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孩子发出自己的声音_薛涌

看来，常青藤的原则如果不早早贯彻，孩子已经定了型，即使真拿到一大笔奖学金，到了常青藤的讨论班里还是无所适从。我们必须从早期教育开始改革。

中国传统的教育方式，强调吸收，轻视表达。比如死记硬背，就是保证完整准确地吸收信息的一个极端方式，没有给个人意见的陈述留下任何空间。孔子就表达过对“巧言令色”之士的强烈轻蔑。我们的学校教育，表彰埋头读书的学生，把“爱表现”视为浮噪。甚至我读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时，老师首先强调的也是多读少写，厚积薄发。与此相对，在西方的传统中，修辞学自古希腊经文艺复兴，一直是一门基本的学问。讲演术等等，至今还是教育的重头。其实这也体现了满堂灌的大课和对话式的讨论班的不同原则：满堂灌需要的仅仅是听、是记笔记、是吸收；讨论班则是要听的人也发言。特别是作为学生，知识和经验明显要比教授少，但要尽可能地和教授平等地对话。这样，学生在表达思想上面临的挑战，自然比接受知识的挑战还要大。

如上所述，我对小女的家教中，一直鼓励她表达自己的意见、形成自己的主张。而她上学后，我观察她学校的教育，发现美国的教育在这方面和我的目标也非常一致，和我小时候在中国所接受的教育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们小时候上学，首先学的是手背后坐好。然后跟着老师写一横、一竖、或者竖折等等，最终渐渐成字。没有多久，就开始背乘法口诀。小女上学，则是大家围坐在小圆桌周围，在学写字的同时，每个孩子都开始生产自己的著作。

女儿的第一本著作，是一年级时完成。当时她才六岁，已经认识一些字，但是还基本无法写出完整的、拼写正确的句子。但是，孩子在这个阶段，已经多少掌握着一定的用图象表达自己意念的能力。她的第一本书，就是用三张图象表达的一个完整的故事。制造过程是：她先用彩色的纸张剪贴制造图象，一个在教室里当志愿人员的学生家长对她进行辅导。她要尽力向那位家长解释自己的图象的意思，那位家长则根据她的解释，写下图片的文字说明；然后图文相配，装订成书（见附图）。文字的叙述按三个图象排列如下：

一，从前，有一个婚礼。那是一个魔幻的婚礼。

二，在婚礼上有一个仙子。这位仙子施展了一个小小的魔术。她有许多小仙子。她把许多面孔装到了结婚礼服的上，使这些结婚礼服看起来都象个新娘。这些结婚礼服混合起来以后，就成了许多新娘。

三，当她们从婚礼中走出来后，有一只猫头鹰。这是一只魔幻的猫头鹰。他让这些结婚礼服都消失了。这样，大家就又知道谁是真正的新娘了。

仔细看这些图象就会发现，女儿实在太稚嫩，制作的图象没有文字解说别人是不可能看明白的。当然她更没有自己撰写解说辞的能力。不过，她的小脑瓜已经可以朦朦胧胧地编故事、写童话了。大人必须不停地和她对话、讨论，最后搞清楚她要表达什么。当然，这里的核心理念，就是帮助她把自己的想法表达清楚。

接下来（还是在一年级），女儿就被要求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比如，她的一个课堂练习，是学习简单机械原理。问题是：如果一个上坡的斜度加大，我们需要更多的还是更少的力气推动一个物体？女儿的回答很正确：当上坡更高时，需要更多的力气。但她写的英文却充满了拼写错误：it wil taek more fors wen it gows hiyr。正确的句子应该是：It will take more force when it goes higher。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出，这个简单的句子共出现八个单词，女儿写错了六个，都是她根据发音用字母随意拼出来的。她其他的写作也大同小异。但老师从不纠正。我最初一看，吃惊不小。我们小时候写错一个字，老师常常要罚我们在田字格上再写十遍。怎么这里老师改也不改？后来和老师以及家长一交流，才明白这背后的哲学：孩子的注意力和精力就那么一点点，顾了这个就不能顾那个。现在的当务之急，是鼓励他们用文字表达自己。如果每个字都改，他们顾了拼写，就精疲力尽了，而且也觉得太枯燥，不想学了，也不可能再用句子表达自己。拼写错误连篇，如同孩子咿吖学语，说出来的话含糊不清、充满了错误；即使象前面提到的“妈妈抱你”的话，没有语法错误，但宾语还是用反了。然而，你不会停下来给孩子纠正语法错误。她说多了自己也就学会了。文字学习也经过同样的过程。最关键还是要鼓励她表达。果然，到了二年级，拼写和标点都慢慢开始学了，孩子没有感到任何压力。

