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家杨宪益昨辞世 几乎“翻译了整个中国”

热恋时的杨宪益和戴乃迭

翻译家杨宪益昨辞世享年九十五岁———

鸟儿像往常一样，掠过后海的天空。小金丝胡同的那个院落，大门紧锁，塞在门口的当天报纸，一直无人领取。老街坊们不知道，那位坐在轮椅上、偶尔出来遛遛的老人家，刚刚作别人间，作别他在翻译史上铸就的高度，去了另一个世界，续写他跨越国界的爱情传奇……昨天早上6时45分，翻译家杨宪益，在北京煤炭总医院5层三号干部病房，因淋巴癌晚期辞世，享年95岁。

据杨宪益外甥女、画家赵蘅介绍，杨宪益是10月10日入院的。“从10年前舅母过世后，舅舅身体就一直不好。一年前开始，进食就不怎么好了，也不怎么能说话。这次住院，是做离子植入手术，以把淋巴癌细胞杀死。这类手术此前做过，这次也很顺利，本以为跟平常一样，做完手术后在医院待个三五天就可以回来。没想癌细胞转移了。”

说起这些，赵蘅哽咽了，她和杨宪益的女儿一直陪同先生走到生命最后一刻：“去年因为脑血栓，不能写字了；今年又因为癌细胞扩散，呼吸都困难，说不了话。舅舅就这么走了，只言片语都未留下。”

据赵蘅介绍，过不了多少日，就是舅舅95岁生日。“他一直很盼望这个生日。外婆就是95岁左右去世的，他一直想着自己要‘活过母亲’。”

成 就

几乎“翻译了整个中国”

杨宪益是把《史记》推向西方世界的第一人；他翻译的《鲁迅选集》，是外国的高校教学研究通常采用的蓝本；与夫人合作翻译的三卷本《红楼梦》，与英国两位汉学家合译的五卷本（译名《石头记》）一并，成为西方世界最认可的《红楼梦》译本……他还翻译了《离骚》、《资治通鉴》、《长生殿》、《牡丹亭》、《宋元话本选》、《唐宋诗歌文选》、《魏晋南北朝小说选》、《老残游记》、《儒林外史》等经典作品。

1982年，在五六十年代开始便与西方世界隔绝的中国，杨宪益发起并主持了“熊猫丛书”，弥补了外国对中国文学了解的空白，重新打开了中国文学和外界沟通的窗口。在这一丛书里，既有《诗经》、《聊斋志异》、《西游记》、《三国演义》、《镜花缘》等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也有古华的《芙蓉镇》、张洁的《沉重的翅膀》，以及巴金、沈从文、孙犁、李广田、吴组缃、新凤霞、王蒙等人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

研究杨宪益翻译工作的学者李晶告诉记者，杨宪益翻译非常注重准确性，其次还注重译、介结合。“译、介结合，是先生的治学态度所致。杨先生对历史研究感兴趣，也写过一些历史考证的文章。他在介绍作品的同时，总是会做一些文学研究的工作，对作家本身以及创作背景做相应的介绍，以让外国读者更好地走进作品。这对翻译工作者而言，的确是非常珍贵的学术习惯。”此外，杨宪益“还特别注重译介的系统性，各个历史时期的代表性作品都有涉猎”。“从这一意义上，有人说他‘翻译了整个中国’，一点都不过分。”

爱 情

译界伉俪恩爱一生

杨宪益1915年元月出生于天津。杨父早年留学日本，后任天津中国银行行长。1936年，杨宪益进入牛津大学深造。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杨宪益怀着满腔虔诚，认为“中国必胜”。他在伦敦组织中国学生集会，做维护祖国的演讲，为抗日募捐。如此杨宪益，被推举为牛津大学中国学会主席，当时他的秘书是一位英国女子，中文名戴乃迭。“秘书”日后成了夫人。戴乃迭是一位英国传教士之女，生于北京，对中国颇有感情，7岁时随母回英国；结识杨宪益后改法国文学专业为中国文学，是牛津历史上第一位获中国文学荣誉学位的英国人。

因杨宪益为战火纷飞中的祖国效力心切，学有所成的他，婉谢了哈佛的执教邀请，于1940年回到家人所在的重庆。——时年21岁的戴乃迭，拒绝了杨宪益分手的请求，抛却了西方人的偏见，抛却了母亲“这场婚姻决不会超过四年”的警告，揣着50英镑一路飘摇到了中国。

