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光法师

　　慧光大师，是南北朝时代的义学高僧。俗姓杨，定州（今河北省定县）人，十三岁时，跟随父亲入洛阳，归依了佛陀扇多。不久，佛陀便度他出家，常为人讲经，有圣沙弥之称。佛陀以戒律为智慧的基本，令他先听讲「四分律」。即而回乡，受具足戒。後到洛阳参学，并贯通了南北方言，从事著述。当时释师有菩提流支、勒那摩提、佛陀扇多三家，分别翻译。助译者方言各异，以致传述分歧而发生争执。慧光也列席译场，他既谙习语言，常常为之沟通，完成译业。就在此时，他曾受教於勒那摩提，得其传授。後来撰成「十地经论疏」，发挥经论的奥旨，「地论」学派由此流传。他又注解「华严」、「涅盘」等经，并造「四分律疏」，删定「羯磨戒本」；又著有「玄宗论」、「大乘律义章」等。但以上著述现存的只有「华严经义记」卷一的断片（现收入「大正藏」第八十五卷），其馀都散佚了。东魏时（公元五三四～五五○年），他任国僧都。北齐时（公元五五○～五八○年），应召入邺都，住大觉寺，转任国统。学者称他为光统律师。後来在寺圆寂，年七十岁。
　　慧光是地论师南道派的开创者。关于「十地经论」的传译，在勒那摩提和菩提流支间，有不同的见解，从而勒那摩提的弟子慧光和菩提流支的弟子道宠之间，也显出师承的不同。这样「地论」的弘扬，以相州（即邺都）为中心，慧光、道宠南北两道分为两派。後来北道派受了摄论学派的影响，而有变化，南道派保持了纯粹的传统，并且名德辈出，独盛一时。慧光的著作虽多不传，但在他的再传弟子慧远所撰「大乘义章·八识义」中，看得出这派学说的特别主张，是说阿黎耶识即是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亦即真如、法性，而为一切法缘起的本源。
　　慧光的弟子很多，传承他的地论学说的，有法上、僧范、道凭、慧顺、灵询、僧达、道慎、安廪、昙衍、昙遵、昙隐等，其中以法上为上首，道凭四传到智俨，开辟华严立宗的端绪，所以华严宗也可视为南道地论师系统的发展。
　　慧光又是四分律宗的开祖。「四分律」从北魏道复律师继承法聪，作科文式的「律疏」四卷以後，才打开研习的门径。慧光更根据律家的口传，继续研究，作「四分律疏」一百二十纸，并删定「羯磨戒本」，遂为法侣所传诵。每次开讲常有僧众千人列席，後世推他为四分律宗的开山。慧光弟子中传承四分律学系统的有道云、道晖、洪理以及曾崇奉道复的昙隐寺。由道云三传至道宣，律宗乃完全建立。
　　另外，慧光对於教判也有独到的见解。他有三教、四宗两种教判说。三教是说渐教、顿教和圆教。他说释迦一代的教法，为根机未熟的先说无常後说常，又先说空後说不空，渐次而说，这是渐教。为根机成熟的，於一法门具足说常与无常、空与不空、更无渐次，这是顿教。又为上达分段佛境的，说如来果德圆满自在的法门，这是圆教，也就是「华严经」所说。这种渐、顿、圆三教说，後来就成为「南三北七」中北七教判的通相。四宗是说因缘宗、假名宗、诳相宗、常宗。慧光以为一代佛教中，第一、萨婆多部的毗昙学说，诸法各有体性，皆从六因四缘而生，可以称为因缘宗。第二、「成实论」说一切法皆无实体，但有假相假名，可以称为假名宗。第三、如「大品」及「三论」说诸法不但无有实体，即假相亦虚诳不实，可以称为诳相宗。第四、「涅盘」、「华严」等，说常住佛性，可以称为常宗。这个四宗教判，是慧光依「地论」南道派的主张对当时盛行的经典和学说所作的判断。 ---------------------------------------------------------------------------------------------------------------------------------------         净影寺慧远（523-592）为陈隋时代的重要佛学思想家，他早年习学发论学匠法上（495-580）门下，晚岁又受到摄论学影响。