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白云厚自一身轻——说说萧军(作者：吴昕孺 ) BaoBao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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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厚自一身轻——说说萧军(作者：吴昕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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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拯救萧红
１９３１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军占领了全东北。当时，一个叫刘鸿霖的年轻人在北满的舒兰县城准备聚众抗日，却因叛徒出卖而宣告失败。刘鸿霖被迫逃亡到哈尔滨。这位集高超武功与文学天赋于一身的流浪汉，因为武装未成转而靠卖文糊口，笔名“三郎”，并有幸在《国际协报》副刊谋得一份差事。
翌年夏，《国际协报》收到一封求救信，署名张乃莹，说她怀有身孕，被困在东兴顺旅馆，同居的男人跑了，因欠旅馆六百多元食宿费，老板要把她卖到妓院抵债。三郎按照信上地址找到了那个女孩，只见她身心憔悴，体形臃肿，即将临产，脸上挂着一副绝望的神情。当知道来救她的人是她所佩服的流浪诗人三郎时，她就像在汪洋大海中抓住了一根稻草，这位大地主家的小姐因为逃婚而被骗，何曾受过如此凌辱，而今在狐鬼满路的茫茫人海，终于得遇知音，自然喜出望外。
三郎打量着这个苦难的少女，一边倾听她的故事，一边凝神看着她在纸上胡乱勾勒的、很有美感的线条。忽然，一张纸片上的几句诗吸引了他：“……去年在北平／正是吃着青杏的时候／今年的命运／比青杏还酸！”他的心怦然而动。“这是我所认识的最美丽的女人，也可能是全世界最美丽的人，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拯救她，拯救这颗美丽的灵魂！”三郎没有钱，他只有靠威吓；但威吓并不是战斗，反被狡诈的老板一顿嘲弄。好在天赐良机，秋天到了，松花江大堤决口，洪水奔流，哈尔滨成为一片泽国。三郎趁抗洪抢险的混乱带着张乃莹杀出重围。
１０月，张乃莹在哈尔滨市立一医院生下一个女儿，因无力哺养，当场送人。在最虚弱的时刻，三郎成了她有力的支撑。他们结成了一对患难夫妻，没有戒指，没有仪式，没有礼服，定情物是三郎的情诗：“浪儿无国亦无家，只是江头暂寄槎。结得鸳鸯眠便好，何关梦里路天涯。”一年后，两个合作出版《跋涉》，这是他们在文学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联手。
三郎在哈尔滨交上一位特殊的朋友，游击队员傅天飞。傅天飞经常跟三朗讲述他们与日军周旋、战斗的种种事迹，三朗本有抗日杀敌之志，如果不是身边有了爱妻，他或许早跟傅天飞到战场上搏杀去了。但他萌发了要为傅天飞们写一本书的愿望，这就是后来成为名著的《八月的乡村》。
但《跋涉》给他们带来了麻烦，时常传来要抓人的消息。他们决定离开哈尔滨，并发誓只要满洲国存在一天，他们就不回来。在好友舒群的安排下，他们经大连到了青岛，住在舒群岳父家。三郎担任了《青岛晨报》副刊的主编，但他的主要任务是抓紧《八月的乡村》的写作，而在青岛最大的收获是因了地下党员孙乐文的帮助，与鲁迅取得联系。这将成为他们人生，尤其是文学创作的转折点。
鲁迅的回信对他们是莫大的激励。在青岛呆了不到半年，两口子迫不及待地乘坐日本轮船“共同丸”到了上海。他们在拉都路２８３号租了一间小房子，南面没有采光，东面却有两个窗户，太阳进不来，寒风却如入无人之境。房租水电要十几元，负担不轻，他们的食谱是白水煮面片，上面飘着几根菠菜。有一次，好友梅林来看他们，两口子盛情请他留下来吃饭，他不忍心，他看见仅有的一袋面粉已经见底了。
鲁迅是他们心中的希望和明灯。如果能见上鲁迅，那此行所有的悲苦辛酸都值。他们只好继续给鲁迅写信。鲁迅的回信总如期而至，但谈及见面，不禁让人凉了半截，先生的意思是“从缓”。鲁迅被当局通缉数年，当时环境之恶劣与现实之残酷，让先生不得不谨慎万分。但鲁迅对人生地不熟的三郎夫妇又十分牵念，怕他们病急乱投医，再三提醒“上海有一批‘文学家’阴险得很，非小心不可”，他真诚地说：“我想我们是有看见的机会的。”多年以后，改名为萧军的三郎回忆道：“当我在上海生活过一段时期以后，我才知道自己所知道的上海政治情况，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而已，事实上的险恶与复杂，是在想象以外的。”
出乎鲁迅意料的是，他在复信中称呼笔名悄吟的张乃莹为“女士”，遭到她的不满与抗议。更出乎三郎夫妇意料的是，这一因悄吟过于敏感而炮制的抗议竟然博得了鲁迅的好感，他似乎看到了这对年轻人身上温润如玉的天真，在无数少年老成、城府很深的文人学士中，这一片天真显得多么通灵透脱；但在风雨如晦的上海，这种珍稀品质又是极易被摔得粉碎的。他认为，他出来保护这对年轻人身上的美好东西责无旁贷。他们再通信就像老朋友一样波俏嬉戏，而见面的机缘也已越来越近。
１９３４年１１月３０日下午两点，三郎夫妇准时来到内山书店，鲁迅早在那里等候着。这让他们有点不知所措，虽然信里很熟了，但毕竟是第一次见到先生，他们仍被他的威仪所震慑。这种震慑很快就变成倾服。鲁迅把他们带到书店不远的一家咖啡店，他们开始了平和而善意的交谈。说话多由三郎代表，悄吟近乎痴迷地看着先生。他脸颊消瘦，颧骨挺突；嘴上浓密的髭须与头上硬直的短发极具个性；眼睛时常眯起，越是眯起那里面透出的目光越是犀利……看着，看着，悄吟竟然起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心疼，她的泪水快要夺眶而出，这时正好许广平带着小海婴进来，她赶紧逗小海婴玩去了。
临别，鲁迅拿出２０元钱送到三郎手上，说：“这是你们需要的。”听说他们连回去坐车的零钱都没有，鲁迅把手伸进自己的衣袋，从里面掏出一把大大小小的银角子和铜板。而三郎含着热泪将《八月的乡村》抄稿递了过去。
楼主 | 2007-09-28 20:15
柏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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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鲁门弟子
第一次见面，鲁迅对这对年轻夫妇颇生好感。三郎的拼命哲学和悄吟的敏感心性都让他挂怀，他总是担心他们会有什么闪失，就想着要给他们介绍几个可靠的朋友。为此，鲁迅专门设宴于梁园豫菜馆。赴宴前，悄吟决意要对三郎进行一番包装，她花７角５分钱买回一块黑白纵横的方格绒，不吃不喝十几个小时，硬是将它缝制成一件高加索立领的套头衬衣。三郎焕然一新，亲热地挽着妻子走进先生安排的饭局，也走进了上海文坛。鲁迅为小两口介绍的朋友是：茅盾、叶紫、聂绀弩与夫人周颖，还有没来得及赶上饭局的胡风夫妇。鲁迅特意委托叶紫做三郎夫妇的监护人。他们于是和叶紫成为了密友。
鲁迅的关心无处不在。两口子搬到拉都路南段时，周围住着许多白俄罗斯人，鲁迅叮嘱他们千万不要跟那些白俄说俄国话，怕有人告密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有一天晚上，悄吟和胡风在空旷的大街上疯跑，三郎则跟在后面鼓掌助兴，鲁迅听说后严厉批评了他们，因为万一惊动了巡捕房，极有可能惹出祸来。搬家后，他们口袋里的钱不够买一张床，鲁迅要他们到木刻家黄新波家里去借，黄新波二话没说，借给他们两张铁床，还叫了黄包车送他们回去。黄新波不久就成为《八月的乡村》一书的封面设计者。
