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进入官场?其实官场是一口大染缸。无定力千万莫进！

为什么进入官场
　　 任恒俊在《晚清官场规则研究》一书中论述到：
　　 自科举制度创立实行，教育与科举逐渐合而为一，科举成为做官的敲门砖。金钱、美女、高官、厚禄、轻车、宝马，人生所欲，不过于此者。面对这等美妙似锦的辉煌前程，谁个还能不去孜孜以求？
　　 成了秀才，就跻身士林，预备做官，成为统治阶层的成员了。秀才只是科举入仕的第一个台阶，仍不属正途，优异者选任小小社学教职。中了举人做官的路子就比秀才宽多了。一中进士，点翰林，才算走上了升官的坦途。官场养尊处优，荣华富贵，作威作福的现实，也就使得清末社会各阶层都踊跃科举之道。物理学上有“场”，科场有如物理学上的“场”，一旦踏入，任何人都难以止步：中了秀才想举人，中了举人想进士。没中的千辛万苦要考中，落第的死不瞑目要再考。
　　 皇权专制下的官本位是必然的政治体制。科举能叩开官场大门，科举的观念深入社会的骨髓，读书、应试、入仕三位一体，是知识分子实现个人人生价值的取向、手段和行为方式。
　　
　　 章夫在《成败——甲申360年祭》一书中说：
　　 当腐败成为一种双向的社会需要时，一切反腐措施都将黯然失色。权力是以最小的成本获取财富是捷径，欲获取财富就必须做官。
　　尽管中国有世界上最早的文官制度，但是入仕的途径却是很杂滥的。中国古代的官场，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生意场，象做生意般地做官，这是中国的一大特色。
　　
　　 人人都想当官，却不知道如今当官就象唐僧进了盘丝洞，到处都是诱惑，没有定力、毅力和信念，身败名裂是早晚的事情。诱惑是各种各样的，金钱、美女、享乐，那都是比较浅层次的、容易发觉的；贪得无厌地追求政治利益，为了升官不择手段，是另一种诱惑造成的结果，而且这种诱惑很容易跟所谓的事业心混淆起来，更难以考察，陷进去更容易忘乎所以，摆脱起来更困难。
　　
　　 邹纪孟在《学而优则仕——中国文人的仕宦生涯》一书中论述说：
　　 追逐利禄、出人头地、建功立业、文章传世是进入仕途的缘由。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农民追逐权力，大致不外两方面的缘由，一是由于被逼得走投无路，不得不铤而走险，如陈胜、吴广、韩信、朱元璋等，这是属于求生存一类；二是出于改变现实地位的目的，用现在人的话说，就是“跳出农门”，这是属于求改善一类。这一类在中国历代官员中，占了大多数。
　　 士、农、工、商，这是中国历史上对“民”的传统排序，“士”为四民之首，“农”排在第二，实际上，农民一直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整个国家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重担，几乎全都压在农民身上，所以，农民要想改变自己的处境和地位，唯一的办法就是由“士”而入“仕”。中国封建社会的一大好处是，它为这种途径提供了可能性。
　　 做官，与农民种田、工人做工、商人买卖一样，其最基本的目的，就是为了挣钱吃饭，养家糊口，不要以为那些显官政要，都是什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圣人；如果没有俸禄，没有官员所享受的许许多多特权和优惠，还有那么多人对仕途趋之若骛吗？
　　 出人头地永远是文人投身仕途的终极目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黄金时期，对于文人来说，那个时代最大的好处就是自由。政治上的专制制度尚未形成，思想上的独尊儒术尚未确立，用人制度上的门阀等级观念尚未出现，甚至后世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忠孝”观，也还没有变成禁锢人们思想和行动的桎梏。这样一种时代气氛，大大鼓励和激励了文人们，使得他们渴望出人头地，渴望一举成名。那是一种典型的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所有的文人，都是在这样一种精神的支配下投身仕途的。
　　 岂止春秋战国时期，可以说，中国几千年的专制社会，以致整个世界历史的政治舞台上，所有那些政治人物中的绝大多数，其投身仕途的初始的、基本的动因，都是赤裸裸的出人头地的欲望，攫取功名利禄的野心。
