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组织的地震群测群防工作及胡耀邦的破坏

地震预报是世界难题，在当时的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作过地震预报。外国人办不到的事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办得到。中国共产党依靠人民的，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打败了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干涉，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伟大胜利。面对地震预报的世界难题，中国共产党总的方针仍然是群众路线，依靠群众、发动群众。　　

总理立即调精兵强将到邢台研究地震,地质学家李四光，气象学家竺可桢，石油系统的权威翁文波等都被抽调来搞地震；国家测绘总局、天文台还有其它相关部门都来参加，多兵种协同作战。在总理亲自组织下,一些有志于攻克世界难题的初中生、高中生、人民教师、老八路、老红军与专业科学家汇成一支“专群结合，土洋结合，联合作战，多路探索”独具中国特色的地震预测预防大军。周总理指出，“要群策群力，不仅要有专业队伍，还要有地方队伍和环绕在专业队伍周围的业余群众队伍”，在周总理的亲自组织和关怀下，我国逐步形成了全国性的的地震群测群防工作系统。实践证明他们是世界上最能战斗最有战斗力的新型的地震预测预防大军，很快就创造了历史世界奇迹。　　

　   成功预测：第一次:1966.3.26中科院地球物理所根据观测数据，首次推测出6级地震；第二次:1971.3.23——24新疆乌恰县的两次地震；第三次:1975.2.4海城7.3级地震，死亡1300人。专家们预计，这次地震如果没有预报，将会死亡10万多人。海城7.3级地震的准确预报，举世公认，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第四次:1976.5.29云南龙陵、潞西7.5 级地震：第五次:唐山地震灾区的青龙县地震办因为准确的预报，虽有1.8万间房屋倒塌，全县47万人却无一人伤亡;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因为准确的预报,井下工人震亡仅万分之七;第六次:1976.8.16四川松潘、平武7.3级地震;第七次：１９７６.１１.７在四川省盐源县和云南省宁蒗彝族自治县交界地区发生了６．７级地震。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上世纪七十年代，看看当时影响较大的几次地震吧！　　

1970年1月全国地震工作会议上，根据“预防为主”的方针，确定把辽宁南部作为重点监视地区。从1973年下半年开始，陆续发现一些新的异常现象。旅大金县观测站在水准观测中发现从1973年9月到1974年6月，金州断裂南端地面大幅度地向西北倾斜，倾斜率为正常年变率的三十倍。国家海洋局几个潮汐观测站的多年海平面升降纪录，反映出辽东半岛向北西方向倾斜，营口从1972年起就出现不稳定的趋势性下降。尤其1973年渤海海平面出现十多年以来从未见过的反常上升。在大连观测到地磁场垂直分量的变化也大大超过了正常值。 1974年6月国家地震局地震趋势会商会议分析了这些现象，做出了中期预报，根据这个判断，中共辽宁省委进一步对辽宁地震的预测预防作了部署。一方面加强对专业台站的领导，同时充分发动群众，深入广泛地宣传地震知识，大力开展群测群防，尤其在辽南地区群测群防网站遍布城乡、厂矿和社队，初步形成了专业和群众相结合的预测预报监视网，开展了仔细的监视、测报活动。在这个基础上，1974年11月东三省地震形势会商会更加明确地提出：“营口至大连近期发生破坏性地震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是今后工作的重点，需要立即采取措施加强监视，充分做好捕捉大震的准备。　　1975年2月4日　下午　，辽宁省委及时发出临震预报，19点36分，在海城发生的7.3级强烈地震，波及九千平方公里，受灾人口八百万，由于我国科学家对海城地震做出了成功预报，仅有有1328人遇难。　　

我们再来看看1976年的四川松潘平武大地震。1976年8月初，四川地震局连续发出简报指出：8月份,特别是　8月13日　、17日、22日前后,在龙门山断裂带中南段茂汶、北川或康定、泸定一带可能发生6级或6级以上,甚至7级左右的地震。中共中央　8月13日　给中共四川省委的电话指示:大意是对四川可能发生的震情,既要保持警惕,又要沉着冷静,要加强领导,有组织、有秩序地开展防震工作。　8月16日10时06分45秒　，地震发生了，因为震前已有预报，采取了人员撤离的措施，因此，人员伤亡仅为800余人，其中轻伤600余人。多数是由震后泥石流、山崩、滚石等次生灾害所致。　　

