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司如何打破美国投资壁垒

中国公司如何打破美国投资壁垒 David M. Marchick Edward M. Graham

当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人鲸吞美国企业和资产时，美国的国会议员、工会领袖和企业管理人士开始惊呼“日本人来了！”虽然外国投资者在美国经济发展中一直扮演著重要角色──特别是在1870年至1914年美国工业革命的晚期──但批评人士那时还是警告称，说到日本，情况就不同了。包括时任麻省理工学院史隆管理学院(MIT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院长的莱斯特•梭罗(Lester Thurow)以及杂志发行人出身后来竞选过美国总统的史蒂夫•福布斯(Steve Forbes)等人曾担心，日本经济影响力的不断增强可能会严重威胁到美国未来的财富和权利。MIT的经济学家鲁迪格•多恩布什(Rudiger Dornbusch)1988年时曾说：“一些人似乎担心，当他们拿起电话时，电话另一头的那个人会说‘Moshi！Moshi！‘”

20年后的今天，相似的言论又对准了来自中国的投资。尽管无论是共和党政府还是民主党政府都一直鼓励中国在国内实施市场自由化改革，但美国国会对中国在美投资的增加却日益感到不安。

那么中国投资者能从日本人的经验中学到些什么呢？是否应以不同于对待其他外来投资的态度看待中国的在美投资呢？

为了对不断增长的敌意做出回应，日本公司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实施了各种各样的策略以期被美国社会所接纳。 由于多数官方批评都来自国会而不是州及地方政府，包括尼康(Nikon)、索尼(Sony)、松下(Panasonic)和东芝(Toshiba)在内的众多日本公司都建立或扩大了驻华盛顿的代表机构，以期为自己营造一个更加积极的形象。目前，有37家日本公司在华盛顿设有这类代表处，这使日本成为在美国首都开设代表处第三多的国家。

由于文化方面的原因，与美国企业相比，日本公司在实施其超越策略方面一直比较低调。它们试图通过与智库、记者和前政府官员等第三方合作的方式塑造华盛顿对日本投资的主流意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华盛顿的各个智库从八十年代中期起就开始举办有关日本投资的各种论坛，发表证明日本投资对美国经济有益的研究报告。在许多情况下日本公司都对这类研究提供了赞助，它们或是向智库的这类学术活动提供资金，或是与从事这些研究的学者相互合作。这类行为至今仍在继续。

因此日本公司得以向人们展示：与许多人所担心的截然相反，在美投资的日本公司经常聘用美国人担任高层管理职务，它们还从美国生产商那里购买资本货物。美国经济分析局(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2002年发表报告说，日本公司在美国创造的工作岗位已经超过83.4万个。仅汽车生产商本田公司(Honda)一家就雇用了超过27,500名美国人，这些人每年的工资额达16.9亿美元；自1982年以来，本田公司美国供应商的数量已经从40家增加到550多家。本田公司的情况并非个别，丰田汽车公司(Toyota)从北美供应商那里采购的零部件和原材料目前超过了110亿美元。

日本公司也在基层政府层面上寻求支持。虽然日本公司受到美国许多州长的热情欢迎，如田纳西州前州长拉马尔•亚历山大(Lamar Alexander)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成功地吸引日产汽车公司(Nissan)和小松公司(Komatsu)前来田纳西州投资，但日本的公司仍然努力将自己整合到无数的当地社区中去。遵循“在你出售产品的地方从事生产”这一格言，日本公司成功缓解了那种认为它们在美投资只是为了给从日本进口产品开辟销售渠道的担忧。例如，本田汽车公司在俄亥俄州的发动机工厂是该公司最大的发动机生产厂，该厂每年的发动机产量超过100万台；2001年，丰田汽车在西弗吉尼亚州的工厂成为它在日本以外首家生产自动传动装置的工厂。亚拉巴马州州长堂•西格尔曼(Don Siegelman)2001年提到丰田汽车投资2.2亿美元在该州兴建V8发动机工厂一事时说：“丰田汽车和亚拉巴马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为亚拉巴马的家庭提供了改善生活质量的希望和梦想。”

丰田汽车公司在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开设了一家大工厂，该公司向当地的基金会捐赠了50多万美元。而索尼影视娱乐有限公司(Sony Pictures Entertainment)则与加利福尼亚州的Culver City Schools合作，向当地提供新的教学设备并对当地的教师和学生进行培训。索尼公司的员工在当地学校义务从事植树和粉刷墙壁的工作，他们还为六年级学生上科学课的需要建造了一个蝴蝶园。Culver City联合社区的负责人劳拉•麦克高希(Laura McGaughey)说：“感谢我们与索尼影视娱乐有限公司结成的合作伙伴关系，Culver视觉和表演艺术学院已经成了艺术教育方面的领头人，并成了一个学生能够追寻梦想的地方。”

