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同“假记者”乱象(新京报 20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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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大同“假记者”乱象
www.thebeijingnews.com · 2007-2-1 5:11:17 · 来源: 新京报
至少上千人以“记者”之名索要钱物,当地非法煤矿、官煤勾结成为滋生土壤

■核心提示
2007年1月,《中国贸易报》山西记者站聘用人员兰成长在大同被矿主组织人员殴打致死。与此同时,当地发文打击“假记者”,一时成为舆论关注焦点。
在一个仅为地级市的大同,各种名目的记者站、办事处林立,还有上千名自称是“记者”的人不断地出现在煤矿事故等现场,手持矿主送的钱物离开。
至少从2000年起,假记者风潮即已兴起,而当地的非法煤矿、官煤勾结现象成为假记者泛滥的土壤。

地下室的台球室,曾经是“记者”们等活儿的地方,而他们的“办公室”兼住处就在附近。本报记者孙勇杰摄
1月25日,《中国贸易报》山西记者站聘用人员兰成长被殴致死案后第14天。
山西大同,断断续续地下着场太阳雪。
对于穿梭于闹市的大同市民而言,这个沸沸扬扬的事件,跟冬日阳光里飘下的雪花一样,丝毫没有影响他们的脚步。
市中心的鼓楼下,车辆蛮横地较着劲,交警的眼皮底下,没有牌照的轿车不时缓缓驶过。
“这一片,至少有200个人挂着各种‘记者站’的名号租房办公。”干了十多年记者站工作的李治军(化名),一边无聊地敲打着方向盘,一边指着鼓楼西边的商业区说。
一个“记者”的生涯
“没有工资,只有20%的提成,完成得多,有奖励。”他们一年要完成的上缴任务量,至少是8万。
第一次到小煤窑采访,薛飞才发现在这里有这么多和自己一样的“记者”没有正式的记者证,只有记者站发的“工作证”或“采访证”。
薛飞,大同市大同县人,曾有100多天的“记者站记者”生涯,现在的身份是一个煤矿的出纳。
“谁赶上了,都跟兰成长一样。”1月26日,听到“1·11”案件又有两名犯罪嫌疑人被捕的时候,薛飞正在讲述自己的故事。
2005年7月大专毕业后,薛飞在太原一家超市里当过管理员,同年年底,在当地一家报纸的分类广告里,看到一条臭豆腐块大小的招聘启事,“国家权威媒体招聘采编人员若干”。
简单的面试,拿到盖有“××日报山西记者站”公章的工作证,薛飞跟另外一名同事一起派驻大同,号称采编、排版、发行、邮寄为一体。
“没有工资,只有20%的提成,完成得多,有奖励。”薛飞苦笑,他们一年要完成的上缴任务量,至少是8万。
2005年12月,他跟同事在大同新建北路上租了套一居的房子,月租500元,开始了他的“记者”生涯。
薛飞说,干这行,有同行的前辈关照很重要。“他们呆得时间长,上下关系熟,也知道哪里有新闻。”悟出这个道理的时候,薛飞已经在大同呆了半个多月了。
到大同的第23天,一家媒体记者站的同行约薛飞到天镇县一个刚刚出了事故的黑煤窑采访。
这是薛飞的第一次采访。没钱买西服的他特意向同事借了一套,“那是浅色的,有些不合节气”。
七转八弯的到了小煤窑,看到眼前黑压压聚了一堆“记者”,薛飞发现自己事先的打扮完全多余了。
有穿得挺鲜艳时尚的,但是大多穿得跟暴发户似的,衬衣外面套件秋衣、裹件西服,再配条便宜裤子,几乎是比较流行的装扮。
“有个爷们手里拿着个记者证,一身蓝色工作服,裤腿上还都是油漆点子。”薛飞说。
后来,薛飞问同行知道这个自称是一家省级媒体的记者,实际上是个刚上岗的发行员,他的主业是个装修工。
那天,大家排着队到矿上的办公室里领钱,“大约是两三千吧,也有讨价还价的,听说要是有真的记者站站长来了,矿主就要放点血了,少说也要一两万。”薛飞说。
经历此类事情多了,薛飞发现了其中的奥秘。他渐渐明白,去矿上搞收入,是个“技术活”。不在于你的真实来头,甚至目的是否是采访都不重要,因为大多的矿主不懂,而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送你走人。
“看你怎么说,要根据矿主的个性,谁能说到点子上,可能就能搞到更多的收入,买个几百份报纸之类的赞助更是不在话下。”薛飞说,他从来没有张嘴要过钱,那样他觉得脸热。
