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海关注：本文原稿张学良将军写于 1957年，为奉蒋介石之命而作。九十年代在作口述历史时，张将军本准备将此稿付之一炬，在张之宇的劝说下留存下来。书中关于西安事变的记述很简单，采用的是当时国民党钦定的说法，对共产党的观感，也采用了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给中共贴的标签，即苏俄的工具。至于对蒋介石的恭维，在本人看来，字里行间，显然是全书最言不由衷的一段，此稿的第一读者，蒋氏，未必就看不出来。

张将军的原稿文字流畅，一气呵成，所以全文照录。张之宇的校补（凡注明“按：”处）则有些地方引典过多，文字晦涩，本人偷懒，录入时有所节略。原稿中凡提及孙中山，蒋介石之处，前面都空一格，是当时台湾流行的表示敬意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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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张之宇)

撰补这部初稿，思绪抢然，张学良将军使用自述式口语文体，由于写作时，张氏认为不是满意之作，并未加意于文字的润饰，也没有做出版的准备，所以落墨时的真情，使爱，憎呼之欲出。象无限辛酸下的语重千金，满膛恨血下的触目沮丧，意雄孤傲下的刺骨豪气，但文中藏情，写作时期的日记就是张氏《杂忆随感漫录》的心路历程了。

有关张学良将军之论著，往往即或关于某一件事情，诸多亲历其境者的文字记载，也都大有出入。这本初稿系张氏由笔端记出了自己的见解与做法。笔者以张将军以后口头的解释与补充为整理时首要资料，用来反映张学良将军文字以外的心貌。同时遵循张氏要“实话实说”的原则指示，对经不起推敲的传讹之误，做一些补正。

案积山堆关于张氏父子的著述中，张学良将军以《从草莽英雄到大元帅-张作霖》一册，签名赠与笔者，嘱曰：“这一本还可以拿来作参考。”（系陈崇桥，胡玉海编著，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由此得见张氏之不轻许可。

其他诸多作品，张氏甚至以“放屁”嗤之以鼻，往往使一部巨著由于一件叙事失实，波及全书，实觉可惜......《杂忆随感漫录》不幸有虎头蛇尾草草结束之感，且这部初稿濒临于一焚。几经笔者建议与解说，才保存下来俟日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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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张学良自拟）

前言

我的父亲和我的家世

我的家世

我们原是河北人

我们本来姓李

我的祖父之死

我的父亲

弟兄二人谋复不共戴天之仇

避难投军

编为巡防营管带

剿蒙匪有功

升为统领

只身斥退蓝天尉

军队之扩充和奉军名称之由来

第一次奉直战争的前因后果

巴黎和会助款成行

收复外蒙之志未遂

三角同盟以及第二次奉直战争

同总理会见于天津

同冯玉祥的合作以及冲突

同吴佩服会见以及就任大元帅

搜查苏俄大使馆

逮捕北方共产党之元凶

怒颜抗拒日本之要挟求索

遇难后奉天之局势和逝世的真实日期

义释刺客

视民如伤告天求代

我的生活

少年时代

我的教养

军人生活

穿上军衣就脱不下来了

派赴吉林

剿匪

赴日观操

第一次奉直战争

担负整理军队之责

第二次奉直战争

患难易共安乐难

纪律破坏

重大的损失

不断的战争

撤出北京

退回关外

厌弃内战方面重责

担负起力不胜任的重责

顺服中央

助成统一

日本人之阻挠

仇愤填膺

几酿大祸

实现易帜

阻止直鲁军入境

进谒蒋主席于北平

抗俄之役

扩大会议之解决与石友山的叛变

九一八事变的经过

热河失陷

我之去职

我之与国民党

少年时同国民党人的交游向往

正式加入国民党

对总理的崇奉

对总裁的瞻仰

出洋归国

与管束解职赴沪

戒除酗好

放洋出国

由欧归国

忧愤好恶不得其正

同中国共产党人的交接

同周恩来会见

于扶施变乱

与技术坦白的自我批判

军法会审

廿年的生活

对共产党的观感过去的懵懂

考其理论

审其言行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按：此目录与内文标题，都是张学良所亲拟，前后文字略有不同，并遗漏了“后叙”，均为原来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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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在这十几年来，甚喜浏览历史，而深感中国史书，不只是古代史，就如最近之现代史，疑云重重，记载上多有不真实之处。然此并非皆由于写史者有意歪曲，而真实之史料，实在是难得访求也。有之传闻失实，有之记述讳隐，有之自我夸张，或者泯灭无可察考。此之对于后世之人，诚为重大之遗憾。我今山居幽闲，不揣冒昧，拟将亲身所经历，有关可供为历史的资料，真实记述，以供史学家之参考，或者有戒于后人。自度已近花甲之年，岁月无多，兹先就数宗关于我自身的，目下我能想起来的认为是比较重大者，分别写下。我虽尽力排除主观，然以我自己写自己之事，必然是有我自己的观念和我自己的言论在内，尤其是目下我自己的心情。我力求避免上述不实、讳隐、夸张之弊，而存其真。我半生戎马，又未曾致力于诗文，今日伏案写著，此诚东施效颦，文笔拙陋，词不达意，势在必然。再有现时我缺乏参照询谘，但凭个人记忆，年月日期，姓氏名号，无法写得清确，只得如此，以备补正。此记述之目的，旨在供献真实材料，所以不顾瑕疵。务请大雅谅之。假如有更好历史的同道，加以纠正补充，实所至望。

张学良　四十六年元旦于清泉

我的父亲和我的家世

我的家世

我们原是河北人逃荒逃到辽宁的我的家世，既非望族，亦非阀阅。我们的老家原是河北省大城县，在前清初年，因遭逢荒年，流迁到辽宁省海城县的家掌寺地方。世为贫苦农民，除耕种之外，以烧◆为生，仅能糊口。（按：「扫土熬◆」者的生活辛苦，比垦地开荒者犹过之）

我们本来是姓李

我的祖宗，原为李姓，大概是在家的高曾祖时代，张、李两家原本是亲戚，又同为是由大城逃荒而来者，张家无子绝后，领养李姓之子以继香灯（按：即香烟），遂冒姓了张氏。

我的祖父之死

我的祖父为人慷慨尚侠义，对于乡里凡有不平之事，虽不干己，亦多挺身而出，到后来也就是为了替人家打抱不平而死。缘因：有王姓者，恃强凌弱，我祖父出而论理干涉，王某怀恨在心（按：王某在赌局中作弊，为张学良祖父识破，与王某结仇）。某晚路遇我祖父于野外途中，要挟向彼赔罪，我祖父本已衰老之年，王某乃年青（按：轻）力壮者，我祖父怒骂不已，被其殴伤，仍迫赔罪，我祖父始终不允，遂致重伤而死。

彼时我家贫苦，王乃地方富户，当时的官府，如俗所云：「衙门口向南开，有理没钱少进来。」我家糊口都成问题，那里敢同一个富户去打官司哪！

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弟兄二人谋复不共戴天之仇

我父亲雨亭公，讳作霖，同胞弟兄三人，我的大伯父早死（按：张学良将军大伯父，人长得体面，乡人一女子与丈夫作「打虎」生计，张之大伯父误落圈套，事为张之祖父知晓，对一家之长子期望很高，恨铁不成钢，十分气恼。一天张之大伯父正在炕头吃饭，张学良之祖父，怒气按捺不下，自背后以门栓拦腰一棒，打得其大伯把吃的东西全吐出来，不日就因内伤致死），二伯父同我父亲决心誓报我祖父之仇。

于某一夤夜，兄弟二人，持一土枪，潜入王姓宅院，不幸被同住的佃户老太婆发觉，出而强行阻拦，我父亲不慎，黑夜之间误将老太婆击毙。报仇未果反误伤他人。我伯父被捕，我父亲逃去，王姓遂控告我伯父等抢劫杀人。