　　 官场，其实就是一种政治运动场，投身其中的选手们希望夺冠，希望出人头地是太自然不过的事情。
　　 仕途上的文人，其命运对君权有极大的依附性。没有君权的认可，他们可能一事无成；如果得到君权的欢心，他们可能立刻身价百倍；而一旦失去了君权的宠信，他们又会立刻变得不名一文，甚至身败名裂。
　　 君权是永恒的，而掌握这种权力的人，则是不断变易的。你能得宠于旧主，未必能续爱于新君，而一旦失爱，就会变成阶下囚。
　　 中国的文人，深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影响，走上仕途以后，莫不以建功立业为己任，但并不是所有仕途上的文人都能够成就一番事业。因为象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李白、杜甫等人，就不是干政治的材料。政治需要的不是学问，不是才华，而是：一是行政能力，二是权力。
　　 在政坛上多如过江之鲫的文人中，有这两种“力”的人不在少数，如果这些人处于同一时代、同一政治舞台上，事情就有的麻烦。政治人物与生俱来的对权力和利益独占的欲望、嫉妒的心态，使得他们之间不要说和衷共济，连和平相处都十分困难，必定要争个你死我活。这就是“权力排他性”法则的无情。无数事例表明，权力和能力固然可以成就一个人的功业，也可能毁灭一个人的政治生命甚至肉体。
　　 几千年来，中国的官僚就是这样，百姓的苦难死活可以漠然置之，国家的安危存亡可以视若无睹，但一关系到个人的乌纱帽，他们就绝不会掉以轻心。
　　 历史的发展有两条道路，一是科技的，一是政治的。人在政存，人亡政灭，当一位主政者离开了政治舞台，他的那些所谓丰功伟绩，基本上也就灰飞烟灭了。政治并不是一步一个台阶地向上走，它经常是原地踏步式的重复，甚至是后退。政治如同磨盘，围绕着远古就铸就的轴心不停地旋转。看看今天所谓的民主制国家，比古希腊进步了多少？所谓专制制度国家，比秦始皇时代又有多大差别？
　　 政治从来都是利益的角逐场，而不是道德的评判台，道德不过是中国的官僚们用以攻击和打倒对手的借口及武器罢了。从事政治生活的人，随时随地都受着物质的诱惑，也就随时随地会受到仇视的指责。不肯放弃权力和树敌太多，都可能给你带来致命的打击。
　　
　　 官场上的路，从古至今，同出一理：得要领者，得大自在；不得要领者，得小鞋。（《杂文选刊》01.5）
　　 “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这话是一个现代贪官说的。说明当官的目的就是发财，它与《官场现形记》中的说法出奇的一致：“统天底下的买卖，只有做官利钱最好。”一语道破天机，“当官”与“发财”之间的“关巧”与“机心”，就在于把手中的权力变作自己的摇钱树。（《杂文月刊》159）
　　 鲁迅说：“人们又常常说‘升官发财’。其实这两件事是不并列的，其所以要升官，只因为要发财，升官不过是一种发财的门径。”
　　 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说：中国仕宦的做官发财思想是中国特殊的官僚封建社会的产物。做官被看成是发财的手段，做大官发大财，做小官发小财，甚至没有正式取得官阶官衔，而在乡村以似官非官的身份，利用任何一机会发混财。
　　
　　 蓝野编著的《中国政府大裁员》一书说：
　　 步入仕途的人，都把做更大的官作为事业目标。因为，官做得越大，管的事情越多，权力也就越大，也越能体现为官的价值。
　　 然而，官场拥挤，人浮于事。人越多，升职的机会就少。找不到正事做就要扯皮，就要争着管事。于是，官员之间便矛盾重重。
　　 由于褒贬升降全在顶头上司，因此大家只须对上头负责，把心思都用在巴结、讨好上司那里。谁心中都明白，任人唯亲是当今官场的通病，和上司关系搞好了，比任何政绩都管用。这样，人人都有了争宠之心。结果是，能者忙于事务，常常难得赏识；庸人天天织“网”，偏偏最易遂愿。
　　 谋利有权还得有术，其中的学问实在高深莫测。求的人多了，权力就会升值。官场“窝里斗”对内表现为争事，争权；对外扩张就是谋利。谋利的主要对象就是他们权力管辖下的企业。
　　世人只看见做官的好处，这做官的难处谁能知道？当官得有个当官的样子，许多想说的话不敢说，想做的事不能做。脑子里只要有想当官或者由小官升大官的念头存在，这人就不得安宁。要知道，目前的官绝大多数是培养的，这“培养”可不同于竞争，不是凭自己的本事就成了的。
　　
　　 据《了望东方周刊》报道：