薛飞开始感觉到,当初看来遥不可及的创收任务并不难完成。“你只要有个证件,再有个本地人陪同,最好跟政府沾点边的,下去随便找几个煤矿扫一圈,一两万就有了。”到大同的第二个月,他创收了一万多元。
当月,薛飞因“表现不错”,被领导委以“新闻主任”的高帽,并授意薛飞,冒充北京总部来的记者,到大同下面县里吓唬人,捞广告赞助。
“我当时就知道,像我们这样的人出了事,领导全然不负责任。”薛飞说,可当时他还是一口应承了下来。“在连哄带骗的拉到8万的广告赞助后,薛飞被人告发。
最后,他花掉了所有的创收上下打点,最终平息了此事。
2006年3月,度过了一个连回家的车票钱都凑不齐的春节以后,薛飞结束了他的“记者”生涯。
再往后,薛飞成了一名普通的煤矿工人,一个月能回市里一次,与白天卖服装、晚上在酒店做足疗的女朋友见一面。
薛飞说,现在的日子,让他快忘了自己也曾经做过记者,直到听说此次兰成长事件。
假记者引领者
“贺文生哪儿弄到的线索不知道,反正他鼎盛的那两年,每天早晨,一堆的假记者排着队到他租的地方去求线索。”“卖报纸还没公厕手纸挣钱。”1月26日,华严街北口报亭老板,翻了大半天,最终还是从挂在外面的绳子上取下了唯一一份体育类报纸。
然后,这条绳子上,只剩下三份《法制故事》之类的破报纸,报头日期显示是2006年11月。
在这个普通工人月收入四五百块钱的城市里,记者站繁多、“假记者”横行,显然跟人们的阅读需求没有什么关系。
“在大同活动的所谓记者至少有600人。”大同市新闻中心主任谷盛明曾多次对媒体说。
“正常情况下,真的假的,应该不会少于1000号人。”李治军说,这还仅仅是“常规人口”,不算偶尔趁乱浑水摸鱼的“流动性人口”。
李治军先后在五六个记者站工作过十几年。在他的记忆里,大同的假记者风潮,开始于2000年前后,而天镇县的一个农民贺文生,成为了这场风潮的引导者。
贺文生,最初只是个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后来当过村支书。2000年,他开始以《雁门关》杂志驻大同通联站站长的名义,从事“新闻曝光”活动。
那时,大多数矿主还不像今天一样知道“看一下记者证”,贺文生很轻松就达到了获取钱财的目的。
然后,贺文生的家人,几乎都开始从事“新闻行业”。
贺文生在大同的名声越来越大,他自己还培养出了不少“线人”,哪儿煤矿手续不全、煤窑出现事故,他都能得到线索。
“贺文生哪儿弄到的线索不知道,反正他鼎盛的那两年,每天早晨,一堆的假记者排着队到他租的地方去求线索。”李治军说。
6年多,贺文生的身份一直在不断地变化,他至少有5、6个各种记者站发的工作证或新闻采访证,但干的活却没有发生过什么变化,就是到下面矿上要钱。
2007年初,山西省各地市纠风办、市新闻出版局发出公告,曝光36名涉嫌仿制和假冒记者证的假记者。
在距离大同不到100公里的朔州,贺文生在敲诈勒索矿主时被人揭穿,也是这36个被曝光假记者之一。
大同“圈里”的传言,这些年贺文生至少挣了500多万。
“现在还没有抓到他,听说现在他不敢到朔州那边去了,但是还是经常在大同附近的煤矿活动。”李治军说。
假记者风潮
每个接到通知的人,一般会很快就赶到现场,这种“记者”能连续几天来十几拨,而这个消息的发布者就躲在离现场不远的地方,等着收取“消息费”。
在多名当地媒体记者印象中,假记者从贺文生开始,已换了好几茬了。但这些年,假记者捞钱的方式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一般是一个听说哪个煤矿有问题,约俩人,包个车直接到矿上,一亮证件,矿主就看着办吧。”李治军说,一般矿主知道自己矿上手续不全什么的,直接给钱打发走了事。
然后,得手的假记者就会马上通知同伙或者是同行,让大家一起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当然,这个消息不是免费发布的。每个接到通知的人,一般会很快就赶到现场,这种“记者”能连续几天来十几拨,而这个消息的发布者就躲在离现场不远的地方,等着收取“消息费”。
“矿主不知道情况,又怕真被曝光出去因小失大,所以一般都会给钱的。”李治军说,一般一个人从两三千到两三万的价码都有,全由矿主自己看着给。
当地几名矿主均称有以钱财“打发记者”的经历。
“碰上一次出事就得给个十几万、几十万,多的时候花上一百万的也有。”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矿主说。
