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黑煤矿矿主打死“记者”的背后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王克勤 转自酸枣刺2007-2-1 23:09:19
《中国贸易报》山西记者站工作人员兰成长被黑煤矿矿主纠集同伙用镐把、铁棍等殴打致死事件，已成为今年１月中国最为热点的事件之一。
对此事件的社会传言可谓版本甚多。兰成长离开这个世界已经整整１３天了，兰成长是怎么被打死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悲剧？
为此，记者前往山西大同进行了深入调查。根据记者大量走访，以及山西省、大同市官方提供的资料显示，兰成长之死到目前为止最详细的情况是这样的。
兰成长上煤矿
３４岁的兰成长，生前是《中国贸易报》山西记者站工作人员。１月１０日，是他到这个新单位工作的第１５天。
日前，大同市警方正式向媒体公布了此案的《情况通报》，这个《通报》是这样陈述的：２００７年１月１０日上午９时左右，《中国贸易报》山西记者站聘用人员兰成长电话约同事常汉文到浑源县，对一座手续不全的煤矿进行采访，二人租用曹新斌的桑塔纳２０００轿车一同前往。途中，兰对常讲，我听说浑源县有个煤矿手续不全，咱们去看看，只要找到老板，亮亮证，对方至少得给１０００块钱。到达浑源县沙圪坨镇水沟村后，二人步行到了一个小煤矿，发现煤矿既没有人，也没有生产迹象。
在返回停车处时，看到一辆黑色桑塔纳轿车，内有两男一女，其中一个叫黄焱忻（后据《中国贸易报》山西记者站站长常旭日讲，黄为《中国论坛》工作人员）的人，称其知道该矿办事处，遂将兰、常二人带到水沟村原道班房煤矿办事处。兰成长对看门人张根根说：“我们接到举报，你们煤矿手续不全，非法开采，找你们老板了解情况。”在得到矿主侯振润（“侯四”）电话号码后，常汉文、黄焱忻两人分别给侯打电话要求见面。
水沟村村民向记者证实，当时的确有一辆白色的轿车来到“侯四”煤矿的“办事处”，随后留下司机在车内，“一个小个子和年纪稍大一点的人上山去了，过了一个多小时才回来”。
兰成长被打
对于兰成长等人被打的过程，《情况通报》陈述如下：
兰、常二人在给侯振润打电话要求见面时，侯正与武强、康全明及其妻子姜晓艳在香溢园饭店（注：在大同市区）吃饭。侯通话后，武、康问“怎么了？”侯说：“他妈的，又有一帮记者上去了。”武、康问是真记者还是假记者，侯说：“不知道，咱们上去看看”。侯又给《法制日报》驻山西记者站常驻大同工作人员“孟二”打电话询问如何区分真假记者，“孟二”让侯先去看记者证，再给他回电话。
随后，侯振润先后纠集了武强、郑文平、马利等７人，分乘一辆宝马车、一辆丰田佳美车赶往浑源。途中，侯振润给武强打电话，说“去了看情况，如是真记者就好好招待给点钱，走了算了，如是假记者，就收拾他”。大约１６时，到了案发地浑源县沙圪坨镇水沟村煤矿办事处。下车后，见门口停一辆白色桑塔纳２０００，车内有两个人（曹新斌、兰成长），侯振润指使郑文平带一人上车看住，马利带一人到达门口，侯和另外几个人进了办公室。当时只有张根根和常汉文在，侯振润便问常汉文是哪的？常汉文说：“我们是《中国贸易报》记者，下来找点素材，你们矿没有手续，怎么开的？”侯振润说：“啥意思？不行给你们拿点钱算了。”常汉文说：“你说吧。”侯振润要求常汉文出示记者证，之后拿上证件到屋外给“孟二”打电话咨询，“孟二”说：“没新闻出版总署的章就是假的。”侯振润一看没有，返回屋内对常汉文说：“你的记者证连新闻出版总署的章也没有，一天到处瞎敲诈，你眼瞎了！”随后，侯振润指使武强、郑文平、马利等７人对兰成长和常汉文进行殴打。
大同市公安局特警支队五大队大队长姜宝举１月２２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据“侯四”等几名犯罪嫌疑人交待，打人用的工具镐把是“侯四”到院子里拿的，主要的作案工具是两根镐把、一条铁棍和一把烙铁。开始殴打时，他们先拿暖水瓶砸到常汉文的前胸，随后，其中的一人一脚把兰成长踹到了外屋，分开两边对兰成长和常汉文他们进行殴打。