这种情况并非绝无仅有。在美国各地，许多日本公司都在为地方的社区建设贡献力量。从小联盟棒球队到儿童癌症研究中心，日本公司向各类地方机构捐助了成百上千万美元。日本公司实际是在仿效美国公司的做法──投资、培养社区支持力量、取悦当地政治家以及拓宽与其投资相关联的经济利益。

改善形象

对于正重走20年前日本公司老路的中国企业而言，日本企业融入美国社会的策略无疑能提供一些有用的借鉴。就像上世纪80年代对日本一样，美国国会和政府对中国竞争力的不断增强、两国间的巨大贸易逆差和中国出口为导向的增长策略感到忧心忡忡。

同时，日本和中国的投资趋势也存在重大差异。比如，对日本投资的一个主要批评意见是日本经济对海外投资是封闭的。但尽管中国仍存在许多问题，但却并不封闭；它甚至还是全球第二大外国投资接收国。截至2004年底，仅美国在中国的投资额就超过了154亿美元，这还很可能低估了真实的金额。

而且，80年代时，美国对日本投资的担忧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而现在对中国投资的担忧既有经济方面的，也有国家安全方面的问题。在美国的10大贸易伙伴中，只有中国不被看作是战略和政治盟国。其他9个国家不是北约的成员国就是美国军火出口的接收国。

在美国的日本投资者基本都是私营企业，而有实力在海外进行投资的中国公司，多数都为中国政府所有或是控股。最近的一项研究估计，截至2004年底在大约1,300家中国上市企业中，只有大约30家是真正的私有企业；其余公司最终都为国家所控制。

政府拥有企业所有权常常会让人产生这样的疑问：企业的决策到底是从商业利益、还是从国家利益出发的？鉴于美国在战略层面对中国的担忧，众多中国公司由政府控制的事实将导致美国政府按照国家安全程序对中国投资进行严格审查。这个程序是在1988年制定的，由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简称CFIUS)负责实施，当时国会正对来自日本投资的增长感到忧虑。

但政府所有并不是可能导致CFIUS严格审查的唯一因素。该委员会针对任何项目都会重点审查的一项是：敏感的、受出口管制的技术是否被转移到了其他国家，而无论收购者来自哪国。这一点在中国公司收购案中也有体现，主要原因是在九十年代末至本世纪初，出现了一系列中国公司违反美国出口管制法律法规的突出案例。

中方的间谍行为一直是美国反间谍机构的心头之患，包括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国防部、国土安全部(Homeland Security)和联邦调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他们担心某些中国公司可能被用来为间谍活动做掩护。只要五角大楼仍然认为中国可疑，CFIUS就会从中国军事力量可能受到的影响来审查中国公司对美国企业的收购交易。

对美国决策者来说，中方的收购还会引出许多不同的经济问题需要考虑。举例来说，日本公司大量资金是以全新投资的方式流向美国制造业的，而中国公司在制造业领域已经拥有了不少相对优势，例如制造业劳动成本低廉和大量通往美国市场的渠道。中国公司对在美国兴建制造基地的兴趣并不大，他们更重视借此发展具备全球竞争力的管理技能和全球化品牌。此外，中国公司热衷于收购具备战略意义的资产，尤其是那些可能引起美国人在政治和国土安全方面焦虑的行业，例如：能源。

即使如此，中国在美国的大部分投资并不能招来CFIUS的审查。只有外商在美国的投资可能影响到国土安全时才会被审查。比如说，2005年夏季中国公司海尔(Haier)收购美国白色家电生产商Maytag的计划就不需要提交CFIUS审查。同理，绝大多数针对零售、房地产、或汽车等行业的中国投资都不需要接受国土安全方面的审查。

但是，不管身处哪个行业，中国公司要想成功进入美国市场，还需要更精明老道地处理交易可能引起的政界反对声浪。为此，中国公司需要表明态度，承诺要为当地创造工作机会、遵守美国法律法规、做一名好雇主，要像最好的美国公司那样学习融入到当地社区中。通过在那些不会引起国土安全担忧的领域不断投资，中国公司会逐步积累经验，从中获益。为了尽可能在美国获得良好的投资回报，中国公司应该重点在那些它们拥有明显无形资产优势（例如更好的产品或加工技术）的领域投资，就像大多数日本成功企业所做的那样。

在美国这方面，美国应该继续支持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努力，将中国对外投资的活动视作其经济发展的必然和积极之举。鼓励美国公司在中国投资、同时又阻挠中国公司在美国投资的政策，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国家利益角度而言，都是难以为继且不合理的。美国应该鼓励中国继续吸引外商投资，同时欢迎中国企业不断到美国投资。这样，美中两国都能从中受益。

（编者按：本文作者David M. Marchick是Covington & Burling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曾任克林顿(Clinton)政府副助理国务卿。Edward M. Graham是国际经济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高级研究员。二人共同撰写了《美国国家安全与外商直接投资》(U.S. National Security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一书（国际经济研究所2006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