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三年项英与叶挺之关系

在新四军创建初期,项、叶在新四军的改编、组建、集结、整训等工作中密切配合，亲密合作。这一时期,他们的分工很明确，项英主内,跟中共中央、长江局打交道，军内主要抓干部配备、党建等；叶挺主外，跟国民党打交道，争取港澳和海外侨胞的支援等,军内工作侧重军事训练，作战指挥。他们默契配合，关系融洽,心情舒畅，从各自不同的方面为新四军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项、叶关系为什么由“亲密配合”到“合不到一起”呢？

一、 在新四军战略方针问题上项、叶之间长时间存在着分歧，甚至发展到尖锐地步,致使叶挺两次负气出走、两度辞去新四军军长职务。1938年初,第叁战区要新四军“出南陵,依大茅山脉向芜、宣行动”。去屯溪接受任务的叶挺认为此令可以接受，“无甚理由拒绝”。项认为“不能接受,显系借刀杀人”,并致电毛泽东等, 说叶“使问题愈弄愈棘手”。他提出自己早就考虑好的路线,“如去茅山,应由广德、宣城或广德与吉安之间插出……请急复。”军委、毛泽东复电说,开经南陵“ 未为不可”，“正好活动”。15月4日，党中央、毛泽东指示新四军深入江南敌后, 初步规定了新四军东进北上的战略方针,并叮嘱项英“保持与叶同志的良好关系” 。而项英注重经略皖南，为头脑中不切实际的叁山计划所羁縻,不愿及时把部队全 派出去,并且把已派到敌后的一些部队又调回皖南。对此战略方针问题的研究决定，项英通过“开小会”(军分会)，绕开了军长叶挺。1939年4月项英上书中央,指出江北工作的错误方针，反对创造皖东根据地。叶挺针锋相对，力主江北第四支队立即坚决地向皖东发展。叶认为江北大有作为,皖南云岭已被日伪和国民党所包围,，没有发展余地。在军事部署上，两人各行其是：项英在江南又是加固工事,又是野战训练，醉心叁山游击计划；叶挺就暗地支持陈毅向苏南、苏北发展。鉴于同项英在新四军战略方针问题上的分歧，叶于1939年10月抵重庆向南方局作了汇报，指出项英拉陈毅后腿、屯兵皖南的错误。南方局按叶的意见电复中央，请中央下令给项英 执行中央既定方针。随后叶挺又与叶剑英等联名给中央专电，就长江以南新四军发展方向提出与项英南进战略截然相反的建议。专电提出:“坚决而秘密地执行以一 部坚持江南地区主力向江北发展,把工作重心移到江北去。”3叶挺向中央建议：“ （一）立即调大批政工人员到江北进行政治准备；（二）先将子弹、药物等物资移支江 北适当地点；（三）除留部队在江南外主力分批组织游击支队分头过江；（四）主要地区到津浦路以东；（五）指挥机关秘密到江北去。”但是“项英非常干脆地拒绝了这一正确的意见”。皖南事变前，叶挺在宣城与叁战区谈判商定走铜、繁北渡,而 项英于1940年12月28日主持军分会决定全军南下茂林。

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人与新四军负责人在八路军办事处合影。
右起：项英、曾山、周恩来、秦邦忠、王明、叶剑英、张云逸。

