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作者（台州）蔡荣名说》

2010年4月23日 星期 五 《台州商报》放大 缩小 默认

中国文学史的
歌德巴赫猜想并未破解
——三评《〈金瓶梅〉作者蔡荣名说》

在黄岩，《金瓶梅》作者是蔡荣名的说法已被炒作得沸沸扬扬了。这本蜚声中外的奇书作者被尘封了四百多年，现在被钩沉出来居然是橘乡儿子，一时间，附者如潮。
我是黄岩人，为此也确实兴奋了好一阵子。但是，当我拿到国际作家书局出版的学术著作《〈金瓶梅〉作者蔡荣名说》静心坐下拜读时，却是疑窦丛生了。
□ 希 尧
是任意猜想
还是科学论证
提出《金瓶梅》作者是蔡荣名的草根学者（下称“草学”），从凭猜想、靠附会、生拉硬扯出来的结论，我认为，这不算是学术研究。
我们先来看他对《金瓶梅》初稿的推定。这个推定的根据是，蔡荣名《芙蓉亭诗钞》卷首题记中发掘到蔡荣名（字去疾）24岁时带诗文北上拜谒时为“后七子”文坛领袖、刑部尚书王世贞以求提携的史料。其题记全文为：“天台蔡去疾千里见访，袖出古文辞为贽，时年二十有四，豪士也。留饮累月，尝醉堕予山池中。”
“草学”由此推定，文中令王世贞延为上宾“留饮累月”的，作为“贽”（见面礼）的“古文辞”就是《金瓶梅》。
这里的推演有3个层次：先是用拼音谐音法，指出“古文辞”其实是一个谜面，古、文合起来是“故”字，辞，黄岩话与“事”同音，所以古文辞的谜底是“故事”。由此推定为“故事”（词话、话本）；再是用王世贞的诗句来印证是“故事”；最后敲定这“贽”名为“古文辞”实为《金瓶梅》初稿。这第一层次“辞”和“事”是同音不同声，勉强得很，加上“古”与“文”随心所欲的拼凑，这种推演，说白了，是算命测字法。第二层次，把诗句里的“天台石”“弇山云”十分虚的比喻义，硬是实化为“故事”，太武断了。第三层次，把一个“吐”字随意理解为“故事”的“重新创作”，于是咬定这“古文辞”，不是什么成千上万都有可能的故事，就是被誉为“天下第一奇书”《金瓶梅》初稿。
这是什么逻辑呢？
我们再看“草学”对“笑笑生”即蔡荣名的认定。
“草学”对《金瓶梅》欣欣子序中一句话“吾友笑笑生为此爰罄平日所蕴者著斯传”里的“蕴”字，情有独钟。其实，这“蕴”，是指生活积累的素材，没什么特别。可是，善于附会的“草学”却与《金瓶梅》中人物蔡状元套近乎了……“草学”写着：“黄岩话‘差’‘蔡’同音，差状元就是蔡状元蔡荣名。”紧接着，“草学”从其贱号一泉的“泉”，解为“水源”，再从“水”与“书”黄岩话同音释为“书源”，即写书者，最后完成“所以说《金瓶梅》作者就是蔡荣名”的结论。
这样的考证，望文生义，连想带猜，实在是“草学”穷于可资考证的依据，是不是有乱捞“救命稻草”的嫌疑？
最后，我们看看“草学”对《金瓶梅》是影射张居正的推论。
在《金瓶梅》学界，一直盛传《金瓶梅》是抨击严嵩的。“草学”一改前说，认为是“影射张居正的”。这一说，被黄岩权威人士赞为“一大发明”。其理由有：一、“据史料记载，王世贞因忤张居正（而）罢官，后起为应天府尹，复被劾罢。居正死后，王才得出头。”二、在廿公的《跋》里，“金瓶梅传为世庙时，一钜公寓言，盖有所刺也”，在这里，“草学”又把这“钜”字玩弄成为一个拆字谜，表示拆开是巨金，“巨”与“居”同音，但“金”与“正”黄岩话都读“jīn”。“巨金”就是“居正”了。
这样的强加附会，怎能挤进严谨的学术研究领域呢？
其实，《金瓶梅》的手抄本流传很早，先有金瓶梅词话本，到崇祯时才有锈像金瓶梅本，流传阶段两者内容并没不同，只是到刻本阶段，刻者各有招数，两者才有差异。不管手抄本还是刻本，当时都无作者署名。一直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期，在山西发现词话本才有欣欣子序言，才看到“兰陵笑笑生作”。对照词话本和崇祯本，53回、54回严重不同。原来手抄本少了5回，刻本中由“陋儒”补写而成（见明末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所以笑笑生有可能是现存词话本第53回-57回修改者，也可能根本无此人，出版商杜撰的。著名学者顾亭林说：“万历间人，多好改窜古书，人心之邪，风气之变，自此而始。”今人不知底细，拼命在“笑笑生”身上钻牛角尖，往往闹了大笑话。“草学”把笑笑生-蔡蕴-蔡荣名打上“同心结”，不是更大的笑话吗？