聂绀弩鼓励小两口多写点短作品，容易捞到稿费。他们埋头苦干，三郎写短篇小说，悄吟写散文。三郎的短篇《职业》由鲁迅推荐刊登在《文学》杂志第４卷第３号，拿了３８元稿费，足足可以交三个月的房租。他激动得抱着妻子在房间里转圈。
鲁迅不顾劳累，认真读完《八月的乡村》，他很喜欢这部质朴刚健的作品，为此写了一篇序言：“我却见过几种讲述关于东三省被占的小说，这《八月的乡村》即是很好的一部。”为了便于出版，鲁迅要三郎把笔名改掉，他说，俄国有个萧三，在文学上很活跃，现在即使多一个郎字，“狗们”也即刻以为就是他的；而且笔名最好有两个，一个平时写文章用，一个放在长篇上。遵照先生的指示，三郎因为非常喜欢京剧《打渔沙家》里的萧恩，加上自己军人出身，故改笔名为“萧军”，而《八月的乡村》则署名为田军；悄吟夫唱妇随，取笔名“萧红”，两人的笔名寓含“红军”之意，是对蒋介石“言抗日者杀无赦”的蔑视与抗议。
萧军提议，他们两口子加上叶紫共三人组成一个“奴隶社”。鲁迅同意，并策划了一套“奴隶丛书”，使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叶紫的《丰收》和萧红的《生死场》先后问世。《八月的乡村》描写义勇军抗日的故事，让民族危机下苦闷的民众看到了希望。这样的书大书店竟然不敢销售，他们只好用布包着书送给朋友，通过朋友送给朋友，这样子扩大着影响。反动派固然忌惮，可革命派里也跳出小丑来，一个叫狄克的人声称这样的书“在内容上形式上还有许多问题”，根本不应该出版。鲁迅当即写出《三月的租界》予以反击。狄克就是张春桥。
萧军、萧红两口子都将鲁迅当作自己的精神导师，但两人在感情倾向上有着细微的差别。对于萧军来说，鲁迅胜过父亲。他从小缺少父母之爱，刚出生六个月时父亲殴打母亲，致使母亲服毒自尽，他在幼年就握着拳头要“给妈妈报仇”。冷酷的家庭养成了他的叛逆性格和暴力倾向，父亲给他的定论是“他做徒弟，会打死师傅；学买卖，会气死掌柜”。他一生打架无数，所以当张春桥向他施放冷箭，鲁迅的反击是发表檄文，萧军却是下达决斗战书。张春桥自知不是对手，推了一个小瘪三马吉蜂去挨打。萧军在徐家汇的一块草地上，把马吉蜂摔得像一捆稻草，吓得张春桥再不敢吭声。萧军曾说，他打架的次数比写文章的篇数还多，打架是他用拳头写的文章。有一次，萧军问鲁迅：“我这野气要不要改？”先生马上答道：“不改。”萧军得意地大笑。他在鲁迅这里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温情与包容。
而在萧红眼里，鲁迅除了先生的身份，更多的时候是一个男人。萧军拯救了萧红，萧红以身相许，但萧军骨子里有乃父遗风，他抓着萧红的手过马路，都可以在萧红的手臂上抓出五个指印来。萧红敏感的心思与萧军鲁莽的风格隔如云泥，这也是后来他们分手的根源。鲁迅胸怀大爱，他勇猛精进的背后是从容澹定，是心细如发。这对萧红有着莫大的吸引力。她经常一个人去鲁迅家，因为她自己无处可去，心里更放不下病中的先生。她去得太多，以致许广平对她的到来都觉得是一种负担，但鲁迅一看到萧红，便更加开朗、温和，谈兴愈浓。
萧红是鲁迅交谈最多的年轻作家，是鲁迅最为看好也最能理解鲁迅的女作家。鲁迅和萧红都在情感上受到过困挫，鲁迅心热如火，却从不显形露色，更不会主动向异性示好；加上他与许广平相濡以沫，感情深挚，萧红的痴迷在现实中没有可乘之机。她在心里萌动的爱意仿佛一棵急欲破土而出的种子，却被生生憋住，她唯一的办法是到先生家来得更勤，许广平不答理她没关系，她就和海婴玩，她甚至把随身配带的家传宝贝送给海婴做玩具。萧红死后，许广平在《追忆萧红》中对其仍颇有微词，可见萧红的频频来访早已让她苦不堪言。应该感谢许广平的是，她在萧红生前并没让萧红感到难堪和尴尬，这里面当然有鲁迅的因素，而许广平本人的修养和爱才也是不可抹煞的。
萧军与萧红对鲁迅的感情倾向在鲁迅死后表现得更加分明。闻听鲁迅的死讯，萧军发狂般赶到鲁迅寓所，在鲁迅床前双膝跪倒，平生第一次放声痛哭。萧军是治丧办事处的重要成员，他为先生守灵三夜，是先生的１６个抬棺人之一，还担任了一万多人送葬队伍游行示威的总指挥。在灵柩落葬前，萧军代表《译文》《作家》《中流》《文季》四大刊物和治丧办事处全体同人，发表了富有号召力的精彩演说：
“鲁迅先生他不应该死，他还没到死的年龄，他自己也不想死，人不想用死来逃避自己的责任。他要活，他要用活着的最后一滴血，为中国的整个民族和人民，为世界上被压迫的大众，争解放，争平等……鲁迅先生的死是一把刀——一把饥饿的刀，深深插进了我们的胸槽。我们要用自己和敌人的血将它喂饱！我们要复仇和前进！”
这实际上是鲁迅衣钵传人的声音。萧军接着积极投入到鲁迅纪念文集的编校出版工作中，而不管如何忙，不管刮风下雨，他每周都要到鲁迅墓地献上一束鲜花。
萧红是在日本听到鲁迅逝世的噩耗，她沉痛地写了《海外悼》，后来又写成中篇散文《回忆鲁迅先生》，这是极散淡又极凝练、极朴实又极生动、极平和又极深情的一篇文字。“一双拖鞋停在床下，鲁迅先生在枕头上边睡着了。”每次读到这里，我的眼角都噙着泪水，我被先生感动，被一个女子感动。这样才情如水的女子，这样知人体己的女子，因为敏感和自尊，也因为超人的才气，竟辗转于数男之手而找不到自己爱情的归宿，好在有鲁迅，有先生……萧红短暂而苦命的一生因此而变得灿烂。
１９４２年元月２２日中午，萧红病逝于香港，她的遗嘱是“葬在先生身边”。她死的时候，号称爱她的两个男人端木蕻良和骆宾基都在场，他们草草埋葬了萧红，然后一起争风吃醋地打架，竟连萧红葬在哪里都不记得。可怜的萧红，现在墓地里只有她残留的衣冠，这个弱女子真是流浪的命，尸骨虽无存，但她飘泊善感的魂灵应该早已陪伴在先生身边了。
1 楼 | 2007-09-28 20:16 柏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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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劳燕分飞
二萧的生活从一开始就不和谐，患难和文学把他们绾结在一起，当然还有爱情。但性格差异却让爱情成为日常生活中最昂贵的消耗品。从萧军晚年的回忆来看，我觉得萧军对他与萧红的六年夫妻情分缺少一个恰当的评价，也许他与萧红的话题太过敏感，也许碍于家人的缘故，但以萧军的直爽，应该是没有这些“也许”的。
按理讲，萧军与萧红结合的六年，是他们各自人生中最刻骨铭心的六年，是他们出成果最多、最艰苦也最快乐的六年，的确也是打打吵吵的六年。然而，萧军的回忆竟是那么理性和平静，看不到以前的电光石火，看不到任何深情和眷念，尤其看不到忏悔。
首先，他说１９３２年的时候，“只有结合才能解救她”，就显得不实。萧红当时的确走投无路，萧军的孔武有力是她唯一的依靠，她以身相许既有感激更有依赖；而从萧军因为读到萧红的几句诗认为她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女人”，并决心救人来看，他显然在拯救萧红时已经掺杂了情欲的因素，虽然不能说萧军乘人之危，至少他对萧红的回报，无论肉体还是灵魂，都照单全收了。在这种情况下，说“只有结合才能解救她”，很有得了便宜还卖乖的味道，把自己看得太伟大了一点。
萧红确实如萧军所说，“自尊心过强，有时膨胀到病态的地步。非常敏感。她有消极的一面，生活意志很弱”等等，这是她的性格问题，萧红生来一副多愁多病身，她不是伟人，无力自控，但她对萧军是真正投入了感情的。有人将二萧分开的原因归结于端木蕻良“插足”，事实上萧红发现端木的时候，她和萧军已经分手。萧军的“匹夫本性”与“强盗灵魂”让纤弱、敏感的萧红受不了，这其中一方面有纤弱、敏感的责任，另一方面也有“匹夫”、“强盗”的责任。比如１９３８年，他们来到设在山西临汾的民族革命大学工作，萧军总是闹着要上前线抗日，要去打游击；萧红则认为抗日应各尽所能，我们的特长是写作，应当用笔为抗日呐喊。两人各执一词，不欢而散。正是这一次争吵，让萧红下定了与萧军分手的决心。