这样,只要一次得手了,发布消息的假记者,至少能弄到1万多块钱,碰上稀里糊涂的“冤大头”,一次能搞到10万以上。
大同教场街的一条小胡同,是不少此类“记者”熟悉的地方,他们所从属的“记者站”就分布在周围,不少只是租了一间破旧的民房,连牌子也没有。这些“记者”接到同行的电话后,会在这里与关系好的“同行”会合,一批批出发。“这里靠近市中心,到哪里都方便。”据李治军介绍,这几年,全国各地都有跑到大同行骗的假记者,北京的、太原的,随便拿一个什么杂志社的记者证,夫妻俩甚至是全家总动员,就去下边骗钱去了。
“有些派头很大的,开着本田越野,挂北京的牌照,相机、手提电脑设备齐全,自称是某某主任,还带着秘书,一般秘书就是自己的亲属。”这样一年下来,就能挣够买车、买房的钱。
而在山西不少地区,都存在类似情况。在2006年被列为全省打击假报、假刊、假记者的试点市吕梁,百余天内共查处了80余名假记者。
该市文化新闻出版局副局长杨志明接受媒体采访说,“最近两年,吕梁市乃至山西省的假记者十分猖獗。有不少人上午还摆小摊、卖烧烤,下午就跑到突发事件现场去采访了。”而他们热衷的事主要是:干预农村选举、帮人打官司、护送超载车辆通过治超点、敲诈勒索企业主等。
因为各种名目的假记者太多,真记者采访也遭遇“名誉危机”。中国青年报的一名记者曾说,他在山西采访时经常会遇到被采访单位反复核对身份的尴尬场面,当一切都核实清楚后,被采访者多会很无奈地对他说:“实在没办法,是让假记者给闹的啊!”
风潮背后
“黑煤窑、煤检站,只要捅了娄子,被抓了把柄,一般不管记者是真的假的,只要来了破财消灾就是。”“‘窑主’们根本不在乎几个钱,而当时煤矿事故报道产生的影响,确实吓到了他们。”李治军说,采煤业的不规范,尤其是黑煤窑和黑煤检站的泛滥,提供了滋生假记者的土壤。
根据大同市官方的说法,这两年大同打击非法煤矿的力度是增大的。
但是大同民间的观点,黑煤窑并没有减少的迹象,官商勾结的各种版本的故事,也在民间广泛流传。
2006年5月,太原市安监局腐败案中,有5名局长落马。一年内,山西境内7位安监局长深陷牢狱,其罪名大多为贪污、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有些报纸的发行任务,都是通过主管煤矿安全的部门直接分派完成的。”1月28日,山西一家党报驻大同记者站站长说。
据《中国经济时报》报道,大同市国土资源局纪检组组长杨庆才也曾表示,地方小煤矿可能存在着官煤勾结的情况。
据当地官员介绍,除了黑煤窑还有部分煤检站违规操作,黑煤窑就是通过他们的检查,才能从大同运出去牟取暴利。
“想当煤检站站长,除了在煤炭公司、当地政府里有关系,至少还得花个100万才能当上,当一个管五六个人的班长,也得花10万以上。”李治军说,只要能进了煤检站,一年就能捞回十倍的“过路费”。
“黑煤窑、煤检站,只要捅了娄子,被抓了把柄,一般不管真假的,只要去破财消灾就是。”李治军说。
“大同假记者已经泛滥成灾了。”大同市新闻中心主任谷盛明说。
然而,1月11日,大同市公布的《大同市打击假报假刊假记者专项行动通告》,却没有得到舆论的支持。
虽然大同市官方坚称“打假”跟兰成长被殴致死案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微妙的先后关系和案件曝光后,大同方面的反应,都受到了强烈质疑。
《南都周刊》发表专栏评论,指出“大同不能以打击假记者为真凶开脱”,另外一些媒体评论指出,大同政府方面是在转移视线,掩盖地方官商勾结的根源问题。
1月28日,大同打击假记者专项活动领导组拒绝接受采访,据政府方面透露,迫于舆论压力,目前“打假”专项行动已经暂停。
“刚开始的时候,矿主们也不懂这个,他们大多是经过政府里的熟人指点,才开始这么做的。”李治军说,假记者成风、出钱摆平记者的风气形成,跟一些颇有媒体交道经验的官员有关。
据李治军介绍,上世纪90年代末,矿难报道刚刚出现的时候,政府方面已经和媒体大量接触,并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
根据《中国经济时报》报道,有些所谓大腕记者吃两头,在这些吃“宣传费”及“灭火费”的人群中,还有一小部分媒体从业人员充当起了违法违规企业和单位的顾问与“危机公关部长”,成了违法乱纪的“保护伞”,专门帮这些单位协调所谓的“社会关系”。
