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常岁月里的毛泽东

最后两年，毛主席再也没有抽过烟毛主席的烟瘾很大。曾任毛泽东卫士的周福明回忆，重庆谈判时，因为蒋介石不吸烟，也讨厌烟味，所以，毛主席在谈判时始终未吸一支烟。这对于一个一天大约要抽50支烟的人来说，是多么大的痛苦，也是多么大的考验。事后，蒋介石不得不佩服：毛泽东非一般人所及，从不抽烟这件小事可见出他的意志。
1972年毛主席开始生病。由于病情，吸烟对他越来越不利。毛主席早就由熊猫烟改抽雪茄烟，后来又有专人为他特制雪茄，往里面掺杂些中草药，可止咳、化痰，减少烟里的有害成分，可他仍然不停地咳嗽。毛主席从1974年开始戒烟。毛主席一说戒烟，马上就与它一刀两断。我开始怕毛主席难受难忍，烟和烟具没有收，还是放在原处。我为毛主席上茶时看见过他要么把烟拿起来放在鼻子前面使劲地闻几下，要么就把雪茄烟放在手里用手指来回地捻几次。我想为他老人家点一支，可他摇摇头，把雪茄烟又放回原处。有一次周总理来毛主席这儿商谈工作，目睹了毛主席戒烟，就劝他少抽一点，毛主席还是不抽。一个月以后，毛主席告诉我：把所有的烟和烟具收走。就这样，毛主席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再也没有和烟打过交道。
“曹操和诸葛亮谁厉害？”
曾担任毛泽东的俄文翻译李越然回忆，毛主席非常愿意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谈天说地，但是他会随时提问题让你回答，并要求讲出自己的思想和观点来。有一次毛主席问我：“李越然同志，你说曹操和诸葛亮这两个人谁厉害？”
这一下子把我问住了，我支支吾吾地说：“毛主席，我对三国不太熟悉，没有作过这个比较。”毛主席说：“哎，那可不行，这本书至少要读三遍，这里头辩证法可多呢。
曹操不比诸葛亮差，尽管演戏的时候把他扮成白脸，实际上这个人可厉害着哪。他最大的特点是会用干部。”
毛主席很不习惯各种各样的排场。1957年去莫斯科之前，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把我叫到办公室说：“小李，你赶紧去见尤金大使，毛主席已经交代了，到了莫斯科之后不要搞三军仪仗队，来接的人越少越好，最好是下了飞机上车就走。”尤金大使听到我的转述后也感到为难，他说：“这个我做不了主，我必须报告苏共中央。”
飞机抵达莫斯科伏努科夫机场上空，往下一看，红旗招展，三军仪仗队整齐排列；下飞机又见前来迎接的人很多，苏共政治局的领导几乎都到了，还有胡志明等先期到达的兄弟党领导人。
毛主席在礼官的陪同下检阅了三军仪仗队。
在车上，毛主席问赫鲁晓夫：“我不是请求你们不要搞三军仪仗队么？”
赫鲁晓夫说：“不错，尤金大使向我报告了你的意见，我们所有人都反对，说各国领导人来了我们都是最高的礼仪规格，为什么毛主席来了却把三军仪仗队取消了？”
毛主席笑了笑说：“依我看，等到共产主义实现了，这一套就没用了。”赫鲁晓夫也会意地笑了。
“除了不对的以外都是对的”
毛主席在教导身边工作人员时喜欢说“要夹着尾巴做人”。他这句话通常是给青年同志讲的，有时也对中年同志讲。
“错了，改了就好。”“这次错了，下次改了，就有出息。”这些话毛主席也给身边工作人员讲过。
曾在中央书记处第一办公室工作的何载回忆，1956年年底毛主席身体欠佳。一天，我得到电话通知，适当减少给毛主席送阅的东西。我当时兼中南海党总支书记，只单纯地从爱护毛主席的健康出发，草率地向有关办公室的同志转达了要少送文件的意思。毛主席当年的习惯是每天要看三四万字左右的东西，现在一下少送了，很快被他发觉了。在一个会议上毛主席对我提出批评，说一个姓何的封锁他，还举了些历史上封锁国君的恶劣行径和严重后果的例子。我吓坏了，认为闯了大祸，寝食不安。正在一筹莫展时，周总理捎了话来，让何载马上检讨。当晚，我即送上了检讨书，次日早上毛主席批回来了：“态度尚好，免予处分。”我如释重负，内心说不出的喜悦，但思想上仍有疑虑和不通。一天下午，正在西楼吃饭，邓大姐来了，她对我讲了一句总理要她转达的话：“别人想挨批评还挨不上呢。”听了邓大姐的话，我思想才通。
1952年前后，北京市西城有位长于养菊和做诗的先生，毛主席看到其诗文后曾两次登门拜访。石驸马大街还有位善于做诗、常以诗来针砭时弊的老先生。一天，毛主席于欣赏之余，决定马上拜访，搞得公安人员非常被动。
尽管出于安全考虑未能成行，但这件事，却反映了当年毛主席希望听取不同意见、求贤若渴的心情。
1957年3月，中央统战部在怀仁堂后厅召开民主党派领袖人物座谈会，祝贺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我当时列席了会议。会上有人讲了过头话，毛主席都认真听取，中间插话，谈笑风生。会议开得很活跃，大家心情舒畅。会后，毛主席和大家一起参宴。宴会结束时，有位老先生带着几分酒意把手搭在毛主席的肩上问：“您说我刚才的话对不对？”毛主席先用眼微笑了一下，然后机智而幽默地说：“除了不对的以外都是对的。”那位老先生便高高兴兴地走了。
作者：周福明 点击次数：796
出处：《实话实说丰泽园》 上传日期：200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