萧军还是尽了自己的努力。他一直跟着萧红，不想分手，但又忍不住不吵不闹。萧军第一次到延安后，应丁玲邀请赴西安参加西北抗日服务团，就是因为上次吵架后萧红去了西安。但到了西安，走出屋来迎接他的是萧红和端木两个人。萧军只得默默接受这一切。他转身和王洛宾、塞克等人去了兰州，借住民主人士王蓬秋先生家，很快与王家二女儿王德芬恋爱结婚，这一次婚姻延续了半个世纪，直到萧军逝世。但人生不是拼寿命长短，长如五十载的萧王配也敌不过二萧那如夏花般绚丽的六个春秋。
二萧分手后都是闪电式地再婚。萧军遇上了贤淑温良的王德芬，萧红遇上的却是自视清高、自以为是、自我中心欲极强的端木蕻良。从伴侣的角度来看，萧军选择王德芬后让自己漂泊的身心安定了，而萧红选择端木便走上了爱情的不归路。端木比萧红小一岁，文才不逊萧军，长得白皙清秀，但此君是个“胆小鬼、势力鬼、马屁鬼，一天到晚都在那里装腔作势”，责任感跟萧军比差远了。萧红在香港病危的最后４４天，陪伴着她的是文学青年骆宾基，而不是她的丈夫端木。萧红死后，尸骨未寒，端木跑过来和骆宾基论理，没料到骆宾基手里攥着一张萧红生前写的纸条，上面赫然是“我恨端木”四个字。
萧红临终前还想起萧军，念叨道：“如果三郎在重庆，我给他拍电报，他还会像当年在哈尔滨那样来救我吧！”只能说，萧红命苦。离开萧军尚情有可原，与端木的凑合就十足表现了她的轻率和盲从。如果一介红尘女子，其非凡的才气必得以非凡的薄命相衬托，那是上帝的安排，夫复何言！
萧军淡化和公式化当年的二萧生活，说明他对萧红一直怀有怨怼，因为萧红当初决意离开，使他受到很多朋友的责难，让他有理说不清。但他有理吗？一个把身边女人打得青红紫白让她常在恶梦中惊醒的男人，而这个女人曾被他认为也许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女人”，这样的男人理在何处？
萧军那么重声名，所以，他在回忆中才把六年生死相依的浓情稀释成公务采访式的答问，“我与萧红只有六年的历史，她在这六年之中的情况我是熟悉的。前期和后期都知道得不太确实。我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这种“实事求是”夹杂着近乎腐臭的虚伪气息，不由得让我们再为萧红发出一声叹息。
2 楼 | 2007-09-28 20:16 柏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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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两赴延安
１９３８年３月１２日，一个身背褡裢、手柱木棍、薄衣单袜的汉子出现在延安，他就是来寻找精神憩歇地的萧军。鲁迅死了，萧红走了，萧军再次沦为精神流浪汉。他想到了延安，当时中国最有活力、最有气节的一块土地。萧军是从山西吉县步行二十多天来到延安的，他也没有想到会在延安呆多久，他本来想去五台山打游击，但路途不通，便灵机一动，拐到延安，住进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所。
那时，《八月的乡村》已成名著，萧军作为鲁迅学生的身份亦备受关注。毛泽东从丁玲那里得知萧军来了，很想见见这位“文”“武”均负有盛名的鲁门弟子。他派了秘书和培元前往问候，和秘书知道此人大有来头，友好地提出安排时间见见主席。哪知被萧军客气地回绝：“不见了，他挺忙的，我住上一两星期就走。”
但毛泽东要见的人岂容他随便逃避。不久后的一天，毛泽东亲自跑到招待所来看望萧军和其他友人。再过几天，中共领导人在陕北公学的操场上会餐，毛泽东特邀萧军参加。这次聚会毛泽东和他的部下们给萧军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高谈阔论，开怀大笑，轮流共喝一个大碗里的酒，还伴随着尘土飞扬的大风，其豪情逸气，壮志雄心，让萧军大感快慰。而毛泽东对萧军也很有好感，他写信给萧军说：“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和你谈得来。”
在普通作家，而非像郭沫若这类作家兼政治家中，萧军与毛泽东算是交情较深的一位。这除了性格上的投缘与互赏，更重要的就是“鲁迅的关系”。毛泽东把萧军视为鲁迅的嫡系传人，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对鲁迅的尊重，对鲁迅认识之深刻，让萧军有宾至如归之感。鲁迅也不能包治百病，尽管有过很多关照，但后来萧军政治上的“幼稚病”表现并没有得到毛泽东的宽怀，作为政治家他也许只能如此。
萧军第一次到延安呆的时间很短，就跟着丁玲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去西安找萧红。萧红没有找得回来，却娶了一个不满１９岁的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学生王德芬。他们辗转四川，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帮助下，于１９４０年６月，经西安再到延安。丁玲在西安亲眼目睹了二萧的变局，现在又看着萧军携妇将雏地到了延安，心里很不舒服。这为她日后与萧军交恶埋下伏笔。
在上海，萧军有鲁迅的庇护，而且上海是文人圈子，萧军的粗犷颇有迷人之处。到了延安，既有文人书生，又有将军元帅，亦文亦武的萧军反而成为一个“怪物”。他一边穿着俄国式衬衣，绣着白色花边和绿树枝图案，招摇过市，一边为着生活小事，从皮靴筒里拔出匕首插在桌子上；一边写申请书要求入党，一边对彭真说，谁要是命令我，我就会起生理上的反感，看来我还是留在党外吧，省得给党找麻烦；一边整天用自己的男高音唱着“同志们向太阳向自由，向着那光明的路”，一边和讥讽他的警卫连战士打架……
１９４１年７月，萧军觉得延安文人相轻，难于安身，准备再度离开。在向毛泽东辞行时，他问：“党有没有文艺政策呀？”毛泽东回答：“哪有什么文艺政策，现在忙着打仗、种小麦，还顾不上啦。”萧军颇有感触地说：“应该有个政策，否则争论不休，没有标准，难明是非。”毛泽东说：“这个建议好。你不要走，帮我收集文艺界各方面的情况好吗？”萧军便留了下来。翌年４月，萧军收到中央办公厅的请帖，参加中国现代文艺史上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应该说，这个会，萧军是始作俑者。毛泽东致开幕词后，第一个请萧军发言。萧军滔滔不绝地要“自由”，要“独立”，还说鲁迅在广州时就不受党派和组织的指挥。坐在萧军旁边的胡乔木站起来发驳，双方谁也不让步。这个时候，萧军的匹夫气又上来了，他扯开嗓门喊道：“你们整风，我不相信，看你们能改！”
由此，萧军卷入王实味事件遭到丁玲、周扬、柯仲平、李伯钊、刘白羽、陈学昭、艾青等的围攻便是必然要发生的。