在打兰成长时，先把兰拖到院子里打，随后因怕被村民看见，又把兰拖到屋里打。在兰被殴打的过程中，兰还曾经抓住对方的衣领，有人拿起铁棍打在他的胳膊上，胳膊便被打断了，接着他们又用铁棍打断了兰成长的另一条胳膊。这还不够，“侯四”还指使人把兰的腿垫在凳子上，他们很专业地把兰的腿抻直了再用镐把打断。
知情村民告诉记者，道班房自去年１０月份就租给了“侯四”，平时都有三四个人住着，是煤矿的“生产指挥部”，有一些光头经常开着轿车前来。
１０日下午，“侯四”带人开着两辆车到了水沟村，从车上下来好几个光头后生跟着进了院子。后来看见一个小个子从那个白车上下来就向南跑，跑了大概有五十多米时，又听见后面追他的光头喊道：“小子你敢跑，打死你！”那个跑的人就回去了。
兰被打的时候，很多村民在道班房旁的小卖部晒太阳，大家都听到道班房里的喊叫声。村民说：“打得可惨了，镐把都断成三截了。”
一位在黑煤矿挖煤的矿工告诉记者，早在８日晚上，有两个人来到正在生产的黑煤矿上，拍了几张照片后迅速离去，第二天“侯四”就命令停工，只留下一个住在附近村里的矿工值班。１月９日又陆续有三拨人员前来察看煤矿的情况，但是都没说明身份。
兰成长死亡
１月１０日晚６点左右，兰成长的家人接到司机曹新斌的电话，曹在电话里告诉其家人兰在浑源被人打了，正在往大同市第五人民医院送。家属接到电话之后马上赶到大同市第五人民医院。６点５０分，兰被送到大同市第五人民医院急诊绿色通道。
兰成长的妻子告诉记者，当时打开车门，看到兰已经是一个血人，眼睛也向上翻着，没有一点光，满脸是血，前额头上有一道三寸左右的口子，白色的头骨都露了出来。进入抢救室后，兰已经是深度昏迷。抢救１０分钟之后，兰成长心跳、脉搏等生命特征忽然消失，急诊医生用大剂量的药物对其进行生命特征恢复抢救。
由于初步鉴定脑部受到重伤，当晚１１点，兰被转送到脑神经外科重症监护室。据当晚脑神经外科值班医生杨富向记者介绍，当时兰被送来后，“生命特征基本靠药物维持，病人血压非常低，靠升压药物维持，意识不清，瞳孔放大无对光反映”。当晚兰成长病情十分不稳定，脑神经外科几乎整夜都在组织抢救。
１月１１日早上９时１７分，医院专家正在对兰进行会诊，正当专家讨论是否对兰实施第二个抢救方案时，忽然兰成长的呼吸、脉搏全部消失，经过１０分钟抢救，专家组宣告兰成长死亡。当时会诊专家组初步判定，死因是颅骨骨折和颅脑损伤引起的脑出血。
兰成长的亲人

１月１７日晚，记者在兰成长家里进行采访时，兰成长７０岁的老母亲闻讯进屋，当场哭昏过去。兰成长的二姐夫李文先抹着眼泪告诉记者，兰的母亲已经哭昏了三次，每次想起儿子的惨死，老人都要昏厥过去。
兰的弟弟告诉记者，兰成长１３岁的大女儿无法相信自己的父亲已经去世，在兰遗体前，不断自语：“爸爸，你不是还要给我去开家长会吗？”
兰成长死后，按照风俗，家里人马上在医院开始为他清洗，兰的大姐看到弟弟的头上有五个洞，头部完全变形，双臂粉碎性骨折，“扶起手的时候，可以听到骨头摩擦的声音，全身到处是青紫块，手肿得像馒头一样。”
兰死后，１月１１日９时３０分左右，兰的二姐夫向１１０报警，随后警方来到医院。
之后，兰所在单位的站长、副站长来到医院，“他们不断打电话，打了好久。”
１０时许，大同市公安局副局长靳润喜带领刑侦支队和技术人员来到大同市第五人民医院进行调查。警方认为，案情重大，需要对死者进行尸体解剖。
中午，兰成长的尸体被转到解剖条件稍好的大同市第三人民医院，随后在第三人民医院的殡仪馆里进行解剖。当时目睹了整个解剖过程的兰成长的弟弟说，刑侦处的法医王勇（音）看了尸体后的第一句话便是：“怎么打得这么惨？”随后对头部进行了解剖，不一会就说，“脑挫伤，颅骨多处骨折，脑内大出血，不用找了，死因就在这里，腿和胳膊就别解剖了，那些骨折是小事情了。”
兰的好友佟强情绪激动地告诉记者：“先不说是不是记者，就是一个最为普通的老百姓，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每一个公民的生命权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任何机关、任何组织及个人在没有法律许可的前提下，均不得伤害与剥夺其他任何一个公民的生命。”“就是小兰有过错，也不能打成这个样子，心太狠毒了！”