我伯父声辩，为谋复父仇，并非抢劫。虽抢劫杀人之罪得直，但仍被判为误杀之助手，有罪入狱。我二伯父作孚公，在前清末年为地方保卫团团董，追剿土匪阵亡，得荫为世袭云骑尉。

避祸投军

我父亲既定为误杀之正犯，因而逃走，投入毅军宋庆部下。曾参甲午之役，后积功得升为哨长。数年后辞差回里，自以为衣锦荣归，殊不知到家之后，王姓知晓，惧我父再来复仇，投官府报案，请求逮捕我父亲，幸乡里得知，通告速为躲避，不得已再事逃亡。我父亲曾习过兽医，以医马为糊口，因之结交了好些江湖朋友。时逢庚子之乱，我父亲同几位好友，共营保险生涯。（何谓保险？当庚子之乱，官府不能控制地方，秩序大乱，盗贼蜂起，豪强者聚集同志，保护地方，人称之曰「保险」。即是驻守某地，由某地供给饷粮，此地之治安则须负责保护。）彼时我父亲驻扎于八角台（现已改为台安县，即我的出生地也。）后来有一夥豪强，由一名为海沙子者率领过境，向八角台徵索粮饷，如不交出，即行攻打。我父亲向海交涉说：「我在此地，受父老之托，受人家的供养，保卫此地，你的勒索，我决不应允，如相攻打，必致糜乱地方，于心何忍。」相约二人单独决斗，在郊外同时以枪互相射击，如我死你则领我之众，领受此地之供养，如你死则你众归我率领。何必攻打，使无辜人民受苦，使部属受灾难乎？海则同意，二人在八角台郊外互相对击，我父亲虽受微伤，海沙子死焉，我父亲遂收其众。（按：海沙子部，包括了一度反张作霖的汤玉麟在内，汤日后在热河督军任内，使张学良将军大为掣肘。一九三三年热河一役，日军以百馀士兵、战车十一辆，从容进入承德，汤玉麟失踪，使张学良因守土失责，自请辞职。)

编为巡防营管带

迨拳匪乱平，我父亲部众，经官府收编，委我父亲为巡防营之管带，驻扎新民府。当时的知府为增韫，我父亲已竟（按：经）到了民国，对增从来礼敬之。后来蒙匪陶什陶、牙迁，猖獗肆虐，东三省及热河等四省会剿，皆未有功。我父亲被调至洮辽，加入剿匪。

剿蒙匪有功，升为统领

陶什陶（又称陶克陶胡）被我父亲击散，逃至外蒙。将牙迁拿获献贡，以功升为巡防前路统领，我亦因此得荫了一个小小功名，我祖母得到诰封，在那个时代，可谓光耀已极。（按：清廷朱批「予部司张作霖等五员奖叙」，据张将军持赠之《从草莽英雄到大元帅□□张作霖》第十七页，称赏银五千两，并被升为奉天巡防营前路统领，系计擒杜立三之嘉奖。但该书注４清《德宗实录》光绪三十三年七月戊戌之引证，则大错特错，该年为一九○七丁未，并不是一八九八的戊戌。）

迨至宣统末年，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奉天驻军协统蓝天蔚，准备响应，拟举当时之东三省总督赵次帅（按：尔巽）为临时都督。

赵次帅之为人，持身廉正，忠贞不移，我父亲终身以师礼事之。能对我父亲加以约束教训，我所见者只此一人而已。赵死时我父亲在北京大元帅时代，亲为吊祭服丧，抚棺痛哭。当时赵次帅，决不承允，拟死节。时值我父亲因事在省，赵召见告以明日谘议局将开会，拟举彼为都督，彼决心死节，托以后事。因为我父亲不但是赵之喜爱部将，曾拜为他之门生。

我父亲力谏赵次帅请暂缓一时，明日谘议局之会，自身亦去出席，观看情势，如能挽回则不成问题，否则大家同死不晚。赵次帅嘉许之。

只身斥退蓝天蔚

彼时我父亲之部属，只有卅几人，在省城讲武堂受训，部队皆驻防于洮辽一带，距省城近者五、六百里，远者千里。遂请赵次帅，急调军队进省，令受训卅几人出堂，发给枪枝。彼时蓝天蔚驻于省城北大营之军队则在一标（团）以上。翌日在渖阳南门外谘议局开会，军队林立，气象森严。蓝天蔚当众宣布，东三省应当独立，拟推选赵尔巽为都督，徵询有无意见。我父亲时在主席台上，坐于蓝天蔚之旁，突然立起，抽出手枪，力拍主席桌案，大声疾呼，我张某反对，请（按：有）何人敢再言此议者。会场则哑然无声，蓝天蔚悄然退出会场。我父亲急返入城，告赵次帅速令城门关闭，以防万一。赵次帅乃命我父亲为城防司令指挥警察以及赵之卫队，并急调辽北军队，星夜进省。我曾记得，曾为当时的老军官，告诉我说，他们曾日夜行军，多至一百馀里！

四天的工夫，达到渖阳。而蓝天蔚亦未曾有何动作，蓝之内幕，我未闻知其详。我想当时参与蓝之事者，应该有个真实记载也。（按：一九一二年诱杀革命党人张榕，抄得张家财产约「五万三千三百五十七两」。见《从草莽英雄到大元帅□□张作霖》二十八页。)

我父亲后来扩编为陆军廿四镇，被任为统制，再改编为陆军廿七师师长。迩后升任为盛武将军管理奉天军务事宜，再兼任奉天省长。

军队之扩充和奉军名称之由来

奉军之扩大及入关参预内战，殆为「劫械」一役。彼时我只十几岁，正在读书时代，整个事情，我不知其详，仅就我所知道的来述写。大概是北京政府因参战向日本购买了一批军火，步枪约为三万枝，炮和机关枪若干，海运由秦皇岛进口，徐又铮携同吴鼎昌、王永泉来渖阳。我想是因为皖派恐怕此批军火落于直派之手。徐又铮同杨宇霆为士官同学而又是好友，游说我父亲劫留此批军火，并商议扩充军队，此事虽为我父亲势力扩大之根源，亦启奉军入关干政参预内战之开端也。

我对于徐又铮之才气，深为钦佩，我当时虽然是未冠的书生，我的性情，自幼就喜欢观审人物。我脑海中不能忘的是：徐又铮风流潇洒，才气纵横，真够得上「上马杀贼，下马露布」，我十分钦羡。惜死于非命，赍志而没，否则对于国家必当有更大的作为。

劫械的成功。由第廿七师为基干，又扩编了五个混成旅。以五个混成旅，皆驻于关内。成立了一个奉军总司令部，我父亲自兼总司令，徐又铮为副司令，杨宇霆为参谋长。此奉军二字出现于关内之初始也。司令部设于天津附近之军粮城。彼时此一实力为皖派一大支柱。后来因为徐、杨二人诱杀直派要人陆建章于奉军司令部（陆为冯玉祥的舅氏，后来冯亦藉此事擅杀徐又铮于廊房车站），我父亲闻 而大惊，怒责彼等过于跋扈，再加上其他的摩擦，因而同徐又铮发生龃龉。徐遂辞去奉军副司令之职，杨宇霆因恐惧而未敢返回渖阳。孙赞尧、张叙五相继为奉军副司令。至此时与直派相当的接近。迨至皖直两派战争将起，我父亲曾亲自入京，拟作调人，被段芝泉（按：段祺瑞）大为申斥，几至遭祸遂立返渖阳。未几直皖战起，奉军先是中立，后来援助直军，皖军战败，此乃民国九年之事。彼时我已充任团长，迩后有些事情，我已渐渐的参预，以后所写述的，多为我亲身所经历者。