　　 2006年中央机关公务员考试达到36.6万人，比上年增加47%，平均每个岗位有35人竞争。最多的岗位超过2000人竞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
　　 不少人认为，公务员的职业发展、工资福利、退休养老有较为完备的保障体系；国家机关在社会中处于强势地位，占据大量资源；竞争机制不健全，公务员缺乏淘汰机制；传统文化中的 “官本位”尚难清除等等，都是公务员热的诱发因素。
　　 社会最顶尖的知识精英在某种价值引导下涌向“分配财富”和“分享财富”的权力领域；也有人认为，这种热的背后是年轻人对权力的崇拜，而中央政府的权力是最大的，年轻人涌向中央政府正是这种“热”的真实原因。
　　 中国出现的报考公务员的奇观，这是市场吸引力正在迅速流失达到一个明确预兆。其本质，则是中国人对市场的信任正在急剧下降。危险的是，我们已经在许多领域察觉到由于信任崩溃而导致的市场萎缩现象。它提示我们，在市场化范围不断扩大，JDP不断增长的表象下，市场的内部却出了问题。人们纷纷走避市场，投想公务员怀抱现象所显示的，正是他们对市场的恐惧。
　　
　　 清朝重臣李鸿章认为，这世界上最好做的事情就是当官。如今社会上最让人羡慕的职业还是当官，一个人只要当上了这长那长，就会让人刮目相看，就似乎实现了人生价值，就可以光宗耀祖。因为当了官，不仅名声很好听，而且更有着方方面面的、说不尽道不明的诸多好处。
　　 当官可以先富起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大锅饭被打破，贫富差距拉大，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透视富裕阶层，我们不难看到，先富人群中，有老板、有歌星、有体育明星等，其中也不乏戴乌纱帽的官员，而且官员们有致富速度快、付出成本低等独特优势，他们一句话可以让一个人升迁，这升迁之人可能送来几万酬金；一个电话可以得到一项工程，从中可以拿到几十万回报；一个签字可以报销空白发票。。。。。。，真是“闭门家中坐，钱从天上来”！
　　 当官可享尽荣华富贵。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世界名牌、住的是豪华别墅、行的是奥迪宝马。
　　 当官不会有错。如今官员职务不高架子大，开口就是“重要指示、重要讲话”必须认真落实。如果落实中出了问题，那肯定是下面的问题。因为领导绝对不会有错，如果发现领导有错，一定是我看错；如果我没有看错，一定是我的错，才使领导犯错；如果是领导自己的错，只要他不认错，他就没有错；如果领导不认错，我还坚持认为他有错，好坏都是我的错。总之，“领导不会有错误”这话绝对不会错。（《经典杂文》05.9）
　　
　　 历史学家朱学勤在〈南方人物周刊〉谈官员的变革：05.8.10
　　 学而优则仕，以学术能力提拔人才是中国历代王朝的传统取仕之道。就是现代，学者入仕也是很多的。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基本是军事官僚即武人集团掌控政权，原有的文官传统被挤到后台，只能因势利导，以意识形态牵制、抵消、控制武人集团的极端暴力倾向。文革灾难性局面有一个组成原因——军事官僚与左翼人文官僚的冲突。
　　 文革与改革，一字之差，天差地别。发生改变的不仅是执政者的工作重心，一定还有“吏部取吏”的择人标准。从人文官员到技术官员，且不管当时执政者的具体考虑，就客观效果而言，这是历史的必要过渡：
　　 1、 技术官员是人文官员和法政官员之间的隔火墙。它能淡化、疏离甚至隔断文革时期的意识形态狂热。
　　 2、 技术官员也人文官员和法政官员之间的桥梁。它比人文官员较能适应“从数字上管理而不是从人头上管理”的现代化转型。
　　 从人文官员到技术官员这一过渡完成以后，随着民主呼声日益强烈，历史又会呼唤第二次过渡：法政出身的官员开始进入干部选拔队伍。
　　 从历史纵深发出的不可抗拒的合力，不仅改变在朝者的知识结构，也会改变在野者的知识结构。一方面在朝者从人文官员转变为技术官员，再接纳法政官员；另一方面，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也会改变：从诗文型文人清谈，过渡为只讲数字的经济学帝国，再过渡为以政治学、法律学为主的法政型官员。发达国家的政治领袖，绝大多数来自法政专业。
