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财富都跑到政府企业手里使中国陷入恶性循环

中国政府是一个生产型政府，它不是公共财政。这样下去，真有可能会陷入有增长没发展的境况，老百姓的福利也没有改善。

郑景昕

中国经济过去30年来迅猛发展的秘密是什么？通常人们会将这个“秘密”定义为“中国模式”，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姚洋却向《英才》记者矫正，“中国模式”会带给人一种“终极目标”的错觉，而中国的发展其实还处在向前探索之中，因此称为“中国道路”或者“中国经验”更为妥当一些。

姚洋研究的是发展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门类相比，发展经济学不免更着重于经济体的长期表现。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认为世界的竞争最终是思想的竞争。中国30年来的发展一直不忘强调“中国特色”，也正因此中国的经济发展才被称为“中国经验”。姚洋认为这种“中国经验”可视为中国对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思想贡献。

但是，过去的成功经验在未来经济发展中也能适用吗？经历了30多年的快速发展之后，中国未来会面对什么挑战？中国该往何处走？

“中国经验”的秘密

中国政府比较务实，这与我们的儒家传统有关系。中国人不重视形式，只重视结果。

《英才》：你认为中国经济30年来快速腾飞的秘密是什么？

姚洋：在过去的30年或60年间，我们的成功经验大概有四条。

第一，我们的社会结构比较平等。我们是经过革命的，革命把原来的那些精英阶层全给打散了。比如菲律宾经济几十年来没多大起色，上世纪60年代，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而现在，菲律宾的人均GDP才2000多美元，而中国人均GDP已经突破3000美元，很大原因是菲律宾政治、经济和社会都控制在少数特权阶级手里。这些特权阶级享有祖祖辈辈世袭的特权。发展中国家有一个通病，就是存在世袭的强势集团，别人很难进去。

中国的革命不管多么血腥，它造就了一个比较平等、流动性比较大的社会，这是奠定了我们过去30年经济高速发展的基础。

第二，正是因为有这种比较平等的社会结构，我们的政府变得比较“中性”化(disinterested)。所谓中性是指，政府并不长期代表某一部分人的利益，中国政府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但政府自己也有利益。我们过去30年做得比较好的是把政府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了。

第三，我们历史上有很强的“贤能政治”传统。在潜意识里，我们中国人是比较相信这种贤能体制的，你要是想当官，就必须有能力、有德行。

第四，中国政府比较务实，这与我们的儒家传统有关系。中国人不重视形式，只重视结果。这有坏处，如法律不严。但在转型期间，它特管用，我们搞了很多不中不西的制度，如乡镇企业、价格双轨制等等。比如价格双轨制，计划经济就是短缺嘛，突然一放开价格，价格就猛涨。一物二价为我们顺利转型奠定了基础，避免了恶性的通货膨胀。

《英才》：这些转轨中有用却又特殊的东西固化下来，是否会对未来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姚洋：对。这就是坏的方面。但从好的方面来说，这对世界是有意义的。西方国家在推行制度的时候，实际上是不管当地的条件。《英才》：西方推行制度更注重程序？

姚洋：对，西方注重制度的纯洁性。比如推行民主，它就说，要治理腐败，要搞宪政。那具体谁去搞宪政呢？谁去治理腐败？说不清楚。最终你还要靠当地人，否则又回到了殖民时代，你得让本地人自己来建立自己的制度。这时候就会发现如何建立制度可能更重要。中国通过自己的摸索建立了自己的制度。

中国发展的挑战

我们经济在过去十年里失衡得非常严重，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老百姓的收入占GDP的比重下降，带来一连串的问题。

《英才》：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已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从世界发展历史看，许多国家在这个收入水平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中国能否避免？

姚洋：中国要想办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这时期面临的问题是：首先，这个时期贫富差距拉大，造成社会动荡；第二，经济要发生转型，以前是农民变成工人，经济就增长了，这个很容易，进入中等收入之后，再这样搞的潜力不大，要提高人的素质，很多国家对教育、人力资本的投入不足，为什么不足？反过来这又与精英控制有关系，精英不关心老百姓的教育水平。中国为什么有这样的危险呢？我们经济在过去十年里失衡得非常严重，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老百姓的收入占GDP的比重下降，带来一连串的问题，比如消费占GDP比例下降，使得我们的出口必须很多，出口多了发现用不了，没有足够的需求去购买国外的产品，外贸盈余又很大，外贸盈余大了之后要维持固定汇率，我们的外汇储备增大，外汇储备增大通货膨胀压力增大，通货膨胀对老百姓又不好。进入了这么一个恶性循环。财富都跑到谁那去了？都跑到企业、政府手里去了。这就会出现问题。经济在快速增长的时候，老百姓收入的占比还在下降，这就是问题。

《英才》：历史上有没有避开这种陷阱的例子？

姚洋：日本也发生过这种问题，不过时间不长，很快就过去了。现在日本的基尼系数很低，只有0.36左右。但它在上世纪60年代之前，基尼系数达到0.47，比我们现在还高一点。为什么60年代中期之后，就下降了，这是将财富投资到老百姓身上、实实在在的东西上。中国政府现在收入大概有8万亿，其中40%-50%变成了资本形成，如公共设施铁路、公路，这在发达的民主国家，没有超过8%的。中国政府是一个生产型政府，它不是公共财政。这样下去，真有可能会陷入有增长没发展，老百姓的福利没有改善的境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