第一次奉直战争的前因后果

迨直皖战事结束，我父亲到保定同曹锟会见，就起了一场不快愉的事。缘在保定曹之光园开会，商讨善后诸问题，我父亲是不主张对战败者取激烈的报复行动，尤其是对于段芝泉应与以相当的颜面。（彼时段芝泉仍居北京，并未逃避。）曹仲珊之为人，唯唯诺诺，而吴佩孚在会议席场上，飞扬跋扈，大发激烈言论，主张逮捕段芝泉，严惩某某等等。我父亲则问曹仲珊：「此位发言者为谁？」曹则 愕然而答曰：「这是我部下师长吴佩孚，你不认识吗！？」我父亲说：「今日之会，是我等高级层的会商，你未曾告诉我，师长们可以出席，否则我的师长，还有好几个哪！」曹则令吴佩孚退去。

后来在北京曾开过一个三巡阅使会议，当时我父亲是东三省巡阅使，曹锟是直鲁豫巡阅使，王占元是两湖巡阅使。王占元在直皖之战，取观望的态度，彼时直方有以吴佩孚代王之风传。某一夤夜，在顺承王府我们的家中，曹仲珊同我父亲二人闲谈，彼时我曾侍立在旁。这个时候我家已同曹家联婚，我父亲称曹为三哥。我父亲对曹说：「三哥，迩后北方局面，我二人可左右之，不可再弄战争，大家 好好的练兵，把地方好好的治理，使老百姓过点太平日子。王子春（占元）彼即 (按：既)应邀来京，我们应该以诚相待，使他安心在湖北为对南方的屏障，你切不可轻听部下的怂恿，再拨弄是非。」曹则微微点首承诺。我父亲则正颜厉色，对曹言曰：「三哥你如口是心非，假如你有对王子春不起，你可小心，到那时我可会对你不起，你可不能说我不讲信义。」当时我在旁，听他二人之谈话，我对我父亲的豪爽态度，深为崇敬。

巴黎和会助款成行

第一次欧战停战，开和会于巴黎，中国以参战国身份，派陆徵祥、顾维钧等为代表。但因彼时北京政府经济乏困，无款可拨，代表团不能成行。陆徵祥求助于奉天，我父亲慨然补给十万元，以壮行色，并派王少溥为其随员。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因山东问题拒绝签字，在国际上博得声誉，使胶东半岛及胶济铁路，日后得以收回。

收复外蒙之志未遂

缘外蒙取消独立之后，由褚其祥旅驻防库伦，民国十年，褚军被白俄恩琴所袭溃，白俄军遂占领库伦据有外蒙。而当时之苏俄屡宣言，如中国不将恩琴驱除，苏俄势将派军征讨。大总统徐东海（按：世昌）徵询我父亲意见，我父亲甚为兴奋，愿立功边疆，为国家收复失地，以遏外患。我父亲被任命为蒙疆经略使，组征蒙军。一路由张景惠率领集中于张家口，经滂江向叨林进军。主力则由我父亲自己亲领，集中于海拉尔，然后转向克鲁伦、车臣汗进军。彼时我的第三混成旅先头部队，由郭松龄率领，经铁路输送，已陆续抵达札赉诺尔矣。

正当此时，湖北王占元之第二师发生哗变，直派趁势驱逐王占元以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我父亲闻之大为气忿，怒曹锟趁东北军征蒙外调，而失信排挤王子春，夺取地盘。决心停止征蒙之师，调军回转，向关内集中。以张景惠为西路军指挥奉军第一师、邹芬师、第二混成旅及第九混成旅。我父亲自兼东路军，共分为三个梯队，第一梯队为张作相指挥廿七师、廿八师之一旅及第六混成旅；第二梯队 为我指挥第三、第四及第八三个混成旅；第三梯队为李景林指挥第一及第七两个混成旅。骑兵司令为许兰洲。继为吴佩孚通电反对梁士诒内阁，战事爆发。东北军战败，张景惠被俘，遂退至秦皇岛附近，拒守山海关。仅馀我及李景林两部，小加整补，再度在榆关附近激战，大挫直军，最后媾和，退至山海关外。此即称之第一次奉直战争也。

回顾这一段故事，在中国历史上，有重大意义。假如直系不谋夺王占元地盘，而东北军之征蒙事遂，彼时将库伦收回，安有今日之外蒙伪共和国乎！同时我父亲眼光已向外注视，（那个时候奉天省库存约有三、四千万，此乃奉天省长王岷源理财之功绩也），甚想经营外蒙，如此志愿实现，当然不可能再参预内乱。后之研究民国史者，请勿忽略此一件大事也！

三角同盟以及第二次奉直战争

奉军退出关外，我父亲被举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同北京政府脱离关系。整军经武，创设航空处，兴建兵工厂，改善军事教育，训练青年干部，派遣东西洋留学生。迨至曹锟贿选，同总理中山先生及皖系之浙江督军卢子嘉结为三角同盟，反对曹之贿选政府。总理曾派伍朝枢，汪精卫，李石曾先后来过沈阳。我父亲曾以经济力量协助总理回粤。迨至江苏之齐变元突向浙江进兵，卢子嘉向总理及我父亲呼吁求援。彼时东北之整军计划，尚未完成。我父亲召开会议，我们都说“军备整理尚未如计划完成。”我父亲力主即刻行动，向关内进攻。他的理由是：一则援助浙江，配合广东，不失信盟言；二则如待直系在全国得手，而东北孤立，虽军备完成，亦无用武之地。如他日之败，则不如今日之冒险，败则全信义，力言我已坚定决心，成败不计，汝等为我计划准备行动可也。我等再三请问说：“你老既下决心，我等即当遵命计划矣！”我父亲答曰：“然，军贵神速，一切越快越妙。”我等彼此面面相觑，抢然退下。因为皆知实无胜利之把握。当时之东北军全力动员只七万人，而曹吴对东北用兵，我等预计他可以调动廿万人以上。到后来确证实，直军到战场上的兵力，共计廿一万余人，正是我军之三倍。而我方还是要采取攻势。我们虽无胜利把握，但大家是一条心，愿以死赴之。古人云：“两军作战，哀者胜也。”当吴佩孚到北京寓于四照堂，“举趾高”之气概，可相对照。当我们出发时，到我父亲前齐集请训后，都含泪而别。因为不知此一去还是否再能相见。但皆同下决心，誓死一战。（我将在他日另述我同姜登选，杨宇霆，郭松龄，翰麟春，张宗昌，李景林等诸人之轶事。）

同 总理会见于天津

迨至曹，吴战败，我父亲同冯焕章（玉祥）联名欢迎　总理北上，共商国事。我父亲同　总理在天津初次会面，相见甚欢。先是我父亲到张园拜访　总理，二人密谈甚久。尔后，　总理到曹家花园答拜我父亲，二人又密谈时间甚长。所谈何事，我等则不知也。事后我曾探寻我父亲对　总理之感想。我父亲对我说：“大家都说他是孙大炮，我看他一点也不大炮，此人确实与众不同。”言之深为钦佩。不幸，　总理就是在拜访我父亲那次，感受风寒，致一病不起。　总理之对于我父亲，我父亲之对于　总理，互相尊重。凡涉东北问题，对内对外，　总理皆以我父亲的意见为依归。对于国家问题，我父亲认为应当征询　总理意见。所以战事方束，立即敦请　总理北上，相见之下，尤为欢恰。言念及此，我心里想，假如　总理不死，我父亲能同协作，中华民国史当另辟一页，亦未可知？因而止笔三叹焉。