萧军看上去是为王实味打抱不平，其实他对王实味一无所知，他只是受朋友所托，自恃和毛泽东关系好去帮王求情。毛当然不会买这个账。碰了软钉子后，到批判会场呈现一边倒局面时，萧军就烦躁得很，连“往脑袋上扣屎盆子”这样的粗话都冲出来了。中央研究院派四名代表到萧军住处，要他道歉。他把这四名代表轰了出去，洋洋洒洒写了一份《备忘录》上呈毛主席。谁都没想到的是，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９日下午，在延安召开的有两千多人参加的“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大会”上，萧军大声宣读了他的《备忘录》，引起激烈论战。萧军本就是不怕事的人，此番舌战群儒更是使他意气横生。但吴玉章的抚慰让他蓦然想起毛泽东在信中叮嘱他的“要故意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他终于压下火气，承认９９％的错误都是他的，但他希望丁玲等人承认１％的错误给他台阶下。哪晓得丁玲盛气凌人地说：“我们一点也没错，你是百分之百的错……我们共产党的朋友遍天下，丢掉你一个萧军，不过九牛一毛！”显然，情绪化已到极点。萧军气极，以一句斩钉截铁的“从今后咱们就他妈的拉、蛋、倒！”作了结，拂袖而去。
１９４３年，萧军因为与中组部招待所所长发生冲突，被削职为民，发配到乡下去了，还是毛泽东派胡乔木去看望他，他才得以回到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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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文化报》与《生活报》论争事件
抗战胜利后，萧军回到阔别多年的东北。他连续作了５０天群众演讲，广受欢迎。接着，他辞去东北大学鲁迅文学院院长职务，在中共东北局宣传部的资助下，创办鲁迅文化出版社和《文化报》，任社长兼主编。在他的报纸上，自由和独立又成为主题。１９４７年夏，东北局宣传部决定在哈尔滨创办《生活报》，由副部长刘芝明挂帅。这个报纸从它一问世起，明显就是针对萧军和他的《文化报》来的。对政治一窍不通的萧军还蒙在鼓里，以为这是一场私人恩怨。
第二年８月２６日，《生活报》开始由暗箭变为明枪，发表社论《斥<文化报>谬论》，指责萧军以“救世主”自居，挑拨中苏民族仇恨，反对人民的解放战争，故意遗忘共产党是人民救星这一基本真理。接下来的七天，《生活报》每天的社论都对萧军进行痛扁。萧军固执地认为这不是“党的意旨”，期望着将来有一天见到毛主席，“谁是谁非一定能弄清楚”。于是，他拿出自己的才气和干劲，大举反击。
这一反击的直接恶果是，中共东北局下达了萧军“完全自绝于人民的文化行列”的组织结论。自１９４９年６月起，全东北轰轰烈烈地开展了为期三个月的“对于萧军反动思想和其他类似反动思想的批判”。大家看到，这样的语言已经颇具文革气息了。萧军成为建国前夕中国作家，乃至知识分子中因言获罪的第一人。这次大批判的主要发动者和组织者，便是东北局宣传部副部长刘芝明，也以他的长篇大论《关于萧军及其<文化报>所犯错误的批评》作为告一段落的理论总结。这次大批判对萧军的处理结果是“停止对萧军文学活动的物质方面的帮助”，连写字的纸和笔都没有了，他被安排到抚顺煤矿去进行改造，而这次改造后来成为长篇小说《五月的矿山》的生活来源。
在大批判中，有关萧军与刘芝明这一对对手的正面交锋特别有趣。刘芝明在准备写那篇批判文章时，到处找萧军过去的作品当靶子。萧军听说，连忙亲自送上门来。刘副部长写好文章后，曾得意洋洋地拿给萧军看，问道，你觉得怎么样？萧军笑着说：“不怎么样？”刘副部长问，为什么？萧军说：“如果是我批判萧军，就不会这么写。你把萧军比作狼、虫、虎、豹、鹰等凶兽，但凶兽毕竟不是叭儿狗！鲁迅说过，自己的血肉宁愿喂虎喂鹰，也不给叭儿狗吃，养肥了癞皮狗乱钻乱叫，多么讨厌！”气得刘芝明不打一处出。
随着批判的逐渐深入和浩大，不低头的萧军又对刘副部长说：“你要能批得我少吃一碗饭，少睡一个钟头觉，我就佩服你！”刘副部长说：“你跟共产党耍什么硬骨头！”萧军反唇相讥：“那共产党尽需要些缺钙的软骨头吗？”
最后，萧军离开沈阳去北京时还找到刘芝明说：“咱俩的账没完。不过今天不跟你算了，２０年后咱俩再算。你的报纸白纸黑字，油墨印的，擦不掉，抹不去，我的也一样，２０年后再看！”
这就是萧军。他不管你组织不组织，他找的是明明白白的个人。你奉哪个组织的命令我不管，我知道你和我过不去，我就要找你算账。如此鲁莽直爽得简直是没脑子的萧军，能挺过建国以后那么多运动，那么多屈辱，算得上是一个不小的奇迹。他的好朋友胡风就是在同样的风雨中，未能逃过此劫，没有见到彩虹，自杀而亡。由于萧军察觉不到政治迫害背后的种种阴险，只以为都是个人恩怨，找到自己的冤大头就可以了，因此他反而具有豁达的心态和傲岸的精神。
4 楼 | 2007-09-28 20:16 柏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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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白云厚自一身轻
１９４９年以后的３０年，萧军和他的家人都是在迫害中度过。１９５１年，萧军举家迁到北京，却成了失业的流民。为了生活，他挖过坟墓，当过中医。１９５９年，在彭真的过问下，他才到北京市戏曲研究所当上了一名研究员。
他们租住在什刹海边上鸦儿胡同６号一栋小楼的楼上部分，但由于动辄劳改、批斗、关押，萧军住在那里的日子很少，直到１９７２年他才回到他自己命名的“海北楼”家中，这时房子的大部分已被别人侵占，他们全家人挤在一间屋里，他只好把一个宽一米、长不足两米的壁橱清理出来充当书房。他为它取了一个名字叫“蜗蜗居”，并别开生面地要自己的孩子在一块木板上刻了“蜗蜗居”三字，钉在“门”的上方。
这个壁橱只能勉强塞进去一张不大的三屉桌和一把椅子，它没有窗户，白天也必须开灯，而且有“夏暖冬凉”的独特效果。１９８７年，萧军分到了一套新房，算起来他在蜗蜗居里一住３７年。而搬到新房后一年，他便因患贲门癌与世长辞。
文革浩劫结束后，萧军复出文坛。世事白云苍狗，经历了炎凉世态的萧军越来越精神，也越来越淡定。延安时期，丁玲多次发言和写文章批判萧军，一直过节甚深。１９７９年６月，萧军自己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当他得知丁玲自反you斗争后长期身处困境，在文革中被诬为叛徒，一个重要证据是鲁迅在给萧军信中提到的一句话。萧军马上以当事人的身份为鲁迅信上那句话作了长长的注解，说明那段话的本意，为丁玲辩诬。丁玲非常感动。
１９８１年，在中国作协理事会上，萧军与阔别多年的胡乔木重逢，两人亲切握手，久久不想松开。胡乔木为自己曾多次伤害过萧军向他道歉，萧军一笑泯恩仇。
晚年，很想写自传的萧军毅然中途停笔，他认为不应该再揭过去的伤疤，因为别人痛自己也痛，他希望所有的怨恨到此为止。
萧军有很深的古诗词造诣，他一生写过１０００多首诗。临终前，他用一首诗歌作为自己一生的总结：
“读书击剑两无成，空抱韶华误请缨。但得能为天下雨，白云厚自一身轻。”
一代传奇就这样结束。
5 楼 | 2007-09-28 20:17 柏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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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要出差赶火车去了～
6 楼 | 2007-09-28 20:17 灰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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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注意哦~~
每天都跟着旗子跑这儿晃悠,呵.