“煤老板为什么会如此凶残？他凭什么如此猖獗？”
“侯四”们的黑煤矿
水沟村妇女：他们就是流氓
据水沟村村民介绍，“侯四”经营的黑煤矿属于与水沟村相邻的西王铺村的地界，因为离水沟村更近，就在水沟村租房设立“办事处”。“侯四”在水沟村打人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２００６年９月中旬，水沟村村民周林在通往“侯四”煤矿的半路上捡拾从运煤车上掉下来的煤块，被四个光头暴打一顿。周林向记者描述：“他们用脚踢我的头部，我的头上缝了８针，眼睛也被打肿，好几天看不清东西。”周林被打后不敢向矿主“侯四”索赔，更不敢报案。据村民反映，有一次小卖部门口有妇女正在打扑克、打毛衣闲聊，“侯四”等人从道班房出来，对着妇女们撒尿。“他们就是流氓。”一位妇女愤愤地告诉记者。
记者向水沟村村民打听“侯四”在水沟村的活动情况，村民都摇头说不熟悉或不清楚。一位村里的老人把记者拉到没人的地方，悄悄地告诉记者：“那天发生的事情，水沟村８０％的人都知道，但是谁也不敢说，如果告诉你们了，哪天他们一回来，我们谁也活不成了。”
据记者了解到，“侯四”为能顺利地把煤从山上往下运，重新拓宽了通往黑煤矿的路，把水沟村农田排水沟也填平了，直接导致水沟村３０多亩旱地被水淹掉。记者问村民为何不去和“侯四”交涉，有位村民瞪着眼睛说：“他是黑社会的，你看连记者都敢打，修理我们还不容易啊？”
为查证西王铺村“侯四”的黑煤矿实情，记者赶到离水沟村１０里地的西王铺村。刚进村口，就看到一个大约占地近两亩的煤场，从煤堆痕迹来看，该煤场最近一直在往外大量运煤，尽管如此，煤场还是有几百吨的存煤。在煤场附近一间小屋内，有四个自称是从山西太原来的司机，据他们自己介绍，他们只是住在这里等着老板电话，然后从煤场往外运煤。
记者随即来到离该煤场１００多米远的西王铺村党支部书记王继志家，王继志向记者介绍，２００２年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年产量低于９万吨的小煤矿要全部关闭，西王铺村煤矿产量不到一万吨，因此“西王铺矿”在当年就被强行填口关闭，从此村里就再没有煤矿了。
记者向王继志询问村口煤场的情况，王继志说具体的情况他也不清楚，他认为可能是附近村民私挖小黑口向煤场卖煤。记者问王继志西王铺村的人口，得到的回答是：常住人口４００来人，其中青壮年劳力多在外打工。
在采访期间，记者刚巧在路上碰到一个背着背篓挖煤回来的村民，他告诉记者：“用镐刨了两个多小时，才刨出一背篓的煤来。”记者向周围村民询问该煤场的情况，村民们都说“不知道”，只有一个村民小声告诉记者：“不敢说啊。”
记者再次向王继志询问该煤场的情况时，王继志拍着胸脯对记者说：“我可以拿党性保证，我说话是实事求是的。”
当晚８点多，记者再次来到西王铺村，远远看见煤场正燃着一堆炭火，在火光的映照下，一辆装载机正在把煤往两辆重型卡车上装。见记者的车到来，煤场工作人员迅速散去，炭火马上被熄灭，装载机的司机也顿时不见踪影。第二天早上，记者去大仁庄乡路过西王铺村，看到煤场的几百吨煤一夜之间已被搬运一空，煤场的地面被黄土覆盖。
“侯四”的黑煤窑
“侯四”的这个黑煤矿距水沟村有５公里的路程，地点在浑源县大仁庄乡西王铺村的地界上，其实是水沟与西王铺两村的交界地带。
记者沿着山路向上攀爬，绕过几道弯曲的盘山土石路，走了约一个小时来到这里，煤矿就在这座山沟里的一个坡上。
走进矿区，在正前方左侧记者发现已被堵住的矿井口，井口处是被人刚刚填埋不久的新土，泥土中夹杂着大量粉碎的煤末，在泥土的上面露着两个没被埋没的烟筒、铁管、啤酒瓶等杂物。斜坡上，已被剪断的电话线的另一端在细棍棒支撑下伸向远方。井口前的平地上留下了许多被车辆压出的轮胎印迹。
在通往下山路口处靠山的一旁，还有一处被装满泥土的编织袋围成的方形空地。后来，一位在该煤矿打过工的矿工告诉记者，这是矿主正在建的一个简易装载机车库，还没等建完，１月８日晚上７点半左右，就被第一拨到来的记者发现了煤矿，当时矿上正在生产中，他们拍了几张照片就快速离去。第二天，也就是１月９日，煤矿就不敢生产了，但是，矿上还留有人员值班。