同冯玉祥的合作以至冲突

我父亲同冯焕章（玉祥）的合作，以及后来为什么同他又打了起来？这件事不但我都亲自参加过，最初同冯之结合，可以说是我一手造成的。这也使我在冯勾结郭松龄倒戈之后，立志非将冯玉祥打垮不可。因为当初我促成冯与东北合作，而他反来勾结我之部将倒戈。

缘由民国十二年时，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格林（美国人）到沈阳演讲，同我谈到当时所谓之“基督将军”冯玉祥跟我之抱负多有相似之处。彼同冯系好友，愿从中给我们彼此介绍。我表同意。尔后冯密派一北京教会牧师刘芳来沈，同我相谈甚恰，互通信使。此乃为同冯焕章最初之关系。迨至第二次奉直战起，我统兵在前线。同冯接洽，我并未亲为参预，系由马翰荣，张树声等相奔走。我父亲拨给冯玉祥回师开拔经费日金七十万元（按：有书记为五十万元），在热河滦平，密为签字。相约我军急攻山海关，冯军立即回师北京（关于冯焕章，我他日将另写专章，此处不拟多谈）。迨至奉直战事结束，我父亲同冯会见于天津，感情甚好。彼此从中挑拨者，大有人在。曾有人向我父亲上条陈，将冯焕章杀之以谢天下，为后之倒戈不义这戒。我父亲说：“曹锟可称一夫，全国人皆鄙弃之，冯则说不上倒戈，更谈不到不义，假如我来杀冯，那才真可称不义哪。”我曾记忆，焦易堂的挑拨举动。焦先告诉东北人士说：“冯之军队已向北仓移动，有袭东北军之阴谋。”以电话通知北京冯方人士说：“冯玉祥在津已被扣留，速集中军队以挽救之。”后来冯同我方坦白开城说穿，双方皆不直焦之为人，其计不售，得免立起冲突。迨至郭松龄倒戈，乃同冯玉祥事先相勾结，当郭向奉天进军同时，而冯之国民军进攻热河以及直鲁。郭松龄变平，我父亲已声言，专一建设东北，不再从事内战。方我受命防守滦河，竭止国民军，临行之时，曾向我父亲问意旨，令我不可渡河，仅为防守，对直鲁军声援而已，我到秦皇岛之不久，忽奉电令，即刻渡河，向天津急进，攻击国民军之后背，应援直鲁军。我深为诧异，同原来出军时之训谕不同，遂用长途电话向我父亲直接请示。我父亲责诘我，如何逗留不进？我遂答以前曾奉不渡河面教。我父亲则云：“目下直鲁军困苦万状，来人向我哀告求援，我不忍坐视不救。如你不愿渡河。我则自来指挥。”限我一星期之内，攻下天津，以解国民军攻山东之围。我奉命后，在敌前强行渡河。击溃了唐之道和郑大章的两个军，我也曾遭受重大损失。迨我军到达开平，国民军则撤出天津，向北京退却矣。

同吴佩孚会见以及就任大元帅

郭松龄事变，国民军向直鲁军进攻之时，冯玉祥又驱逐段芝泉执政。前后以黄膺白，贾德耀组阁，摄行政府职权。迨至国民军退至南口，北京已成无政府状态。

缘国民军进攻直鲁时，吴子玉（佩孚）在鄂豫收容其残部复起。而张宗昌因山东孤立，遂同吴结合。吴军由河南北上，威胁国民军之后侧背。迨至国民军退出北京，由张宗昌之斡旋，我父亲同吴子玉会见于北京，我乃初次瞻仰领教了这位吴大帅。

北京既成无政府状态，吴同我父亲会见之后，吴提出恢复杜锡桂之内阁，暂时摄行政府职权，以王怀庆为北京卫戍总司令，我父亲皆允吴之请求。我得知之后，则十分反对，因杜本曹锟时之内阁，曾下讨伐令者，此岂不是承认了曹之正统呼？但我父亲说既已应允之事，不可食言变更。此事之发生，张宗昌，李景林二人皆有关，我深为气愤。吴子玉在我父亲面前大言夸口，彼负责攻下南口，生擒冯玉祥来献。但迨至南口陷落，吴亦未有一兵一卒到达前线，仅其本人在长辛店呐喊而已。迨至张家口占领以后，我回师北京，因藉王怀庆南苑驻军闹饷之故，将王军包围缴械。王怀庆及杜锡桂皆离京辞职而去，由顾少川（维钧）代理国务总理。北京再成无政府状态。为期不久，自称五省联帅之孙传芳在江南不能立足，率其残部退至江北。有张宗昌，杨宇霆之斡旋（张为孙之同乡，杨为孙之同学），孙亲来天津向我父亲请罪，由彼等计议，举我父亲为大元帅入京执政。此事，我因正统军在京汉线上，未曾参与，但我甚不赞同，我父子之间因之发生不愉快感。我对杨宇霆的恶感，更为加深。

搜查苏俄大使馆逮捕北方共产党之元凶

民国十六年间据确报，北方共产党的大本营潜藏在东交民巷苏俄大使馆内。我父亲怒苏俄违反中俄和奉苏协定，干涉我内政，藉外交特权，掩护共产党人。遂密遣军警，突然进入东交民巷之苏俄大使馆。此为满清以来，中国军警进入东交民巷，乃为首次，逮捕了李大钊等人。搜获甚多苏俄对中国阴谋之文件，惜当时有一部分的文件，正在开始焚烧中，军警虽竭力抢救，但有一些已经烧毁矣，公布之文件乃为一小部分，大部分皆存于北京宪兵司令部。李大钊等交于北京之地方法院，审讯法办。（按：中国当时无绞刑台，据张氏称借自国外运来北京者，同时张氏称曾拟挽救与李大钊同时被捕之女性免除死刑未果。）

怒颜抗拒日本之要挟求索　　　

迨至北伐军渡江北进，日本政府趁机向我父亲要求所谓满蒙五大铁路权益。我父亲盛怒之下，曾对芳泽公使恶言相加。后来日本向山东出兵，向北京政府提出维持关外治安的照会。我父亲曾抗议日本干涉中国之内政。因而自觉日本人之居心险恶，趁机窃取权利，遂决心退出关外，不再继续作战。因之引起日本少壮派之嫉恨，认为不可能为其傀儡，致遭皇姑屯之难。

遇难后奉天之局势和逝世的真实日期

我父亲本于农历四月十七日（六月四日）拂晓，被炸流血过多，到家之后，不数小时即逝去。临终之时，说了两句话：一云我要走啦！一云不要告诉小六子（小六子那为我的乳名）。当时沈阳情势，十分险恶，日本浪人以及便衣队到处滋事。奉天省长刘海泉值我父亲逝时，彼为奉天政治负责之人，气愤填膺，欲将我父亲被炸逝世之详情，公告天下，以期世人知晓日本之险恶和某夺侵略之事实。当时军事负责人为军署上校参谋代理参谋长臧式毅（臧之为人，沉着谋勇，实为不可多得之才，惜其未能全晚节，但其有可原之处，世人多不知也，此处不拟多叙）力阻，遂秘不发丧，一切计划布置，统由臧之主持。沈阳得免于难。日人竭力侦询，未能确知我父亲已逝去之事，否则恐九一八之变，当早在当时爆发矣。迨我乔装潜抵沈阳。将奉天黑龙江两省军政大事，皆布置妥当，于六月十九日，公布我父亲之丧。

〔山海关注：臧式毅在九一八事变后被日军扣留，逼迫其参与“新政府”。臧坚持数月而不屈服，曾绝食抗议。臧之母亲让人捎去物品，暗藏鸦片，暗示其自杀以全名节。但臧没有自杀，最终还是出任了伪职。臧曾带秘信给张学良，表示若国军反攻，彼愿为内应，可见臧未必是一心为日本服务的。这些人的堕落，张将军应该是负有部分责任的。〕