　　 现代社会应该是法治社会，市场经济也应该是法律主导下的经济。法律是制衡世俗权力和协调人类关系的准绳之一。法学家参政议政，以专长服务社会，在维护公民合法权益、防止公共权力滥用是有重要作用的。
　　
　　 《廉政了望》报道：当前干部制度设计下的人才取向：（06.8）
　　 选人用人历来是中国政治中的“重中之重”。在制度绩效相对较低的情况下，人的素质、取向、情绪、状态成为影响甚至是生成“业绩”的主导性因素，所谓得人者得道。
　　 对政治、行政过程中“人”的重要性的强调，本质上并不是所谓“人治”的独有特性。事实上，一个高度法治的社会对人的依赖也是极其重大的，“人”的差别正是高度法治社会相互区别的主要因素；或者说，“法治社会”是可复制的，而“人”的差异性是复杂的、多样化的，是难以甚至不可复制的，这正是全球多样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原因之一。因此在选人用人方面，强调人的差异性、明确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极其重要的。
　　 事实上，对人的差异性的尊重，也是对官员个人的尊重，是对官员个人素质、积极性、创造精神等内在“秉性”的尊重，而在这些内在“秉性”实际上是官员个人通过长期的修养和磨练才能获得的。因此，在选任方面，解放思想、破除诸种形式的学历、资格迷信，戒除形式主义，实事求是，鼓励人格和作风的多样化是必要的。如此，既能选拔出优秀人才，同时更能够推动政府素质的提升。
　　 即使是按照人力资本的投入产出理论，官员优秀的禀赋的形成也是官员个人和社会资源大量投入的结果，政府应当对这种凝聚了大量有形无形价值的禀赋给予相应的回报个鼓励，才能够换取更多的官员在此方面的继续投入，从而最终实现政府素质的提高。相反，如果对此种精神、文化、情操、能力方面的价值视而不见，而仅仅采用一些硬性、显性、格式化、条文化的标准，则不仅会模糊不同官员之间的差异，而且会在客观上导致滥竽充数、弄虚作假现象的泛滥和正常化，同时由于“劣币驱逐良币”规则的作用，更会加剧官场生态的恶化，使官员的精神境界、文化情操、行为做派进一步卑俗化、野蛮化甚至黑社会化。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选人用人标准。在古今中外政治和行政史中，政策的调整通常意味着官员的轮换，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是这种情况的形象化描写。现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几年一轮的政治选举，实际上也是以政治领导人的替换而实现对政策的重新选择和确认。因此，政策的转换、调整伴随着以官员的整体性更换是人类政治和行政的常态，这既不是“阶级斗争”也不是“人治”，而是政府、官员对政策、对公共利益负责任的具体表现。这种官员任职与特定政策之间的总体“同进退关系”反映了官员的责任意识、职业道德和其对自身局限性的认同。
　　 显然，只有当官员个人的职业前程与具体政策的成败得失息息相关的时候，政府、官员对政策长可能是设身处地、认真负责的，公众才可能得到负责任、有效的公共政策，所谓的“责任政府”、有效政府才能够产生。因此，本质上说，只有实现了官员与具体的政策同进退、只有实现了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责任制”，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和切实履行“责任制”的官员体制才可能出现。
　　 我国虽然废止了官员具体职务任职的“终身制”，但事实上仍然实行官员“资格”的终身制，也就是说，除非政府政策永远不变，否则政策的变动与官员的职业发展没有关联，而事实上我国的政策变动是经常发生的，这就说明了官员对政府政策的执行和运转实质上是不负责任的，因此，尽管新的政策变动也会“激发”官员的相应动作，但官员对政策的真正理解和把握是难以判断的。事实上，在中国的政治和行政中，经常出现官员对时常变动的政策手脚无措而自相矛盾的情况。另外，对具体的官员而言，不论政策如何变动，其职务总体上处于不断上升的过程中，即官员与政策之间不存在责任连带关系，最多只有“失误责任关系”。这种情况实际上反映了官员职务职责与“政策”之间的隔离。
　　
　　
　　明天请看:关于官本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