于统一，对民族国家的约束力趋于加强。这属于生产关系层面的特征。规则的非中性特征决定了规则对不同国家会有不同的影响。总体而言，目前的国际经济规则是由发达国家制定并主导的。无论是金融、贸易、投资领域，还是生产、消费领域，国际经济规则反映的都是发达国家的利益。比如，WTO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看上去非常公正，但它的核心是保护技术创新者的利益。在全球范围内，发达国家是主要技术创新者，而发展中国家则是技术的应用者。保护创新者的利益实际上就是保护发达国家的利益。技术水平的高低是决定一国在国际分工链条上位置的决定因素，因而保护创新者的利益就是要保护发达国家在国际分工链条上的顶端位置不受冲击。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现行的国际经济规则是一种“两难困境”的选择：不接受现行的国际经济规则就意味着游离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之外，结果将无法获得商品、服务与生产要素跨国流动所带来的任何收益；反过来，严格遵守现行的国际经济规则将很可能被“锁定”在国际分工的低水平链条上。作为全球化的后来者，我们不得不首先接受现行的国际经济规则。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现行的国际经济规则是合理的、不需要改变的，更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必然获得赶超发达国家的机会和制度环境。近年来，发达国家对我国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重点越来越从早先的反倾销、反补贴转向知识产权保护，其真正的动机就在于此。

      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经济全球化带给我们的并非是一条充满献花之路，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度约束不仅会损害我们的正当利益要求，而且还有可能把我们“锁定”在国际分工的低水平链条之上。

      记者：既然经济全球化对所有国家都会产生影响，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战略有什么特殊性吗？

      李向阳：首先，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与其他发展中国家面临着相似的国际环境和任务。我们在看到总体利益一致的前提下，由于产业结构、技术水平、贸易结构的相似性，在国际市场上中国经济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还存在利益冲突的一面。

      其次，中国是一个大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国家经济规模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国际经济学教科书通常是不考虑国际经济规模的，而在实践中，国家经济规模的影响随处可见。比如，在目前全球经济失衡的争论中，许多小国的贸易顺差相对规模（顺差额/GDP）远高于我国，但却不会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再比如，WTO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被认为是维护公平贸易、维护小国利益的一大进步。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小国很难真正运用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原因是，即使在贸易争端的最终裁决中获胜，他们也只是获得了有权实施贸易报复的权力。如果面对的是大国，大国可能会威胁在争端之外的领域对小国进行反报复。因而，发展中国家小国一直在倡导改进目前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甚至有的国家提出来把这种贸易报复权进行“拍卖”。对大国而言，在国际经济事务中，其最大的优势在于有能力影响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过程。当然，可能会有人说，我国目前的人均收入还很低，根本谈不上经济大国。对此，我们必须意识到，对外部世界而言，一国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其经济的绝对规模，而不是其相对规模。近年来，主要国际经济组织，如OECD、“七国集团”等都在对我国伸出橄榄枝，希望我们成为其正式成员。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互动格局也证明了这一点。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作为一个大国的特殊性。

      第三，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冷战结束以后，国际经济领域开始淡化国家的意识形态色彩，但这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因素已经在国际经济事务中消失。一些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交往过程中仍然会给我们贴上“意识形态异己”的标签。不管我们是不是承认这一点，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迄今为止，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仍然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尽管我们的市场发育程度和贸易自由化程度已远远高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其背后的结症实际上意识形态因素在发挥作用。最近，美国商务部以“国家安全”为名正式宣布，美国对我国的高科技产品出口施行更加严格的限制措施。在中国政府致力于解决两国贸易不平衡的背景下，美国政府的这种举措看起来十分荒谬，但在意识形态的大旗下却能够成为现实。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是我们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定位。因而，这也决定了新时期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战略的基础。