我父亲在皇姑屯中日两铁路十字交叉处遇炸。该十字交叉为南满铁路架桥行其上，京奉（北宁）路行其下，南满铁道两侧素为日本铁道守备警戒区域，中国军民从不许在该处逗留，如其被发现，射杀无论。所以该桥梁属于日本警戒，中国人不可能停留之区域。日本方面声称，皇姑屯炸弹为国民党便衣队所为，并曾弄死两名中国无辜，置尸于桥下。此真滑天下之大稽，犹如九一八事变，日人诬我军，破坏南满铁道。殊不知南满铁道线上，我国人除可在指定之道口通过外，从来不可以在其铁道附近停留。日本守备队时常射杀中国无知的百姓，此种事实多为东北人所目睹。谁能去埋藏炸弹？谁能去破坏铁道？自然，这两种重大事实，今日不只是我，举国人皆已知其真相，即全世界都已明了矣。我如今顺便提一提，是欲说明日本军人用些无聊小伎俩，欲掩天下之耳目，结果毁人自毁，到最后自食其果，孰谓无报应因果乎？日本军人在南满铁道之桥基上，安装了电泡发火的爆炸物，待我父亲的专车从桥下经过时，引火爆发，将桥梁炸毁，致桥下列车同时被摧毁。这里我说一说，不可思议之事，该列车搭乘人员，约为四，五百名。这一强大的爆炸，桥梁横飞。车厢被炸数节，尔后起火，全列车被焚。在想象中，必致死伤多人。然令人不可思议者，被炸死之人，仅列车中最重要的两位：一为我父亲，一为黑龙江的军政首长吴兴权（俊升），即令用枪射击，恐亦无如此准确，此岂人力所能致之乎？而主持东北前后事变之日本军人，如白川，土肥原，本庄，东条，板垣，河本等等，到后来，或为授首，或不得其死。使你不得不信因果爽然。这里恕我奉劝世人，无论大事小事，千万不要亏心，我们有句俗话：“没有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扪心自问，上不愧天，俯不诈人，这是最痛快，最舒服的事。你如自己清夜省察，你就会发觉，在你之上有一个主宰，你不可敬畏也！（按：当时张氏尚未信仰基督教。）

我写到这里，心情痛苦之余，我愿以超然除去我父子的感情，说一说我对父亲的观感。他老人家有几桩事，使我衷心敬佩，这不是我以儿子的地位来恭维他。反过来，他老人家也用不着我来恭维的。

对海沙子的决斗，不愿意糜乱地方，涂炭生灵，使我佩服他的慈祥豪侠。

只身对抗蓝天尉，维护赵次帅，使我佩服他的忠义胆壮。

对外蒙之出兵；对苏联使馆之搜查；对日本要挟之不屈服。使我知他爱国并不后人，敬佩他大义凛然，这里关于他老人家，还有两件事情，我来补述一下。　　

义释刺客

我父亲为盛武将军时，曾被人投掷炸弹，后来将投弹之人捕获，我父亲亲自审讯。问该人为什么要来炸他？该人慷慨答称：“我是革命党人，反对帝制，你同张勋勾结，图谋复辟，所以我要炸你。”我父亲再问他：“你就是问这个吗？是否有人主使？”该人答言曰：“我堂堂七尺，无人可以指使我，亦无人可以用金钱来买我的命，我是爱护中华民国，不惜性命，要打破你们的复辟美梦。”我父亲答该人说：“那么你是误会了，我同张勋不但是好友亦是亲戚，可是他的复辟思想，我从不苟同。你是误听流言，几乎白送了有用的性命。你是个爱国者，你是个好汉子。我现在已经对你说明，我今放你自由，请你以后详细调查，如我真有复辟事实，你可以在来炸我。”即当堂将该人释放。

视民如伤告天求带

每逢农历除夕，我父亲必齐戒礼神。某年的除夕，我父亲令秘书长谈铁隍替他作一篇告天文，大意是“他痛伤连年灾荒，人民流离失所，此岂人民之罪乎？或系群魔作崇乎？自恐亦是群魔之一，甘愿先去，否则祈祝上天开恩，降福除灾。如人民有罪，我愿以身代之云云。”请当时之奉天省长莫柳忱（德惠）为证，共同祈祝。此文我未亲见，此事我亦不知，此乃莫柳忱在我父亲去世之后，他亲口讲给我听的。

我父亲的为人和他的事业，绝不是这短短篇幅所可能写得完的，也不是我这文笔的能力可以写得出来的。又加上我一追想他老人家的事，我的情绪你们也会想象出来的。总之他是一位历史上不可抹煞的人物，我不想往下写了。一则我文笔拙劣；二则我是他的不肖儿子。现在我斗胆以子论父，给他老人家下一个论断：生非其时，他确有刘邦，朱元璋之风度；亦具有项羽，陈有谅之气概；英雄豪杰也！　　

我的生活

少年时代

我的教养

我幼年失恃，十一岁生母赵太夫人见背。我父亲对于我甚为疼爱。因为公务纷忙，把我的教养，委托我的一位家庭教师杨景震先生。这位老先生他曾当过我父亲的启蒙先生，我生性顽皮，常戏弄我的老师，我时遭捶苔。他的为人顽固守旧，民国成立已十余年，他仍保存他的辫子，他不但不剪，还禁止我也不许剪。我那时心中引为这是奇耻大辱，有一年他归家度岁，我自己把辫子剪去了。等他回来，大为不悦，申斥我说：“身体发夫，受之于父母，不可任意毁伤。”我说：“老师，那么你是应该留全发的，你那一半头发不是毁伤了？”他说：“这是皇上的意旨。”我说：“皇上已经完蛋了！剪辫子那才是政府的法令哪。”我这位先生怒气大发说：“这个没有皇帝的朝廷，还能会有多么长久呢？”

我们两个人的思想大相迳庭，我对于我这位先生自然不会悦服，他在诸生之中，也是最不喜欢我的。我读书虽然相对聪慧，可是我不好好用功。我自幼就对于时事关心，喜欢观察人物，我父亲常常宴会中外名人，设宴征妓，高谈阔论，载歌载酒，有时我常深夜不眠。观听他们的畅叙，钦羡那些人物，我的老师最讨厌我的那些举动。他的教授方法，除背诵章句外，就是夏楚。我对于这种读书生活，十分厌倦，可是我父亲很信任我这位冬烘的老教师。我既无生母，无法倾诉我的志愿，于我十六岁那年，因为我的一篇论文，起了一场风波。这回我的老师可是真发火了，向我父亲辞馆。我父亲一听大怒，认为我是大逆不道。俗所谓“天地君亲师”，对我准备痛加责罚。我自己亦决定承受夏楚，待我父亲息怒，我要痛切陈述，我个人读书之志愿，解决我这个苦恼私塾生活。

我父亲先去办公室再批阅公牍时怒形于色。秘书长袁洁珊（金凯）问我父亲为何如此盛怒？我父亲告诉他说我不听教训，违抗先生。袁给我父亲讲述一段年羹绕的故事。我父亲怒气稍息，袁又问他们师生是为什么呢？我父亲这才研询，是为了作文事而起。袁乃说：“学生作文反抗老师，我们是应该看，他写的是些什么文章。”我父亲把我的作文薄索去，在秘书厅大家阅看那一篇论文。老师的课题是“民主国之害甚于君主”。我现在只能记得我作文的大概：一破题我就写道：“民主国之害甚于君主，此乃三村愚夫愚妇之谈也。引证法，美，瑞等大小强国民主之现状，又引希腊，罗马，古代民主之事实，声言目下中国不良之状况，非由于民主之弊，乃由于帝制余孽，不解民主为何之老朽昏庸作崇所致，待余孽死绝，民主之光自显。所叹民主国之害甚于君主者，昧于不明世界大势，不悉世界古今历史，正所谓坐井观天者也云云。”大家看过之后，对我父亲讲：“这是个有思想的青年，这位先生是不能在教这位学生了，此非学生之过。”于是我不但免一顿夏楚责罚，而我父亲对我另有了认识。随即请袁洁珊给我选了一位先生，而我亦未敢陈述不愿再从事私塾的志愿。袁洁珊所推荐的新教师白佩言（永贞）先生，是一位孝廉公，曾任过知府。由其生活不充裕，可知其持身廉正。他的健康不大好，我虽然曾从他受教只有一年多，可是我得益不少。他对我从未有过怒颜谴责，许我行动自由放任。关于读书作人他时加劝诱指导，他对我有了相当认识。他曾对袁洁珊和我父亲亲谈过“我（按：指张学良）是不宜再在书房读书的人了。”因之我父亲对我甚不高兴，曾问我：“你是打算作什么？”我表示想学医，我父亲时不赞成的。