二、 新四军具体领导体制上的缺陷始终不能消弥项、叶矛盾。叶挺是新四军军长，理应负责新四军的军事工作，项英是副军长，协助军长工作。但军长叶挺不是共产党员，副军长项英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中央军委新四军军分会主席。按组织和秘密原则，党的会议叶不能参加，党的指示和文件叶无权阅读；按照党指挥枪的原则，叶挺应在副军长项英的指示下工作，上级指示也由项英口头传达。由于叶是非党员，不能参加党的会议和军分会会议，因此在研究新四军工作中有种种不方便，也不能及时参加军中事务的处理。鉴于此，1938年6月上旬，叶借去武汉要求增加军费之机，向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提出，在新四军组织一个委员会，以便共同商议和处理一切军机问题。长江局和党中央仅三天就批示：“同意组织新四军委员会，以项、叶、陈、张、袁为委员，项为主任，叶为副之。”但这个委员会的性质以及与军分会的关系隶属问题并没有说明和确定，人员没有什么变化，只不过比军分会多了一个叶挺。项英仍然以东南分局书记、军分会主席的身份主持新四军的工作。叶挺虽有了新四军军委会副主任职务，按理说可以参与处理新四军的正常工作，但是一切照旧，因为新四军的一切战略、军中事务必须统一在党中央的号令下，一切指示到了军部都是以党的指示精神而发出的，叶挺仍旧排除在党的会议之外。项英作为副军长，可向正军长叶挺传达党中央的指示，而且是摘要传达。叶挺感到军长之职空有其名，英雄无用武之地，便产生了辞职的想法。1938年10月叶第一次出走后，中央指示周恩来在与叶谈话时“应确定叶挺在新四军之实际地位与职权，以坚定其在新四军之安心工作。”指示项英：“新四军问题以争取叶挺回新四军工作为原则,，党对新四军之政治领导不能改变，但应尊重叶之地位及职权。我们提议项多注意新四军总的领导及东南局的工作。而将军事指挥与军事工作多交叶办。”同时“要在新四军干部中进行教育，以确定对叶之关系。因叶挺工作问题之解决，影响新四军前途及全国同情者对我之态度,关系颇大。”中央的指示旨在对项、叶关系的协调,以争取叶回新四军工作，不给蒋介石插手新四军的借口，防止蒋介石利用叶辞职一事做文章。但在实际领导体制上，叶、项的职责并无改变，叶挺在新四军的“实际地位与职权”也未真正落实。无论是周恩来对项英的当面批评，还是项英的自我批评和搞好团结的表示，抑或是新四军中对叶挺的“客气”和“热情 ”，叶的工作处境没有改善。叶第二次出走，周恩来颇感问题严重，电召袁国平到重庆接叶返部，并当面告诉袁，“如果项英再不团结叶挺，可在党内开展思想斗争批评项英的错误。”但未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和组织手段解决叶挺在新四军中有职无权的问题。1940年11月,中央为了贯彻集中力量大力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决定皖南部队移动事宜就绪后，叶挺为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陈毅为副总指挥，刘少奇为政治委员,项英去延安参加七大。这个过于提前的决定不但没有理顺当时实际上的组织关系，反而在国民党加紧反共摩擦,蓄意制造事端的形势下增添了项、叶的工作难度。至皖南事变发生,项英离队出走，中央才明令指定叶挺负全责。1941 年1月12日中央电示“中央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负总 责，一切行动决心由叶军长下。项英同志随军行动北上。”但此时皖南新四军已 陷入绝境,败局已定,此项决定已失去实际意义。

由此可见，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包括项英、叶挺本人虽然为项、叶关系的改善做了许多努力，但领导体制上存在的关系不顺,职责不明使项、叶矛盾冲突终不能消弥。

