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西花厅岁月：周总理在文革

来人是陈毅老总的夫人张茜。那天，张茜来是想问问周总理和邓大姐的近况……我陪张茜说了一会儿话，告诉她周总理和邓大姐都很好，请陈老总放心，然后就把她送走了。第二天，我把这件事告诉了邓大姐，邓大姐一听就着急地说：“多危险呀，告诉她以后不能来了。”

一个伟大人物是依靠人类共同生活而生活的/ 他无法对世界的命运/ 对巨大的事件表示冷淡/ 他不能不理解当代的事件/ 这些事件一定会对他发生影响/ 不管采取的是什么形式          ——赫尔岑

重回总理值班室

如今，50岁左右的人脑海中大概都少不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记忆，虽然在那动乱的年代，他们都还只是些不谙世事的孩子。“文化大革命”在中国的历史上留下了许多让人疑惑的问号，赵炜在西花厅经历了这个特殊的年代。

我给邓大姐当秘书的第一年，她还在全国妇联担任领导职务。因为身体的原因，邓大姐不管具体工作，所以我的工作也不太忙，只是经常去妇联参加一些会议，回来后向她汇报。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过了一段时间，邓大姐便告诉我不要再到妇联听会，免得引起事端。那时候，总理值班室人少事多，几个同志忙不过来，周总理和邓大姐商量了一下，说让我有时间就去值班室帮忙。因此，那一时期，我几乎有四分之三的时间是在总理值班室工作，只有邓大姐在特别需要或出去的时候我才到她身边。

“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发展得出乎人们意料，很快，街头上到处都是红卫兵和带着各色不同字样红袖章的造反派。开始，我们对外面的情况都不了解，只以为对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应该有个积极态度，因此也去参加当时机关里各派举行的一些会议——那时就连我们所属的中南海警卫局都分派别了，说实在话，我们去开会的目的只是想去多听听。但听着听着，心里就感觉这股到处造反的潮流不对头，可这疑惑谁也不敢公开说出来。一天，我在值班时接到一个电话，是地质部的领导同志打来的，说是地质部的造反派要夺权，请我马上报告总理。我放下电话就向周总理报告，周总理听了报告后紧锁着眉头，看得出他内心里正在仔细考虑着怎样解决这个重大问题。良久，周总理才说话：“告诉他们权可以夺，但一定不能乱来。”

就在这次电话后，周总理和邓大姐都在没人的场合分别嘱咐过我，不要出去参加那些会，也不要介入哪一派。周总理还特别强调：“无论哪里来电话，你都只听不说，不要表态。”在周总理和邓大姐的亲自关怀下，西花厅的工作人员基本都投入到正常的工作中，也没分什么这派那派的。当时我的信念很简单：自己在周总理邓大姐身边工作，一定不能给他们找麻烦。

形势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了，有一次，邓大姐把我叫去，告诉我她订下了三条原则：一不和人随便来往；二不和人通信；三是有人来找不见。邓大姐让我按这“三不原则”处理一般交往事务，尽量少和外面联系。听邓大姐这样一说，我心头的阴影也更大了，但又不便多问，只好点点头表示知道了。

在“红卫兵”大串联的日子里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一定不会忘掉1966年的8月18日，从那天以后，数以百万的外地人流打着红卫兵的旗号涌进北京，大串联开始了。那时，中国的铁路、公路和各地所有有接待能力的地方都体现出“共产主义”风格，很多人居然凭着一纸介绍信和口袋里的几个钢儿，就完成了游遍半个中国的壮举。

进入8月，“红卫兵”闹得更厉害了，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铺天盖地来到北京搞串联，8月18日，毛主席穿着一身绿军装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第一批“红卫兵”，从此“红卫兵”来京的潮流就愈发不可收拾。一时间，北京的大街小巷都是戴着“红卫兵”袖标的人流，街道、工厂、学校甚至各部委都成立了“红卫兵”接待站，即使这样，源源不断涌入北京的“红卫兵”还是住不下，几百万青年学生的吃、住和安全都成了周总理要亲自过问的事儿。没办法，周总理批准“红卫兵”住进了中南海北区的紫光阁、武成殿和小礼堂等地方，机关的几个工作人员食堂也改为专为“红卫兵”做饭，我们只好都到警卫部队的食堂入伙。中南海开始接待“红卫兵”了。

“红卫兵”住在中南海期间，周总理曾多次到他们的住处看望，有时他半夜回来也去那儿走一圈，碰上睡觉不老实的孩子还给掖掖被子。邓大姐也以中南海家属的身份去看过“红卫兵”。“红卫兵”住进中南海，接待处给他们明文规定不许进入毛主席居住的南区，但却没规定他们不能进入西花厅。“红卫兵”真要进来怎么办？我问邓大姐。邓大姐说：“他们如果真要想进来看看，你们不要挡，要表示欢迎嘛。”我把邓大姐的意见告诉其他同志，有人说西花厅院里没有革命气氛，建议也挂条大标语，后来不知是谁想的就挂了块“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语录牌儿。幸运的是，“红卫兵”一直没有到西花厅来，也许因为西花厅的大门不显眼，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周总理住在这座小院里。

那年从8月到11月，毛主席一共接见了“红卫兵”八次。每次，周总理都要细致地听组织人员汇报接见方式和地点、人员安排等，而且还要从头至尾陪着毛主席接见。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接见方式也变动了八次。一开始，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等“红卫兵”的队伍走过，可百十多万人的队伍，全都走过去要花好几个小时，而且那些孩子们为了看清楚一点，走得都很慢，这就让毛主席、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这些年近古稀的老人感到很累。

后来再接见时，不让“红卫兵”走了，让他们站在卡车上列队经过天安门，这样倒是快得多，可用的车太多了也受不了。最后，是让“红卫兵”列队，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乘坐敞篷车检阅，可是“红卫兵”又都往前挤，有一次还挤伤了一些人，周总理只得在接见后又到医院去慰问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