我们再来看看发生在唐山地震时的一个小插曲吧。唐山大地震，被认为是历史记载中伤亡最惨重的自然灾害，死亡人数超过二十四万。但是，唐山附近的青龙县，虽然房屋被地震损坏十八万间，但由于预报和疏散及时，却没有一人死亡。为什么产生这一奇迹，到唐山地震发生二十年之后，才公诸于世。中国国家地震局华北组组长王成民带着沉重的心情介绍说，在震前两周他就已经作出了这一预报，可是，这个预报没有被发出去，其中的原因可能是永远是千古之谜吧！只有青龙县在得知这一预报后，立即采取了措施，因此全县四十七万人在震前全部撤离到安全地带。事后，有人责怪汪成民只把消息告诉青龙县，还有人说应当枪毙他，使他有口难辩，有苦难言。好在他发布预报时有文件记录为证，才没有被冤枉为历史罪人。现在，联合国邀请他访问并向全世界推广这一成果经验，应当说是承认了他的历史功绩。青龙县副县长刘志新说，早在一九七四年，该县就收到了中央六十九号文件，预报“华北和渤海地区地震形势紧张，有六级以上地震突然袭击的可能”。该县因此专门成立了地震办公室，向全县宣传地震预报预防知识。最值得一提的是该县当时年仅二十一岁的科级干部王春青。他参加了汪成民于　七六年七月十六日　召开的那次地震预报会后，立即向县有关负责人一一汇报，该县县委书记冉广歧立即作出部署。　　

无独有偶，也是在唐山大地震之时。　1976年7月27日16时　　（距唐山地震11小时），开滦矿务局吕家坨矿地震办公室赵声和王守信向开滦矿务局地震办电告紧急震情：地震随时都可能发生！　1976年7月27日18点　　马希融根据仪表的异常变化,向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左继年作了强震临震预报：比海城7.3级还要大的地震将随时可能发生，根据这些预报，开滦矿务局领导及时撤出了在井下工作的工人，保住了几万工人的生命。　　

可以说，上世纪七十年代在周总理群测群防方针的指导下，那些大的恶性的地震基本上得到了预报，就是那个被后人广泛诟病的唐山大地震，从青龙县与开滦矿务局的事实看，当时是有过较准确的预报的，只是没有被公开发布！　　

【国外新闻曾报道：当年主管唐山地震工作的重要官员之一、原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副主任（胡耀邦的死党）梅世蓉，一直排斥群众观测站。她虽漏报唐山地震，但事后却由副主任晋升为主任。消息说，由于她极力排斥、压制，致使当年参与过唐山地震预测的众多老专家，多年来不被重用、不获研究资金、没有学生师从。

历史资料显示，反毛分子胡耀邦等人正是破坏唐山大地震预报的元凶：

详细资料见

【PDF】谁是破坏唐山大地震预报的元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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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ook.douban.com/subject/discussion/1220861/

　　◆辽南海城地震是怎样预报的？群测群防的作用
　　◆唐山大地震前夕存在着大量的异常
　　◆专业的地震工作者及时地作出了中长期的预报
　　◆是总结经验教训还是诡辩开脱
　　◆唐山人好早就开始过群测群防，谁结束了这一切。
　　◆唐山为什么没能发动群众群测群防，谁该负责
　　◆人为天灾的前兆
　　◆胡克实撤职是和群测群防同步开始的
　　◆胡耀邦、李昌等人是反对群众搞科研的
　　◆疯狂时代的烙印和有价值的透露

下面是文章中一段节录：

　　唐山大地震时就存在学术上如果对待不同意见的问题。现在大家都知道在国家地震局内，存在着以汪成民等同志为代表的东派，和以梅世蓉为代表的西派的争论。北京队的耿庆国也一样，河北队的贾云年也主张东面的地震危险还没有过去，只是时间上晚了一点。但是梅世蓉他们利用自己手中的行政权力压制了东派的专家。至于马希融、杨友宸等，作为群测群防工作者尽管水平并不亚于专家，就更不放在他们眼里了。
　　西派和东派原本是一个学术争论，作为领导应该按照党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正确对待。现在反共极右派抓住西派和东派的争论大做文章，钱钢也片面地谈论东西之争，他们的目的不一样。钱钢知道东西之争不过是学术问题，学术上不同意见是完全无罪的，他故意避开群测群防，要用东西之争来为反对和破坏群测群防的人造成唐山大地震没能预报开脱。而右派原本就没有任何认真的态度，用东西之争的存在，来加罪于毛主席为首的真正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把这一个学术上争论的存在作为政治上攻击的工具。
　　应该指出西派并不是一切都错了，那一年我国西部确实发生了云南龙陵和四川松潘、平武的大地震，在学术上西派也是有功的。作为学术问题即使西派完全错了，没有发生云南和四川的地震，我们也只能说他们这一个学派错了，而不能说他们有罪。
　　国家地震局的问题在于查志远、梅世蓉等西派掌了权，利用自己手中的行政权力压制了东派。
　　地震科学家可不可以当领导？——我们从来没有说过专家一定不能当领导，没有说过批判专家路线就是要把已在领导岗位的专家全部赶下台，也没有说过没有当上领导的专家一定不能提拔到领导岗位上。但是一个专家一旦当上了领导，他就首先不是专家而是领导，就必须按照党的正确路线办事。查志远、梅世蓉等专家掌了权，第一他们对于群测群防极为冷漠，这就不是一个领导应该有的态度，这是对于地震工作正确路线的对抗。第二他们自己是西派，就利用自己掌握的行政权力来压制东派。这同样不是一个领导应该有的态度，作为领导应该百家争鸣，即使自己不同意的学派也应该得到尊重。他们身居领导岗位，其表现却不是一个执行正确路线的领导，而是一个学术上的恶霸，就像李森科那样。
　　正像汪成民同志所说的那样：