1941年2月16日，两人终结秦晋之好——证婚人，一位是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一位是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

新中国成立后，经学者向达推荐，杨宪益来到北京外文出版社。戴乃迭也以“外国专家”的身份入职。中国翻译史，就此多了一段佳话。合译中国文学名著时，一般是由杨宪益翻译初稿，然后由戴乃迭修改润色，成为定稿。据杨宪益回忆，两个人从未因为什么问题红过脸。日常生活中，杨宪益总是非常照顾戴乃迭，就连家常语言，他也常常主动讲英语，以至戴乃迭“埋怨”自己汉语不大流畅，就是由于杨宪益英文“过分熟练”。

直至10年前戴乃迭过世，她依然没有改变英国国籍，但她陪着杨宪益，为中国翻译事业奉献了毕生的心血，也陪着中国丈夫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所有“政治风云”。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一对异国夫妻的生活，可想而知。杨宪益最疼爱的、也是唯一的儿子，就是因为“文革”中受到父亲的牵连，逐渐精神分裂。即便被送至英国姨妈家“改变一个环境”，儿子还是不堪岁月伤害，38岁时在姨妈家用汽油点火自焚。

老来回忆“文革”，杨宪益会自喜“有段时间打扫厕所，我干得很好”，“《中国文学》编辑部的厕所是全外文局最清洁的厕所”，并因“工作勤勤恳恳、一丝不苟而受到人们夸奖”，鲜言其他。

赵蘅告诉记者，杨宪益总是隐忍的，但儿子去世后，他流过泪。“他和舅母在家，老来丧子，不甚其哀，对着彼此唱起了英文歌，唱着唱着，舅舅就哭了。”生前，杨宪益曾说，之所以没被多灾的生活磨难搞成精神崩溃，是因为我们的心是光明的。

晚年戴乃迭受困于老年痴呆症，但杨宪益与她寸步不离。“舅母在医院时，每天都要看见杨宪益。”戴乃迭去世后，杨宪益一直很遗憾“自己没能和她一起走”，作悼亡诗云：“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

赵蘅告诉记者，杨宪益此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在中国古典文学和历史学方面有更深的探索。“他少时立志，想的就是做一名学者，没想成为翻译家。但因为舅母喜欢翻译，他也不做它想，夫妇俩双宿双飞地翻译了一辈子。”

个 性

淡看权势 这个男人不一般

早年留学英伦，但杨宪益生活中一点也不洋派。“即便是老来照顾他的护工，他还得要求是男的，他害羞。”外甥女赵蘅告诉记者。杨宪益好酒。家里洋酒不少，但最好“二锅头”。曾写下《谢酒辞》：“休言舍命陪君子，莫道轻生亦丈夫。值此良宵虽尽兴，从来大事不糊涂。”

杨宪益兴趣广泛，好搜集石头，也写点打油诗。他有句口头禅：“学成半瓶醋，诗打一缸油”。

1949年，有人请杨宪益去台湾，他不去；后来“运动中”，又有人“动员”他离开中国，他也没干。

杨宪益崇尚年轻人就该有理想。他很少指责什么，但老来嘟哝过，现在年轻人不像以前那么爱看书。

在英国牛津求学的杨宪益，曾出于好玩，一口气把《离骚》按照英国18世纪的英雄双行体格式，翻译了出来，译作充满了嘲讽与夸张。这一年，他24岁。

在抗日战争如火如荼之时，留学生杨宪益，与后来的语言学家吕叔湘一起办了份专给华侨参看的《抗战时报》。

1953年，杨宪益作为政协特邀委员，跟一群科学家、艺术家一起接受毛主席接见。周恩来特别对毛主席介绍他翻译《离骚》之事。毛主席问他：“你觉得《离骚》能够翻译吗？”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可以翻译的。”

赵蘅告诉记者，杨宪益早年曾被要求和钱钟书、叶君健等一起翻译“毛选”，他婉言谢绝了。他把精力投向了《红楼梦》的翻译工作。“入狱前，他已经翻了一半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1968年，杨宪益和戴乃迭入狱。杨宪益翻译一本中国古代文学简史，作者效法苏联的《联共党史》，在文学史每一章结尾都整篇整段地引用毛主席的话。杨宪益认为这种写法不符合国外读者需要，在征得编辑同意后把语录删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