7 楼 | 2007-09-28 21:06 柏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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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时间从北京打了个来回，累死了～
8 楼 | 2007-09-30 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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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萧红再来关注一下萧军吧
１， 拯救萧红
１９３１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军占领了全东北。当时，一个叫刘鸿霖的年轻人在北满的舒兰县城准备聚众抗日，却因叛徒出卖而宣告失败。刘鸿霖被迫逃亡到哈尔滨。这位集高超武功与文学天赋于一身的流浪汉，因为武装未成转而靠卖文糊口，笔名“三郎”，并有幸在《国际协报》副刊谋得一份差事。
翌年夏，《国际协报》收到一封求救信，署名张乃莹，说她怀有身孕，被困在东兴顺旅馆，同居的男人跑了，因欠旅馆六百多元食宿费，老板要把她卖到妓院抵债。三郎按照信上地址找到了那个女孩，只见她身心憔悴，体形臃肿，即将临产，脸上挂着一副绝望的神情。当知道来救她的人是她所佩服的流浪诗人三郎时，她就像在汪洋大海中抓住了一根稻草，这位大地主家的小姐因为逃婚而被骗，何曾受过如此凌辱，而今在狐鬼满路的茫茫人海，终于得遇知音，自然喜出望外。
三郎打量着这个苦难的少女，一边倾听她的故事，一边凝神看着她在纸上胡乱勾勒的、很有美感的线条。忽然，一张纸片上的几句诗吸引了他：“……去年在北平／正是吃着青杏的时候／今年的命运／比青杏还酸！”他的心怦然而动。“这是我所认识的最美丽的女人，也可能是全世界最美丽的人，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拯救她，拯救这颗美丽的灵魂！”三郎没有钱，他只有靠威吓；但威吓并不是战斗，反被狡诈的老板一顿嘲弄。好在天赐良机，秋天到了，松花江大堤决口，洪水奔流，哈尔滨成为一片泽国。三郎趁抗洪抢险的混乱带着张乃莹杀出重围。
１０月，张乃莹在哈尔滨市立一医院生下一个女儿，因无力哺养，当场送人。在最虚弱的时刻，三郎成了她有力的支撑。他们结成了一对患难夫妻，没有戒指，没有仪式，没有礼服，定情物是三郎的情诗：“浪儿无国亦无家，只是江头暂寄槎。结得鸳鸯眠便好，何关梦里路天涯。”一年后，两个合作出版《跋涉》，这是他们在文学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联手。
三郎在哈尔滨交上一位特殊的朋友，游击队员傅天飞。傅天飞经常跟三朗讲述他们与日军周旋、战斗的种种事迹，三朗本有抗日杀敌之志，如果不是身边有了爱妻，他或许早跟傅天飞到战场上搏杀去了。但他萌发了要为傅天飞们写一本书的愿望，这就是后来成为名著的《八月的乡村》。
但《跋涉》给他们带来了麻烦，时常传来要抓人的消息。他们决定离开哈尔滨，并发誓只要满洲国存在一天，他们就不回来。在好友舒群的安排下，他们经大连到了青岛，住在舒群岳父家。三郎担任了《青岛晨报》副刊的主编，但他的主要任务是抓紧《八月的乡村》的写作，而在青岛最大的收获是因了地下党员孙乐文的帮助，与鲁迅取得联系。这将成为他们人生，尤其是文学创作的转折点。
鲁迅的回信对他们是莫大的激励。在青岛呆了不到半年，两口子迫不及待地乘坐日本轮船“共同丸”到了上海。他们在拉都路２８３号租了一间小房子，南面没有采光，东面却有两个窗户，太阳进不来，寒风却如入无人之境。房租水电要十几元，负担不轻，他们的食谱是白水煮面片，上面飘着几根菠菜。有一次，好友梅林来看他们，两口子盛情请他留下来吃饭，他不忍心，他看见仅有的一袋面粉已经见底了。
鲁迅是他们心中的希望和明灯。如果能见上鲁迅，那此行所有的悲苦辛酸都值。他们只好继续给鲁迅写信。鲁迅的回信总如期而至，但谈及见面，不禁让人凉了半截，先生的意思是“从缓”。鲁迅被当局通缉数年，当时环境之恶劣与现实之残酷，让先生不得不谨慎万分。但鲁迅对人生地不熟的三郎夫妇又十分牵念，怕他们病急乱投医，再三提醒“上海有一批‘文学家’阴险得很，非小心不可”，他真诚地说：“我想我们是有看见的机会的。”多年以后，改名为萧军的三郎回忆道：“当我在上海生活过一段时期以后，我才知道自己所知道的上海政治情况，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而已，事实上的险恶与复杂，是在想象以外的。”
出乎鲁迅意料的是，他在复信中称呼笔名悄吟的张乃莹为“女士”，遭到她的不满与抗议。更出乎三郎夫妇意料的是，这一因悄吟过于敏感而炮制的抗议竟然博得了鲁迅的好感，他似乎看到了这对年轻人身上温润如玉的天真，在无数少年老成、城府很深的文人学士中，这一片天真显得多么通灵透脱；但在风雨如晦的上海，这种珍稀品质又是极易被摔得粉碎的。他认为，他出来保护这对年轻人身上的美好东西责无旁贷。他们再通信就像老朋友一样波俏嬉戏，而见面的机缘也已越来越近。
１９３４年１１月３０日下午两点，三郎夫妇准时来到内山书店，鲁迅早在那里等候着。这让他们有点不知所措，虽然信里很熟了，但毕竟是第一次见到先生，他们仍被他的威仪所震慑。这种震慑很快就变成倾服。鲁迅把他们带到书店不远的一家咖啡店，他们开始了平和而善意的交谈。说话多由三郎代表，悄吟近乎痴迷地看着先生。他脸颊消瘦，颧骨挺突；嘴上浓密的髭须与头上硬直的短发极具个性；眼睛时常眯起，越是眯起那里面透出的目光越是犀利……看着，看着，悄吟竟然起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心疼，她的泪水快要夺眶而出，这时正好许广平带着小海婴进来，她赶紧逗小海婴玩去了。
临别，鲁迅拿出２０元钱送到三郎手上，说：“这是你们需要的。”听说他们连回去坐车的零钱都没有，鲁迅把手伸进自己的衣袋，从里面掏出一把大大小小的银角子和铜板。而三郎含着热泪将《八月的乡村》抄稿递了过去。
楼主 | 2007-09-28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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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鲁门弟子
第一次见面，鲁迅对这对年轻夫妇颇生好感。三郎的拼命哲学和悄吟的敏感心性都让他挂怀，他总是担心他们会有什么闪失，就想着要给他们介绍几个可靠的朋友。为此，鲁迅专门设宴于梁园豫菜馆。赴宴前，悄吟决意要对三郎进行一番包装，她花７角５分钱买回一块黑白纵横的方格绒，不吃不喝十几个小时，硬是将它缝制成一件高加索立领的套头衬衣。三郎焕然一新，亲热地挽着妻子走进先生安排的饭局，也走进了上海文坛。鲁迅为小两口介绍的朋友是：茅盾、叶紫、聂绀弩与夫人周颖，还有没来得及赶上饭局的胡风夫妇。鲁迅特意委托叶紫做三郎夫妇的监护人。他们于是和叶紫成为了密友。
鲁迅的关心无处不在。两口子搬到拉都路南段时，周围住着许多白俄罗斯人，鲁迅叮嘱他们千万不要跟那些白俄说俄国话，怕有人告密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有一天晚上，悄吟和胡风在空旷的大街上疯跑，三郎则跟在后面鼓掌助兴，鲁迅听说后严厉批评了他们，因为万一惊动了巡捕房，极有可能惹出祸来。搬家后，他们口袋里的钱不够买一张床，鲁迅要他们到木刻家黄新波家里去借，黄新波二话没说，借给他们两张铁床，还叫了黄包车送他们回去。黄新波不久就成为《八月的乡村》一书的封面设计者。
聂绀弩鼓励小两口多写点短作品，容易捞到稿费。他们埋头苦干，三郎写短篇小说，悄吟写散文。三郎的短篇《职业》由鲁迅推荐刊登在《文学》杂志第４卷第３号，拿了３８元稿费，足足可以交三个月的房租。他激动得抱着妻子在房间里转圈。