为慧光法师再传弟子。         慧远（523～592），俗姓李，泽州霍秀人，祖籍甘肃敦煌，是南北朝至隋代早期在净影寺修行的高僧。佛教界为了区别他与另一位佛教高僧东林寺的慧远，习惯称他为净影寺慧远。佛教界将他与天台宗开山祖师智颐和三论宗者吉藏全、合称为隋代三大师，后人将他和东林寺慧远并称为“佛门二远”。净影寺慧远博宗诸学，精通文理，世称疏王、释义高祖，是中国佛教界的集大成者。关于净影寺慧远的争议主要是他与净土宗的关系，后世有净土宗信徒尊其为净土宗初祖之说。这种说法是否确切，史有争论。至于慧远对净土宗的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慧远为净土宗经典《无量寿经》义疏，系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位。而该疏对中国净土宗影响巨大，故慧远对净土宗的开宗之功不可忽视。二是慧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统一的净土分类说。慧远校研诸经，融会折衷，提出了三净土之说，即事净土、相净土、真净土，成为净土思想系统化的第一个探索者。净土信仰源于古印度，形成于公元二三世纪，于西晋时期传入中国。东林寺慧远所创立的莲社虽然为最早的净土活动，但净土宗的建立则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后世把东林寺慧远尊为净土宗初祖是不确切的。后来佛教史的所谓净土七祖、九祖之说，并非根据师徒相承、衣钵相传的原则，而是后人根据历史上倡导净土信仰较大的人物编排而成。这说明与其他宗派相比，净土宗缺乏严密的传法世系。因此，净影寺慧远被尊为净土初祖并非毫无道理。鉴于净土列祖编排方式及净土传法世系，综观慧远对净土宗的贡献，人们尊其为净土宗初祖是对慧远在净土宗的确立与发展过程中所作贡献的认可与推崇。除净土宗之外，慧远对地论宗的贡献也是无可争议的。慧远之师慧光是中国佛教地论宗的开宗者。慧光圆寂后，慧远秉慧光之说，弘扬佛法。地论宗分为相州南道、相州北道二派，慧远成为相州南道地论宗的开山之祖，所阐释的《华严经要义》被华严宗采用。关于慧远的师从问题，佛教界也有争议。对慧远影响较大的老师共有三位：一位是青莲寺住持、被佛教界称为北方净土宗创始人之一的昙始。他是慧远进入佛门的引路人，对慧远净土思想影响最大。一位是中国佛教地论宗开宗、四分律宗开祖，世称“光统律师”的慧光大师，他对慧远后来关于地论宗的成就影响巨大，最终促成慧远成为一代宗师。还有一位是和慧远亦师亦友的隋朝两任佛教国统昙延，他是慧远的挚友，两人共参佛法，共研经书，在中国佛教史上留下不少佳话。慧远一生博宗诸学，著书颇丰，著有《大乘义章》、《十地经论义记》、《华严经疏》、《大般若经义记》、《胜曼经义记》、《无量寿经义疏》、《维摩经义记》，共20部100余卷，其中《大乘义章》被称为佛教的百科全书。关于慧远的传法故事及为护法所作的贡献，史有记载的主要是慧远因北周武帝灭佛而奋起抗争的事迹。据《续高僧传》记载，北周时期，武帝灭佛，命废经像，僧人还俗，大统法上等五百余人都不敢提出异议，只有慧远对武帝说：“今天陛下以为有王权在身，就破灭我佛三宝，你可知道阿鼻地狱所收之人是不分贵*的，难道你就不害怕将来下地狱吗？”慧远虽未能改变周武帝灭佛之心，但却保留了大量佛经。至隋朝佛法大兴，慧远在净影寺讲授佛法，所讲出疏，纲目具备，文旨允当，被公认为天下第一高僧。