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太：执政用人说

宇太：执政用人说

商汤起用伊尹，得以灭夏；姬昌起用子牙，得以灭商；小白以管仲为相，方为五霸之首；秦王使商鞅变法，才得以统一六国。刘邦得坐天下，皆因一有张良运筹帷幄；二有肖何安邦定国；三有韩信攻城掠地。刘备虽仁,若无诸葛出山、关张相助，难以三分天下；仲谋虽稳，倘无周郎、鲁肃、吕蒙、陆逊，安能独霸江东?可见，政由人执，策由人谋，用人得当，事业必兴。

霸王弃亚父失韩信，焉能不败?阿斗近黄皓远姜维，何以不亡?王伦辞林冲拒晁盖，死有余辜；赵构亲秦桧疏岳飞，受辱何伤?可见，人由已为，路由已开，用人不当，事业必衰。

《礼记·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 唯才是举，不拘一格，乃大家之气。这里仅述几则古代用人之例，以供政客参阅。

尧子丹朱不肖，让位于舜；舜子商均亦不肖，让位于禹。管仲实为桓公之贼，桓公仍敢委以重任，使管仲尽心尽力，齐故能称霸。燕昭王“不以禄私其亲，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随其爱，能当者处之”(《战国策，燕策》)，以此任用乐毅等贤士，一度攻齐七十余城。

此乃用人不避亲疏也。

唐太宗主张“用人如器,各取所长”(《资治通鉴》贞观元年)，强调选才不可求全。武丁用版筑奴隶付悦为相，商得中兴；穆公精心寻觅逃乞百里溪，得以受益；吴起乃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魏文候却委以河西郡守，使秦人不敢东向；大梁人毛遂，在平原君门下为客三载，不为人知，平原君准其出使楚国，立功而返。英布乃刑徒，樊哙乃屠夫，周勃则为织席办丧者，张良为逃亡之人，曹参、肖何区区县衙小吏，然高祖皆敬为上宾，凡事请教。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高祖不拒，使其成就王业，声著千载。严助、朱买臣、主父偃、东方朔、司马相如等人出身微贱，然皆为武帝所用。曹公拔于禁，乐进于行陈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更见宽容。

此乃用人不问出身贵贱也。

谋士蔺相如随王入秦，因完璧归赵建立大功，赵王深爱其才，大胆提拔，地位超过大将廉颇。陆逊乃一介儒生，又青春年少，阚泽却以全家性命保荐。韩当、周泰等众多大将皆为开国元勋，多有不服之气，然孙权却能破格录用，亲自拜为大都督，并赐先斩后奏之剑。结果，火烧连营，大败刘备，使东吴转危为安。北周苏绰为朝廷拟定六条诏书，规定“今之选举者，当不负资荫，唯在得人”。秉持朝政者宇文泰将六条诏书置于左右，令百官习诵，不通六条者，不许为官。

可见，用人不论资历，早开先河。

乐羊文武双全，其子乐舒又在中山。魏文侯经过调查，仍委任乐羊为大将征讨中山国。这使乐羊不胜感激。数月征讨之中，文侯丝毫不疑,坚持派人慰劳。结果，中山国终为乐羊所灭，其子乐舒因此丧命。

文侯收复中山，皆以用人不疑也。

唐太宗以为“官在得人，不在员多”，(《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太宗贞观元年)，“若得其善者，虽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纵多亦奚为?”(《贞观政要·择官》)唐玄宗时，裁减许多冗官，撤销十余所闲散司、鉴、署，使庞大官僚机构得以精减。开元四年，唐玄宗又对吏部新任命县令二百多人亲自复查，罢免不合格者四十五名，使其政治反而加强。

精员简政得当，必受其益。

李悝主张“食有劳而禄有功”(《说范·政理》)；商鞅规定“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禹能继舜，主要因治理水患有功；东吴周郎，南宋岳飞，之所以为众将所敬服，皆因功勋显赫。