我父亲曾有意把我送到日本去留学，日本方面表示欢迎我入学习院。那时我不愿的，因为我十分厌恶日本。我自己很想去美国或者是英国，因为我自己学了一点英文，同时我接近的多为英美人士。可是我父亲也未同意，我自己决心渡美留学。私自准备，除学英文外，补习算学和理化。给我补习的两位先生，都是同我有友谊关系，我自己请求他们帮忙的。一位是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普赖德先生（J.E.Platt），一位是奉天测量局局长陈惠生（瑛）先生。这二位给我的影响很大，不但他们的学识，他们的人格，我也十分敬佩。他们是我的朋友而兼先生，他们对我十分爱护，对于我的生活影响发生了重大的因素，

普赖德是美国朋友会的教徒，他非常的鼓励我到美国去留学。很赞成我自立的观念（因为我打算不顾我父亲的反对，不用家里的钱，潜行渡美，自助求学），启发我救世救人的思想。他奖励我，嘉许我是个有为的青年，可以对社会有重大的贡献。

陈惠生是浙江青田人，留学德国习军事，他是赞成我学军事的，可是在那个时候，我是不想当军人的，他巧妙的促进我走上军人之途。他对我讲：“我不应该使我父亲不快愉，我应该博得老人家之欢心，然后再谋图达到我的志愿。我的健康不佳，到美国去也不方便，何不先请求入国内军事学校，不过只是一年的工夫。一则迎合老人家之心理；二则锻炼锻炼自己的体格。毕业后再求去英美学习军事，老人家一定会乐许的。到外国之后，再改学什么，那还不是由你吗？并且将来要是打算给社会有所贡献，亦是应当依藉他老人家的财富和权势，那是容易有成效的。

我听从了陈惠生的话，又因白永贞已曾表示过，我不宜在坐在书房读书。我向我父亲请求报考保定军官学校。确如白所料，我父亲甚为欣悦。立即电请陆军部长段芝贵。我们同学五人，一齐到京补考（因军校已考试完毕，尚未放榜）。

我们考试，这可谓滑天下之大稽。我们五人到京进谒段部长报道，部长立下手谕给军学司长，此五人必须皆录取。在考试中，不但把试题先给我们看，就有的连原答案都一齐交给我们，我们不过一抄写而已。

录取之后，分发奉天入伍。在入伍期中，奉天为训练在职军官，重新开办讲武堂。我父亲亲自兼堂长，熙格民(洽)为教育长，熙格民为陈惠生之好友。我彼时乃从陈惠生习理，算。他劝我不必远去保定进军校，进奉天讲武堂不是更好吗？他们就近仍可给我补习，这一下子，他终于把我推进了军队的大门。我原本要想作“唯恐伤人”的医疗事业，结果一百八十度的转角，变为了“唯恐不伤人”的军人，虽然是陈惠生他从中的促成，这也是天命也！我可以大胆说一句，这好似把我自己估价太高了，假如不是我走上军人之途，我父亲后半记的事业，东北的局面，甚至影响了整个华北－－亦许跟过去的历史不是一个样，这岂不是命也夫！

〔山海关注：熙洽本人是清朝宗室后人，是溥仪的远房亲室，受日本影响较多，曾在日本士官学校接受培训。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边防副司令长官兼吉林省长张作相正在锦州为父治丧，军政大权统由驻吉林边防副司令公署参谋长、代理省主席和副司令之职的熙洽掌管。日军第二师团长多门二郎是熙洽在日本时的教官，而进攻吉林的恰好是日军多门师团。在日本人大迫通贞的策动下，熙洽公然投敌卖国。21日，暂代张作相主持省政府的熙洽勾结日军进入吉林市。26日，熙洽在日人操纵下，将吉林省军政两署合并，组织伪吉林省长官公署，熙洽任长官。〕

我认为陈惠生说的有理，向我父亲表示，愿入讲武堂。我父亲甚为高兴，我庶母和我姊妹们都讥笑我身体如此衰弱，不能够终业。我父亲对我讲，假如我能够有始有终，毕业出来，许给我高级军官职务，我遂以营长名义进入讲武堂。在第一学期，因为同学中多系行伍出生的军官，我侥幸履列前茅，这不但使父亲心中欢喜，也引起当时我父亲高级干部们的重视。

早婚　　

我十四岁仍在读书时代，就同于凤至结了婚，他父亲同我父亲是最好的朋友，在辽源县经商，我才九岁，她十二岁时，由于父母之命就定了婚。他十七岁时，我的岳丈不幸去世了，辽源地方正值廿一条之后，日本军阀因强修四洮铁路问题，进占辽源。到处滋事，人心惶惶，我的岳母，孤孀弱女，催促我家早日接亲。我们俩在结婚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一面，更谈不上感情和爱情。虽然说不上美满，也就这样过了数十年的共同生活。

立志之始

我年青时，身体不太好，患有肺病，也曾吐过一次血。一因为自己的读书和生活环境不如意；二因廿一条之后对于国事时报悲观，认为东北人已经走向亡国奴之途径，十六岁那年曾大病数月不起。经我父亲的军医王少源（宗承）处长医治，他这个人给我一生前途的影响不小。他不但以治疗我的身体，他也医治了我的心灵。王少源是一位诚笃的基督徒，他担任奉天基督教青年会董事会的会长，他看明白了我心中的忧闷，劝我可以到外面走动走动，散一散心，不要一天尽在床上看小说。我的答复是：国家前途无望，活着将来也是给人家作奴隶，不过是朝鲜人第二而已。有一次他送给我一张演讲入场卷，演讲的题目是“中国前途之希望”，演讲人是天津南开校长张伯苓先生，地点是青年会。我当时并不知道张伯苓是谁，可是这个演讲的题目使我动心，因为我心目中认为中国前途是没有希望的。我心中想这个张伯苓他能讲出什么希望来？我倒时感觉兴趣的，所以我就去听他的演讲，这是我初次踏进基督教青年会之门。在演讲时，张伯苓曾问中国前途是什么，他自己大声答曰：“中国前途是很有希望的，中国前途的希望，是有我！”他说到这里停了停，我的情绪十分紧张，我几乎要站起来质问他，你是什么东西？敢如此狂言。

