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观察 加拿大，激进保守与激进自由之间

有5500多公里长的美加边境是世界上最长的不设防边境线，让美国和加拿大这对“天然的兄弟”能自由交流，拥有诸多共同的文化个性和密不可分的双边联系，尤其是加拿大，在国防、经济、文化诸方面无法摆脱美国的影响。
然而，细查之下，两个国家却性格迥异。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同样是保守主义政党执政，但加拿大的社会文化并没有出现布什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倾向。
2006年末到2007年初，媒体纷纷盘点加拿大保守党执政一年的业绩，各政党更是摩拳擦掌，准备可能举行的联邦大选。此刻加拿大人在“保守”与“自由”问题上表现出来的特质，更趋明显。
“美加两国在语言及贸易上的近似，经常模糊了她们在文化上本质性的差异，”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梅塞学院学者阿卡什·马哈拉吉说，“比如同样是保守主义，在加拿大和美国的性质就很不一样。加拿大保守党政府当选，并没有让新保守主义社会价值观随之在加拿大兴起。”
加拿大保守党：价值理念更为极端
加拿大保守党是否就比美国共和党更温和，在推行保守政策和传统价值观方面更谨慎呢？恐怕答案是否定的。长期的自由党执政，使加拿大的保守主义政党在上台后的施政方式上表现出激进的反弹。这点与布什政府在克林顿执政8年后上台时的情形非常相似。
比如，加拿大保守党向来反对同性婚姻与堕胎，党魁斯蒂芬·夏巴一掌权，立刻提议重新审议同性婚姻法律，要求国会讨论“是否恢复对传统婚姻的定义”。同时，夏巴政府也试图在联邦和各省高级法院中安排右翼法官，以防止左倾法官们在同性恋等社会问题上“擅自立法，而非释法”。
在环境问题上，加拿大保守党的态度颇似“布什主义”。夏巴在当选前就明确表示，要退出自由党政府签署的《京都议定书》，认为要让加拿大于2012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从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10%，是不可完成的任务。
上台后，首任环境部长罗娜·安布罗斯更多次公开指责《京都议定书》，形容它等同于让加拿大人都不开灯、不驾车。夏巴政府随即推出自己的“空气清洁法案”：2011年前温室气体不减排，只争取在2050年前减排50%。
保守党上台后的外交政策更是“向南靠拢”。在加入导弹防御系统、增兵阿富汗和反恐合作等方面，全面推翻从前的政策，无条件支持美国，借此修复自由党政府与布什之间的裂痕。
不仅如此，夏巴还在外交上高举“人权”大旗，把“价值观”放在外交政策首要地位，导致加拿大与中国的关系在经历20多年的和谐发展后，出现明显倒退。
加拿大自由党人、前总理保罗·马丁无不讥讽地说：“在我们国家，有一个政党基本上通过效仿美国极右保守运动来扩大影响。”在他眼里，夏巴是“什么都学美国的极端保守派”。
加拿大亚太基金会总裁胡元豹认为，夏巴政府不是在学布什，而是比布什更激进。“西方许多国家都出现过保守主义回归”，胡元豹说，“美国布什政府、澳大利亚霍华德政府、德国默克尔政府都算是。但夏巴和他们这些保守主义政府都不一样，他比其他保守派更右。”
社会观念改造：保守党遭遇滑铁卢
一年多来的执政经历证明，保守党要在加拿大推行“新保守主义”式的改造比在大选中击败自由党要难上许多。保守党去年胜选，确实与自由党在某些社会价值领域的立场过于前卫有关，但更主要的是因为自由党深陷腐败案、减税承诺不兑现等泥潭，失信于民。
加拿大人希望给保守党一个机会。但这不等于加拿大愿意接受右倾文化。
2006年12月，夏巴提议的重审同性婚姻法案正式遭国会否决；其提议的“适合加拿大”的《空气清洁法案》也在早先的国会讨论中折戟沉沙；2007年1月初，在国内对环境问题的强大压力下，夏巴对政府进行大改组，撤换环境部长安布罗斯，委任了新部长，还突然开始高调谈论全球变暖问题；在外交问题上，媒体和民众对保守政府批评不断，虽然也有人赞同价值至上，但质疑声音明显大于支持者。
夏巴当局的“少数政府”地位当然会使保守党在国会受到颇多掣肘，但这并不是保守文化在加拿大难以推行的全部原因。马哈拉吉认为，加美两国历史截然不同，形成了两个非常不一样的社会。“加拿大人对政府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激进政策或许并不那么敏感，相对而言，对政府介入道德标准的制定则要敏感得多”。宗教问题也一样：“美国人或许标榜他们在成文宪法中提出政教分离原则，但加拿大人是在他们不成文的公民法典中，牢固地确立了这个分野。”