隋开皇七年（587年），隋文帝召六名德高望重的僧人入京统管天下僧尼，慧远位居六大高僧之首。开皇十二年（592年），慧远圆寂于净影寺。隋文帝痛心疾首地说：“吾伤国宝也。”         净影寺的名称由来　　净影寺没有确切的建寺时间，其名称也非得自当时。但据现有资料推断，净影寺建寺时间最晚当在南北朝时魏齐之际，只不过当时并不叫净影寺，而称贤谷寺，又名景净寺（注：景读影）。据《续高僧传·释慧远》记载：“释慧远，姓李氏，炖煌人也，后居上党之高都焉。……年止三岁心乐出家，每见沙门爱重崇敬。……十三辞叔，往泽州东山古贤谷寺。时有华阴沙门僧思禅师，见而度之。”又据《续高僧传·释灵璨》记载：“灵璨，怀州人，远公之门人也。……远公去世。……仁寿兴塔，降勅令送舍利于怀州之长寿寺。……仁寿末年，又勅送于泽州古贤谷景净寺起塔，即远公之生地也。”从《释灵璨传》中，我们还可以看出，贤谷寺即景净寺，这里不仅是慧远的葬骨之地，也是他的出家之所，因为它已说明，此处是“远公之生地”，佛教所说的弟子出生，即为弟子的出家，其生地即其出家之地，与《释慧远传》中在泽州东山古贤谷寺出家的记载互为印证。又因景与影相通，景净寺即影净寺。由此来看，景净寺（贤谷寺）不仅在地理位置上与今天的净影寺同处泽州城东南，而且在名称上与今天的净影寺也非常相近。那么，景净寺、贤谷寺和净影寺实为一寺三名，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历史背景，不同的称呼而已。
　　其实，净影寺之名在隋初时即已有之，但它并不是现今的青龙峡净影寺，它和景净寺在隋时实为分处两地的两座寺院，净影寺是隋文帝在长安专门为慧远释义修建的寺院。《续高僧传·释慧远》：“（隋文帝）乃选天门之南大街之右，东西冲要游听不疲，因置寺焉，名为净影，（慧远）常居讲说。”这是隋文帝为慧远一人专建的寺院，却取名为净影，其中必有缘故，最大的可能就是寺名取自慧远的出家之地景净寺，使慧远在这里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以便在京城在安心讲学，弘扬佛法。慧远居住长安的净影寺后，四方佛家子弟络绎不绝来此投学，由此名声大噪，盖过了原来的景净寺，以致于慧远出家、学法的景净寺反倒在当时湮没不闻。但到唐末至五代时期，由于战争频仍，长安净影寺屡遭战火焚毁，渐至废弃。而泽州景净寺因地处深山，反而得以保留下来，根据民间传说，期间也曾遭劫难，但和长安净影寺相比，还是代代绵传，香火永继的。因此处是慧远出家和埋葬之地，人们渐渐附会这里就是隋文帝为慧远的勅建之寺，故而用长安的净影寺之名取代了原来的景净寺之名。现存青龙峡净影寺的三通碑刻可以反映这段人们的附会内容。而事实上，到北宋时，青龙峡净影寺之名已开始彰显出来，如乾隆《凤台县志》记有北宋崇宁四年（1104年）《福岩净影寺山场之记》，此净影寺即今净影寺。此后历经元明清至当代，多通称净影寺。
　　近来有人提出，净影寺之名实际应为静影寺，其主要依据就是净影寺东的《静影寺路碑》。因净影寺之名得自隋时的长安净影寺，在文献记载中，长安净影寺有时也确实被记为静影寺，但这不过是古人对文字的通假之例。更何况，无论在文献还是碑刻，称该寺为“净影寺”的要远远多于“静影寺”，其碑刻实例也仅限于此通清末《静影寺路碑》，况且此碑为当地百姓所立，语法不通，书法拙劣，实在不足为据。而其它大量碑刻，全部为泽州文望士绅或本寺住持寺僧所立，其参考价值远高于《静影寺路碑》。因此，在文义上，“静”应为“净”的通假字，净影寺实为其自宋以后的正名；在历史习惯上，它也是更多地被称为净影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