“‘窑主’们遇到问题,向政府熟人请教,很快就知道了拿钱摆平的办法。”李治军说,也有官员或者矿主找相熟的“大记者”支招,包括什么样的媒体怎么接待、给多少钱,都是由记者策划的。
真假难辨
“关于记者以及广义的新闻工作者,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需要明确的界定。”兰成长事件之后,李治军一直窝在城里,帮媳妇看店、卖女装。1月28日中午,他联系了几个同行,不是在家买菜、看孩子,就是聚在一块喝酒。“最近风声比较紧,很多同行的发行站、办事处都关门了。”大同市新闻中心资料,在市新闻出版局登记、获得大同官方认可的记者站,只有山西日报、山西晚报、山西电视台等8家省内主流媒体,人员总数不超过50人。
而根据《中国经济时报》报道,在山西设站的媒体有80多家,不光有国家权威媒体以及下属新闻单位的。
“山西境内有的大同都有,甚至名目更多。”李治军说,很多媒体名字都没有听说过,什么时事观察、时事报道等等,大多都是名义上挂靠在国家党报下属的一些杂志下面。“”而他们的从业人员,按照管理规定是负责发行业务的,但是,他们一般像兰成长一样,拿着记者站颁发的证件,进行‘采编一体、以采编促发行’的活动。“李治军说。
这两年,网络媒体逐渐显示影响力,大同也出现了不少网络媒体的工作人员,也以记者的名义进行采访。
在大同警方公布的兰成长事件调查结果中,当天与兰一起到煤矿的“中国论坛黄焱忻”,经当地媒体证实,就是今日中国论坛在大同的工作人员。
“这些自称是网站工作人员的,也以记者的身份进行采访,有的名片上某某论坛驻大同调查员、调研主任等称呼。”李治军说。
“那么多人,谁是真的谁是假的,谁能分辨清楚?”山西一家省委机关党报资深记者、驻大同记者站站长说,国家并没有法律规定,记者站通讯员之类就没有采访权。
虽然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已经在几年前提出要求,记者应当持有该署统一印发的记者证,但实际上,因为体制原因或时间因素,一些媒体内真正承担报道采访任务的记者也未持有这一证件,所以仅凭这一证件也很难判断真假。
因此,有媒体评论认为,判断是否真记者,主要应看其是否从事新闻采访工作。《中国青年报》也发文指出,只要是以发文为要挟要钱要物的,都是假记者。
“假记者泛滥确实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尤其是大同出了这个事以后。”1月31日下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副司长林江说,“关于记者以及广义的新闻工作者,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需要明确的界定。”
尴尬的记者站
“他们招聘的没有编制、没有工资的发行员、通讯员,为了完成发行任务,却承担起了‘舆论监督作用’,以负面报道的威胁,换取广告、发行量。”在调查中,众多党报驻大同站记者表示,报业体制改革不彻底、众多媒体的尴尬处境,逼迫它们默许了地方记者站“效益是首要衡量标准”的操作潜规则。
事实上,各类记者站、办事处混乱,真假难辨,也是造成地方假记者泛滥的重要因素。
“前些年推行的报业改革,将大量政府机关报以及其下属刊物,推向市场,这些没有拨款养活的报纸,并没有淘汰、消亡,而是依靠自身挂靠的政府部门的影响力,在下面设立记者站、发行站,通过地方政府支持、企业赞助甚至业务员的一些不正当手段,完成发行任务、取得经济利益。”上述记者站站长说。
他表示,这种情况全国普遍存在,只不过大同这个地方矛盾多、灰色利益多、想来捞一把的人多,所以记者站混乱的情况更为突出。“媒体为了利益,默许了发行人员和采编人员的角色混淆,只要上缴广告收入、完成发行量,就算是优秀,而各级宣传部门对媒体记者站也是‘只管不理’,只告诉你什么能报道,什么不能,对于经营等问题根本不管不问,造成了各类记者站、办事处的混乱现状。”“在记者站里,真正的记者,上面拿着报社工资,而他们招聘的没有编制、没有工资的发行员、通讯员,为了完成发行任务,却承担起了‘舆论监督作用’,以负面报道的威胁,换取广告、发行量。”驻大同记者站的党报记者大多认同这一说法。
“站里一年上缴四五十万,站长能弄到四五十万,没有这些人当枪使,钱从哪里来?”李治军说。