三、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复杂性是影响项、叶矛盾发生的外部环境因素。项、叶之间的矛盾不是个人之间的恩怨,而是受当时多种客观情况的影响。在统一战线方面,虽然国共合作，但国民党蒋介石对共产党 毫无诚意，想借合作抗战达到防共、限共、溶共、灭共之目的。在新四军的改编问题上,蒋介石多方刁难，处处掣肘。尤其是国民党当局一再否决中共提出的军长人选，企图“溶化”南方红军游击队于国民党正规军。叶挺是当时特定复杂历史条件下国共双方都可接受的人选。但其特殊的经历和身份,既是双方争取的对象，又是双方都不完全信任的人物。 中共努力争取叶挺是因为他拥护中共的抗战方针,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并曾经是共产党员，但叶挺在广州起义失败后脱党出走，长期寓居国外。当国民党当局在没有征求中共中央同意的情况下正式宣布“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时 ，中共中央起初感到意外,没有立即表示同意，尽管周恩来在叶回国时曾提出由叶改编和领导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意见。中共中央担心、怀疑蒋介石是否利用叶把新四军抓到自己手中，提出要考察叶挺,特别希望叶到延安面谈。后来在解决项、叶的关系上，中共中央因“共产党对新四军之政治领导不能改变”未能以组织方式落实叶在新四军的“实际地位与职权”。国民党竭力拉拢叶挺企图借叶控制新四军，因为叶当时已不是共产党员，且与国民党许多军政要员有密切联系。所以，在国共合作的抗日谈判中，蒋对八路军多一个团的编制都不给，却慷慨大方地同意叶挺把南方游击队编成一个军。由于这种复杂关系，自新四军成立时起,新四军的实际领导权就理所当然掌握在项英手里。另一方面项英曾经领导、指挥这支红军队伍与国民党进行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现在身为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新四军军分会主席的项英自然对蒋介石企图借叶控制新四军的阴谋保持高度的警惕甚至于敏感。新四军中的其他主要干部，如袁国平、周子昆等也都有意无意地回避叶挺 。叶挺满腔热血，本想在新四军一展雄姿，驰骋于疆场为国效力，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再立新功，但事与愿违，英雄无用武之地。国民党不满意叶挺不为其所用而对之刁难、限制。项英因对叶有警惕而“不信任、不让其独任军事工作，一直到包办战场指挥……”面对这种状况,叶挺曾痛楚地把自己比作“夹在两个轮子中间的 一粒沙子”。后来叶挺被国民党囚禁时作诗云：“三年军长，四次辞呈，一朝革职， 无期徒刑”。

四、 性格不合,生活阅历、个人志趣、工作作风的差异使项、叶不善于适应理解对方,两人之间的摩擦缺乏润滑剂。叶早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追随孙中山。他“勇迈绝伦,倜傥不群”，是北伐名将。广州起义失败后，脱党流亡海外近10年。项早年从事工运，自党的“三大”时起,为党的历届中央委员，“六大”又被选为政治 局委员和常委，“是工人阶级的英雄人物之一”，在党内的地位一直很高。不同的阅历使项、叶两人在个人志趣、工作作风乃至考虑问题的思路等方面都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随着项、叶在工作上的分歧和矛盾的产生,项对叶的生活习俗也产生了误会。叶挺从广东带来一个厨师，单独吃小灶。项认为叶搞特殊化，不能和大家一起“艰苦奋斗”。叶到部队指导工作，喜欢以马代步，随行人员——副官、参谋、卫士等比较多，行动起来前呼后拥。项认为是旧军人作风，摆官架子，不符合官兵一致的光荣传统。叶注意仪表穿着，平时不是穿黄呢将军服就是穿皮茄克、西装等便衣，极少去穿新四军的布料灰色制式军装，项认为叶挺不穿新四军军装是对新四军没有感情。对于叶挺喜欢手持手杖，喜欢狩猎养花摄影以及与妻子在新四军中卿卿我我他都看不惯，曾向周恩来谈过，说叶不像是军人。加上两人性格都很内向，对工作上、生活上的分歧和差异，能够克制，“很少听到他们谁议论谁”，这虽使分歧矛盾不易公开,但也无法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

综上所述，所谓项、叶不和实际上是国共合作复杂背景下新四军领导体制上的缺陷形成的职责不明，工作关系不顺以及项、叶在新四军战略方针认识问题上的分歧与 冲突的表现,项与叶不同个性特点不是主要原因。有人说项英为了个人利益“打击 、排挤军长叶挺”，甚至将项英描绘成一个从一己私利出发的“利欲熏心的卑劣小 人”，实在是令人难以信服的揣测和臆度。

1938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武汉成立，叶挺担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
左起：周子昆(副参谋长)、张云逸(参谋长)、叶挺、项英、曾山(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