鲁迅不顾劳累，认真读完《八月的乡村》，他很喜欢这部质朴刚健的作品，为此写了一篇序言：“我却见过几种讲述关于东三省被占的小说，这《八月的乡村》即是很好的一部。”为了便于出版，鲁迅要三郎把笔名改掉，他说，俄国有个萧三，在文学上很活跃，现在即使多一个郎字，“狗们”也即刻以为就是他的；而且笔名最好有两个，一个平时写文章用，一个放在长篇上。遵照先生的指示，三郎因为非常喜欢京剧《打渔沙家》里的萧恩，加上自己军人出身，故改笔名为“萧军”，而《八月的乡村》则署名为田军；悄吟夫唱妇随，取笔名“萧红”，两人的笔名寓含“红军”之意，是对蒋介石“言抗日者杀无赦”的蔑视与抗议。
萧军提议，他们两口子加上叶紫共三人组成一个“奴隶社”。鲁迅同意，并策划了一套“奴隶丛书”，使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叶紫的《丰收》和萧红的《生死场》先后问世。《八月的乡村》描写义勇军抗日的故事，让民族危机下苦闷的民众看到了希望。这样的书大书店竟然不敢销售，他们只好用布包着书送给朋友，通过朋友送给朋友，这样子扩大着影响。反动派固然忌惮，可革命派里也跳出小丑来，一个叫狄克的人声称这样的书“在内容上形式上还有许多问题”，根本不应该出版。鲁迅当即写出《三月的租界》予以反击。狄克就是张春桥。
萧军、萧红两口子都将鲁迅当作自己的精神导师，但两人在感情倾向上有着细微的差别。对于萧军来说，鲁迅胜过父亲。他从小缺少父母之爱，刚出生六个月时父亲殴打母亲，致使母亲服毒自尽，他在幼年就握着拳头要“给妈妈报仇”。冷酷的家庭养成了他的叛逆性格和暴力倾向，父亲给他的定论是“他做徒弟，会打死师傅；学买卖，会气死掌柜”。他一生打架无数，所以当张春桥向他施放冷箭，鲁迅的反击是发表檄文，萧军却是下达决斗战书。张春桥自知不是对手，推了一个小瘪三马吉蜂去挨打。萧军在徐家汇的一块草地上，把马吉蜂摔得像一捆稻草，吓得张春桥再不敢吭声。萧军曾说，他打架的次数比写文章的篇数还多，打架是他用拳头写的文章。有一次，萧军问鲁迅：“我这野气要不要改？”先生马上答道：“不改。”萧军得意地大笑。他在鲁迅这里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温情与包容。
而在萧红眼里，鲁迅除了先生的身份，更多的时候是一个男人。萧军拯救了萧红，萧红以身相许，但萧军骨子里有乃父遗风，他抓着萧红的手过马路，都可以在萧红的手臂上抓出五个指印来。萧红敏感的心思与萧军鲁莽的风格隔如云泥，这也是后来他们分手的根源。鲁迅胸怀大爱，他勇猛精进的背后是从容澹定，是心细如发。这对萧红有着莫大的吸引力。她经常一个人去鲁迅家，因为她自己无处可去，心里更放不下病中的先生。她去得太多，以致许广平对她的到来都觉得是一种负担，但鲁迅一看到萧红，便更加开朗、温和，谈兴愈浓。
萧红是鲁迅交谈最多的年轻作家，是鲁迅最为看好也最能理解鲁迅的女作家。鲁迅和萧红都在情感上受到过困挫，鲁迅心热如火，却从不显形露色，更不会主动向异性示好；加上他与许广平相濡以沫，感情深挚，萧红的痴迷在现实中没有可乘之机。她在心里萌动的爱意仿佛一棵急欲破土而出的种子，却被生生憋住，她唯一的办法是到先生家来得更勤，许广平不答理她没关系，她就和海婴玩，她甚至把随身配带的家传宝贝送给海婴做玩具。萧红死后，许广平在《追忆萧红》中对其仍颇有微词，可见萧红的频频来访早已让她苦不堪言。应该感谢许广平的是，她在萧红生前并没让萧红感到难堪和尴尬，这里面当然有鲁迅的因素，而许广平本人的修养和爱才也是不可抹煞的。
萧军与萧红对鲁迅的感情倾向在鲁迅死后表现得更加分明。闻听鲁迅的死讯，萧军发狂般赶到鲁迅寓所，在鲁迅床前双膝跪倒，平生第一次放声痛哭。萧军是治丧办事处的重要成员，他为先生守灵三夜，是先生的１６个抬棺人之一，还担任了一万多人送葬队伍游行示威的总指挥。在灵柩落葬前，萧军代表《译文》《作家》《中流》《文季》四大刊物和治丧办事处全体同人，发表了富有号召力的精彩演说：
“鲁迅先生他不应该死，他还没到死的年龄，他自己也不想死，人不想用死来逃避自己的责任。他要活，他要用活着的最后一滴血，为中国的整个民族和人民，为世界上被压迫的大众，争解放，争平等……鲁迅先生的死是一把刀——一把饥饿的刀，深深插进了我们的胸槽。我们要用自己和敌人的血将它喂饱！我们要复仇和前进！”
这实际上是鲁迅衣钵传人的声音。萧军接着积极投入到鲁迅纪念文集的编校出版工作中，而不管如何忙，不管刮风下雨，他每周都要到鲁迅墓地献上一束鲜花。
萧红是在日本听到鲁迅逝世的噩耗，她沉痛地写了《海外悼》，后来又写成中篇散文《回忆鲁迅先生》，这是极散淡又极凝练、极朴实又极生动、极平和又极深情的一篇文字。“一双拖鞋停在床下，鲁迅先生在枕头上边睡着了。”每次读到这里，我的眼角都噙着泪水，我被先生感动，被一个女子感动。这样才情如水的女子，这样知人体己的女子，因为敏感和自尊，也因为超人的才气，竟辗转于数男之手而找不到自己爱情的归宿，好在有鲁迅，有先生……萧红短暂而苦命的一生因此而变得灿烂。
１９４２年元月２２日中午，萧红病逝于香港，她的遗嘱是“葬在先生身边”。她死的时候，号称爱她的两个男人端木蕻良和骆宾基都在场，他们草草埋葬了萧红，然后一起争风吃醋地打架，竟连萧红葬在哪里都不记得。可怜的萧红，现在墓地里只有她残留的衣冠，这个弱女子真是流浪的命，尸骨虽无存，但她飘泊善感的魂灵应该早已陪伴在先生身边了。
1 楼 | 2007-09-28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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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劳燕分飞
二萧的生活从一开始就不和谐，患难和文学把他们绾结在一起，当然还有爱情。但性格差异却让爱情成为日常生活中最昂贵的消耗品。从萧军晚年的回忆来看，我觉得萧军对他与萧红的六年夫妻情分缺少一个恰当的评价，也许他与萧红的话题太过敏感，也许碍于家人的缘故，但以萧军的直爽，应该是没有这些“也许”的。
按理讲，萧军与萧红结合的六年，是他们各自人生中最刻骨铭心的六年，是他们出成果最多、最艰苦也最快乐的六年，的确也是打打吵吵的六年。然而，萧军的回忆竟是那么理性和平静，看不到以前的电光石火，看不到任何深情和眷念，尤其看不到忏悔。
首先，他说１９３２年的时候，“只有结合才能解救她”，就显得不实。萧红当时的确走投无路，萧军的孔武有力是她唯一的依靠，她以身相许既有感激更有依赖；而从萧军因为读到萧红的几句诗认为她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女人”，并决心救人来看，他显然在拯救萧红时已经掺杂了情欲的因素，虽然不能说萧军乘人之危，至少他对萧红的回报，无论肉体还是灵魂，都照单全收了。在这种情况下，说“只有结合才能解救她”，很有得了便宜还卖乖的味道，把自己看得太伟大了一点。
萧红确实如萧军所说，“自尊心过强，有时膨胀到病态的地步。非常敏感。她有消极的一面，生活意志很弱”等等，这是她的性格问题，萧红生来一副多愁多病身，她不是伟人，无力自控，但她对萧军是真正投入了感情的。有人将二萧分开的原因归结于端木蕻良“插足”，事实上萧红发现端木的时候，她和萧军已经分手。萧军的“匹夫本性”与“强盗灵魂”让纤弱、敏感的萧红受不了，这其中一方面有纤弱、敏感的责任，另一方面也有“匹夫”、“强盗”的责任。比如１９３８年，他们来到设在山西临汾的民族革命大学工作，萧军总是闹着要上前线抗日，要去打游击；萧红则认为抗日应各尽所能，我们的特长是写作，应当用笔为抗日呐喊。两人各执一词，不欢而散。正是这一次争吵，让萧红下定了与萧军分手的决心。
萧军还是尽了自己的努力。他一直跟着萧红，不想分手，但又忍不住不吵不闹。萧军第一次到延安后，应丁玲邀请赴西安参加西北抗日服务团，就是因为上次吵架后萧红去了西安。但到了西安，走出屋来迎接他的是萧红和端木两个人。萧军只得默默接受这一切。他转身和王洛宾、塞克等人去了兰州，借住民主人士王蓬秋先生家，很快与王家二女儿王德芬恋爱结婚，这一次婚姻延续了半个世纪，直到萧军逝世。但人生不是拼寿命长短，长如五十载的萧王配也敌不过二萧那如夏花般绚丽的六个春秋。