女儿已经上到了三年级，还没有被要求背过任何东西，倒是不停地在那里创作。为了让她学点中文，我让亲友从国内寄来一些学习材料，其中有一盘磁带就是背古诗的，里面有人在那里酸酸地朗诵：“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给亲友打电话，这个说他的儿子已经背了多少首，那个说他的女儿背了多少首。听得我目瞪口呆。这样背下去，即使是高高兴兴，孩子的脑袋岂不背麻木了？要是如此，我宁愿女儿不学中文。

为什么这样说？好的教育，尊重并鼓励孩子自己新鲜的感受和原创的表达，即使这些很幼稚甚至有不少错误。孩子是最有创造力的。他们描述一个东西，肯定和别人不一样。背古诗则是把孩子最有创造的感性定型化，或者说告诉孩子你应该怎么感受（什么场景应该用什么诗句表达），抹杀了孩子的个人意志。这样，孩子就变成了机械。我记得曾看过家兄小时候写的“革命日记”，那是文革时期儿童教育的产品，每天的记载几乎都这样千篇一律：“早晨，北风怒吼，冷得我钻在被窝里不想出来。这时，耳边突然想起毛主席的教导：‘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顿时身上充满了无穷的力量。一下子就起来了。”其实，背古诗的教育和这种背毛主席语录大同小异。只不过是“中国人死都不怕”变成了“锄禾日当午”而已，主旨是让孩子面对固定的境况运用固定的诗句、俎嚼别人吃过的剩饭。

如今在美国的汉学家中，大部分都不是从小学中文的，更不用提背古诗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有不少贡献超过了国内学者。耶鲁一位学文学的学兄曾和我谈及为什么西方有那么几个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总是对古典文学有独特的感受和见识，而国内的学者则跳不出既有的框框。他感叹说：中国现在的古典文学研究，都是被清代的选本给搞坏了。比如《唐诗三百首》，你不能说选得不好。但这个本子一流行，就被视为是唐诗的规范，人们不再从《全唐诗》中挖掘了。在中国的教育中，你还没有开始研究，往往什么是经典、经典讲的什么意思，就全已经定好了。你从小就背那些古诗，意思和感受早就定型化了，还有什么创见的余地？再看美国那几个汉学家：一首在我们从小就熟读的并自以为知道其意思的唐诗，对他们而言是第一次见到的新鲜东西，兴奋得很；而且他们对文字的理解全无信心，于是拿一堆字典，一个字一个字的研究，最后看出与我们常规理解不同的意思。再加上人家良好的文学训练，一分析可不就有创见吗？如果让我总结的话，这些美国的汉学家读古诗，就象个刚刚认字的孩子，荡漾着新鲜的生命，所以有创造力。我们的孩子读古诗，则象个暮气沉沉的老人，心灵已经枯萎。

一个孩子的降生，是对这个世界的新贡献。许多孩子，可以成就其父母不可想象的事业。因此，对孩子不仅要爱，也要敬畏。要珍惜他们内心的感受、他们的意见、他们的原创，帮助他们把这些东西挖掘出来、贡献于世界，而不是让他们机械地接受我们的成见，更不能人为地把他们对世界的新鲜感给剥夺掉。我们永远要记住：孩子未来是否成功，取决于她或他给予了世界什么，而不是她或他记住了什么别人告诉他们的东西。“常青藤原则”培养的是说话的孩子，而不是仅仅听讲的孩子。孩子要在表达自己的过程中，加深对世界的认识。