中国前途希望是你？这是因为我初次在那里演讲，人地生疏，未敢乱动，可是我的心气澎湃不已。张先生再接下去讲，大家对于国家失望悲观，自暴自弃，你也认为没办法，我也认为没办法。大家都座视着没办法，那么，中国岂不是真完了吗！如果大家都奋勉图强。自己勉励自己，牺牲一切，为国家为大众服务，把国家兴亡的责任，放到自己的肩上。自己坚定信念，中国的前途就是我。中国亡不了－－有我。你也如此，我也如此，万众一心，哪怕中国不强哪！假如大家你怨我，我怨你，可是谁也不想牺牲努力，认为我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那么大家都是如此的想法，只希望坐享强国的光荣，国家他自己会强吗？那是要人去工作，若是我们多数人，自暴自弃，都想坐享其成，那才真是会招来亡国之祸。也就是今日国家不强之原因也。愿大家从今日起，决心立志，说中国不强有我！这一番的演讲，给我的刺激太大了。演讲之后，王少源给我介绍认识了青年会的总干事普赖德，由普介绍我去同张伯苓先生个人去谈话。张先生问我：“对于他的演讲有什么感想，于是乎我坦白的说明了我前后的心情。他大大鼓励我，是个有为的青年，切不可自暴自弃。说我可以改善中国前途的，劝我奋勉努力。

尔后我同普赖德结为好友，青年会成为我常常出入游玩之所，凡有名人演讲，风雨无阻，我必去聆听。白永贞先生从不干涉我。而普先生必介绍跟演讲者个人谈一谈，中国的名人如余日章，程静一，晏阳初，顾子仁；西洋人如穆德，艾迪，朴克门，劳滨逊诸先生，我皆亲临过教益。尤以余日章，张伯苓二位给我的教诲甚多。余日章曾同我有过一夕之谈，是我永生不忘。我现在写在这里，一则算我纪念余先生；二则我要把他的明教垂诸后人。他告诫我：”一不要作伪，伪来伪去，最后伪到你自己头上；而要遵从舆论，不要假造舆论；三要牺牲自己，为大众解决痛苦，不要为解决自身的痛苦，而来牺牲大众。”余日章先生后来为九一八问题，到美国去奔走呼吁，因为疲劳兴奋，在白宫同美国大总统会谈席间，脑溢血病发，死于美国。张伯苓先生给我说：“中国人只是顾面子，而不要脸。只是要虚伪的金子牌匾，就自鸣得意，卖假药欺人害人，则不知羞耻。我们必须自勉把他倒过来，要脸而不在乎面子。”他又讲过说：“中国社会的习惯是，好人坐在屋子里叹气，坏人在台上唱戏。如果我们扪心自问是好人之列，切不可消极地坐在屋子里叹气，任凭那坏人在台上唱戏。”张先生就是死于那些唱戏的群魔手中，恐怕就是因为他不肯坐在屋子里叹气的缘故吧！我每一想起这二位先生，使我心向不已。

[ 山海关注：

南开先贤——张伯苓（1876-1951），1919年至1948年出任南开大学校长，1951年2月23日因病在天津逝世。张伯苓面对蒋介石去台的邀请，和周恩来留下的请求，最后决定留在大陆。张伯苓应该是没有受到什么运动冲击的，张学良得到的是错误的信息。

张伯苓也是周恩来的恩师。张伯苓曾经批准周恩来免试入南开大学文科。五四运动期间，周恩来成为天津学生运动领导人，被天津当局逮捕。出狱后，张伯苓即想法资助周恩来出国。西安事变期间，国民党当局曾想让张伯苓去西安劝告他的这两位学生。

余日章:　曾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助会总干事。是蒋介石、宋美龄宗教婚礼的主婚人。主张改良主义，提出“人格救国论”，认为，只有信奉基督，修身齐家，才能富强国家。]

我对于青年会的体，德，智，群，任何的集会，我皆竭力地去参加。对于我的思想行动，影响不小，我当时对于青年会建筑会所的募捐，我个人曾慕得七万余元，创青年会在中国募捐的最高数字。因为这一宗事，和综错着诸位中外人士过去给我的鼓励，教诲，启发我一个信念－－我是可以作些事，确比一般人容易，这不是我的能力过人，是我的机遇好。人家走两步或数步的路，我一步就可以达到，这是我依藉着我父亲的富贵权势。我为什么不评藉着这个来献身于社会国家哪？这是我决心抛弃了那安享的公子生活，投身走上了为人群服务的途径。

〔山海关注：张学良成长日本的势力范围奉天，从小的文化熏陶却完全是受英，美的影响，甚至“对中国礼教，殊少承受”，这不能不说是基督教青年会的力量。张氏执政后的幕僚王卓然，掌管对日外交的王家桢，帮他主管东北大学教务的宁恩承，九一八之后影响他思想走向左倾，后来的中共高官阎宝航，都是他通过青年会结识的朋友。〕

（按：在张氏年轻时，与外籍人士来往，洋化之第一步特权，是参加了不许华人入内的俱乐部。张氏是唯一中国会员，因年极轻，面目姣好，个子小，为洋商误会为娈童，屡施轻薄。幸为一资深外籍老者所目睹出面干涉之：“你知道他是谁吗？”方解了张氏之围，这是张氏难以忘怀的一件旧事。而在教会传教活动成为条约保护的条款之下，来华教士，本身持有专长之学识与素养，结识高层权贵，是传教用心之一。当时蒙张作霖大元帅礼遇之牧师青年会总管韦鹤礼（Hollis Wilbur），在1918年10月20日与东北王之子长谈了数小时，不想韦牧师的后人韦幕庭教授，即是哥伦比亚大学收藏张学良口述历史及张氏伉俪纪念馆“毅荻书斋”的支持者。）

军人生活　　

穿上军衣就脱不下来了

我十九岁进入东北讲武堂第一期毕业。在学期间，深得教育长熙格民及本班战术教官郭茂宸（松龄）的赏识。尤以郭氏，我二人由师生关系，进而结为密友。他对我时加游说劝导说：东北军事，旧式腐败，应加改革；我既然有志救国，应当立志先救东北；能使东北军事改革，军力加强，对内对外均有重大意义；我父亲既已应允给我军事职务，我应当振起精神，一心一意，作个真正军人，从事改善我父亲的军队，这比什么事业都重大；而且我比任何人机会都好，也比任何人都容易作得成功的。陈惠生同郭茂宸本系旧友，从中力赞其说。我本人已踏入军事之门，在学习上得有相当的成绩，兴趣自然提高。又内得家人外受师友之鼓励劝诱，因之改变初衷，真的作了军人。不但我的思想逐渐地改变，就连我的生活也随之改变。我本来接近的多系教会人士，我已几乎成了基督教徒，自从入军校以后，接近的多是军人，渐渐的鲁莽放荡。在学期间，我即升任为第三旅第二团团长，这是由于张辅枕（作相）的提掖。

张辅枕为我父亲最重要的干部之一，可称左右手。彼乃是锦西人，与我们同姓不同宗，跟我父亲的名字巧合，也有个作字，使人误会他是我们一家。彼为人诚厚，能力虽然不太高，可是他的忠义，在今世为我仅见之一人。尔后在它章中，我另有述及。

他之对于我的提掖，是有计划的。当时他是东三省巡阅使总参谋长兼第三旅旅长，后来他升任第廿七师师长，他不辞第三旅旅长，任我为第三旅第二团团长，先嘱我推荐一位第三旅的参谋长，我推荐了郭松龄。尔后军中重大事件以及人事等问题，彼皆嘱郭向我商议。迨至我充任团长一年以后，彼乃令我代理彼之旅长事宜，后来他辞去旅长兼职，保荐由我升任。我之步步升迁，多由彼之推荐。到民国十三年，彼升任吉林督军，我则继任彼之廿七师师长之职。

我毕业以后，就任团长，只廿岁，人家给我起了一个绰号，称我为“黄嘴伢子团长”。当时我属下的一个营长，他本来是我父亲手下的一位老
号兵。我童年时代，他时常背抱提携一块玩耍。现在我成了他的团长，我方新任军官，庄严自重。他对我是相当的爱护，可是他时常把我看作小孩子，有时使我非常的难堪。到后来我是一直受着这种情形的束缚。这些个老前辈们，多系看着我长大成人，对于我幼小时抚慰戏耍，既长也提携爱护。使我对于他们，深了也不是，浅了也不是。他们多系守旧，顽固，腐败，一向为东北改革上之障碍。当我负东北政治上责任之时，就是在地方行政上，也深受到这种影响的苦痛。

