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奥委会取消悉尼奥运会中国的体操铜牌

资料图-刘璇、奎媛媛、凌洁、黄曼丹、杨云和董芳霄(从左至右) 

　　董芳霄

日评：哭组织的牺牲品董芳霄

为了地方的全运会金牌，她的股骨头受到永久性伤害；为了国家的奥运会奖牌，她的年龄受到隐瞒（我实在不敢说篡改这样惹麻烦的词），名声永留于国际体操联合会的耻辱柱。是悲焉，是不悲焉，是哭焉，是不哭焉。

网易体育2月28日独家评论，网易体育特约评论员李佳阳

新闻背景：国际体操联合会27日公布对中国体操女队悉尼奥运会年龄造假事件的调查结果。国际体操联合会规定，运动员须达到16岁方可参加奥运会体操比赛。董芳霄在国际体联的注册信息显示她生于1983年1月20日，她因此获得了悉尼奥运会的参赛资格，并且帮助中国体操女队获得了团体比赛铜牌。但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担任工作人员时，董芳霄的信息却显示她生于1986年1月23日。据此，国际体联宣布取消董芳霄在悉尼奥运会时取得的成绩，由于涉及到的是奥运会的比赛，国际体联已将此事提交国际奥委会，要由国际奥委会决定是否取消中国女子体操队在悉尼奥运会上取得的铜牌。

2001年年底，当我来到河北省唐山市董芳霄家（某学校家属楼）采访时，董芳霄的妈妈刚好把她从卫生间里背到床上。彼时，董芳霄因股骨头坏死在石家庄做完手术，还不能下地走路，而刚洗完澡的她脸上稚气未脱。在采访过程中，无意间涉及到董芳霄年龄的秘密，但无论是在当时（股骨头坏死），还是在今天（悉尼奥运会成绩被剥夺），我所主要关注的都是中国体育给运动员带来的伤害。

董芳霄在国家体操队属爆发力突出的运动员，而董芳霄在3岁多无意间表现出来的出色弹跳力，让她的妈妈帮她选择了体操这条如今想来充满艰辛的路。2001年，正处于巅峰期的董芳霄被查出股骨头坏死而被迫退役。2001年5月，在日本大阪举行的东亚运动会上，她一人包揽五块金牌，随后的2001年8月在北京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又获得团体金牌和自由操的个人冠军；2001年11月为河北队夺得第9届全运会团体金牌和自由操个人冠军。

而正是这次全运会比赛，断送了董芳霄的美好前程。董芳霄确诊股骨头坏死之前，在训练中曾感到过胯部疼痛，当时体操中心建议她先停训回省休息，但河北省希望她能坚持打完九运会。谁都知道全运会成绩对地方体育官员意味着什么。当时还是个孩子的董芳霄根本不懂保护自己，在全运会比赛中，是打了封闭针上场比赛的。后来，董芳霄手术的主治医师在电话采访中说，按照股骨头坏死的四期划分法，董芳霄的入院时的情况属于三期。如果是一、二期时及时治疗，董芳霄就有可能100%地康复，而对三、四期，医学界还没有根治的办法。

两块全运会金牌，夺走的是一个花季少女一生的健康。董芳霄虽经手术治疗后没有落下残疾，但她的腿一生都不能经历剧烈运动。因为没在拿过奥运会金牌，所以，董芳霄没能到北大清华这样的全国一流大学深造（像她在国家体操队的队友刘璇因为拿了悉尼奥运会平衡木金牌就能在北大完成学业），而是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拿到学位。

现在，董芳霄因为“年龄门”被取消悉尼奥运会铜牌。但这只不过是在中国体操给她带来身体上的永久创伤之后，心理上带来的再度伤害。事实上，现在我们知道在2001年时她也不具备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资格。但我们必须清楚地明白一点：董芳霄和其他无以计数的运动员的资格造假，都不是他们的个人行为，而董芳霄无疑是深受多重伤害的受害者，身体的伤痛和名誉的屈辱将伴其一生。

竞技体操的残酷性在于，它的起点须是从一个孩子的四五岁开始，以后就要长年不断地训练，就是春节也最多中断三四天，否则发育中的筋骨所能打开的极限就会回缩，导致前功尽弃。而与董方霄一样的股骨头坏死的病症在北京、湖南、山东等地方体操女队中也重复发生，它们更多是由于不合理技术动作的重复性训练导致的。

除了董芳霄这样的运动职业伤害，还有像桑兰和王燕那样在比赛和训练中的意外受伤。2007年6月10日，在全国体操锦标赛女子资格赛高低杠项目的比赛中，浙江体操运动员王燕在做高低杠“后屈两周下”时由于翻腾不够离杠太近，在完成了第一周空翻之后脚挂到了高杠，随后她头部朝地重重摔下。经过两年的治疗和康复，如今的王燕生活已经基本能够自理，但是仍要坚持做各种康复训练，据医生介绍类似这种康复训练要伴随王燕一生。而坐在轮椅上的桑兰，她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

在2007年王燕受伤引起媒体关注后，国家体操中心主任高健呼吁说：“中国体操的发展本来就不容易，过分夸大这样的受伤事件会让普通人认为体操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项目，将来就不会有人让孩子从事体操训练，对项目的发展非常不利。”但在这样一种由金字塔结构搭建的举国体制当中，一名运动员所受到的伤害可能不限于身体和名誉，甚至还包括心理健康。

2008年年底，在经过长达5个月时间和4次庭审之后，“体操神童”高帅受虐案由北京宣武法院最终判决：被告方先农坛体校赔偿高帅医疗费、就医交通费、看护费、精神抚慰金共计人民币56364元，并且驳回高帅其他诉讼请求。引起广泛关注的高帅受虐案，暴露了中国体育人才培养机制中的黑暗一面。

高帅3岁半开始进行体操训练，8岁成为国家一级运动员，10岁就获得了全国比赛的冠军。在全国比赛获得冠军后，李宁还曾为他颁过奖。2008年，高帅只有12岁，已进入北京市先农坛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的他，因多次被同学殴打，被教练无故罚倒立一个多小时，甚至还被同学和教练诬陷为小偷。这不仅使高帅成绩无法提高，还使他被诊断出精神抑郁，有自杀和杀人倾向，曾扬言“杀了杨月山之后再自杀”。据称在体校里，高帅遭受到的各种各样的虐待方法有几十种。法院判决之后，揭露体校有教练“吃请，收礼，索小姐”的高帅母亲，声称“一百辈子也不让孩子练体育了”。

所有这些都指向了对一个体育现有体制的控诉。中国体操的训练机制不仅剥夺了孩子快乐的童年时光，还有可能夺走他们的身体和心理健康以及声誉。中国的市场经济让奥运冠军有了“疯狂”的市场标价，但不同于国外的俱乐部机制，我们是投入国家的资源来培养尖端的“冠军产品”。这里不仅产生了不公平，而且，掌握着资源和通道的人，就有了“寻租”的理由。

公众总是能轻易在电视广告中看到奥运冠军的风光无限，或者在媒体娱乐版看见郭晶晶与富家公子的花边新闻。人们不容易看到的是这少量的功成名就的冠军背后，数以万计的体育少年成为沉没的成本，他们在这样的一种体制当中，是不被关注的弱者，是担负屈辱与损害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