二萧分手后都是闪电式地再婚。萧军遇上了贤淑温良的王德芬，萧红遇上的却是自视清高、自以为是、自我中心欲极强的端木蕻良。从伴侣的角度来看，萧军选择王德芬后让自己漂泊的身心安定了，而萧红选择端木便走上了爱情的不归路。端木比萧红小一岁，文才不逊萧军，长得白皙清秀，但此君是个“胆小鬼、势力鬼、马屁鬼，一天到晚都在那里装腔作势”，责任感跟萧军比差远了。萧红在香港病危的最后４４天，陪伴着她的是文学青年骆宾基，而不是她的丈夫端木。萧红死后，尸骨未寒，端木跑过来和骆宾基论理，没料到骆宾基手里攥着一张萧红生前写的纸条，上面赫然是“我恨端木”四个字。
萧红临终前还想起萧军，念叨道：“如果三郎在重庆，我给他拍电报，他还会像当年在哈尔滨那样来救我吧！”只能说，萧红命苦。离开萧军尚情有可原，与端木的凑合就十足表现了她的轻率和盲从。如果一介红尘女子，其非凡的才气必得以非凡的薄命相衬托，那是上帝的安排，夫复何言！
萧军淡化和公式化当年的二萧生活，说明他对萧红一直怀有怨怼，因为萧红当初决意离开，使他受到很多朋友的责难，让他有理说不清。但他有理吗？一个把身边女人打得青红紫白让她常在恶梦中惊醒的男人，而这个女人曾被他认为也许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女人”，这样的男人理在何处？
萧军那么重声名，所以，他在回忆中才把六年生死相依的浓情稀释成公务采访式的答问，“我与萧红只有六年的历史，她在这六年之中的情况我是熟悉的。前期和后期都知道得不太确实。我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这种“实事求是”夹杂着近乎腐臭的虚伪气息，不由得让我们再为萧红发出一声叹息。
2 楼 | 2007-09-28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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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两赴延安
１９３８年３月１２日，一个身背褡裢、手柱木棍、薄衣单袜的汉子出现在延安，他就是来寻找精神憩歇地的萧军。鲁迅死了，萧红走了，萧军再次沦为精神流浪汉。他想到了延安，当时中国最有活力、最有气节的一块土地。萧军是从山西吉县步行二十多天来到延安的，他也没有想到会在延安呆多久，他本来想去五台山打游击，但路途不通，便灵机一动，拐到延安，住进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所。
那时，《八月的乡村》已成名著，萧军作为鲁迅学生的身份亦备受关注。毛泽东从丁玲那里得知萧军来了，很想见见这位“文”“武”均负有盛名的鲁门弟子。他派了秘书和培元前往问候，和秘书知道此人大有来头，友好地提出安排时间见见主席。哪知被萧军客气地回绝：“不见了，他挺忙的，我住上一两星期就走。”
但毛泽东要见的人岂容他随便逃避。不久后的一天，毛泽东亲自跑到招待所来看望萧军和其他友人。再过几天，中共领导人在陕北公学的操场上会餐，毛泽东特邀萧军参加。这次聚会毛泽东和他的部下们给萧军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高谈阔论，开怀大笑，轮流共喝一个大碗里的酒，还伴随着尘土飞扬的大风，其豪情逸气，壮志雄心，让萧军大感快慰。而毛泽东对萧军也很有好感，他写信给萧军说：“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和你谈得来。”
在普通作家，而非像郭沫若这类作家兼政治家中，萧军与毛泽东算是交情较深的一位。这除了性格上的投缘与互赏，更重要的就是“鲁迅的关系”。毛泽东把萧军视为鲁迅的嫡系传人，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对鲁迅的尊重，对鲁迅认识之深刻，让萧军有宾至如归之感。鲁迅也不能包治百病，尽管有过很多关照，但后来萧军政治上的“幼稚病”表现并没有得到毛泽东的宽怀，作为政治家他也许只能如此。
萧军第一次到延安呆的时间很短，就跟着丁玲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去西安找萧红。萧红没有找得回来，却娶了一个不满１９岁的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学生王德芬。他们辗转四川，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帮助下，于１９４０年６月，经西安再到延安。丁玲在西安亲眼目睹了二萧的变局，现在又看着萧军携妇将雏地到了延安，心里很不舒服。这为她日后与萧军交恶埋下伏笔。
在上海，萧军有鲁迅的庇护，而且上海是文人圈子，萧军的粗犷颇有迷人之处。到了延安，既有文人书生，又有将军元帅，亦文亦武的萧军反而成为一个“怪物”。他一边穿着俄国式衬衣，绣着白色花边和绿树枝图案，招摇过市，一边为着生活小事，从皮靴筒里拔出匕首插在桌子上；一边写申请书要求入党，一边对彭真说，谁要是命令我，我就会起生理上的反感，看来我还是留在党外吧，省得给党找麻烦；一边整天用自己的男高音唱着“同志们向太阳向自由，向着那光明的路”，一边和讥讽他的警卫连战士打架……
１９４１年７月，萧军觉得延安文人相轻，难于安身，准备再度离开。在向毛泽东辞行时，他问：“党有没有文艺政策呀？”毛泽东回答：“哪有什么文艺政策，现在忙着打仗、种小麦，还顾不上啦。”萧军颇有感触地说：“应该有个政策，否则争论不休，没有标准，难明是非。”毛泽东说：“这个建议好。你不要走，帮我收集文艺界各方面的情况好吗？”萧军便留了下来。翌年４月，萧军收到中央办公厅的请帖，参加中国现代文艺史上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应该说，这个会，萧军是始作俑者。毛泽东致开幕词后，第一个请萧军发言。萧军滔滔不绝地要“自由”，要“独立”，还说鲁迅在广州时就不受党派和组织的指挥。坐在萧军旁边的胡乔木站起来发驳，双方谁也不让步。这个时候，萧军的匹夫气又上来了，他扯开嗓门喊道：“你们整风，我不相信，看你们能改！”
由此，萧军卷入王实味事件遭到丁玲、周扬、柯仲平、李伯钊、刘白羽、陈学昭、艾青等的围攻便是必然要发生的。
萧军看上去是为王实味打抱不平，其实他对王实味一无所知，他只是受朋友所托，自恃和毛泽东关系好去帮王求情。毛当然不会买这个账。碰了软钉子后，到批判会场呈现一边倒局面时，萧军就烦躁得很，连“往脑袋上扣屎盆子”这样的粗话都冲出来了。中央研究院派四名代表到萧军住处，要他道歉。他把这四名代表轰了出去，洋洋洒洒写了一份《备忘录》上呈毛主席。谁都没想到的是，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９日下午，在延安召开的有两千多人参加的“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大会”上，萧军大声宣读了他的《备忘录》，引起激烈论战。萧军本就是不怕事的人，此番舌战群儒更是使他意气横生。但吴玉章的抚慰让他蓦然想起毛泽东在信中叮嘱他的“要故意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他终于压下火气，承认９９％的错误都是他的，但他希望丁玲等人承认１％的错误给他台阶下。哪晓得丁玲盛气凌人地说：“我们一点也没错，你是百分之百的错……我们共产党的朋友遍天下，丢掉你一个萧军，不过九牛一毛！”显然，情绪化已到极点。萧军气极，以一句斩钉截铁的“从今后咱们就他妈的拉、蛋、倒！”作了结，拂袖而去。
１９４３年，萧军因为与中组部招待所所长发生冲突，被削职为民，发配到乡下去了，还是毛泽东派胡乔木去看望他，他才得以回到延安。