据“侯四”黑煤矿的工人进一步介绍：这个口子原先是西王铺村人范富开的，现由“侯四”经营。
对范富有黑口子这个问题，村支书王继志并不否认，他告诉记者，村里一直有村民自己去开口挖露头煤的习惯，范富的黑口子也是他父亲范关林很早时候挖的，一开始是个小坑，后来越挖越深，就变成一个大口子了。这些年乡里开始不准村民私自乱挖，乡上巡逻检查发现之后，就不让范关林开了，后来西王铺村配合乡里，把这个口子用土给封了。２００６年之后，范关林又把口子开了，于是当时的文乡长和分管煤矿的副乡长臧英亲自到现场，用炸药把口子给炸平了。２００６年８月，范关林因病去世，这个口子也就一直没人动了。
１月１８日晚上７时，记者在大仁庄乡政府采访副乡长臧英，他告诉记者，大仁庄乡对私挖乱采现象的打击一直很有力度，基本上每个月都出去排查２到３次，从去年１２月份开始，加紧了排查密度，几乎是天天进行巡查，发现一处，就查处一处，炸毁填平一处。２００６年夏季时，乡政府专门去炸过范富的黑口子，但是黑口子越炸越大。
当记者问起西王铺村的煤场相关事情，臧英表示并不知情，也从没接触过。
据臧英介绍，自２００６年１１月开始，乡党委和政府开会决定实行南北分组巡查制度，“乡党委王振海书记带队巡查西王铺村所在的北区，我带队巡查南区，北区的情况我不熟悉。”为证明此事，臧英表示可以让记者查阅２００６年当时的开会记录，记者当场与主管会议记录的乡党委书记王振海和乡长靖仁联系，他们的电话都因多种原因而无法接通。
１月１９日下午５点，记者再次来到大仁庄乡采访王振海，值班人员称王振海已经下班回浑源县城了。随后记者拨通了王振海的手机，王没有接听，几分钟后，记者再次拨打其手机时，电话已关机。晚上８点１０分，记者给王振海家打电话，接电话的男人自称是王振海的朋友，他告诉记者，“王振海不在家，晚上住在乡政府了，我是为他家看房子的。”
１月２２日下午，记者采访了大同市国土资源局纪检组组长杨庆才，杨庆才特地提到了浑源的煤矿资源情况，他向记者介绍，浑源煤矿大部分都没有开采价值，同时因为露头煤比较多，加上浑源经济条件差，村民私挖卖煤事件经常发生。他告诉记者，最近几年大同煤矿巡查制度是相当严格的，责任也是层层落实。当记者向杨庆才介绍了西王铺村煤场的情况后，杨庆才表示，他们现在已经准备要彻查此事，如果发现官煤勾结，要严肃查处，绝不手软。
“开黑煤窑，一本万利的买卖”
知晓内幕的矿工介绍，２００６年８月份，“侯四”才接手该煤矿，据说是范富迫于背后的一些压力才不得不让出来的。
矿工们介绍说，“侯四”开煤矿几乎是不用投资的，因为从采煤、井下装车到井下运煤全部实行承包经营的方式，由矿工自带工具，所有费用全部包干。
工人们说，采煤的炮工是自己带雷管、炸药下井采煤，每出一吨煤给２０元；井下装车，装车工人自带铁锹，每装一吨煤给５元；井下运输是由搞运输的矿工自带矿用三轮车（很像农用三轮车），每运输一吨煤给１０元。
由此可以测算出，“侯四”的黑煤窑吨煤的生产成本仅为３５元左右。
出事前矿上的人数有４２人。其中炮工有１２人，在井下开三轮车挖煤运煤的２４人，每班有６辆运煤三轮车，还有负责安全的２个人，一个姓范（西王铺村人），另一个姓张（矿上从外地带来的人）；主管有两人，一个姓侯，另一个叫“马二”；此外还有发牌计数和开装载机的各１人。
矿上生产一直是两班倒，分前夜班和后夜班两个班组，白天不敢生产，下午４时３０分前夜班开始下井，直到夜里１２时，后夜班上来才换班，第二天早上６时许下班，每班作业２１人。
煤矿有６到７辆运煤的车辆连续不断地往外运煤，每车都能装１０吨左右。煤炭一出矿井，装载机就迅速装车运出矿区，矿上从来都不留存煤。
在这个煤矿做工的矿工中，水沟村村民有８人，他们十分熟悉煤矿的运营情况。一位矿工告诉记者，井下每个三轮车每班能拉２４到２５趟。记者初步估算了一下，该矿每天能出煤３００吨，年生产能力达９万吨以上。按照目前市场销售价２７０—２９０元／吨计算，除掉３５元／吨煤生产成本，每天“侯四”的纯收入至少在７万元以上。
知情矿工介绍，“侯四”接手后，一直开到今年１月１０日他打人的那天晚上才派人封了井口，连夜运走外面的设备逃掉了。现在还有许多设备封存在井下。“就我知道的，还有发电机一台、柴油机两台、风机两台、电缆等不少东西。”