　　这些争论本来是正常的学术之争。地震预报没有过关，成功也是探索中的成功，失败也是探索中的失败。问题是，唐山地震前，持无震观点的人掌握着关键岗位的决策权。他们把无大震的学术思想变成了行动指南，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不支持、不理睬，甚至采取专横压制的做法，逐步形成了一种成见，以致成为唐山地震预报的一种阻力。震后为了掩盖事实真相，控制舆论统一口径，这就超出了“学术之争”的范围了。

　　国家地震局内部西派对东派的压制，张庆洲同志的《唐山警世录》里已经说了。我们在这儿指出以下几点。
　　首先就是对汪成民同志的压制和冷漠。唐山的群测群防会议，汪成民同志要说话，查志远不让他说，他多次提出不予理睬。被迫贴大字报，把国家地震局轰动了，就是当领导的纹风不动。7月27日上午开会，刘英勇不参加，梅世蓉不说话，张魁三把他发动群众的要求转为逼迫他发表确实的意见，而查志远拍板再拖一个星期。
　　其次北京队14日要求听取汇报，梅世蓉拖到21日，到了21日又拖了五天。北京地震队很明白这事报告汪成民同志不顶用，大权掌握在梅世蓉等人手里，因此只有向梅世蓉报告才行。可是到了26日，梅世蓉还是不去北京队，让汪成民同志去听汇报，第二天上午会议上，梅世蓉又不说话。
　　第三他们堵塞言路，阻隔上听。
　　照道理，国家地震局应该定时向国务院报告震情。在报告里不但要有拥有权力的人们的意见，而且也应该有不同的意见，报告应该完全真实，不能违背事实，也不能隐瞒。就以这次唐山地震来说，报告中应该写明地震工作者存在着两派意见，西派如梅世蓉等认为华北已经不可能有大地震了，理由是什么，但是汪成民和北京队、天津队、地震地质大队认为还存在严重的大地震的威胁，理由又是什么，还得加上群测群防点的一般意见和比较重要的群测群防点比如马希融、田金武等的意见，唐山地震杨的意见自然更不能忽视。
　　可是，从《唐山警世录》里可以看到，向国务院报告地震情况的大权完全把持在西派和刘英勇等老官僚手里，胡克实罢官以前当然也把持在胡克实手里，但是不同意见通向国务院的路，被这伙人隔断了。而以前不是这个样子。
　　海城地震之后，梅世蓉等始终坚持东部问题不大的错误估计，认为海城地震是这次活动期最后的一次强震。也不让东派的意见上达。北京队的耿庆国几次呼吁华北还可能发生7级以上地震无法通过地震局的关卡，不得已，就直接通过新华社内参清样绕过地震局向上反映。梅世蓉知道以后非常不满，说：“胡闹，给我捅漏子。”坚持说：“69号文件已完成历史任务，到期就撤。”

日本地震专家、东京大学教授力武常次曾经感慨地说：“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可以号召大家群测群防，这一点在日本几乎办不到”。可惜，这个被世界称为奇迹的由周总理亲自组织制度的地震群测群防工作，在改革开放后，被彻底否定了。于是，上演了汶川大地震和玉树大地震人员重大伤亡的悲剧！国外的“地震不可预测”成了漠视人民生命的借口。一些人不顾中国贫困人口占大多数的实际情况，单纯盲目推崇美日依靠建筑的高抗震性能来实现地震的减灾。这种方法只对富人们有效，但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穷人来说，他们连眼前基本的居住都难于解决，怎么去奢望高抗震的豪宅呢？对于可能发生的地震，报还是不报，居住在简陋房子的穷人说“我们的房子没有任何抗震性能，只要有发生的可能，就必须打一声招呼”。居住在豪宅中的富人说“我的豪宅可抗20级地震，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不要打扰我平静的生活”。是坚持周总理群测群防方针还是坚持美日的富人方针，是拷问政府为谁服务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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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午夜星辰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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