      记者：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战略的主要目标是什么？

      李向阳：过去一个时期，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战略的目标集中于促进经济增长。在贸易领域，以扩大（净）出口促进GDP的增长，客观上忽视了贸易条件的改善。其结果是，我们出口什么，什么就跌；进口什么，什么就涨。为了促进出口，我们承担了较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在引进外资方面，一些地区为了GDP的增长，不惜牺牲劳工的利益、土地使用者的利益，甚至国家经济安全利益。毫无疑问，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它引发的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

      鉴于我们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和新时期国家的基本定位，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战略的主要目标，应该从单纯的追求GDP增长转向提高国民社会福利水平。这一目标并不否认促进GDP增长的必要性，因为一国GDP的增长是提高国民社会福利水平的主要途径。然而，我们在追求GDP增长的同时，必须考虑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否则就会陷入只有经济增长，没有经济发展的怪圈。国民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最终需要反映为个人收入的增加和社会财富的增加。如果说个人收入是一个流量的话，那么财富反映的则是存量。除了收入和财富的增加，国民社会福利水平的高低还取决于良好的自然环境、生活环境、社会环境等等。

      为此，在国际经济领域，除了获取更多的市场准入机会（以促进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和引进外部资本之外，至少还必须关注下述目标：第一，贸易条件的改善。改善贸易条件意味着贸易所带来的直接收益增加。第二，获取先进的外部技术，并与自主创新形成良好的互动机制。这是发展中国家摆脱被“锁定”在国际分工低水平链条上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第三，扩大对国际经济规则制定过程的影响力。作为大国，中国具备参与影响国际经济规则制定的能力，同时中国也需要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维护自身利益。第四，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经济安全的衡量标准和实现手段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国际范围内，大国与小国对经济安全的界定也有很大差异。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仍然是国际经济事务影响因素的前提下，维护我们的国家经济安全是至关重要的。

      一国对外经济发展战略的各种目标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其中某一个目标受到损害都会危及到根本目标的实现。

      记者：围绕上述目标，当前我国对外经济发展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有哪些呢？

      李向阳：在经济全球化、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互动的背景下，国内经济发展与对外经济发展已经密不可分。如何适应这种环境的变化，实现两者的协调发展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以经济增长模式为例，“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了内需与外需的协调发展目标。扩大内需，改变经济增长模式正在成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之一。

      在对外贸易领域，不断扩大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的增加不仅受到来自外部的压力，而且也对国内经济产生越来越大的压力。解决这一问题客观上并非是我们单方面能够力所能及的。贸易收支的统计指标显示，我国对美欧存在较大的顺差，而对周边地区经济则有大量的逆差。其原因是，东亚地区存在一个国际生产网络，而我国处于它的最末端———组装加工阶段。和其他地区的国际生产网络相比，东亚国际生产网络存在一个“两难困境”：一方面这种生产网络的形成与配置是市场自然决定的结果；另一方面，网络内部缺乏最终消费市场。由此导致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东亚地区对欧美市场贸易顺差的“恶名”。如何解决这一难题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

      与此相联系，在对外金融领域，人民币汇率正在受到升值的压力。这种升值趋势一方面有助于我们改善贸易条件，另一方面通过出口机制影响经济增长、国内就业、金融稳定等诸多方面。

      在引进外资领域，伴随我国市场开放程度越来越高，跨国公司进入的方式和领域也在发生变化，从以往的绿地投资方式转向购并方式；从消费品生产行业转向金融服务业与高端的机械装备等行业。由此所引发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正在浮出水面。

      在区域经济合作领域，过去几年间我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当前，全球范围内的区域化浪潮已经达到与全球化相媲美的地步。单个国家被区域化排除在外的成本越来越高，多米诺骨牌效应正在促使绝大多数国家都参与到区域化的浪潮之中。同时，对大国而言，参与区域化的进程也是扩大对国际经济规则影响力的主要途径。在东亚地区，迄今为止，受诸多因素的制衡，形成一个统一的自由贸易区还有很长的路。

      诸如此类的问题还很多。如何适应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制定和完善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战略是中国经济学界共同的研究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