据悉，“侯四”１０日晚上连夜逃掉之后，水沟村９位在矿上打工的农民，至今未拿到１月份１０天的工钱。当记者去采访时，有矿工求助记者：“你们能不能帮我们把工钱要回来？”
有意思的是，记者访问的所有官员均称，浑源县已经没有黑煤矿了，尤其是在本案的查处过程中，山西省官方网站黄河新闻网１８日发布的消息称：“经向浑源县国土资源局和大仁庄乡政府等部门调查了解，涉案的西王铺村北的‘采煤点’，２００５年冬由西王铺村民范关林私自挖掘开采，被发现后填埋。２００６年春节后根据举报乡政府又组织进行了炸封。２００７年１月１１日经浑源县公安局实地勘查，该‘采煤点’无生产迹象。”
这位矿工还说：“该煤矿从井口延深进去有４００多米，内有４条巷道，每条巷道高３米，宽有２．５米左右不等。至今没有给煤矿取名字，就怕引起太多人的注意。取了名字，知道的人多了反而有风险。现在还没有名字呢，侯四经营后，在去年的１１月２４日至１２月１０日间，还被上面来检查的人关掉过１６天呢。”
“侯四”的煤矿在２００６年出的煤是运往沙圪坨镇照壁村煤场的，从２００７年元旦开始，出的煤就运往沙圪坨镇的沙岭铺煤场（原来的治超点）。记者来到沙岭铺煤场，看到这里还有约１０００吨煤，只有一个门卫值守。记者与门卫闲聊得知老板姓侯，是住在大同的。
“官煤勾结，难以杜绝”
最近两年，山西省打击非法煤矿的力度不断加大，大同市国土资源局纪检组组长杨庆才介绍说，由于地方小煤矿可能存在着官煤勾结的情况，因此他多次开会强调，如果县一级国土资源局查起来有困难，可以直接向市局报告，由市局出面查处，务必做到“发现一处，查处一处，打击一处”。
２００６年５月，太原市安监局腐败案中，有５名局长落马。一年内，山西境内７位安监局长深陷牢狱，其罪名大多为贪污、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围绕煤矿的腐败可谓是触目惊心。
在“侯四”煤矿打工的知情人向记者透露，“侯四”开个煤矿，凡是能有点权能来查的部门都会来查，“随便开个车来查一下就是几万块钱，没有钱摆不平的事，黑煤矿背后都有大大小小的后台，否则根本就无法生存。”
暴富的煤老板与不断的矿难
近几年山西新闻频出，围绕的焦点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挥霍无度”的煤老板，另一个是持续不断的矿难。
２００５年，煤老板“烧钱”团购２０辆悍马车，一举成为新闻焦点，这款被称为“越野之王”的悍马吉普车坚固又安全，支撑着暴富之后的煤老板难以承受血腥财富的脆弱神经。
煤老板也不忘到北京房地产市场去烧一把火，２００５年９月开始，在不足两个月的时间内，北京建外ＳＯＨＯ销售额接近１０亿元，这其中一半是山西人买单，他们当中最多的一位一次性买房１２套，花费６６００万元。
与煤老板一掷千金的豪气相伴的是山西矿难新闻频见报端。
记者对媒体公开报道过的山西矿难数据进行了不完全统计，从２００６年１月到２００６年１１月底之间，山西全省共发生矿难２６起，死亡４６８人，伤１７人，失踪１７人。这只是公开的数字，隐瞒的矿难记者无从知晓。山西媒体同行告诉我们：“煤是带血的，发生矿难时，矿主常常隐瞒或者见死不救，这是以年轻生命为代价的财富积累和ＧＤＰ增长模式。”
２００６年５月１８日，山西大同左云县张家场乡新井煤矿特大透水事故，造成５６名矿工死亡。涉案公务人员以渎职犯罪被立案侦查和提起公诉。１２月５日，法院依法对１２名渎职犯罪分子作出有罪判决。
“１２名渎职人员全部被判处缓刑，渎职犯罪的惩罚和潜在的官煤勾结巨大利益相比，代价实在是太低了，大同啊大同，大大的不同。”一位大同的媒体朋友告诉记者。“５６条生命换来１２位官员的缓刑，此案判决之后，似乎暗示矿难成本的再次降低。矿难之后，煤老板总是忙不迭地拿出大把大把的钞票，政府也帮着做好人，矿难影响政绩，政府和暴富的煤老板在对待矿难的态度上，双方在利益上是基本一致的。”“煤老板们之所以敢于铤而走险，是因为违法犯罪的成本很低，往往只要肯花钱，所有的风险都能够化解！这就是侯四为什么这么疯狂与凶残的原因！”