“这些本地的发行员、通讯员,文化水平、采编素质都很一般,而且流动性大,经常换来换去,有的干脆弄些假证,当专职假记者去了。”李治军说,这也是真假难辨、假记者泛滥的一个原因。
在开展了打击假报假刊的吕梁市,发现一些记者站招聘的发行、广告人员,任何法律法规都不懂,甚至连字都不会写,纯属文盲。在该市被移送司法机关的44名假记者中,自己伪造证件的不到10人,其余的都是报社或下属记者站给无业游民发放的所谓记者证、采访证。还有假报刊下设记者站,假记者又招聘假记者的怪事。有的聘用人员和记者站签有合同,规定每年交多少钱,回扣、提成是多少。有的明确写明,如遇特殊情况,记者站可为记者提供支持。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副司长林江表示,国家2005年已经出台了修订后的《报社记者站管理办法》,根据管理办法规定,地方记者站以及类似办事处等机构,都应该到当地新闻出版局备案,并接受督导管理。
“记者站聘用人员,应该是达到采编要求的,个人简历都是应该有备案的,什么小学文化的是绝对不行的。”林江强调,如果记者站相关人员出现违规行为,甚至是向企业、单位伸手要钱,应该按照管理办法进行处理,情节严重,其主管报社也要承担相关责任。
他同时表示,由于一些因素,山西假记者问题一直比较严重,以前临汾等地甚至出现过黑社会性质的假记者团伙,山西省新闻出版局三年前就在相关地区开展过一次记者站整顿活动。
一个事实是,在煤炭大省山西,官煤勾结、非法小煤矿一定程度上存在,尤其当这些煤矿发生安全事故后,矿主多采取各种办法隐瞒,这种情况下,就滋生煤老板甚至联合政府官员贿赂记者等腐败情况。
去年年底,国家监察部副部长黄树贤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一定要重视安全事故背后隐藏的腐败问题,同时要加大治本的力度,从源头上预防背后腐败的发生。
“大同本地官商勾结、非法煤矿等问题不清查,兰成长事件还会出现。”1月28日,山西一家省委机关党报驻大同记者站站长不无忧虑地说。

在山西打击假报、假刊、假记者的试点市吕梁,执法人员展示收缴的假记者证。当地百余天共查获了80余名假记者。

兰成长所持的《新闻工作证》。兰成长为《中国贸易报》山西记者站聘用人员。
■链接
《报社记者站管理办法》相关规定
报社记者站不得从事与新闻业务无关的其他活动,不得从事出版物发行、广告、开办经济实体及其他经营活动,不得设立分支机构。违者,由所在地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给予警告,并处3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登记机关注销其登记。
除记者站以外,报社不得以办事处、通联站、工作站等名义设立从事新闻业务活动的其他派出机构。擅自设站或者假冒、盗用记者站名义进行活动的,给予3万元以下罚款。
记者站记者须是持有新闻出版总署核发的新闻记者证的报社专职人员。
记者站的驻站记者人数不得超过5人。记者站不得设在党政机关。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不得兼任记者站工作。若驻站记者超过规定人数以及将记者站设在或者变相设在党政机关的,由记者站所在地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予2万元以下罚款。
2006年山西部分煤矿事故
2006年5月18日19时36分,山西省大同市左云县张家场乡新井煤矿发生特别重大透水事故,造成56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5312万元。
2006年11月5日,大同煤矿集团轩岗煤电公司焦家寨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47名被困矿工全部遇难。
2006年11月26日晚18时,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河底乡芦苇滩煤矿发生瓦斯爆炸,被困井下的24名矿工全部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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