3 楼 | 2007-09-28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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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文化报》与《生活报》论争事件
抗战胜利后，萧军回到阔别多年的东北。他连续作了５０天群众演讲，广受欢迎。接着，他辞去东北大学鲁迅文学院院长职务，在中共东北局宣传部的资助下，创办鲁迅文化出版社和《文化报》，任社长兼主编。在他的报纸上，自由和独立又成为主题。１９４７年夏，东北局宣传部决定在哈尔滨创办《生活报》，由副部长刘芝明挂帅。这个报纸从它一问世起，明显就是针对萧军和他的《文化报》来的。对政治一窍不通的萧军还蒙在鼓里，以为这是一场私人恩怨。
第二年８月２６日，《生活报》开始由暗箭变为明枪，发表社论《斥<文化报>谬论》，指责萧军以“救世主”自居，挑拨中苏民族仇恨，反对人民的解放战争，故意遗忘共产党是人民救星这一基本真理。接下来的七天，《生活报》每天的社论都对萧军进行痛扁。萧军固执地认为这不是“党的意旨”，期望着将来有一天见到毛主席，“谁是谁非一定能弄清楚”。于是，他拿出自己的才气和干劲，大举反击。
这一反击的直接恶果是，中共东北局下达了萧军“完全自绝于人民的文化行列”的组织结论。自１９４９年６月起，全东北轰轰烈烈地开展了为期三个月的“对于萧军反动思想和其他类似反动思想的批判”。大家看到，这样的语言已经颇具文革气息了。萧军成为建国前夕中国作家，乃至知识分子中因言获罪的第一人。这次大批判的主要发动者和组织者，便是东北局宣传部副部长刘芝明，也以他的长篇大论《关于萧军及其<文化报>所犯错误的批评》作为告一段落的理论总结。这次大批判对萧军的处理结果是“停止对萧军文学活动的物质方面的帮助”，连写字的纸和笔都没有了，他被安排到抚顺煤矿去进行改造，而这次改造后来成为长篇小说《五月的矿山》的生活来源。
在大批判中，有关萧军与刘芝明这一对对手的正面交锋特别有趣。刘芝明在准备写那篇批判文章时，到处找萧军过去的作品当靶子。萧军听说，连忙亲自送上门来。刘副部长写好文章后，曾得意洋洋地拿给萧军看，问道，你觉得怎么样？萧军笑着说：“不怎么样？”刘副部长问，为什么？萧军说：“如果是我批判萧军，就不会这么写。你把萧军比作狼、虫、虎、豹、鹰等凶兽，但凶兽毕竟不是叭儿狗！鲁迅说过，自己的血肉宁愿喂虎喂鹰，也不给叭儿狗吃，养肥了癞皮狗乱钻乱叫，多么讨厌！”气得刘芝明不打一处出。
随着批判的逐渐深入和浩大，不低头的萧军又对刘副部长说：“你要能批得我少吃一碗饭，少睡一个钟头觉，我就佩服你！”刘副部长说：“你跟共产党耍什么硬骨头！”萧军反唇相讥：“那共产党尽需要些缺钙的软骨头吗？”
最后，萧军离开沈阳去北京时还找到刘芝明说：“咱俩的账没完。不过今天不跟你算了，２０年后咱俩再算。你的报纸白纸黑字，油墨印的，擦不掉，抹不去，我的也一样，２０年后再看！”
这就是萧军。他不管你组织不组织，他找的是明明白白的个人。你奉哪个组织的命令我不管，我知道你和我过不去，我就要找你算账。如此鲁莽直爽得简直是没脑子的萧军，能挺过建国以后那么多运动，那么多屈辱，算得上是一个不小的奇迹。他的好朋友胡风就是在同样的风雨中，未能逃过此劫，没有见到彩虹，自杀而亡。由于萧军察觉不到政治迫害背后的种种阴险，只以为都是个人恩怨，找到自己的冤大头就可以了，因此他反而具有豁达的心态和傲岸的精神。
4 楼 | 2007-09-28 20:16
柏叶 级别: 论坛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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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白云厚自一身轻
１９４９年以后的３０年，萧军和他的家人都是在迫害中度过。１９５１年，萧军举家迁到北京，却成了失业的流民。为了生活，他挖过坟墓，当过中医。１９５９年，在彭真的过问下，他才到北京市戏曲研究所当上了一名研究员。
他们租住在什刹海边上鸦儿胡同６号一栋小楼的楼上部分，但由于动辄劳改、批斗、关押，萧军住在那里的日子很少，直到１９７２年他才回到他自己命名的“海北楼”家中，这时房子的大部分已被别人侵占，他们全家人挤在一间屋里，他只好把一个宽一米、长不足两米的壁橱清理出来充当书房。他为它取了一个名字叫“蜗蜗居”，并别开生面地要自己的孩子在一块木板上刻了“蜗蜗居”三字，钉在“门”的上方。
这个壁橱只能勉强塞进去一张不大的三屉桌和一把椅子，它没有窗户，白天也必须开灯，而且有“夏暖冬凉”的独特效果。１９８７年，萧军分到了一套新房，算起来他在蜗蜗居里一住３７年。而搬到新房后一年，他便因患贲门癌与世长辞。
文革浩劫结束后，萧军复出文坛。世事白云苍狗，经历了炎凉世态的萧军越来越精神，也越来越淡定。延安时期，丁玲多次发言和写文章批判萧军，一直过节甚深。１９７９年６月，萧军自己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当他得知丁玲自反you斗争后长期身处困境，在文革中被诬为叛徒，一个重要证据是鲁迅在给萧军信中提到的一句话。萧军马上以当事人的身份为鲁迅信上那句话作了长长的注解，说明那段话的本意，为丁玲辩诬。丁玲非常感动。
１９８１年，在中国作协理事会上，萧军与阔别多年的胡乔木重逢，两人亲切握手，久久不想松开。胡乔木为自己曾多次伤害过萧军向他道歉，萧军一笑泯恩仇。
晚年，很想写自传的萧军毅然中途停笔，他认为不应该再揭过去的伤疤，因为别人痛自己也痛，他希望所有的怨恨到此为止。
萧军有很深的古诗词造诣，他一生写过１０００多首诗。临终前，他用一首诗歌作为自己一生的总结：
“读书击剑两无成，空抱韶华误请缨。但得能为天下雨，白云厚自一身轻。”
一代传奇就这样结束。
5 楼 | 2007-09-28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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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要出差赶火车去了～
6 楼 | 2007-09-28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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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注意哦~~
每天都跟着旗子跑这儿晃悠,呵.
7 楼 | 2007-09-28 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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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时间从北京打了个来回，累死了～
8 楼 | 2007-09-30 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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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厚自一身轻——说说萧军(作者：吴昕孺 ) BaoBao论坛
《无毒一身轻》作者林光常演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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