记者在大同采访时，发现对于发生在大同的“记者”被煤老板打死案，当地许多民众并不知道。连一些出租车司机都说，从没听说过。
焦点：真假记者之争
兰成长事件中还有一个关键词便是“假记者”，兰的死与这个关键词直接相关。
大同警方提供的《案情通报》显示，兰成长致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当地同行“孟二”确认兰为假记者。而矿主“侯四”的逻辑是，“如果是假记者，就收拾他”，于是兰便被彻底“收拾”了。
就在兰被打死的当天，大同市出台了一个《打击假报假刊假记者专项行动通告》，该《通告》称：“凡不持有新闻出版总署核发的《新闻记者证》，从事采访活动的人员均为假记者。”而刚到《中国贸易报》工作仅１５天的兰成长没有此证，按照这个《通告》规定，兰肯定是假记者了。
兰成长是否假记者？
在兰成长母亲的家里，他的家人与朋友向记者介绍了兰成长的身份与经历。
现年３４岁的兰成长高中毕业后便被招工到一家国有地方煤矿——大同市青磁窑煤矿，“做的是库管员的工作”，兰的原单位领导大同市青磁窑煤矿机分厂副厂长赵宝说，“２００５年他办了停薪留职手续便出去了。”
“小兰进入媒体工作与他的朋友小聂有直接关系。”
目前在一家安全生产类杂志工作的聂来先是兰的发小，较早的时候聂便已经在媒体工作了。聂对记者说：“经常在一起，老聊嘛，他也比较感兴趣”，“我当时在《紫光阁》杂志工作，经常让他约个稿子，订个刊物啦”。
后来，兰成长被聂推荐到聂所在的单位——中国安全生产杂志社山西记者站，兰的朋友告诉记者，兰当时的名义是“安全文化调查员”，工作是专门到各厂矿调查有无人员死亡或违规开矿的情况。由于“一直没有给兰成长办出工作证来”，兰便离开了这个记者站。
不久，兰又选择了山西的现代消费导报社，任舆论监督部记者。他的朋友介绍说，“小兰在那里没干多久，便离开了。那个报社让小兰每个月至少要完成３０００元的创收任务，小兰实在是很难完成这个创收指标，便离开了这个报社。”对此，现代消费导报社某部门负责人称，兰只待了一个月，没有发过任何稿件，后来因为健康问题辞职。
之后，兰便被中国贸易报社山西记者站聘任为“中国贸易报社山西记者站专题中心主任”，在兰的照片上盖着“中国贸易报社”钢印，编号为ＣＮ１１—００１５０６４８７的“新闻工作证”上同样注明了上述职务。这个“新闻工作证”的发证日期是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７日。
中国贸易报社分管记者站工作的记者部主任对媒体记者说：“专题中心就是专门从事重大深度报道与专题报道的部门。”业内人指出，这样的职位至少应该是由新闻从业经验丰富、长于深度报道，且业绩丰硕的资深记者担当。
在多次联系中国贸易报社山西记者站站长未果的情况下，记者向兰的家人进一步核实兰的身份。
记者：小兰在报社是做什么工作的？
兰的妻子：是做新闻的。
记者：小兰是什么文化程度？
兰的妻子：大专。工商管理，函授。
记者：小兰平时写作吗，有公开发表的新闻作品吗？或者其他什么作品也行。
兰的妻子及全体家人沉默了很久。当记者提出希望能看看这些作品时，兰的妻子说“没有”。
兰的弟弟拿出了一份中国贸易报社的介绍信，这份编号为“中贸报（０７９０）第００４号”的介绍信由中国贸易报社山西记者站于事发当日开具，目前抬头还空着，介绍信上写着“我社记者兰成长同志等壹人前往你处采访”。
记者通过网络搜索，无法找到以兰成长为署名的任何报道。
真假记者之争
记者注意到，自从兰成长被打死的新闻传播开来，关于真假记者之争便成为社会舆论焦点。新闻业内人士认为“其实许多人仅仅都是想当然地理解记者，所以便有这样的争议”。
记者查阅了相关新闻学资料，这些资料对记者是这样定义的：
广义的记者，泛指新闻工作者，也就是新闻行业中的所有从业人员，包括采写、编辑、管理、印发、发行、广告、通联、后勤、广播电视播音员、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等各个环节的工作人员。还包括：特约记者、通讯员、自由撰稿人等，这些人员都是业余新闻工作者，编制在媒体之外，但与媒体有紧密的业务关系。