2006年底到2007年初，几则备受关注的新闻很能说明这样一个问题：自由主义，甚至是激进自由主义的风气，仍在加拿大社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圣诞节来临前，多伦多女法官玛丽昂·柯亨下令挪走放在安大略省高等法院大厅内的圣诞树。她的理由是，圣诞树乃基督教象征，放在法院大厅里，会对不信奉基督教的人构成侵犯。
此举立刻在媒体引起轩然大波。不少人虽然理解法官尊重多元文化的用意，但觉得有些小题大做。尽管如此，加拿大司法部门却没有干涉，称在无明文规范的情况下，地方法官有自由做出在他们权限内的任何决定。
2007年年初，安大略省上诉法庭更做出一项“首开先河”的裁决，判定一位5岁男孩合法地拥有“三名父母”：他的生母、其同性恋伴侣，以及捐献精子的“生父”，从而推翻了安省高等法院在2003年做出的不赋予同性伴侣家长身份的裁决。
传统习俗和法律都规定，家长只能是两人：父母、养父母或者领养孩子的同性恋伴侣，但在此案中，这意味着孩子的生父或者抚养孩子的“两个妈妈”中的一个会失去监护权。
法庭认为，出于孩子的利益，可以赋予三个人同等的家长权。此举引发宗教团体和传统价值团体的强烈不满和担忧，认为这从根本上颠覆了自然家庭结构，社会影响巨大。同时，加拿大的同性恋团体却欢欣鼓舞，认为法院走在了政客的前头。
这些事情的发生当然与保守党希望强力推进的社会改革背道而驰。加拿大浸淫在自由主义文化、多元价值观中已经太久了，加拿大人可以接受一个保守党政府，却不会让这个政府涉足道德领域。
“在加拿大，不论自由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都会反对政府在个人道德领域扮演仲裁者的角色，”马拉哈吉说。在这一点上，美加两国出现根本差异：“多数投票给共和党的美国人可能希望选出一位总统，能够把他们右倾的价值观推广到公共领域。然而多数投票给保守党的加拿大人则希望选出一位总理，能够制止政府无谓地介入公民生活。”
保守与自由：共存并相互影响
支持保守党和支持保守主义，在加拿大人那里出奇地泾渭分明。这是加拿大政治文化中很值得关注的地方。目前的权威民意调查显示，保守党的支持率与自由党旗鼓相当。
但加通社一项民调则显示，在加拿大，希望美国民主党在2008年大选中获胜的人数是支持共和党人数的4倍，全国各省一致。而且三分之二的加拿大保守党的拥趸支持美国的民主党。
“加拿大人不认为政治经济上的保守与社会价值的自由，或者是政治经济自由与社会保守之间，存在矛盾，”马拉哈吉说。
夏巴的保守党上台当然会给社会文化带来一定影响，至少延缓了社会价值观方面过于急进的发展。一些在自由党政府时期引发热烈讨论的话题，比如大麻合法化，就相对冷却了下来。这也是不少加拿大人愿意看到的。
而另一个同样明显的趋势是，保守党受社会舆论影响，也在试图改变他们一贯激进的政策。最典型的例子体现在，环境问题已成为加拿大政治的首要议题。
由于自由党选出的新党魁、曾任马丁政府环境部长的斯蒂芬·迪翁，明确将环保与遵守《京都议定书》当作首要政策目标之一，带动其他政党及全社会对环境问题的强烈关注，自由党支持率也因此一路飙升，使得保守党政府感到极大压力。夏巴公开承认，自己有可能不敌迪翁，但他当然不会坐以待毙，新年一过立即调整内阁，以新环境政策应战。
保守党的“变绿”的确是被动而为。加拿大著名的环保知识分子大卫·铃木教授说，夏巴上台前拒不承认全球变暖是个问题，上台后立刻要废止京都协议，现在却突然态度逆转－－这无非是选前政治秀。
但是，环境问题政治化，除了让政客们互相“比绿”，也的确促使各政党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供全社会讨论。自由党提出将环保与减税挂钩的政策，在民意调查中又得分不少。
其他一些小党也表示，如果夏巴政府不在年度预算中加入环保内容，他们就支持自由党否决预算案。果真如此，就意味着加拿大要举行联邦大选。这或许会迫使保守党政府认真考虑，在环境政策方面逐渐向自由主义阵营靠拢。1月21日，他们推出一项“你节能，我退款”的新生态能源计划。
如果说，环保已经成为今年加拿大政治文化中一个固有价值观的话，那么这个价值观是政府本不具备，而社会“强行灌输”给政府的，体现着社会文化与政党政策之间的相互影响。
“也许随着时间推移，多多少少，加拿大社会会出现一些保守主义倾向”，马拉哈吉总结说，“但我不认为加拿大会发展出一种新保守主义的政治文化。的确，很多加拿大人曾投票给保守党，很多加拿大人希望保存传统社会价值，但几乎没有加拿大人认为，政府能够决定社会该拥有什么样的价值观。”