派赴吉林剿匪

吉林土匪猖獗，曾袭破晖春，杀死日本外交副领事，惹起外交问题。吉林省军不能制，当时吉林督军鲍霆九（贵卿）请求我父亲支援。民国九年冬我被派率第三旅赴吉剿匪，进驻于一面坡附近，兼哈沈路护路事宜。我到那里剿抚并施，曾剿灭袭破晖春之大股土匪“占中华”等二千余人；收抚江东一股一千余人。改编为“山林警备队”，由我兼代总队长。

这一次调吉剿匪，在我的生活上有很大的影响和变迁。我不但结交了好些各色的朋友，也学会了嫖赌烟酒等坏习气。统帅那种土匪军队，跟那些绿林兄弟厮糜接触，使我认识社会生活的另一个角落。（按：张氏对绿林豪强狂行捍举，每每深表同情。当年张氏带兵剿得一匪，执行枪毙之前，该犯要求先系好鞋带，为往九泉之路上好走路。后此事渲染为削足断趾。）

赴日观操

民国十年日本秋季机动大演习，邀请参观，我奉派渡日观操。我虽然只是参观团员之一，而是受到日方的特殊优待。大演习终了之后，我们参观了日本陆，海，空，兵工等等军事设施和军事教育，以及实业，文化，古迹名胜等等。除进谒当时摄政的皇太子－－如今之“昭和”及皇太后，摄政会赐宴外，我单独地进见过陆军重镇萨派的上原元帅，常派的田中大将，以及皇室等人黎本宫殿下。临行时日政府赠授我二等瑞宝勋章。虽然仅短短的一个多月工夫，走马看花的游览，可是，因为我种种接触，使我感觉到日本图谋中国之险恶，用心之深远，令人不寒而栗。同时我也认识了日本之国力，中国人如果不甘愿作奴隶，必须奋起图强，决不是空言可以抵御日本之侵略的。

当时日方曾表示欢迎我进日本陆军大学肄业，并许以特殊待遇的方便。我已确定踏上军事之途，十分崇拜日本军事的教育，因而接纳日方之意见，归而商议我父亲，已蒙允准，后因征蒙军事，继之奉直战争而未果。

（按：日本对张学良之用心，其一以误认张学良为昭和太子，而奏太子乐以迎张氏，使张氏陶然。其二，向张氏威示军备与武器，使张将军骨惊心折，震慑至老不忘。观操之间，本庄繁陪张学良等进谒神社，坚请按日本礼节行礼。张学良不愉，适经一朝鲜祠，张氏进去即行大礼，使本庄繁无可奈何，只得依样跪地磕头。张氏青年气盛，呈一时之快，使后来本庄繁对张氏倚老卖老的态度，更加专横。）

〔山海关注：本庄繁是九一八事变时的关东军司令长官。〕

第一次奉直战争

第一次奉直战起，我被任为东路军第二梯队司令，指挥第三，第四，第八三个旅。彼时奉军编制甚小，又因空额及留守等杂役，这三个旅实到战场上的共计不过五千余人。

在战斗正酣之际，我梯队奉命退却，我左右翼的友军已溃散，幸当时我的当面之敌，正被我击退，所以我之梯队需渡过七道河川，虽在困难之中，得全师引退。达到山海关后，稍加整训，再度同敌激战，得以谒敌。尔后奉直谋和。

此役也，我在奉军中博得声望。在事实上：冲锋陷阵，率军引退，皆为郭茂宸之功；运筹帷幄，多为韩芳宸（麟春）之谋；我不过承受其名而已。

这一次的战事，给我在军事问题上，得到好多的教训：

（一）古人云：“佳兵不详”。假如没有作战决心，切不可耀武。我父亲本无对直作战之决心，只不过进军直境，把兵陈列起来，对曹仲珊给以威胁，使其就范。当我的梯队向指定地信安镇集中，路经天津，当时直隶省长为曹昆之四弟曹锐，亲曾令我亲向曹锐进谒问安。并禁令我军不得稍干直隶地方的行政。迨我军已集中完毕，而直军尚未集中，我则立主即向保定挺进。大本营令我不得越雷池一步，人不犯我，不许犯人。坐失良机。

（二）没有指挥能力之军官，切不可因其地位名望而使其担负方面的主将。彼时我父亲的两位左右手－－张景惠，张作相，彼二人的忠诚皆可称道，但对于大军阵地战，则无经验素养，只是选择有军事智慧的参谋长，希以补助。但是到了那军事变化紧急关头，间不容发之际，还得要主将独断和决心，别人是替代不了的。

（三）作战是要有冒险的精神和坚韧的毅力，绝没有先具有十分把握的战争。咬紧牙关，争取最后的五分钟。譬如摔跤，我虽困顿喘息，须知对方亦是精疲力竭，切不可自绥，再鼓余勇，胜利即属我矣，这一次的失败，并非皆由于战斗的失败，多由于指挥官们缺乏作战的经验，不能坚忍。

（四）在前线的指挥官，切不可兼职。此一役，多为兼职，譬如我吧，是以旅长兼任梯队长，而旅的指挥无人，以中校参谋代理参谋长，致指挥统帅和指挥的威信都发生动摇。

（五）编制要大，师旅三三制，我认为最合宜。该时到达战场上的兵员太少。旅以两团制，对于预备队的以及旅长本身指挥的等等都发生有不方便的问题。

担负整理军队之责

迨军队退回奉天，大加整理。我经由众袍泽之推荐，奉命为整理处参谋长兼讲武堂监督以及教导队队长等等之职，实负军队教育整理之责。我将作战不力之军队改编，重新改善讲武堂，聘请优秀的教官，创设军士教导队，着重于基层干部之训练。成立航空学校，编制航空队，致东北军事面目一新。

我彼时血气方刚，一意孤行，不顾一切，对于人情世故，不甚体认，致使古参前辈对我有不满之感。我之得掌握军权，实由于彼等之共同推荐，殊不知我对于前辈亲友故旧，豪无情面，因之，东北军中有新旧之称。

第二次奉直战起，我被任为第三方面军的军团长，担任进攻山海关的任务。姜登选被认为第四方面军的军团长，为指挥方便，合组三，四方面联合军团。苦战月余，最后大获全胜。前后击溃敌军共计约八个师和五个混成旅，夺获步枪四万余支，炮一百余门，俘虏三万余人。彼时我的联合军团兵力共约三万五千人，敌之总兵力比我军高于两倍以上。

概举此役胜利有关敌我之原因：吴佩孚实非大将之才，徒任妄大言，而不深明战略战术，又不能善用人才。山海关直军之败，实非败于兵力，直军兵力不但倍余我，其士兵战斗力亦甚坚强。由于交通运输繁乱，直军虽有京奉铁路及海运之便，但运用不灵，没有指挥系统，运输军队的车辆拥挤堵赛，给养补充缺乏，援军不能按预定到达，致军队逐次使用，被我军各个击破。彼总兵力虽厚于我，但每一度的会战，我皆为优势。吴佩孚只知严令山海关的直军，死守待援，而增援的军队，不能按时到达，亦不知集结使用，每次的援军，逐次加入战场，皆被我军各个击破。迨至我军攻入九门口向秦皇岛迂回之时，我山海关正面甚为薄弱，彼不知利用时机，出击反攻，亦不知往后集结，仍死守待援，坐以待毙。我军达至南戴河秦皇岛之线，将直军迫至海滨狭窄地区而歼灭之。所谓历史上的北洋练军之精华，被吴子玉将军此一役断送丧尽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