事实上，以表达为中心的教育方式，不仅增强了孩子的创造力，也使其接受知识的过程变得更有效率。我在本书后面章节中讨论智商时引述的一项美国的研究，在这里很值得一提。许多家长相信早期的阅读训练，急不可待地让孩子早认字读书，这不免就要死记硬背。但是，孩子今后在学校中的表现，并不取决于早期的阅读能力，而取决于其词汇量的多少和丰富性。两位早期教育专家Betty Hart和Todd Risley调查了三个不同阶层中的孩子词汇量的发展后发现：孩子运用的词汇，有86-98%是来自家长和他们讲话时所用的词汇。在四年的时间内，专业人士阶层（professional class）的孩子会听到450万个词；劳动阶层的孩子会听到260万个词；靠政府福利救济生活的家庭的孩子，则仅听到130 万个词。这也印证了我反复介绍的社会学家Annette Lareau的研究成果：专业人士和中高产阶层习惯于和孩子讨论、磋商各种问题，使用的语言要丰富得多；劳动阶层则只给孩子简短的指令，用的语言很少。假设这些孩子的智力基因基本一样，他们在不同家庭中的语言经验则完全不同。这种不同，也决定性地影响了他们在学校的学业表现。

我在大学教书，也有类似的体会。刚来美国时，觉得其电视节目非常丰富。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一些教育台，如“学习频道”、“历史频道”等等。甚至象ＣＮＮ这种新闻台，也播放过《冷战》这类大型系列文献片。这类片子，不仅集中于重大严肃的主题，而且采访了许多专家，运用了许多历史图象。比如《冷战》就是由几个学术权威监制，有大量珍贵的历史镜头，乍一看实在为一般教授的授课所不及。我当学生时消闲，这些文献片是日常必看的节目。当了教授后，也曾试图给学生看这些片子。但从教书的角度和同学一起看过几次后才发现，即使是最好的片子，也非常之“水”，音乐和图象占用了大量的时间，文字解说的稀松使分析变得非常肤浅简单，根本无法和授课相比，只好弃之不用。授课因为语言密度的倍增，包含着更大的信息量，也有更充分的分析。但是，授课如果采取讲大课的方式，学生被动地接受，你就无法保证他们消化。只有在讨论班上，你讲完一个要点后马上问学生的见解，他们必须要集中注意听才能有反应；即使一时走神儿，也要马上把脑筋带回课堂来。听不明白的，经过讨论后才能充分理解。我一直对学生说：你是否学到了知识，要看你能否把自以为有的知识表达出来。如果表达不出来，就说明你没有意识到你不懂的东西。

这也进一步证明了我前面表达的观点：面对面的讨论班不仅语言密集，而且让学生通过表达自己的意见更有效地吸收了知识。大课语言虽然密集，但学生是否听、听懂多少，你很难保证。影像产品是语言最稀松、最缺乏分析力的东西，斥诸感官的太多，斥诸理性的则少，对智力和知识的发展最不利。这也是为什么要对那些教育光盘格外小心的原因。

在大学是如此，在早期教育中当然也不例外。家长、老师与学生面对面的互动是最有效的教育方式。最近美国的一项研究也有力的印证了这一结论。Project Star跟踪了田纳西州12000名从学前班(kindergarten)到八年级的学生（八年级是美国中学的最后一年，孩子一般在十三岁以上，后面还有四年高中），结果发现：在十三到十七人的小班中读书的孩子，考试明显比在二十二到二十五人的大班的学生成绩要好，这些孩子的高中毕业率也高。哥仑比亚大学的研究人员Peter Muennig最近在《美国公共健康学刊》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上发表的研究甚至揭示：从班级规模不超过十七人的高中毕业的学生，日后的平均寿命要比同伴长1.7岁！这些研究结果还很初步，不应该武断加以解释。不过，基本的道理还是显而易见的：小班使每个孩子从老师那里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也有益于面对面的对话和互动，自然促进孩子的健康成长。另外，我们还不应该忘记：最小的班，其实是在家庭，是家长和孩子的一对一甚至二对一。家教重于学校。中国的中小学，许多班级规模达四十人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家庭的小“常青藤”就更加重要了。那些放弃自己责任的家长，很可能导致孩子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