狭义的记者，是在新闻媒体中从事采集、制作新闻成品的人。包括记者、编辑、新闻节目主持人、新闻摄影、新闻出版者等。
纯新闻学意义上的记者是，专门在各种新闻事件现场从事新闻采访、核实、调查报道的新闻工作者。
其实这些解释也仅仅说明了什么是记者。那么什么是真记者？什么是假记者？什么又是黑记者呢？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常务副院长高钢教授认为，“真正的记者就是以守望公众利益为目的，忠实、迅捷地向社会报告事件真相的新闻工作者。”“什么是真记者，就是报告真相，向公众讲真话，报道受众生存状态的真实变化的人。”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系副教授周泽认为：“记者的真假并不是以有没有新闻出版总署核发的《新闻记者证》为标准；不是以是否在著名大学里学习过新闻专业为标准；不是以是否在著名媒体里工作为标准；不是以是否手握话筒肩挎相机为标准；当然更不能以是否过上了高尚生活为标准。”
“记者的真假根本上不能以有无新闻出版总署核发的《新闻记者证》为标准，据中国青年报去年报道，目前在中国拥有这个证的新闻从业者不到１８万，如果按照这个标准，那么全国将会有５２万新闻从业者都是假记者了。另外中央电视台大约７０％的人是没有这个证的，是不是那里便是中国假记者中心呢？”
记者从新闻出版总署的中国记者网上查询，发现大同市委机关报《大同日报》、《大同晚报》在这里登记的有证记者人数分别是１９人和２０人，而这两个报社的人告诉记者，他们实际从事新闻采编的人员分别为１２３人和７０人。
“真记者就是讲真话、报道真相的新闻工作者，凡是传播谣言、捏造故事、编造新闻等说假话的新闻从业者都不是真记者，即使他拥有《记者证》，他依然是一个假记者。”前《南方周末》记者何三畏认为，“传播假消息的人才叫假记者。”
“还有一些新闻从业人员，虽然同样拥有《记者证》，却凭记者之身份，以新闻报道之名义行敲诈及招摇撞骗之实，这样的新闻从业者就是黑记者。”
假记者何以泛滥？
“假记者在大同已经泛滥成灾啦。”
大同市新闻中心主任谷盛明见到记者后，不断重复着这句话。他还进一步解释说，“在大同活动的所谓记者至少有６００人。”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前提是大同的煤矿问题实在是太多了！”当地媒体的一位资深人士说。
在大同期间，几位煤矿老板告诉记者，这几年假记者太多了，让我们防不胜防，确实令人头痛！
他说，这些年国家对安全生产设施不达标的煤矿打击很严，但煤价这么高，利润确实好，于是许多人便偷偷摸摸地出煤。但是老有记者来采访，搞得我们没有办法赚钱。面对这样的问题，大家都采取息事宁人的办法，出点血，花点钱，大家出来不都是为了钱嘛，一般花上万把块钱便可以搞定。
他还告诉记者，这两年发现这些记者当中许多都是“冒牌货”，根本拿不出记者证。可是，私下出煤又是违规的，矿主一般不敢报警，或者私了，或者吓唬吓唬他们就算了。
“我是被逼上这条道的”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山西记者说，“我当初刚进新闻行业的时候，也想做一个有新闻理想的好记者，但是，事实却把我改变了。刚开始很兴奋，想着为民请命，认真地做一些有舆论监督的报道，虽然有人阻挠但我还是坚持做，但是后来发现这样的稿子不仅很难做，而且还得罪人，同时收益还非常少。记者是靠稿费生活的，有时候做了好半天这种稿件，不仅受罪耗时，反过来收入还没有人家在家瞎编的人挣得多，如果完不成任务，就得下岗，朋友们劝我还是现实点，老婆也在劝。
“更重要的是，写这样得罪人的稿件，每篇也就一二百元的稿费收入，好多次，我去做这样的调查，人家监督对象给我钱，起初我不要，后来听说报社许多人都在收这个钱，又加上自己上有老下有小的，于是也便开始收钱了。
“其实我曾经也写过一些稿件，我不要钱，回来把稿件交给部主任，稿件总是不发，后来久了便知道了，人家把我的领导搞定了。我想想，自己又何苦呢？
“后来看到，人家整天给一些政府企业吹牛皮说假话的记者不仅穿得好吃得好，而且还有了不错的汽车开着，我也开始学习了。