是终南捷径
还是误入歧途
“兰陵笑笑生”究竟是谁？“草学”从方言入手研究认为《金瓶梅》作者是黄岩蔡荣名。“从方言入手”——准确地说出了“草学”研究《金瓶梅》的主要途径。
翻看《〈金瓶梅〉作者蔡荣名说》的目录，共7篇文章，其中4篇，如《金瓶梅作者黄岩人的一个重要佐证》、《金瓶梅中人物姓名的黄岩方言解读》等是专题谈黄岩方言的。其它3篇虽在考证《金瓶梅》作者、《金瓶梅》中的饮食文化，但在推论中都用黄岩方言解读，甚至专辟章节谈，如《令人费解的黄岩方言》、《特有的黄岩食品和餐桌上的黄岩方言》等等，似乎“草学”已找到一条破解《金瓶梅》作者是谁的一条新捷径，而且十分自信地宣称“破解中国文学史和《金瓶梅》学界的歌德巴赫猜想”。
从方言入手研究《金瓶梅》的作者是一条新的“终南捷径”吗？非也。
其实，从方言入手研究，早有人涉足，都没走通。
《金瓶梅》基本上用白话文写作，故其中出现了大量的方言俗语，于是辨别这些方言俗语的区域性进而追寻作者是何地人，研究者们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归纳起来，意见有四：1、多数认为是山东话。鲁迅、郑振铎、吴晗三位大家也持此说。有专家甚至认为是鲁西南运河沿线的方言，张远怀具体指为山东峄县即古代兰陵所处地区的方言，他实地作了两次调查，写成《金瓶梅新证》一书；2、少数认为是吴语或扬州话；3、曲艺大师侯宝林认为是冀东南的土话；4、个别认为是明代官话。
虽然说法不一，但语言学者认为：方言中，最基本句式，冀鲁采用“VP不VP”（如“来不来”，“去不去”），吴语采用“可VP”（如“来么？”“去么？”）。《金瓶梅》的方言基本上用“VP不VP”，极少量是“可VP”。以此推断，属北方语系。
再者，语言是不断变异的，无一固定的东西可以遵循。
其所以变异，首先是人员的迁徙，语言必然交汇而相互参透。就黄岩言，原是斥卤之地，公元前，就有两次人口大融合，一次是淮河流域的徐国被吴国吞并，其后裔流至浙江，在我地大唐岭筑“徐堰王城”；另一次是楚国灭了越国，越国后代南逃，也有在徐堰王城故址筑城。自三国东吴始，这里成了对外交流的窗口，随着物资交流、人员流动，语言必有变化。明初人口又有大迁徙到安徽、河北、北京一带。而后因战乱，有外地人流亡来的，也有本地人流亡外地而后回归的。这样当地方言能不发生变化吗？黄岩如此，各地亦然。如果不顾及《金瓶梅》诞生后这四百多年各地方言方音发生变化的事实，用今天本地土语来套自然各有斩获而误入“歧途”，还以为是“通道”。
其次，《金瓶梅》中的方言也不一致的。《金瓶梅》的手抄本有“五回”丢失，崇祯刻本由“陋儒”补写。此刻本有避讳明代天启、崇祯兄弟名讳现象，说明刊刻时间晚于万历末年，而明末学者沈德符读过，他在《万历野获编》中说这五回陋儒补入“文笔肤浅鄙俚，时作吴语，前后血脉亦绝不贯串，一见知其膺矣”；注意“时作吴语”一语，可见其它各回文字不是吴语。南方研究者若受这五回蒙蔽自然会导出是南方方言的结论。也难怪前期的上海人、绍兴人，而今又冒出黄岩人，都能指认《金瓶梅》中的方言是我地的方言俗语。
何况，文学作品中作家不一定用自己家乡的语言写作。这里有两个因素：第一，凡是能写出这样巨著的作家，都是阅历丰、见识广、走南闯北的人，他（她）本身会说南北方的语言，懂得好些地方的方言俚语，往往会根据作品的地理环境自然地运用合适的地方语言，是不足为怪的。第二，作家在作品中塑造各种典型人物，除穿着、打扮、一举一动与人物身份、性格吻合外，还得在语言上下功夫，做到怎么样的人说怎么样的话，所以各地的方言俚语都会出现，杂呈于作品中也正常的。如周立波，湖南人，《暴风骤雨》中语言却带北满口音，其姐妹篇《山乡巨变》却以浓郁的花腔调而享誉。又如阮章竞，纯粹是广东人，可他写《赤叶河》却是一口的山西上党话。还有，写京味小说人里，有山东大汉，也有北京佬。
依此观之，如果一味地以作品的语言（包括方言俚语）为通道来寻觅作者是何许人，必然误入歧途，劳而无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