故，用人不可不论功也。

高山不让土壤，河海不择细流。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吕不韦因养食客三千，产生窃符救赵，鸡鸣狗盗，千金市骨等千古奇例。汉武刘彻为纳人以备用，设置羽林郎，期门郎，广收武装侍从，从而产生李广、赵充国、冯奉世、甘延寿等著名将帅。

可见，搭设平台，真龙必显。

汉武帝告诫官员:“在上位而不能荐贤者退，此所以劝善黜恶也。……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汉书·武帝记》)。强调在位官职不按时推荐人才，就是不胜任本职，要罢免其位。东汉时，曾按各郡人口多少规定每年荐举名额。顺帝时，根据左雄建议，规定被察举人不得低于四十岁，并先要考试。《新唐书·选举志上》记载，当时朝廷通过法令来保证铨选制度实施:“凡举贡非其人者，废举者，校试以实者，皆有罪。”具体惩罚在《唐律》中亦有规定:“诸贡举非其人，及应贡举而不贡举者，一人徒一年，二人加一等，罪止徒三年”(《通曲·选举三》)。因太宗选贤十分慎重，故使众臣唯恐出错受惩。因此，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一批人才被提拔到显要位置，从而出现贞观之治。

如此用人制度之严，诚可鉴也。

汉文帝时，邓通因划船官至上大夫；吾丘寿王因精通下棋升为中郎；周仁因医术高而为官。汉武帝时，主父偃、徐乐、严安因“上书言世务”受升赏官。其中因主父偃“数上疏言事”而“岁中四迁”。司马相如辞官归故，因作《子虚赋》引起武帝惊叹，召回做官。朱买臣因在武帝面前说《春秋》、言《楚辞》博得武帝愉悦，受于中大夫之职。宣帝时，王褒因作《中和》、《乐职》，而被召为官。因此，许多人便投皇帝所好，寻求仕途捷径。东汉一些市井之徒，竟因假为已故皇帝守陵而感化圣上并获官职。蔡邕上书灵帝，灵帝却仍让这些人逍遥为官。北宋高球，竟因踢球讨得端王喜欢，官至太尉。

如此教训，不可不为今者察之。

安史之乱后，党争恶性发展。元载与李揆不合，为相后重用亲信扬炎。与李揆同派者刘晏掌权后杀死元载，杨炎为相又杀死刘晏，卢杞做了宰相，又杀死杨炎，替刘晏报仇。

全部心思用于争权夺势，谋杀报仇，全不顾国民遭难,不亦悲夫!

《尚书》，《史记》皆有记载，尧兄挚因其“不善”而被罢免，由尧接替。舜为尧继承人后，尧“乃以二女妻舜以观其内，使九男与处以观其外。……于是尧乃试舜五典百官，皆治。”(《史记·五帝本纪》)，后舜方得确认。汉代时，凡被举荐之人，须选试任一年，果能胜任者，方可转为正式官职。公元六九○年，武则天令史务滋等十人分巡十道，搜罗本道人才。第二年，又亲自接见被举荐之士，并一律先试做某官，称为“试官”。《资治通鉴》又说:“太君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政由已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竟为之用。”

可见，用人慎重考察，不善则免，由来已久矣。

南北朝时，豪门世族以任朝廷“清贵”官职相标榜，以为做地方官“有损家代”，又以为任武官是“屈意戒族,”降低身份。结果，行政机要大权旁落。政治地位虽高，掌握实权却极少。导致国家动乱之时，没有能力控制局势。

这等教训，今人必须记取。机要实权，决不可轻放。培植可靠新人，务需交与实权，方免后患。

执政用人，实为难事，既应有招贤若渴之心，又应有识别金石之力。既要察心，又要察能。各取所长，相得益彰。此中识别之力尤为重要。项羽不识韩信；孟德不识张松；刘备不识凤雏；诸葛不识马谡。英雄豪杰尚且如此，况庶民乎?

宇太匹夫，心系时政，故陈古人之为，以为借鉴。

写于一九八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