“一方面是吹牛皮，另一方面确实找不到吹的对象了，就去采访有问题的企业，一般不会空着手回来的。有些政府部门也有问题，照样可以从他们那里拿到封口费。”
对此，一位资深媒体人士认为，这样的问题不仅存在于一些中央级的大媒体，而且广泛存在于省地县各级新闻媒体中。许多媒体、记者成了新闻资源与权力的寻租者。尤其在一个如此功利与人们普遍追求实惠、现实的时代，做纯新闻、追求理想越来难以经受现实的考验，许多新闻从业者面对各种各样的“好处费”，便会渐渐放弃坚守，而随波逐流。更为严重的是，一些记者好处费收久了，便会产生“习惯性收钱”的新闻报道工作心态。做真新闻、当真记者的人在现实中处境尴尬，一些拿着记者证的假记者、黑记者却成为让许多年轻人羡慕与学习的“榜样”。
“假记者泛滥成公害”
不仅一些在媒体工作的新闻从业者知道，新闻资源可以换取利益，整个社会也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这个问题。当一些企业想把自己的产品推广出去的时候，往往会找几个记者写几篇“软文”，于是社会上还出现了一批专门为企业与记者牵线搭桥的“掮客”——如各种名目的文化传播公司、公关公司等等。
做这种“掮客”的不仅有企业、组织，也有一些大腕记者们，他们吃两头，一方面吃企业政府部门的“宣传费”，另一方面专门吃媒体舆论监督的“灭火费”。
有权威的传媒界人士分析，在这些吃“宣传费”及“灭火费”的人群中，还有一小部分媒体从业人员充当起了违法违规企业和单位的顾问与“危机公关部长”，成了违法乱纪的“保护伞”，专门帮这些单位协调所谓的“社会关系”。
据了解内幕的人介绍，每当有煤矿发生矿难什么的，有记者来到这些煤矿，常常会有个别人站出来或者是在背后出谋划策，给什么记者多少钱、来什么记者应该怎么对待等等。
山西媒体的同行告诉记者，导致兰成长被打死的一个关键是，有当地的媒体人士专门为煤老板“侯四”充当“传媒顾问”。警方的材料显示：当有记者来煤矿时，“侯四”不断向一个名叫“孟二”的媒体人士咨询，以确认兰成长是否是真记者。“孟二”，真名孟润利，据《法制日报》山西记者站介绍说，孟是《法制日报》山西记者站驻大同的工作人员。
因为听说做记者“油水”大，有人便生出了冒充“记者”的主意。一些社会闲散人员，专门参加一些单位的新闻发布会，甚至有人因此而发了财，这些人是彻底的假记者。还有一些“聪明人”，发现进行“舆论监督”同样也可以发财致富，于是便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舆论监督”的假记者。
２００５年１月１０日《北京晨报》题为“山西：假记者泛滥成公害”的报道称：据了解，２００４年春节过后，山西省冒出十几家非法期刊社，从事非法新闻采访活动。对此，山西省多次进行专项整治。仅２００４年，山西就取缔非法期刊社、工作站、记者站２１个，移交和警方抓获的假记者１７人。
报道称：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９日，几名自称是中央某新闻单位记者的人来到山西省蒲县小柴沟煤矿，用微型摄像机在煤矿拍了几个镜头后，便匆匆离开。随后，他们以该矿以前发生的一次事故为借口，多次向该矿矿长赵新华索要１３万元“封口费”。面对威胁，赵新华向警方报了案。在民警面前，这几人拿出了他们所谓的“记者证”和“调研证”，其中有两名自称是《中外市长》杂志社的，还有三名自称是《中经前沿管理研究中心动态决策》杂志社的。经查，这几个人的证件都是假的。
警方进一步调查得知，早在２００４年７月１８日，这几人在蒲县燕子山煤矿用同样的手法敲诈勒索１６０００元。警方还在他们身上搜出了敲诈时的录音以及得逞后的收据，其中涉及山西、河南、陕西３省２０多个部门。
记者在太原、大同等地发现，驻当地的中央和外埠媒体的记者站为数不少，并且有些媒体的名字非常陌生。一位当地媒体的记者说，在山西设立记者站的媒体有８０多家。在大同街头记者看到一些高档轿车上，前挡风玻璃后边放着很显眼的“某某报”“某某周刊”等牌子。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